2023年8月6日 星期日

阿英姊讀書心得分享HOMELESS Policies , Strategies , and lives on the Street

 

 

HOMELESS

Policies ,  Strategies ,  and

lives on the Street

 

GERALD DALY-----(他是原作者)

 

天 為 穹 廬 地 為 氈

風 為 棉 被 石 為 床

別 人 團 聚 火 爐 邊

獨 我 露 宿 馬 路 旁


 

目錄

 

第一篇   本書重點:了解遊民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英國、美國、加拿大三國的貧窮和政治資源的分配第三章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遊民的演變史

第四章  西歐的移民與遊民

第二篇  遊民的各項探討

第五章  遊民的健康

第六章  社區的收容安置

第七章  遊民生活的剖析

第八章  家的定義:有地方住不代表就是家

第三篇

第九章  從收容所到固定居所──

             政府扮演的角色

第十章  民間慈善團體的演變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第三類民間慈善團

              體對遊民的協助措施

第十一章  機會的建造

          解決遊民問題的革新措施

第十二章  建議

第十三章  三國比較和結論

第一篇   本書重點:了解遊民

 

第一章  序論

   「有一天我們也許會回想起二十世紀下半期,那段時期令我們痛苦警惕到工業化為社會和生態環境帶來的慘痛代價。-----我們不能依賴正常市場力量,也不能依賴人們的善心拯救環境和自己,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唯一能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政府的干預,現在相同的問題和相同的理論觸發探討另外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私有化。」         一九七八年麥凱和阿其森合撰

    政府的政策和遊民文獻,不可避免的受到政治和意識型態影響,左翼作家喚起一九六○年代的回憶:重大社會問題需要政府強力干預和大量經費。查理士、穆里和其他右翼份子指出:「社會問題是因為那些不附和主流社會〈直接經由社福或間接經由犯罪〉的貧窮下等階級的存在所致。他們根本不參予社會主流運作。」,兩者的說法都不俱說服力,兩者皆出自頑固的意識形態立場,艾爾烏德的看法則較俱說服力,他建議一種包括教育、健保、職業技能訓練及不會漠視參予人工作誘因的替代性福利,特別是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沒有政治意願和資源來擴大社福支出,增加支出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支出顯示出成本有效減少,對社會有用並且政客能接受。

   在過去,根基於極端意識型態信仰的救助努力,不是立意不佳,而是以同情心換取大量政治經費,結果一方面導致眾人憤怒,另一方面培養人們依賴的心理,這時需要一種較平衡的措施:那就是加強政府和私人慈善團體積極反應實際需求的措施,同時培養遊民個人自力的能力。

 

   ●   概念的架構

   我們為政府的政策辯論時,都承認歷史的變遷,但是如何設計一種政策,把權限縮小的政府、禁錮的財政、改變的社區觀念和日益擴大的解除管制的全球經濟力量全部融合連在一起?在一九八○年以前,社會和經濟問題,均由政府干預解決之,但是一九八○年以後,整個世界逐漸全球化。社區互助互信的理念或是政治聯邦的想法,都被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貿易這些全球化觀念破壞殆盡。當一個人加入資本和全球市場構成的遊戲時,全球化造成的這些觀念不易證明這樣做是不是正確。是以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因為全球化造成的這些觀念,不重視社區的鄰里互助關係,因為社區的消失,結果產生了遊民?

 

●   國家和民主社會

   查理士、泰勒認為社會可以在政治領域外,發揮作用,社會不是國家造成的,反而限制國家。本書要簡述的觀念之ㄧ,就是人們大部分的行為是自動自發,自己本身不全是自我獨立,而是處於是一種社會個體的位置,所以我們有社會義務,不只一個個人群體透過共同行動,追求個人單獨達不到的福祉,而且根基於社區理念的民主社會,相信共同分享福祉,是以我就此區分國家和民主社會,後者是獨立於國家的自動團體組織,是擁護個人自由的民主人道主義,但是自由不是沒有限制,而是受到社會責任的限制,俾確保社會福祉的分配,使每個人都的有尊嚴的起碼的生活水準,這就是泰勒主張的:「不能減少的社會福利。」

   國家的存在是為了提供大眾分享的福祉,它的主要功能之ㄧ,就是確保正義的再分配〈例如經由權利讓渡或徵稅〉,公平分配社會福祉給予社會的每一位成員,致力縮小貧富之間的差距,但是國家的權利不是無限擴張,而是受到限制,中央政府必須下放責任〈劃撥經費的權利〉給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更能了解地方事務,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員的偏見,他們會忽視某些社會問題時,中央政府必須確保這些地方官員能公平對待需要幫助的市民。

    某些政府的功能可以委託民間私人團體〈政府提供經費〉,因為這些非營利私人團體較易了解地方社會問題和市民的需求。他們的計劃成本最低,官僚味已降至最低,但是仍須小心防備,旨在確保這種權力移轉,不致變成私有化的指南和取代官方所有的責任。凡是追求不妥協紊亂的個人主義的議程、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解除管制和妄想私有化的人,經常忽視此一問題。日益增加的私有化的形容詞,可以用來合理化政府的不可靠和最後的不負責。

 

●   全球化

   一個中心一致的概念,就是全球經濟變遷性質和其在限制社福支出的政治決議裡的反映,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四十年,世界經濟活動在政客的支援下增加四倍,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之間,新保守派主政,英國的柴契爾、梅傑;美國的雷根、布希、金里其、都爾,加拿大的布萊恩穆隆尼等人,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全球化、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等之間的相似很明顯,區分政府和私人企業不容易,政策主導者在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轉變很快,政府的政策其實大部分根據私人利益決定之。

「全球化被視為加強全球連接,視全世界為一個地方。」全球化是改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地理的多元次過程,全球化的特性是多重國籍公司和金融機構的經濟控制集中、全世界連絡網路的產生、交換、通訊、知識、各國首都通訊網、勞工、貨物、服務、資訊更自由流動等,在很多大城市裡,形成一個新的年代。就是移民增加、高失業率、大型服務業興起,商品化或社會服務私有化。倫敦、紐約和多倫多等大城市的運作,需依賴都市內部組織,既容忍全球化控制,這包括提供大部分婦女、新移民、少數族群的低薪勞工,這些人在都市區域的出現(就居住和工作地點而言),產生階級對立和新型式的廣大差距,移民大部分集中在大都市和大型商業區,紐約市的人口,百分之35是外國人,此城市只接受四分之一的移民,是西印地安人最高集中區,洛杉磯和舊金山則是亞洲人最高集中地,洛杉磯是墨西哥移民最大集中區。在加拿大,最大移民區是溫哥華、蒙特婁或多倫多,多倫多市有很多香港移民,溫哥華現在是亞洲以外最大的中國移民區,在英國百分之60的亞洲人和百分之75的菲裔加勒比海人遍佈四個大都市。

全球化因特殊族群間隔與分裂(例如種族區分)文化、社會和界限的嚴重偏見,益顯出其特性,全球的城市是多層次的,城市內部的鄰舍,因收入、階級、種族和皮膚顏色而區隔,住在並在城市內部工作的新居民出現在城市的地形地圖上,猶如緊鄰富裕階級的貧民區,東倫敦區的社區生態學是這種「中心的外國區」最好的範例,例如,都克蘭德區的新辦公大樓與城市內部最窮的區域緊密相連,建築物的型式可看出階級的不平等,城市和郊區因單一擴大使用不集中區而不同,這包括中心區、外圍及不合理的區域,都市社會化過程有助定義都市空間、組織、控制和改良都市俾配合資本市場的需要。

在這些新都市中心區內,種族、階級、性別、殘障和地區是決定一個人的生活品質和地位,少數族群和移民發現他們的未來和都市的未來繫繫相關,他們也發現他們的勞役不再有任何價值了。許多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能找到低薪、沒有保障的半天工作,因為市場和獨佔的力量把他們鎖在城市內部的貧民區,這種過程加深了貧富的鴻溝,增加社會衝突、失業人大量增加,因勞動市場改變造成貧窮一無所有的遊民。社會衝突產生的憤怒不是直接針對經濟菁英,而是貧民區的其他族群。一九九二年洛杉磯的暴動係針對韓裔美人的商店與生意人來發洩非裔美人的憤怒與不滿,根那˙米爾德於美國二元論一書中指出:「低階級族群將竭力使彼此順服,如此可省去中上階級採取權力和利益獨占的辛苦手段對付他們這些下等階級。」

當世界各地的城市的經濟,擴大為國際範圍時,資本和貨物的全球流動,導致人口的移居,勞動市場的區分明顯─男人與婦女、非法和合法移民、少數族群、新移民和原住民。不同的少數族群因為專業技能、網路、資源等下沉至特殊的地方,許多人已能適應非正式經濟,這種非正式經濟在土地使用和建築物規章的正規架構之外,沒有安全保障、勞工保險法、和最低工資保護法。有些人從事非法活動;例如販毒。大部分人都是替代勞工,彌補白人不願做的工作,其他移民的工作是因為白人返回城市:貧民區改建的新中產階級社區,創造出個人服務業和本地勞工市場,這些工作通常薪資微薄,工人都是工作半天,或臨時工,沒有福利沒有保障。

最低薪工作者,福利沒有增加,收入不平等擴大,雖然收入最高階級生活富裕,但是倫敦和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貧窮和遊民裡,包括各種年齡、性別和種族、兒童、單親媽媽和非白人。當貧窮代表社會某種族群時,社會裡其他的人則與他們劃清界線,關起門不認為他們和自己是同類人。

 

  ●    值得幫助的人和不值得幫助的人

嘗試定義遊民和評估它的影響,實在比從事一項學術研討還困難,定義必須涵蓋政治聲明和價值判斷,論及值得幫助的人和不值得幫助的人二分法,特別在日益增加的社會控制和政府日益減少的干預下,會招致熱烈爭論。對於不值得幫助的人,目前的政府政策仍維持上世紀的看法,沒有什麼改變。倉庫改裝成的遊民收容所,使人回想起十九世紀末期的貧民屋或是警方的拘留所,到現在仍是安置臨時和長期遊民的地方。遊民的定義顯示出既得的利益,例如,某些批評家指出,政府政策和民間慈善團體的救助活動,不能有效幫助遊民,反而是維持制式收容安置不變和抑制根本的改變。彼得˙馬倫批評他們的「同情」只比「熱情的控制少一點。」

定義反映出不同的目的、地位、意識型態和政治議程,有些政府機構用狹隘的區分,忽視不在收容所或街頭露宿的窮人,一九八四年的房屋發展局的定義被國會擴大為包括廉價旅舍和臨時、過度期收容的窮人。

其他的社改家評擊,政府的政策集中在「特殊人口」的弱點和無助,他們的潛在政治權利確被忽視,反而培養他們依賴現在的社會福利救助的心態,知名社改家弟兒和渥爾齊指出,遊民的產生主因是政府的精神病院和監獄釋出的大量病患及假釋犯,造成部份社會和經濟問題,這全是政府和提供救助的民間團體做的錯誤示範。

關於遊民的特性、造成他們這種命運的原因及他們接受復健醫療的能力;遊民研究專家之間,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在很多情形下,對遊民的描述會形成負面影響遊民的標籤,例如,一但被標籤為「下等階級」,很多人皆視他們的起落為沒有希望,是「不值得幫助的窮人」的現代翻版,分類可能意味孤立或被社會排斥,這暗示需要社會福利措施來幫助他們,雖然政府目前熱衷的是削減社會福利支出。

在二十世紀時,關於遊民的描述形形色色,從社會學觀察的「流浪漢和行為偏差人」,到遊民支援者的同情遊民猶如大蕭條時的窮困家庭。一九八O年代早期,遊民支援者特別強調遊民的悲慘情況,一九八O年代中期,大量的遊民和緊急收容所的本質,反映出的研討優勢。導致人口統計必須正確的辯論,政府單位和遊民支援者兩者的立場南轅北轍,弱者的理念和「收容所不確定性」逐漸受到重視,大家開始接受那些「看不見的遊民」。在二十世紀中期後,專家開始研究遊民的特性,最後出現少數專門研究遊民貧窮的原因的著作─沒有房屋,社福被削減和政府釋放出大量精神病患和假釋犯。

專家現在探討社會階級分類和社會對遊民的反應,他們不討論「被社會排斥」的遊民,反而建議大家研究遊民為什麼被社會排斥,他們是災難的犧牲品,是城市貧民窟的居民,因為他們不符合社會常規,冒犯了大眾的敏感神經,是以被趕至城市邊緣地帶,我們孤立他們,和他們保持距離,降低憤怒、恐懼、輕視、內疚、羞恥和矛盾等的感覺到最低,為了如此做,於是產生乏味和冷漠的循環,因而我們可以逃避集體責任,我們在「我們」和「他們」之間豎起圍牆,我們傾向注意某些事,因而忽視其他事,在貶低人類地位的過程裡,用來形容遊民個人的名詞,顯示出遊民被孤立的嚴重程度。我們大家習慣用「遊民」而非「遊民人」或「沒有房屋的人」稱呼遊民,為了加強保持距離越遠越好,遊民變成可愛的、遠距離的、嚴重缺乏個性、甚至於缺乏人性,社區團體相處的感覺沒有了。遊民的定義和形容,特別當遊民被形容為什麼都不是的時候,就會暴露出我們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我們的自私渴望:沒有難題、沒有改變、沒有牽連、不必認識那些討厭的人。

在連接討厭的人和城市中心外圍的人時,在遊民和其他優勢社會支配行為者所謂不受歡迎的人,兩者之間可看出連接關係。我在那洛比的強占公家土地的社區工作,他們有一百處非正式屯墾區,在官方地圖上僅用樹林標明之,如果政府官員不承認這些窮困鄉鎮,政府也沒有義務提供收容安置或社福服務。其中最大的一個非法屯墾區名為馬塞谷,有二十萬人定居在此,並且已過了三十年,但是政府依然不承認,所以他們得不到政府經費及收容安置。

專家里夫頓指出,我們的社會正從事一種象徵性的毀滅遊民的措施,在西方世界,我們神秘化遊民,無能把結果和原因分開,造成神秘,創造一種隱藏問題原因的分析模式,這種過程再度阻擾現狀的揭發,它轉移分析不注重結構,當問題一但被神秘化,大家就否認或排除問題的存在,認為這項問題無聊、抽象或是謠言,甚至於是難駕馭的:

「雖然可以看見遊民,媒體廣泛的報導,遊民支援團體強力聲援,民間慈善團體的救助、政府的救助措施,我們也熟悉遊民的存在,承認這是一再發生的社會問題,持續產生遊民,甚至很多生意因遊民而成長,但是你如何花費這麼多精力,實際上社會和個人根本沒有改變,你如何解釋這些現象?」

                                     吉雅摩和岡伯格寫於一九九二年

 

●  語言的用途和限制

另外一條組成遊民論述的線,就是語言和方法,是以字彙、觀念、價值和信仰,塑造我們的行為和我們對他人的看法,我們運用命名的權力,使遊民成為社會現象,立下遊民定義的標準,並把萬夫所指的這些人定型化。

本章使用的語言,組成分子包羅萬象,它包括媒體形象、聲帶、毀損名譽的華麗辭藻、政策、傳達社會權力、影響和權威的主流社會信息。構成很多倫理的二元論的信息會變成操縱玩弄別人的工具,控管的結構─兩者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及大眾媒體包含的信息,均能夠使遊民沉默不語,我們如何構組現實,我們就能如何利用語言某些具有某種意義的關鍵字,來闡釋價值和宣揚意識形態地位,如此這些關鍵字,無可避免的和他們習慣討論的問題連在一起,語言是政治化的,它透露出我們如何處理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和我們如何用語言定義權力關係。

大家都可以看得見和聽得到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專家、諮商顧問和民間團體代表)制定的政治辯論議程,但是特別排除了假定的受益人,因為他們沒有組織也沒有發言權,露宿街頭的遊民被熱衷自己的代理人取代了。是以遊民是無聲的族群,這種關係會構成一種根據慈善模式和天真假定而成立的控制制度,所謂天真的假定,就是需要對救助的人,指定救助的條件。共同興趣、相互依賴和相互利益的自我永存網絡的特色,已形成了一個自我利益為基礎的相互依存的社區網絡,它包括政府機構、官僚和非營利的民間救助團體、專業輔導員和收容所負責人。雖然大部分人是出於好心幫助,然而有些人卻是出於玩弄權術和熱衷控制:例如追求收買人心、制定政策的能力、分配資源、籌設計畫、決定誰可以得到幫助、誰不能得到幫助、批示誰的利益應受到重視、通過或譴責某些政策、價值或信念。

一個不同但是有關聯性的領域,就是商業社區和較多數的大眾,他們對遊民和志願救助團體的看法,有助解釋或抑制政府,志願慈善團體的角色;有助決定影響遊民個人的未來機會或剝削的本質。經濟利益使用的語言,是競爭、放任和形容他們喜好的「階級遊戲球場」。然而這個球場只有球隊的球員才可以在場內遊戲,對其他的人而言,他們無法享受球隊隊員的利益和資源,球場對他們只是障礙和困難,參予這場辯論的人,代表兩種不同的文化,這兩種文化係根據不平等權利,不調和的價值和不同的語言而區分之。為了說明他們兩個世界如何相交在一起,我要先澄清官僚和政府機構的體系,在這個體系內規定政策如何制定、政治和權力如何在競技場比賽。體系是很重要的,它有助為遊民辯論時採用的詞句和聲調,幫助問題的闡釋,它決定在公眾領域裡討論的事項,和什麼不該在議程裡討論,什麼應該從議程裡被剔除。

在社會、經濟和政治論述裡,遊民的生命故事被貶低、被漠視、或無意識的被壓抑。對現在流行的「異國」文化持以偏見的假控制形式,對社會的知識地點提出懷疑,誰的故事有價值?誰的故事沒有價值?誰的故事是真的、有意義的和提供有價值的資訊?透過本書,我將說明影響遊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因素。每個人都有權「命名世界」敘述他們的生命,從他們自己的觀點解釋人類的情況。社改家保羅˙希帕德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沒有毀壞的秘密個人。」為了認識和了解他們,我們必須先學會聆聽。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的情形,但是要使他們放鬆自己,而不是貶低他們到肉眼看不見的地區,在這個地區他們根本沒有侵入大眾的良心。換句話說,把他們侷限在某一地區,讓社會大眾不知道他們的存在,這是不對的作法。

 

●  現實的選擇

「我們的文化背景在我們問的問題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普里哥金和史丹吉撰於一九八四年),這導致我們再度檢討指引研究遊民的基礎假設:例如直接的因果關係理念,影響遊民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都不必是合理的。我們必須說清楚貧窮、經濟變化、政府收容機構釋放病人假釋犯、人口遷移、就業、邊緣化和遊民世界之間的連接關係,這種混亂和社會改變的複雜交互過程,不可能簡單化或直接解釋清楚。根據本文前後的論述,他們之間的關係會改變,對本書和對遊民問題的關懷,是從事比較研究各國的部份原因。

傳統對貧窮和遊民的觀念,是在一個維持平衡的緊密、穩定、有秩序的制度裡形成。普里哥金和史丹吉提供另外一種開明的、活力的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裡,追隨現代快速的經濟和社會變化:現在時代的特色是「沒有秩序、不穩定、多樣化、不平衡、沒有直接關係(小量輸入就引起嚴重後果)和臨時性─對時間的流動特別敏感,用二元化決定性術語嚐試了解複雜、活力的多元化制度,注定失敗。」

遊民生存的策略,可以視為自然的、放任、矛盾、不合邏輯、不懷好意、或古里古怪。但是這種判斷暴露出主流社會文化包袱的內涵,暴露出需要伸出手幫助自己看不上眼的人的驕傲,這些都沒說明持有這種判斷的人,無法了解適應世界變化的迫切性,而這些又不符合「現實」的主要理念。露宿街頭遊民的世界不一樣,它絕對不是脫軌,偏離正道,生活在街頭需要另外一種不同的組織原則,就是選擇現實。例如時間的觀念,人類學家同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時間觀念,這也可以同樣應用在遊民身上。對學者專家而言,時間是一種中心的、決定性的組織理念,然而對遊民而言,「時間是寶貴的」真理名言(資本主義秘密之一),是一件可笑的事,時間多的很,他們說,我們的寶貴不是時間,而是生活必需品,安全感和未來的希望。

對沒有地方住的人而言,機會和生活必需品之間的界線則不清楚,在他們的「制度」裡,外來的變化是自然而然天生的。我們都相信我們一生追求合理、連貫和能預知的事。但是遊民只尋求片刻的舒適,短時間的滿足和一段時間的存活,過去、現在和未來,對他們而言,都模糊不清。在一個不透明的、不確定的、混亂的、致命的世界裡,要區分為未來做準備和活在目前之間的不同,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露宿街頭的遊民通常都屈服於自己的命運:「我永遠是窮人,畢竟我來自一個破碎家庭,而我又是一個第四代的低收入母親。」

雖然遊民的特色是沒有秩序和混亂,但是他們仍有自己的秩序,對其他的觀察者而言,他們似乎是精神錯亂,例如,他們一方面追求生活必需品的滿足,一方面卻又追求自我毀滅的行為。但是這些似乎是矛盾的進退兩難,卻在連貫的形式裡連接在一起。露宿街頭的遊民沒有權力控制影響他們命運的事件,機運是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在內運作的制度不平衡,他們時常受到外在力量的影響,一點微小變化就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大災害。當專家形容這種世界時,他們必須用情勢術語解釋「現實」,需要一種更開放、更連貫、更具活力的街頭現實的觀念─情況知識;情況知識建立於嘗試了解秩序和遊民創造的生存法則,這種知識透露出遊民如何與孤立、焦慮、挫折和拒絕等相互並存。

 

●   個人的角色

「社會死亡」的觀念偶爾以孤立、看不見、無能和疏遠來解釋遊民,吉雅姆指出,「這是身體遭受死亡的威脅,是一種拖延的社會死亡,是幻滅和絕望的感覺,是全身死亡的感覺。」里夫頓認為由於遊民被視為流浪漢,因此成了犧牲品,社會至少象徵性的貶黜他們,導致他們是活的死人。

然而就觀念的架構而言,這種說法可能太籠統,模糊個人和基本差異,我的研究發現,遊民個人渴望有發聲權和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力,實際所有的遊民都能幫助自己,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很成功的運用政治權力,爭取都市空間,操縱媒體和政客,俾達成他們的目標。有些遊民不滿意只能「適應」主流社會,他們挑戰體制控制、現狀和漠視他們的存在。

我有時被迫說明遊民的個人責任,在某些情況下,我願意說明,遊民對自己的情況應負部分責任,這是大部分遊民認可的,他們不承認是因為品行不端或是個人缺點,導致變成遊民,如果僅「責備犧牲品」,從事這種爭辯是無用的。在某些情況下,我認為個人應負部分責任,因為這樣可以有助了解突發因素:在強調遊民自助扮演的角色上,遊民承擔部份責任是有利的,我也強調遊民產生的主因,不是個人因素,而是制度和操控。

有些評論專家問,酗酒會導致喪失工作、家庭和房屋,這是真的嗎?我的回答是,這可能是真的,窮又酗酒比生活富裕又酗酒的人,更可能發生失業和失去房屋。窮困的個人,用酒精減緩傷痛,無疑的使事物更糟。但是我們不能忽視貧窮和逼迫個人陷入困境之間的關係,此外,遊民或精神病患或意志消沉,都可能導致不可能被消滅的酗酒,受到意志消沉影響的人們,會受到自我懷疑或自我輕視的阻礙,一連串的經歷會引起嚴重沮喪;從亂倫到種族歧視,從喪失親人到解雇或被房東趕出,從家暴到失去事業主導權等等。如果把這些情況均歸之為「個人責任」,就誤導人了。

儘管有這麼多的不幸遭遇,為什麼婦女不會酗酒,而且不會變成遊民?男性遊民酗酒比女性遊民高三倍,第五章詳細說明婦女因為生理、情緒和社會等因素,因為比男人少喝酒,婦女在生理上比較不能容忍酒精。婦女接觸酒比男性晚,而且社會不反對男性喝酒,但是對婦女喝酒則不贊同,婦女負有生養兒女的責任,而且比男性有較親密的親友,他們比較和兒女、家庭或同儕有緊密連繫,也就是說他們願意住在屋子裡,而不願像男性露宿街頭。就社會地位而言,婦女和男性的社交生活也不同,男性受的教育,是「自己要對自己負責。」但是婦女遇到困難則求人幫助,自己也願意幫助別人。考慮有關個人與其他人和社區之間所處的地位,男女的社交型態大不相同,是以個人負責應給予適當尊重,因為婦女較易屈服於暴力和虐待,婦女不易露宿街頭變成遊民,在某些狀況下,他們被迫違反自己的意願,維持受虐關係,因為另外一種選擇─露宿街頭更糟。

 

●  難題的研究

自我與他人的二元論研究專家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倫理毫無關連,在探討遊民時,專家不易設身處地為遊民著想,遊民的研究可能是多管閒事,無可避免的,遊民問題是值得研究,專家在研究他們的目標時,受到成見和陳腔濫調的阻礙,專家和遊民之間的關係,受到權力和地位差異影響,這阻止了雙方之間的溝通和了解。威納˙韓森伯提醒我們,我們觀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向我們暴露我們研究問題的方法。

專家研究遊民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最近幾年已出版了很多有關遊民的書籍,形形色色為數不少:但是大多數僅是膚淺的輕描淡寫,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如果只聽遊民支援者和慈善團體的聲音,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為他們透過自己的和專業的眼光看遊民問題,恐怕會偏頗失去公平。因此我特意避免遊民個人或慈善團體的冗長引述,不把他們的引述做為第一手資料,反而我儘量少用他們的流利話語,但是我懇切的希望,我提供的部分敘述,能表達出他們的特色和經驗。

這本書主要敘述我和遊民及專業慈善團體之間的關係,我並不是自誇,但是我相信沒有幾個專家像我這樣深入了解遊民,我分享他們的經歷和想法,徹底了解他們遭遇的困難(包括慈善團體和沒有地方住的遊民),尤其他們在應付對他們的問題毫不關心的社會時,我對他們的困難十分了解。

包括階級、種族、年齡、和性別,遊民問題影響廣大的社會族群,它的確深度影響少數族群、單親母親和最窮的弱勢團體,一九九一年遊民的數目達到二十七年的高峰,一九八O年代和一九九O年代遊民問題最嚴重。

遊民不是新現象,它的反應也不是新的,一般的反應是,把這些沒有地方住的窮人標籤化和污名化,並區分為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這種觀念反映出社會控制的制式反應,造成社會大眾被動反應。但是與遊民有關的問題,只注重研究政府資源承諾,而不注重遊民個人失敗或行為失檢的問題,政府包括中央級和地方級均重視遊民問題,遊民是政府政策的產物,這不能和社會、政治、經濟、政府機構體系等分開。嚴重缺乏平價房屋,甚至於影響了全時工作的低收入族群,工商業不景氣和全球化經濟嚴重影響平價房屋的供應量。

遊民可視為是喪失福利分享,或是文明社會放棄了大眾分享福利的觀念。政府應確保低收入弱勢族群的平價房屋和福利的經費,但是一個社區的成立,有賴居住於其間的人來創造,本書特別研究自助式房屋,因為這比收容所更好,它可以恢復大眾分享的理念,發展社區互助感,這是一個居住的地方,是一個可以稱為家的地方。

期望私人慈善團體負起提供社會福利的全部責任,是一種幻想和不切實際,當然他們是第三者,有他們應扮演的角色,但是私有化和由私人慈善團體負責已逐漸式微,改而由政府負責社會福利重任。

瀕臨遊民危機的人,臨時或短期沒有地方住的人、長期露宿街頭的人,代表一種連續體。不同的遊民有不同的需要。一種連續體的需求可以和福利支援措施配合,俾幫助遊民,大部分的遊民因此可達到自立。一個完整周詳的計畫必須能解決多種問題和遊民有關的複雜問題,如果不及時採取行動,就是有很多提議也是沒用,防止遊民產生或減少遊民持續發生的時間與傷害,即時的反應非常重要。

 

●   國與國之間的比較研究

各國之間都有相同的問題,但這些不代表每一個國家都用相同的方法解決問題。國與國之間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出,完全模仿別的國家的方法,並不能產生自己想達到的利益,一個國家採取的政策,在隔離中是無法完全透徹了解,要正確了解一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之前,先要探討該國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內涵。

關於遊民的各國比較研究不容易,因為各國有不同的遊民定義,各國提供資料之差異、區域之不平等、各國政府對低收入戶房屋政策看法之不同,這些都增加了各國比較研究的困難度,在比較各國和從各國中央政府觀點看問題,我們可能忽視或模糊差異,或甚至於牴觸區域和地方級政府的趨勢。然而各國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更了解自己的制度。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都有類似的問題,特別是全球化,這些國家都受到廣大的社會和經濟趨勢影響,但是他們對遊民的反應不同,這意味他們都同樣受到來自支持新保守主義上層的政治壓力。在一九八O年代和一九九O年代早期時,政治領袖柴契爾、梅傑、雷根、布希和穆隆尼(加上西歐的其他夥伴)等人,均視他們有權削減社福和抑制社福國家的擴充。

美國遊民遭遇的問題,也同樣發生於英國和加拿大,因為各國法律和社會安全網的內容差異,是以遊民的分類和定義亦不同,英國和加拿大對遊民的認定(包括西歐其他國家)比美國寬,英國和加拿大普遍採取遊民是弱勢族群的看法,接受遊民是「優先需要照顧的族群」,但是美國的制度則行不通。

我嘗試三國遊民的比較和定量分析,我的研究指出,英國一千人中有七名是地方政府承認的遊民-在倫敦人數更多,一千人中有二十五名是市政府承認的遊民,一九九二年的年度統計,英國全國有十八萬四千戶遊民家庭(大約是五十萬人),這個數字比一九七七年遊民法案通過時,高出四倍,英國全國遊民的三分之一在大倫敦市。一九九二年上昇的遊民數目停止增加,遊民家庭稍微下降(約百分之六)可能是因為遊民家庭認定趨嚴,臨時收容所安置的遊民家庭大量下降(約百分之十四),但是供應早餐和床位的臨時收容所的遊民,增加百分之九。

加拿大每一千人中有五名是政府認定的遊民,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加拿大社會發展委員會執行一項全國收容所調查,調查報告指出,當年超過十萬人住過四百七十二間收容機構。一九八O年代末期到一九九O年代,超過二千六萬名遊民住過多倫多市府提供的收容安置機構,從這些調查數字估計,加拿大的遊民人口從為十三萬到二十六萬,這是一種大概數字的估計,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遊民寧願露宿街頭,而不願住進紀律嚴格、倉庫改裝的收容所。

在美國,根據都市發展局在某些州的調查報告指出,每一千人中有1.5到2.5名遊民,一九八四年都市發展局指出,大約有二十五萬名到三十萬名遊民,但是遊民支援團體聲稱,全國有二百萬到三百萬名遊民。以後的調查顯示,一九八O年代末期到一九九O年代早期,每年遊民以百分之十到二十的速度增加,一九九O年代中期,全國遊民數目大約五十萬到六十萬,官方貝特調查員調查二百四十七個城市的資料顯示,一九八六年的遊民人口超過十萬人,他意外發現一項重要的遊民資訊-每一千人中有1.8名遊民,這比一九八一年增加三倍-調查的這些城市貧窮比率高,但是高收入比率也高(這符合了沙森和費茵斯坦的推論;城市分為二種不同階級),因此根據使用簡易餐廳用餐和住過收容所的遊民數目估計,反映出遊民的認定受限,而且低估遊民的真正數目,例如貝特沒有調查鄉下地區的遊民,只是大約估計鄉下遊民是都市區的三分之一,但是很多其他鄉村調查報告指出,沒有被收容所安置的遊民數目相當多,遊民的形式很多種,不如都市那麼明顯,而且不易接觸,反應者不會立即出現,瀕臨遊民邊緣的人經常快速遷居。

一項全國終生和五年遊民生涯抽樣調查報告指出;遊民數目和弱勢程度比指定地點普遍調查高出很多。根據這些結果得到的年度估計,每一千人中有六到八名遊民。另外一項調查越戰退役軍人遊民指出,百分之8.4的退役軍人遊民,至少一個月沒有固定地方住,一份美國政府的調查報告敘述緊急收容所的工作:費城人口百分之2.8的遊民,住過三年收容所,紐約市人口百分之3.3的遊民住過五年收容所。從這些調查報告裏,我歸納出一個保守的「最大估計」,每一千人中有三至六名遊民。正確的數字不易獲得,但是從很多資料可以看出,一九八O年代三國的遊民數目快速增加。一九九二年英國的遊民數目下降,然後又繼續成長,美國和加拿大的遊民也呈現下降。美國全國市長會議執行一項不定時調查市政府如何解決收容所及服務需求的報告,報告指出,遊民持續增加,但是速度比一九八O年代緩慢,他們的數字不可靠,因為市政府官員慣於誇大數字,目的在較易獲得中央的經費,但是要小心,在某些案例的「需求」增加,其實是供應增加所致,在很多案例裏,資料利用快速增加,這是因為開放了額外的收容所。

但是有可靠的統計數字,特別在北美,有長達七年的編輯統計數字,例如,多倫多的資料顯示,經過十年穩定成長,一九八七年末期,使用收容安置措施的遊民數目達到最高峰,一九九O年代結束短時期遊民下降後,遊民數目又增加,一九九O年代前半期,遊民持續增加,一九九四年早期至一九九五年早期,收容所增加百分之十,這種不是全面性的成長,逃離暴力家庭的婦女快速增加,其數目等於受經濟不景氣影響的遊民家庭的三分之一。一九九O年代,單身成人男性遊民數目下降,因為單身成人男人可以找到一些工作,很多年輕男人離開城市(房屋興建工作消失不見),房屋供應量增加,房間租金和單身套房旅舍減少,因為城市沒有工作機會,潛在的移民再也不會回來。

三國引述的遊民數目不同,採取的遊民政策也不同,這都與三國的經濟情況不同所致(英國的失業率,實際比美國高)對需求不同的看法(加拿大就實際而言,其貧窮線認定比美國高出1.5倍),對遊民定義認定的差異,造成三國在遊民問題的處理上大相逕庭。英國和加拿大政府及私人慈善團體對遊民的認定較寬大,但是美國政府與私人慈善團體比較嚴格。

政府在房屋政策重要性扮演的角色,也導致三國的差異,房屋政策是英國政治景觀的大項目,整個二十世紀,政府房屋政策的支持者是左右人民生活的主要因素,英國收容所有其政治意義。這是美國不能了解的,北美諸國政府也不易了解地方政府能擔任的重大責任(例如,市政府和郡政府),英國都市有助了解最近幾年英國保守黨的黨綱為什麼趨向房屋私有化-一九九五年前共賣出一百五十幢國宅-改變了出租經營模式,保守黨政府繼續尋求其他減少中央政府承擔房屋政策責任的方法並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力(工黨掌控了大部分的地方政府) 。

這些國家的比較有助培養解決複雜問題的洞察力,這些國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點,但是各有不同的傳統,不同的政府系統。政府和民間團體在房屋和社福問題上的期望也不同。是以在處理遊民問題上,三個國家採取不同的措施,最顯著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實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集產主義或是個人主義對社會的影響;社會安全網的功能和代價昂貴的圍堵政策阻止社會救濟;公共健康制度的情況及醫療照顧內涵,窮人和遊民的醫療照顧;就全球化探討目前各國的經濟狀況。

 

●   遊民種類

我們可以用很多主題描述遊民(人口統計、家族特色、收容所歷史、健康問題、殘障程度、工作紀錄或居所)就遊民的臆測原因或突發事件來說明之:意外(天 然災害或外在事件造成);制式結構(例如有關貧窮或健康問題);經濟問題(去工業化造成失業);政治因素(來自政治和倫理衝突地方的難民)及社會因素(單親媽媽邊緣人和歧視婦女)。就遊民期限或窮困程度來區分遊民;遊民有真遊民或長期遊民;定時或不定時沒有地方住的人(例如,移民工人、年輕人、逃家受虐婦女);因突發事件(突然被解雇、嚴重健康問題、家庭戶長死亡、失去自己的家)成為臨時遊民;弱勢族群或瀕臨成為遊民的窮人(例如有孩子的單親媽媽、年長窮人、難民、房間寄宿者、沒有法律保護的房客)。

沒有收容所安置的遊民可以根據他們的眾多需要做區分:(a)不久的將來或在下個月,會變成遊民或瀕臨成為遊民的人,他們需要短期救濟俾避免流浪街頭;(b)房屋是唯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需要;這些都是勞工階級,他們是臨時或突發性的遊民,他們需要金錢或其他協助以便自立,只要他們能得到及時的幫助,就沒有其他嚴重問題。(c)可以自立的人,但是需要地方住和其他支援;例如識字、就業訓練、理財及生活技能輔導他們能自己照顧自己。(d)有很多難處的人,但是如果獲得幫助,就能自立或住在團體旅舍內。他們可能是受虐者、公家收容機構釋放的病人或犯人,在他們達到自立之前,他們需要在中途收容機構住一段時間。(e)他們需要住在公家收容機構,俾得到定時幫助,在輔導和適宜的醫療照顧下,有些人可以遷居至中途之家或其他收容機構。

 

 

●   誰是遊民?

以前貧窮窟的酒鬼、吸毒者被視為是遊民,背著「購物袋」的窮困婦女和公家收容機構釋放的病人和犯人也被視為是遊民,這種刻畫在大眾心裏的刻板印象,大部分是無聊的媒體誤導的。遊民包括很多不同的人,他們有:低收入戶單親媽媽、逃家帶著孩子的受虐婦女、經濟改變造成的失業者、翹家青少年和受虐青少年、固定低收入的老人、身障和精障的人、吸毒者、季節性工作失業者、家庭不合、個人生活危機、新移民、難民、移居至都市尋找工作和逃避問題的原住民、出監獄的犯人、看守所、戒毒所和精神病院釋放的人。

除了需要地方住,這些人幾乎沒有共同點。社會工作者用以下的方式形容他們:他們有很多的問題:健康、精神、社交、造成他們邊緣化的經濟困境。他們很多人吸毒,他們有的人既身障又失業,有些人有心理問題,以致吸毒。大多數人曾進過監獄或其他公家收容機構,當他們突然返回社區,他們沒有一技之長,也沒有社會支援網協助他們,很多人是文盲,從一個城市遷居至另外一個城市,盡可能的尋找臨時工作,他們常常被孤立,不知到哪裡尋找幫助。

以下本文用性別、種族、年齡、教育、收入、健康狀況和在收容所停留時間長短來描述這些遊民。

 

●   性別

在美國至少半數遊民為單身男性,在大城市裏,婦女遊民較多,因為缺乏收容婦女的收容所,戶長為女性的家庭,經常貧窮,而且房屋獲得不穩定,在紐約市,百分之四十六的收容所的遊民為婦女及女孩,容易變成遊民的人大多數為婦女(百分之五十八),美國市長會議報告指出,百分之三十六的遊民是有孩子的家庭,大部分的家長為婦女。

在英國,因為國會立法給予懷孕婦女和有孩子的家庭優先獲得社福救濟,是以百分之七十一獲得政府認證為遊民的人,是婦女及兒童,另外百分之十二為有孩子的懷孕婦女。在加拿大三分之二的收容所,安置的遊民為男性,這是傳統的慣例,城市內的臨時招待所都是保留給單身男性。

 

●   種族

在美國遊民人口裏,有不成比例的少數族裔,鄉村裏的遊民大部分為白人,在大城市裏,大部分的遊民為非裔黑人,在西部及東北部,大部分的遊民為拉丁裔,紐約市百分之三十為拉丁裔,全國非白人(五分之四為黑人婦女)佔全部遊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代表全部遊民人口的2.5倍。在英國變成遊民的少數族裔比白人高出四倍,居住情況很糟。在加拿大大部分遊民為白人,但是在大城市裏,原住民占遊民人口的大部分。

 

●   年齡

遊民平均年齡為三十五歲,近來平均年齡有下降的趨勢,婦女遊民比男性遊民年輕,在某些區域,有孩子的婦女平均年齡二十七歲,四分之三的遊民人口年齡在四十歲以下,在多倫多市,收容所百分之二十七的遊民在三十五歲以下,收容所的負責人說,收容所收容的遊民比較年輕,每種族裔都有,比一九八O年時,婦女和兒童增加很多。

 

●   教育

美國和加拿大的遊民比前輩遊民的教育水準高,但是他們達不到一般人成功的教育水準,半數人沒有完成高中學歷,有很多人是文盲,無法填就業申請表,問答卷或寫地址。英國承認的遊民,大部分沒有受過教育,十五歲就輟學-沒有一技之長,就業困難。

 

●   收入

三個國家的遊民,特別是流浪在街頭的人,沒有什麼收入,大部分依賴社會救濟,免費餐廳和緊急收容所維生,彼得˙羅斯指出:「四百萬到七百萬的人是極度貧窮,收入低於官方訂的貧窮線的三分之二,他們很容易變成遊民。」他說:「這些極度貧窮的群體(收入低於年平均四千元以下)是一九七O年代以來遊民增加的主因。」一項全國抽樣調查發現,美國人年平均收入低於二萬元以下的人在他們一生中,比年平均收入高於二萬元的人,變成遊民的機會高出三倍。

 

●   健康狀況

 

三分之二變成數月遊民的人,都有心理問題,至少百分之三十的人酗酒、吸毒,三分之二的人曾住過精神病院,戒酒所、監獄、看守所等,在收容所的成人男性,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健康或沒有受傷,大部分不健康的人有呼吸道的問題,牙齒不健康、失憶、眼耳鼻咽喉及飲酒過度引起的疾病。波士頓長島收容所的蓋雷特和修特的研究發現;生病因年紀變大而增加,長期是遊民增加生病的機率,男性遊民比女性遊民容易生病,退役軍人比非退役軍人容易生病。

 

●  遊民的期限

遊民遭遇的困難,和沒有地方住有關連。尤其是他們所處的地點差異更大。在英國,合格獲得政府救濟的人,不是長期沒有地方住;法律規定地方政府應即刻提供臨時住所。在美國的情況全然不同,一項全國抽樣調查發現:「大部分的人沒有地方住已有一個月了。」羅斯對芝加哥的調查發現,四分之三的遊民沒有地方住已有三個月,二分之一的人沒有地方住從四個月到兩年,其他四分之一的人在街頭流浪超過兩年。

 

● 遊民周圍的情況

圍繞在遊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美國、加拿大和英國都一樣,但是各國政府和民間團體的反應則不一樣,這是因為他們的歷史趨勢和先例、意識形態、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都不一樣。這三個國家的社會都遭逢全球化、工商業不景氣、缺乏平價房屋、地區差異變大、市內貧民窟、富裕都會及郊區等變化,在一九八O年代和一九九O年代,政治領導人物尋求中央政府削減房屋主導角色,結果造成很多人沒有地方住。

經濟變化,政府的政策和人口結構差異是很多突發事件的主因,由於全球化造成經濟狀況丕變;大量結構式失業,自助化增加,兼職工作成主流,非技術性勞工工資微薄,公司為提高效率簡化人事,採取裁員、發遣散費和實質薪資降低等措施。

政府經費分配措施,反映出政府的預算優先是削減房屋補助和社福的經費,以減輕日益增加的債務負擔,政府的房屋政策在加強私有化和幫助擁有房屋的上等階級與中產階級的節稅,結果造成平價租賃房屋嚴重匱乏,私人租賃房屋數量減少,低收入戶房屋選擇的機會沒有了。

社福政策的轉變,說明福利國的共識已轉化為減少社福經費的政策。其後果是窮人增加、生活物價上漲,社會救濟反而減少,買不起房子,付不出房租。人口結構改變,小家庭成員更少-很多是老人或有孩子的單親媽媽,非家庭的組成形式更流行。在市區中心的房屋重建,導致單身租賃房屋消失,租賃房屋改建成集合式公寓,新大樓取代了平房住宅區。因為人口結構改變的趨勢,形成房子的需求,同時也增加了安置遊民的收容所的需求-特別因為小型便宜的單位減少而房價又高漲。

 

●  結論

公共政策制定的遊民定義是形成政府和民間團體反應措施的主因,最重要的是,更寬鬆的定義在確保最需要救濟的遊民和瀕臨遊民邊緣的人都能得到及時幫助。同時人口結構不需一致劃分為一類,以致社福支出沒有界限和限制。遊民定義的選擇有助政府重視支出,俾在防止遊民產生-這是一個比接濟已在街頭上流浪的遊民更好的方法。(請不要藉此辯稱,我們忽視了真正的遊民)。

一項滿足各項條件的遊民定義:包括需要臨時和長期住所的遊民、即將淪為遊民的人。過度擁擠、不合宜或缺乏基礎設施的昂貴居所(相當一戶之開支)都不是令人滿意的住處。被安置在緊急收容所、臨時招待所或貧民旅舍的人,缺乏隱私、安全感和所有權,他們必須被視為是遊民和易受到傷害的人。同樣的,遭逢暴力、虐待或被房東趕出的低收入戶需要被保護,應給及時接濟、防止他們變成遊民,並應增加社會支援。

遊民包含各種不同的族群和各式各樣的人。有的是個人需要,有的是一家人需要幫助,有的僅需要臨時的救濟,有的需要長時間的協助,大部分人的需要介於兩者之間;他們需要不同的支援、輔導和職業訓練,但是最後都能達成獨立,而且能掌管自己的命運。

造成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三國遊民產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三國都一樣。但是遊民的認知、遊民人口結構的特色、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反應、第三者民間團體的角色及改良措施等均不同。本書以下數章將探討三國的貧窮和三國政府不同政策。

 

 

 

  第二章  英國美國加拿大三國的貧窮和政治資源的分配

 

「窮人命運改變的最好解釋是……我們改變了他們世界的規則……第一條新規則的影響是,短期改善窮人的生活,但是這種方法確使窮人長期更窮,第二條新規則的影響是,平息不可彌補的錯誤俾掩蓋長期的損害,我們嘗試提供更多的協助給窮人,結果卻產生了更多窮人;我們嘗試挪開障礙以便逃避貧窮,但是卻粗心大意的設下了陷阱。」

                            穆立寫於一九八四年九月。

「關於窮人的主張論述,不管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他們大多數人對政治、權力和平等保持緘默,但是貧窮的造成,是權力施用的方法暨權力控制的方式。」

                            卡茲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

本章探討英國美國加拿大三國的貧窮及遊民收容所,還有經濟、政治、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並對照三國對貧窮與分佈的看法,本章說明三國就失業和低收入戶房屋政策採取措施的新趨勢。貧窮和遊民是無可避免的連結在一起:沒有一條界線可以分開遊民和貧窮,人們從貧窮變成遊民,然後從遊民又變回貧窮。遊民問題和經濟有關,和政治的決策決定和政府分配收容所及社福計畫的經營有關,然後這些決策和社會價值及選擇又栓在一起,用政治的經濟透視鏡來檢驗代表貧窮和社會福利政策的遊民:就是形成政策的政府的機構體制、造成貧窮與收容所問題的經濟制度和政治資源的分配等,這就是政治的經濟透視鏡。

●   社會政策和國家

社會政策的定義:「國家基於保證社區每一個成員均能維持某種最低生活水平和某種機會發展的理念,遂籌設施政方針,建立社會安全網與資源公平分配。」社會政策包含三個基本要素:提供社福給公民的價值判斷;經濟與非經濟的目標;持續資源的再分配,以便維持基本生活需求和加惠弱勢族群。

有數種社會政策範例,第一個範例是,個人的需要經由家庭和私人管道獲得協助,只有這些支援失敗時,才採取臨時短期社會福利措施。第二個範例是,用鼓勵、努力和報酬可以預測之,接受社會福利機構是經濟的附屬品的角色,根據功勞,工作表現和生產以滿足社會需求。第三個範例是,承認社會福利是根據需要原則,提供免費多方面福利服務的重要完整機構,此範例強調社會改變的影響和注重社會平等的經濟制度。

很多國家常常採取以上述說的兩種以上的範例,美國和西歐有顯著的不同,美國的社福政策是最後關頭才用社福,而且必須經由檢查驗證的程序。西歐國家的社福則比較寬大和周全。在這些福利國家內,就現代社會的規模和複雜而言,只有政府機構和民間慈善機構合作才能實施一項有效的社福政策,支持者堅稱,現代工業社會的特性是,因為鄉村往都市的遷居,已破壞了傳統的家庭和親戚關係,人口老化增加了人們的移動性。只有政府和民間合作,才能解決社會問題。明確說明社福在這些國家內扮演的角色,社福和社會政策,和貧窮與遊民有直接關聯,工業化國家的晚期,他們的貧窮與全球經濟變化、勞工市場特性、政治和政府福利政策有關。自從一九七O年代後期,全球經濟日益一體化,工商企業實施自動化生產,或是赴國外尋找低價勞工。是以國內勞工階級的購買能力和生活水準下降,形成社會經濟的不平等。

社會政策經由以國民生產毛額顯示的社會支出,而得到資產OECD定義「政府的社會保護支出」是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家庭遷移補助、殘障津貼加服務和老人年金,但是沒有包括教育經費。一九九O年代,社福支出占英國全國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點三,加拿大為十八點八,美國為十四點八,除了西班牙的十七點五和希臘的二十點七以外,全部西歐國家的社福支出均超過百分之二十三,這些數字是大約,非確定的數字,必須仔細的進一步查驗,到底誰受惠於這些社福,例如在加拿大,百分之四十的社福支出用於老人,這些支出的重要性從他們的影響可以看出端倪:在加拿大最窮的人的收入,百分之六十三來自社福。

●   貧窮的定義

自從一九八O年代起,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貧窮比率增加,關於貧窮的定義有二個派別;一派譴責犧牲品,一派譴責制度,第一派的理論強調窮人的個性、屬性和行為,此派認為,受到某種社會情況影響而改變其生活方式的人,就是社會情況改變的主因,這種解釋被用來轉移大家注意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嚴重結構問題。

英國政府的統計數字,不承認貧窮的存在,他們認為社福已滿足低收入族群的需求,因此我們必須就收入分配和長時期以來的變化拿英國和其他的國家做比較,一九九五年英國中央統計室報告出版的「社會趨勢」指出:自從一九七一年起,低於平均收入一半的人口,從百分之十一增加為百分之二十一。

在美國,根據一九六四年社會安全局制定的貧窮指數,人民被分類為指數以上為富人,指數以下為窮人,包括金錢收入的貧窮指數,相當於生活日用必需品的支出(美國農業部制定的標準),每年更新貧窮門檻,俾反映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變化,根據政府的資訊,一九九四年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四點五,超過三百八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非農民家庭,一家四口的收入在15141(普通人平均收入32000) 。雖然在加拿大沒有官方的貧窮認定,但是大家都採用加拿大統計局的貧窮認定即代表官方的意思,就是扣除生活必需品生活困窘的人即是窮人,自從一九九二年起,根據窮人支出統計,百分之五十四點七的收入,用來付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收容所)加拿大政府的窮人支出統計,根據房屋大小和地點而不同(鄉村和都市),一九九四年的統計,超過五十萬人城市的一家四口的必需品支出為31256元,鄉村地區為21600元。

比較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定義,但是仍有一些貧窮的研究是用同一標準比較,最有名的是:盧森堡收入研究報告指出,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O年,英國的真正貧窮率為12.4,美國為18.7,加拿大為15.4。還有一種貧窮比率為匯票津貼比率,就是社福生活補助費用匯票的方式寄給領受人,這種貧窮比率英國最高為百分之二十四,美國和加拿大為百分之十九。

最近也有城市貧窮的研究,一項倫敦和紐約的分析指出:雖然貧富差距很大,倫敦的社會不平等低於紐約,因為倫敦的社福補助比較高而且安全,申請社福生活補助,不像美國有年齡和家庭的限制,英國的條件比較寬鬆。紐約的貧窮,擴大至許多其他城市的貧窮,皆和種族、社會及空間因素,緊密連接,窮人絕大部分為非裔美人,墨裔美人,其中又以單親家庭占大多數,在城市區域,貧窮被視為正常。

●   窮人的人口統計

在比較各國的貧窮比率時,必須要確保調查每一個人,但是在工業化國家,經常排除公家收容機構的窮人和遊民人口,英國只計算有投票權的窮人,加拿大的統計數字,不在窮人收入資料包括殘障人士,和保留區的原住民。直到一九九O年代,美國的人口調查局和加拿大統計局才包括遊民大內。同時做貧窮人口統計時,必須區分個別族群。因為從前的統計數字,不僅人口增加不正確,而且他們忽視不平等的因素,當政府經費不足時,必須確保把生活補助費轉送給最需要的人。

描述時間改變最好的方法,就是檢查特定族群的貧窮比率(例如單親媽媽),調查不同種族人口收入和資源的分配,如此我們才可以專心研究第五級貧戶人口的情況(最需要生活補助),較少的戶口,結果形成多數窮人家庭競爭有限的房屋供給。在美國一九六O年到一九九O年之間,單親媽媽家庭增加了三倍,單人戶口也增加了三倍,大衛、艾爾烏相信:「我國已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就是在美國誕生的嬰兒,大部分要在單親家庭長大。」有六歲以下孩子的單親媽媽,從一九七O年到一九八O年代中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九七O年到一九八六年,在貧窮線下有孩子的單親媽媽,增加了兩倍,一九九O年有孩子同時是戶長的單親媽媽,其貧窮比率為百分之五十五,比其他有孩子的家庭的貧窮比率高出4.5倍。

●   單親家庭

在這三個國家裡,非老年人單親的雙親有孩子家庭,貧童比率很高,特別是單親婦女為戶長的貧窮家庭,英國的比率為28.3,加拿大為百分之48.6,美國為百分之54.8,單親媽媽為戶長的家庭,單親媽媽都很年輕,沒有好的教育,但是孩子比非窮人單親媽媽更多,在英國單親戶口裡,有百分之25來自低階層的窮人,但是只有百分之一來自高階層的有錢人。

加拿大的單親家庭人口,從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八增加為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三。幾乎百分之九十的單親家庭為婦女,四個人之中有三個人單獨住(沒有其他成人);百分之16住在親友的房屋,百分之6和不相關的人合住,單親媽媽比較年輕、比較窮,比單親爸爸教育受的不夠,他們照顧的孩子,較易有年紀小的嬰兒,百分之40的單親媽媽沒有工作,但是單親爸爸只有百分之28沒有工作,三分之二的單親媽媽靠政府的社會補助金維生,這是他們的主要生活來源。

●   婦女

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比率很高,加拿大的已婚婦女就業比率為百分之60,有孩子年齡在18歲以下的已婚65歲以下的婦女,就業比率更高達百分之71。然而他們大部分集中在就業區(百分之85),薪資很低,這些婦女代表大部分是很窮的人,在就業市場裡他們的工資比男人低,他們是吃虧的族群,尤其當他們獨自撫養子女時,他們必須承擔經濟和感情的重擔。在美國,婦女的薪水只有男人的百分之60,半數的窮人家庭,戶長是婦女,婦女是一家之主的戶長,日益增加,因為離婚、分居和單親家庭造成。貧窮女性化,部分原因是就業市場不公平,部分原因是男人在家庭裡不負責任。婦女為一家之主的家庭,貧窮比率很高,這是因為高失業率,低薪資與進修的門檻太高,十位婦女當家的家庭裡有四個家庭在貧窮線下,男人當家的家庭,十位男人裡,只有一個家庭在貧窮線下。

●   兒童

美國窮人裡,百分之四十為兒童,他們代表全美人四分之一,八個兒童裡,就有一個營養不良。一九九二年,每五個美國兒童裡,有一個是貧童:根據統計推測,在本世紀末比率會升高,將來每三個兒童裡,有一個就是貧童,一百八十五萬美國兒童居住在都市裡,百分之29是窮人,在紐約市,百分之40的兒童是窮人。在加拿大,年齡在18歲以下的貧童比率,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15.1增加為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18.2。

●   老人

在很多國家裡,特別是美國和加拿大,他們把經費大量用在房屋補助和老人福利,因為這樣做,可以贏得很多人的支持,非常有利執政黨政府,這些移轉措施的成功,明確的說明,社會政策可以改變貧窮的比率。過去幾十年以來,貧窮老人比率下降,這是因為政府一貫的決策在改善老人生活,但是仍有很多老人很窮和容易受到傷害;加拿大的老人,四分之三是低收入戶,退休依賴政府老人撫恤金維生的年老婦女,對房屋的需要,比他們同年齡的婦女高出三倍。

●   貧窮勞工

勞工貧窮,是因為定時失業,非定時兼職、微薄福利和低工資所致,百分之八十的貧窮勞工集中在工業區,有一大部分窮苦勞工是單親婦女家庭,在加拿大,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六年窮苦家庭增加百分之19,窮苦單身人增加百分之46。在美國於一九八六年,半數的窮人家庭在工作,四分之一全職一年到頭工作。艾爾烏德描述他們:「窮人裡的窮人」,他們遵守規則玩遊戲,但是輸了這場遊戲,有很多窮人不願申請生活補助,他們認為那是丟人的事,但是他們的低工資工作沒有了,真正的工資大幅縮水,這是一大群不靠社福維生的人,但是他們易受到非他們能控制的力量的影響。

●   少數族群

在工業國家裡,種族和性別是薪資不公平的最重要原因,西裔美人占美國人口百分之六,但貧窮比率是百分之12.5,三分之一的黑人生活在貧窮線下-比白人高出三倍,他們的壽命比其他美國人短,嬰兒死亡率比其他高出二倍,沒有好的教育,被謀殺的比率高達六倍,入監獄的比率高達四倍,賺得錢也比別人少,五個兒童裡有一個是窮人,百分之43的黑人兒童和百分之37的西裔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和年老的白人比較,老年窮苦的西裔美人是白種老人的二倍半,老年窮苦的黑人是白種老人的三倍。

在英國,種族族群有很大的差異,一九九一年後的戶口調查第一次才有種族來源,房屋和經濟指標等的特殊資料。戶口調查指出,某些種族傾向住政府補助房屋,而且過度擁擠,孟加拉灣人比其他的族群易住在過度擁擠的房屋的比率高出十倍,因為他們是新移民,加勒比海的黑人和非洲黑人幾十年前就已經來英國,他們租政府的廉價租賃房屋比率很高。巴基斯坦人和黑人一樣,失業率高,但是租私人的租賃房屋,但是他們都傾向擁有自己的房屋,因此很少利用政府的廉價租賃房屋,黑人利用政府的廉價租賃房屋比巴基斯坦人高出四倍。

●   原住民

加拿大保留區印地安人的貧窮,比其他人口高出百分之20,一九八O年代,許多指標顯示出,保留區的印地安人生活改善很多,房屋補助增加,就業人數增加,學校註冊的兒童增加,壽命也延長。在美國,原住民自殺比率很高,酗酒、吸毒的比率也很高,根據官方統計數字,美國百分之28的原住民生活在貧窮線下(美國全部人口的二倍)。

●   殘障人士

在這三個國家裡,人口的百分之13是殘障人,半數是窮困的低收入戶,加拿大政府的統計資料顯示,殘障造成的貧窮,比其他人口的比率高出很多,這包括原住民在內。

本章以下的內容,就三國的貧窮、失業、和房屋政策趨勢,做深度探討,這些事項和一九八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的遊民大量增加,有直接關聯。

●   英國的貧窮和失業

「有兩個種族:在他們之間沒有聯繫、沒有感情;對方的習慣、思想和感覺,一無所知,好像他們是不同區域的居民,或是兩個不同星球的居住者。」

                         一八四五年社會學家底斯雷立撰。

 

英國至今仍是一個分裂的社會,自從一九七O年代起,上層社會和五分之一的下層社會收入的差異擴大,一九八O年代到一九九O代早期,英國當時維持一個人基本生活費在貧窮線上的必需所得遽增,就原始收入,支配收入(付稅和福利之後的收入)及最後的收入而言,最窮階級的收入下降,最有錢階級的收入增加。窮人原始收入下降的主因,是因為約有三百萬人失業,他們的工作大部分是低薪勞役,福利差和沒有職業保障,在一九八O年代,有孩子家庭和單親家庭的支配收入下降,此外,最有錢階級的收入,在余契爾執政時,大量增加。一九八O年代,最有錢階級的每年支配收入增加百分之40,但是當時還看不出對社會的影響。

一九八O年代,英國三分之一的製造業消失不見,為了增加工作效能降低成本,許多工商業大老闆大量解僱員工,首批僱用員工-婦女、年輕人及少數族群被解雇,靠社會救濟金維生的年輕人,再也找不到工作,恐怕永遠也找不到工作。超過百分之40靠社會救濟金維生的人,失業期超過一年,最高失業率區(最高長期失業集中比率)位於都市內部貧民窟,沒有專業技能,低薪的勞役工人,大部分集中在此,利物浦和新堡地區的公家廉價房屋地區,失業的人高達百分之60,甚至於更高。

坎特伯里大主教調查委員會,發現這些城市的生活情況,令他們以為這是第三世界才有的環境:在某些區域社會瓦解崩潰的程度達到;商店窗戶釘上木板,汽車不能停放在街頭,居民害怕的不敢出去,也不敢放人進來,這裡瀰漫著無能和絕望。

城市內部經濟和社會研究委員會研究企劃調查報告指出:年輕人、沒有專業技能的人和黑人,失業率特別高。一九九O年代早期,英國有八百萬人靠社會救濟金維生,一百五十萬人依賴社會福利金長達五年,薪水差異越來越大,三百五十萬全職工作成人的薪資,比標準低薪還少,在一九八O年代,北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失業人比率成倍數增加。

因為就業前景渺茫黯淡,十五歲以上年輕人都不願繼續求學,英國只有百分之29的年輕人。獲得中學文憑,但是法國則有百分之48,德國為百分之68,日本為百分之80,只有半數多一點的英國年輕人(十六歲到十九歲)有完整的教育或部分教育和職業技能訓練,德國和法國則有四分之三,日本則超過百分之90。

●   英國的房屋政策

一九七O年代到一九八O年代,英國在西歐國家內,房屋支出最低,一九九一年環保部門統計指出,政府的房屋支出從十四億英鎊降低為七億五千萬英鎊,資本支出從八億三千英鎊降低為一億五千英鎊-對房屋所有權人的抵押利息稅補償金於一九八O年代增加一倍-相當於政府在房屋支出的全部削減額,一九九O年代早期,上等階級的房屋補貼比下等勞工階級的房屋補貼高三倍。

中央政府通過數項重要措施,旨在加強公共政策的議程:駕馭地方政府,加強競爭力和增強市場角色的影響力,一九八O年代早期,引進平價旅舍創新措施,用小型較佳品質的收容所取代大型夜宿收容所,雖然水準提高,但是收容單身遊民的床位大為減少。

一九八六年的社會安全法案取代薪資撫卹補助福利,是項政策改變的原因有四:達到長期削減社會安全預算。減少年輕人對政府福利的依賴,增加個人獨立自主能力。減少與薪資有關的福利。社會福利政策私有化等四個原因。自從一九八八年起,單親父母不能申請食宿補助費-他們通常用這筆錢預付房租,房屋補助取而代之,用欠債的方式付款,如此使得房租押金不易下降。申請社會安全補助的年齡從十六歲提高為十八歲。

一九八八年的房屋法案,減少房客的租賃期優惠,俾吸引房東地主重回私有房屋租賃市場,過了一年,房租獲准上漲俾附合市場價格,一九八O年代,對房客的房租補助下降百分之八十,生活補助津貼用來支付窮人房屋的修理和維護,政府基金用來購買空屋和提供寄宿舍與活動房屋給單身遊民和甫離開監獄、精神醫院、寄養家庭的年輕人。

一九九O年,政府、房屋建商和民間慈善團體合作,共同協助單身遊民,提供的基金為一千五百萬英鎊,後來提高為九千六百萬英鎊,為倫敦市一千名遊民籌劃緊急收容所,但是在工作的頭十個月內,按照原定計畫只能提供二百三十張床位,政府稍後報告指出,一九九O年到一九九五年之間,九百五十名遊民被安置在短期寄宿舍,二千二百名遊民被安置在長期收容所,七百名被安置在租賃的活動房屋。

政府減少財政支出,加強控管所有都市,政府意在重組房屋供應制度,成立地方支出限制與過度支出批准機構,限制地方政府徵收稅務的權力,包括大倫敦委員會在內的都市委員會均被廢除,接著房屋使用權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三年之間,價值一千五百萬元的政府平價房屋以優惠價格賣給租賃房屋的房客,地方政府的房屋興建完全中止,英國政府每年的房屋興建,從一九七五年的十一萬幢,降為一九九一年的二千七百幢,部分原因是政府削減經費,此種趨勢反映貧民窟清除下降(這意味沒有什麼人回來居住),政府協助弱勢族群的平價房屋的好名聲逐漸消失,其他職業人士對中央政府房屋的需求,轉而向地方政府申請。

一九八O年代私人房屋租賃市場衰退至歷史低點(僅占全部房屋市場的百分之八),政府的房屋建築委員會在供應租賃房屋和買賣房屋上,扮演重要角色,一九九二年秋季,財政部宣佈了一項政策轉變,說明原本未來將從基金提供五千七百七十七英鎊,用做其他房屋計畫,現在則撥給房屋建築委員會購買無人居住的房地產,政府官員希望,房屋建築委員會能獲得大批重新取回的房產,這證明行不通,結果他們從賠錢的房屋建商以折扣價買他們的房屋。

從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O年,房屋市場成長百分之四,但是私人房屋擁有率增加百分之13,公家廉價房屋和私人租賃房屋則下降百分之13,公家房屋委員會的租賃房屋則增加百分之27。私人擁有房屋從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43增加為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67,英國的私人房屋擁有率比美國和加拿大高,前者為百分之64後者為63,英國政府的廉價房屋仍占全部房屋的百分之27,加拿大僅占百分之6,美國為百分之1.5。

利息上漲和失業,導致中低收入家庭陷入困境。一九八O年代早期、中期,全國房地產市場景氣興旺,但是在一九八O年代晚期,景氣衰退,房屋建築成本和通膨一起上漲,稍微超過百分之50,土地的價格則上漲百分之325,如此引起土地囤積和投機,維持價格高漲,在一九八O年代末期,一般記名抵押增加了一倍為百分之15.5,房屋抵押增加百分之14,一九九一年在八十萬棟房屋的12名房屋抵押者裡,有一位就是欠債者,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50,重新取回的房屋增加一倍為四萬七千九百四十戶,比地方建商及政府房屋建築委員會興建的新屋,多出二倍,有些低收入戶喪失房屋變成遊民。

英國特別在私人房地產,有很嚴重的房屋毀壞問題,最糟的有收容安置二百六十萬人的二百九十萬幢房屋毀壞情形很嚴重:住戶共用廚房、浴廁,客廳等公共設施,提供早餐和床位的簡陋收容所、寄宿舍和單人房,大部分居住在水準以下的人,都是窮人又失業,有很多人是靠微薄社會生活補助津貼維生的窮人。

在戰時的歲月裡,政府大量興建低價房屋,俾供給低收入家庭、婦女單親家庭,失業又無專長技能的人和少數族群,一九六二年有百分之11的地方政府廉價房屋居住人,沒有收入(一般房屋居住人,有百分之16沒有收入);一九八八年,百分之60的人沒有收入(一般房屋居住人,有百分之34沒有收入),三分之二的單親家庭居住在公家廉價房屋,城市房屋發展局經常為房屋毀壞問題頭痛,而居住在這些破爛不堪房屋的人,又經常被指為是「廢物」,一九九五年約翰梅傑首相譴責這些骯髒的貧民窟:「看他們站在那裡,灰色、暗沉無生氣、鋼筋水泥廢物,和其他的社區,大不相同。他剝奪了人們的志氣和自尊。」

●   美國的蓬勃私人產業和政府的骯髒污穢

因為美國幅員廣大和多元化,他的情形不像英國那樣整齊劃一,美國經驗和英國不同的主要特徵為:高度的流動性,房屋和職業大量流向郊區,缺乏政府直接參予提供收容所及資源,勉強容忍政府干預社會福利事物。

一九九五年,國會出現強大的多數右翼派,這反映出過去幾十年的人口變化:現在半數美國人住在郊區,一九六O年只有三分之一,事實上很多人住在一個有門的社區,他們有自己的警衛和監視系統。如今美國的私人保全比警察多出一倍,一九九O年戶口調查報告指出:郊區居民在十四個州裡占絕大多數,這十四個州裡包括十個人口最多的城市裡的六個州(加州、賓州、俄亥俄、密西根、弗羅里達和紐澤西),二十五個成長最快的城市,其實十九個城市根本是郊區,四百三十五個國會選區裡,百分之40來自郊區,這些區域的投票人,是典型的、有財產的白人中產階級。他們受過良好教育,獨立自主、對社會、民權問題,溫和反應,他們對貧窮與遊民的重大問題,沒有胃口(最後的保守派),他們主張控制社福支出。

在工業國家裡,美國的貧窮比率最高,大部分的兒童生活在貧窮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嬰兒夭折率最高,成人文盲最多─五個人裡有一個就是文盲,關在監獄的犯人最多。美國的所得稅收,在工業國家排名第二,就經濟平等而言,美國排名最後,最近的稅收改變─懲罰薪水階級,在雷根政府後期,如果一九七七年的稅收法仍在執行,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應該報更多的稅。聯邦政府的赤字在一九六O年代僅占政府支出百分之五,一九九O年代中期赤字占政府支出百分之三十。

聯邦政府的經費,每八元裡只有一元是給美國窮人的,超過百分之四十的窮人,沒有社福、食物配給卷、健保卡、學校免費午餐和政府平價房屋。一九九五年,三百九十萬美國人沒有健保,另外四百萬美國人的醫療保險不足,只要生一場大病,就可以變成一貧如洗,很多的老年人因而成為窮人,不像其他的已開發國家,美國不優待生產婦女任何福利,懷孕婦女也沒有醫療保險和經費補助。

秉持減稅經濟理論的聯邦政策,造成貧窮增加的經濟擴張的反常現象,在一九八O年代,有錢階級的稅後財富增加百分之二十七,貧窮階級的稅後收入減少百分之十,一九九四年,窮人階級的收入占全國所得收入的百分之三點六(一九八九年為三點八),上等階級為百分之二十點二,(一九八九年為百分之十八點九)。

一九七O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的貧窮頑固不退,一九八O年代窮人翻身的機率下降,全國五十個大城市的窮人增加一半,一九七O年代到一九八O年代,從百分之十六增加為百分之二十四,在大城市裡,低收入黑人居住在窮人區的比率比白人高出五倍,圖表四,可以看出一九七O年以來大城市的貧窮和失業的趨勢;都會區少數族群大量增加,失業和貧窮的增加,婦女單親家庭的增加。

●   美國房屋政策的趨勢

窮人,甚至於全職工作的窮人,想獲得舒適,交通方便,價格不貴的房屋,簡直是作夢,幾乎三分之二的貧窮戶是租賃戶,在一九七O年代到一九八O年代,美國全國提供的低價租賃房屋下降(大部分是因為貧民窟改建為中產階級社區),但是租賃房屋住的低收入戶增加。缺乏四百一十幢房屋,擁有房屋的窮人,半數是老人,他們面對房屋維修問題,喪失房屋贖回權的人和房屋所有權喪失的人,在一九八O年代達到大蕭條時期以來最高峰。

一九七O年代到一九八O年代,一般房屋租金上漲是普通收入的兩倍,一九八O年代,全國只有四分之一的租賃低收入戶受惠政府的房屋政策,一九八二年正式停止興建低價租賃房屋和平價房屋。

 

 

 

 

 

 

圖表四   九十四個美國大城市(%)的貧窮、收入、職業列表

 

1970

1980

1990

占全美國人口的人口%

22.5

20.9

20.1

少數族群占全美國人口%

24.1

37.1

40.1

失業率

4.7

37.3

8.1

就業率(工商業)

22.1

17.4

14

占全美國普通家庭收入的收入比率

100.4

92.6

87.5

家庭貧窮比率

11.0

13.6

15.1

占社區40%人口的貧窮比率

5.1

8.1

10.8

婦女單親家庭占普通家庭的比率

10.4

13.8

14.5

相對於租賃房屋的需求,政府對低價租賃房屋的供應減少,一九七四年,二百二十萬租賃戶年收入在五千美元以下而且沒有租賃津貼補助,一九八七年,合格申請公家平價房屋,但是沒有房屋補助津貼者,增加為三百二十萬戶,窮人的收入減少,房屋租金增加,政府的社福減少,收入緊縮造成很多限制,收入不敷支出。

房屋供應和需求的複雜相互關係,影響遊民失去房屋,而且供應和需求的因素又影響租賃房屋的特性、地點和租金,城市的住宅房屋市場受到兩種相對趨勢的改變:改建舊屋,有能力購買新屋的中產階級取代了現在的居民,一九七O年代,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減少─包括紐約、芝加哥、費城、底特律、波士頓和聖路易等城市。一九八O年後,除了底特律,其他大城市因為改建貧民窟為中產階級社區,是以人口大量增加。

房屋減少是因為貧民區被改建成中產階級社區,這包括五佰萬幢寄宿屋和單身公寓單位被拆毀。大部分的舊屋在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下,重新改建,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七年,紐約市共拆毀十萬九千幢單身公寓。一九七O年到一九八五年洛杉磯和西雅圖共拆毀相當紐約市單身公寓的一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舊金山五分之一的貧民屋消失不見。一九八一年丹佛市只剩十七幢單身公寓,比一九七六年少四十五幢。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四年芝加哥市拆毀一萬八千幢單身公寓,波士頓的單身公寓則全部拆毀,這些低價租賃房屋的消失,帶來嚴重影響,因為殘障者,退休人士,靠微薄社會生活津貼維生的人,或低薪半職工作的人沒有地方住了。

在一九七O年代和一九八O年代時,因為房屋毀壞、改建或房屋上漲,以致平價房屋數量減少,在所有房屋數量裡,僅三分之一是平價房屋,窮人有能力可以租賃的私人房屋,在私人房屋市場裡,不到百分之7.5,因為窮人被迫住在過度擁擠和低水準的房屋。一九七O年到一九八九年之間,全國的租賃房屋戶增加為三百三十萬戶,平均每戶的人口,從2.73人減少為2.0人,因為人口遷移變動造成下列趨勢:更多獨立的老人戶、高離婚率、婦女就業人數增加,晚婚和更多單親家庭

。

租賃房屋的人增加,但是房屋數量不夠,租金因而被迫上漲。一九八五年,五分之四的窮人,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付房租,半數的租賃房屋窮人,房租占他們收入的百分之60。

一九七O年代和一九八O年代,就業市場和收入的改變,甚為劇烈。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O年之間,全職工人賺取的收入,瀕臨貧窮線,這種工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他們的收入占全部就業市場的百分之12.1到18),這種收入的十八歲的工人更從百分之22.9增加為43.4,所有四分之一的全職工作,二百四十萬個職位,賺取的薪水不夠養活一家四口。在速食店、餐館和零售業高度成長的地方,這是普遍的現象,高中畢業的白人的薪資下降百分之21,在一九七O年代,百分之二十的新工作,薪水為低薪,(一九八六年一年收入不到七千四百美元),到了一九八O年代,低薪工作增加百分之五十。

這個趨勢加深不平等,造成大量遊民,甚至於一個人一年全職工作,以這種低薪,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合宜的居所,除非他有兩三個工作。低薪全職工作的一位婦女扣掉所得稅,一小時工資只比社會福利金多60美分,社會福利金以工資換算,為一小時的工資1.2美元,如果他選擇工作,他就會喪失健保福利,雖然婦女就業人數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從一九七三年的三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元下降為一九九三年的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元,根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美國工人的實質每小時工資,從一九七八年的8.4美元高峰,下降為一九九四年的7.41美元。

擁有房屋的人的普遍收入,比租賃房屋人的收入高百分之八十,房屋擁有人有所得稅優惠和抵押利息扣除,他們不必為收取房租或資本利得付稅,對房屋所有權人的種種優惠,超過聯邦房屋補助的全部支出和地方政府的房租補助。收入最高的人和擁有最昂貴房屋的人,獲得最大優惠。一九八O年代,對富人的優惠甚至增加了一倍,但是低收入家庭的房屋補助被削減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一九九一年收入超過十萬美元的家庭,從聯邦政府得到五千六百九十美元的福利,比收入不到十萬美元的家庭的福利稍微多一點。自從一九六O年起,聯邦政府的福利補助,占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二,但是一九八O年代,低收入家庭得到的聯邦福利(一年收入低於一萬美元)實際下降百分之七,這種反常的現象,是因為聯邦政府的龐大福利計畫倒退:聯邦政府的福利不給低收入有孩子的家庭,取消食物配給郵票和生活補助津貼,相反的聯邦政府的福利分配給社會安全保險金、醫療保險金、聯邦老人退休金,特別給予提供醫療保險的公司免稅優惠,聯邦政府百分之60的福利給予64歲以上的老人,當老人增加時,這種支出也隨著增加,一九九二年,聯邦政府給予社會安全保險和公司的醫療保險賦稅的全部支出超過九百億美元。一九九O年代早期,這些福利─代表所有聯邦支出的百分之45─每年比雷根政府上任時的全部聯邦預算更多。一九九三年的全部食物配給郵票支出為二百五十億美元,低收入家庭生活補助為一百六十億美元,社會安全收入補助金為二百十億美元,農夫補助金為一百六十億美元,利息扣低金為四百九十億美元。

●   加拿大的貧窮和遊民

加拿大的社會安全網比美國更精密和更廣大,加拿大的醫療保險涵蓋所有人,但是仍有一部份人無法享受醫療保險和房屋補助,例如,原住民就有更多的健康問題,他們沒有好的住所,更多的病態人,比其他加拿大人的壽命短,甚至於在大城市裡,遊民也得不到好的照顧。

貧窮在加拿大有不同的意義,加拿大的窮人不會挨餓,也沒有人強迫他們露宿街頭,但是遊民數目增加,包括許多兒童和單親母親,他們依賴食物供應站和緊急收容所維持生活,根據統計,百分之14的加拿大人暨四百三十萬人是窮人,包括一百萬的兒童在內。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四年之間,中等家庭收入增加百分之五,窮人家庭增加百分之十一。這表明收入的增加沒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沒有任何社會福利的人,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一年增加百分之29,同時,窮苦老人從百分之34.9下降為27.6,這反應出經由收入在分配現實的社會政策對健康影響。

一九七O年代到一九八O年代,貧窮線下的家庭增加三分之一,沒有社會福利的低收入窮人增加一半。一九九O年代早期,超過二百萬個家庭是貧窮戶。一九七三年五個窮苦家庭裡,有一個就是女人當家的單親家庭,一九九O年代,三個貧窮家庭裡,有一個就是女人當家的窮困單親家庭。低收入代表教育低,沒有專業技能,缺乏職業技能訓練,文盲率很高,沒有能力購買房屋。貧窮期限一般為二年六個月,單親家庭和單身老人的貧窮期更長。

貧窮對兒童的壓力很大,加拿大百分之30的窮人,年齡在十八歲以下,安大略的社會救助評論期刊指出:「十個人裡有四個就是領社會救濟金維生的兒童。」低收入和健康之間的直接關係顯示出:貧窮兒童患有心理障礙比其他兒童高1.7倍,比其他兒童早死高出1.8倍,比其他兒童中學輟學高出2.2倍,「高度輟學比率,是貧窮循環的一種方法,而且貧窮的循環永不止息。」

貧窮受地理區域不同的影響,一九八五年後,加拿大因區域不同造成嚴重不平等,城市內貧民區的窮人比城市郊區的居民高出二倍,地方區域的不平等,是加拿大的重要問題,最常用的指標─各個省低收入和貧窮的標準,這只是結構問題的表徵。最窮的區域是沿海諸省:新地省,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窮人。以區域的比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圖表五顯示出,各種不同人口的貧窮比率,最近幾年,都市區貧窮增加,尤其是年輕的家庭,孤獨雙親和一家之內工作的人不只一個。

圖表五   1990年加拿大的貧窮比率(%)

單親母親的兒童

63.8

單親母親的孩子年齡18歲以下

56.7

原住民

54.2

超過65歲以上的單親婦女

53.8

25歲以下沒有社會福利的年輕人

50.1

單身成人婦女

44.5

單親父親的孩子

23.1

16歲以下的兒童

16.9

雙親的孩子

10.6

除了收入低和失業外,生活在貧窮線下的窮人,必須對健保和社福制度的缺陷滿意,社福制度對就業和職業訓練沒有提供任何誘因,在生活昂貴的城市,例如多倫多、蒙特羅或溫哥華,社福必須用做房屋補助,一九八O年代,物價高漲,租賃房屋數量減少,需求增加,是以房租上漲,安大略的一項研究指出:百分之87的單身領社福津貼維生的人,用收入的一半付房租,平均一名低收入單身全職人,付了房租,只剩47元,結果許多人被安置在廉價寄宿屋,因為沒有錢付房東要求的第一個月和最後一個月的房租。

諷刺的事是,美國的柯林頓政府要求國會模仿加拿大的健保制度,但是加拿大的制度卻向南移,尋求模仿美國成本高昂的醫療保險和私有化制度。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三年這段時間,聯邦政府的健保支出,從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3.2下降為百分之1.8,私有化制度使私人財閥權力大增。公共支出減少,反映了此一事實,健保支出從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77減少為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72。到目前,加拿大大部分的健保由獲得政府經費的私人醫療機構負責。然而此種移轉權力給私人和慈善機構,使人誤解是民主化,其實在許多情形下,這些機構的健康保險投保人,根本沒有機會參予影響他們福利的決議。

●   美國和加拿大低收入戶的福利津貼比較:

「一九九O年代中期,紐約市領社會救濟金的人有一百一十五萬人,這比過去五年增加了百分之41,一九九O年最窮的人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一年的收入僅為美元二千九百八十三元(每月為二百四十八元)。

紐約市一名殘障成人的每月福利津貼為五百五十美元,其中包括一百一十五美元的食物配給卷,每月單人房租和水電瓦斯費至少為150美元,剩下125美元付食物和所有的花費。

多倫多市的一名成人每月的福利津貼為520加元,每月單人房租為350加元,僅剩下170加元付其餘的開銷,這種福利津貼已是全加拿大第二高的水準(一九九五年晚期,新選舉的保守黨政府削減社福百分之21.6),新布朗斯威克市每一名成人的福利津貼為二百六十七加元。」

●   近期社會和經濟的趨勢

在加拿大,大部分的職業為原料的提煉和加工,例如紙和紙漿、開礦、石油、瓦斯工業等,現在則是成長率世界最高的交通運輸和通訊業,於是製造業和傳統業的工人,面對解雇因為他們缺乏現代工業需要的技能,此外,就業市場的轉變,降低很多低薪工人的購買力,加拿大經濟委員會調查指出:「最近就業市場的實際成長,一方面是專業技能,福利好的穩定工作的增加,一方面是不穩定低薪工作的減少。」這些都發生在大城市裏,這種經濟轉變加深城市和鄉村的對立。

全球經濟化趨勢的一項重要後果;工商業衰退代表工商業的製造加工減少和工業活動的集中退化(開發中國家和窮國),辦公室自動化增加(都市邊緣區的物價低的地帶),不僅工廠工被裁,秘書和文書工作人員被電腦取代,接待員被語音信箱取代,圖書館館員被唯讀光碟取代,銀行職員被取款機取代。許多中階級主管變成多餘的閒人,因為他們沒有職員可以監督管轄。

更糟的是,加拿大的窮苦工人面對失去房屋的風險,這是全球化經濟反映出的趨勢,最近幾年,兼職工作(包括臨時性或短期)比全職工作增加四倍,一九八O年代,非自願兼職工作的人增加三倍。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四年;加拿大統計局指出,半數就業取代解雇員工的薪資只有從前的一半,一九八O年代一名最低工資工人的購買力,降低三分之一。一九九一年一名都市單身窮人的最低工資不到貧窮線的百分之70,而一九八O年則為百分之84,擔任兼職工作的人比較年輕,他們比擔任相同工作的全職人,薪水較少福利較差。職業訓練和升遷的機率為零,職業的穩定受限或根本沒有,加拿大超過半數的低薪家庭是工人;百分之56的家庭戶長是兼職勞工階級,百分之27的家庭戶長是全職工人,兼職工人的家庭比全職工人的家庭窮苦機率大五倍。

社改家批評加拿大的社會安全制度,沒有趕上社會和經濟變遷,一九八四年低收入的家庭補助津貼部分被削減,根本沒有配合物價的上漲,聯邦政府最近就失業保險及加拿大年金撫卹計畫,引介課稅彌補收入,一九六O年代和一九七O年代購買力上升,但是一九八O年代,徵稅增加,而物價下降。

社會和經濟指標密不可分,職業模式的改變影響收入、失業率、領社會救濟金的人數和遊民產生的機率。兼職工作人員,從一九七O年代不到百分之11,增加為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17。一九九四年職業市場就業人數下降百分之65.3,反映出就業黯淡的前景,特別是沒有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能的人,根本失業。結構性職業轉變導致大量失業工人,至少四分之一的人,永遠找不到工作。失業期從一九八一年的16周增加為一九九一年的21周。

除了小型家庭住屋大量增加,政治權力也移轉至郊區,反應美國的模式。例如一九八八年的全國選舉,保守黨獲勝,在多倫多市議會的23席,他們只占九席,但是在郊區獲得十六席的十四席,郊區成為顯著的政治實體,郊區的居民特別關心稅收和政府支出。他們比都市居民更富有、更年輕、教育水準更高,他們大部分都有兩份薪水。都市裏半數居民是租賃戶,但是在郊區至少四分之三有自己的房屋,郊區居民依賴政府補助的人只有都市居民的一半,一但人們遷居至都市郊區,購買房屋定居,就不再關心都市問題,只關心經濟和個人安全。

●   加拿大的房屋政策趨勢

加拿大的房屋需求標準,是「核心房屋需求」,就是一個家庭無法獲得暖氣、自來水和不超過家庭總收入百分之30的一般生活福利設施的人,就是有房屋需要的人,一九八八年,加拿大國立房屋抵押公司估計指出,七個家庭有一個家庭就是核心房屋需求人:他們百分之70的人是租賃房屋戶,幾乎半數單親家庭(百分之90為婦女)是核心房屋需求人,老人為百分之41,成年人為三分之一。

這些核心房屋需求人,有優先權要求聯邦、省和市政府的協助,但是最近數年,政府的平價房屋數量,不夠分配給加拿大最窮的族群,一九九O年聯邦政府的預算,只有百分之1.3是興建平價房屋,這些經費的百分之90用來繼續支援原有平價房屋、援助原住民及非營利的合作計畫,政府的房屋興建數量,自從一九七O年代逐漸減少,聯邦政府趨向增加擴大房屋私有化機率。

租賃房屋沒有優先,每年百分之20興建的房屋是租賃屋,因此租賃屋有很多問題:租金、房屋舒適度、與房屋設施良好與否,過去十年,房租上漲比消費者物價指數還快,三分之一的租賃戶的租金占收入的百分之30,全國房屋投資抵押公司評定五個租戶之一,住的房屋不合安全標準,不適宜人居。

經過一段時間,租賃戶的特性改變了很多(政府的平價房屋,大部分住戶為老人,尤其是老年婦女。更多的人依賴政府的福利津貼維生,移民增加,有孩子的單親媽媽增加),反映出低廉租金的政府平價房屋越來越少,移民政策的改變和勞動工作轉移為低薪工作市場。還有很多重要的變化:高離婚率,單親家庭增加,婦女在社會和勞動市場地位的改變。

跟隨著這些改變是國家房屋投資抵押公司的改變,一九八四年開始,國家房屋投資抵押公司停止生產公家平價房屋,並且把房屋及其有關問題的責任移轉給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國家房屋投資公司仍舊支援房屋政策並繼續影響政府平價房屋政策、制定非營利房屋政策、租金補助和住宅重建計畫,一九八六年的聯邦省級全球平價房屋協議規定對省級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投資房地產,給予特殊獎勵,國家房屋投資抵押公司和省級政府分擔營建成本(抵押、設施、維修、繳稅)和租屋戶的房租。

●    結論

遊民不只是沒有地方住、需要房屋的問題而已,如果想要了解這種現象的複雜和特性,就必須探討一個國家的政治的經濟和資源分配所做的決策,就全球化經濟改變、貧窮、失業、社福政策、房屋政策和遊民而言,英國、美國和加拿大三國情形類似,在很多情形下,瀕臨一無所有窮困的遊民,政府並沒有好好的照顧他們,政府的政策傾向照顧生活富裕,有發聲權和政治權力的人。

這三個國家的貧窮率於一九六O年代下降,但是在一九七O年代和一九八O年代當政府削減社福時,貧窮率不降反增,減少最窮家庭的居住權的公共政策的轉變,要為遊民的增加負擔部分責任。就業地點、就業種類與收入的分配也是影響遊民產生的原因之一,在加拿大、美國,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是最低收入群體的九倍(英國則為七倍),除了高收入群體,一般家庭的稅後收入,從一九八O年代後期到一九九O年代早期下降。

從一九八O年開始,三國的貧窮家庭數目增加,特殊群體貧窮比率增加:有孩子的單親媽媽家庭,年輕勞工,殘障人士,少數族群,都市貧民窟。英國的社福支票兌現前的貧窮比率比美國高,但是支票付現後的貧窮比率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在加拿大,貧富差距因福利支票劃撥和所得稅而減少,貧窮家庭人數增加三倍,而收入不增反減。頂端收入的人減少百分之五,而收入大增,這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

一九八O年代和一九九O年代早期,因為全球化和技術改變,經濟和社會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勞工實質薪資縮水,房租和收入的缺口擴大,這些趨勢伴隨著遊民數目增加,兩者絕不是湊巧發生的。

 

 

 

  

第三章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遊民的演變史

    一八四八年英國有名的首相政治家底斯瑞里說:「如果農舍不快樂的話,皇宮不是安全的地方。」

    本章討論公家和私人機構在社福和房屋政策上扮演的角色和英國美國加拿大處理貧窮及遊民問題的方法。在本章的歷史回顧裡特別重視某些主題。在十九世紀時,慈善機構、平價住宅政策、慈善人士捐助貧民屋等措施均在強調社會秩序和自助的重要性。需要救濟的人往往被拒絕,除非他能獲得慈善機構證明他需要救濟和房屋。十九世紀初在北美,為了達到社會秩序逐漸形成成處理移民的一套法規;這套法規影響了目前處理遊民的問題,在英國孕育而成的社會秩序主張和政策,造成了最初認養窮人法規的心理傾向,就是如何區分值得幫助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及提供房屋只給能買的起的人,這些都影響了三國後來處理遊民的態度,雖然這三國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有相同性,但是最近幾年顯示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些相異點將在以後的章節及歷史回顧裡詳細敘述之。

強硬的窮人法規政策:十九世紀的遊民和社會改革

    在實施救濟政策時,政府應該首先想到這種政策必須對個人及整個國家都有益,救濟的每一便士必須幫助真的窮人而不是使能工作的人變懶(一八三四年窮人法規委員會制定)。

    十九世紀英國的遊民和窮人沒有什麼選擇:根據上述的窮人法規,她們在不公平的待遇下,被安置於工廠內工作,或是在流浪法規下被趕走。但是不良的工作環境及不公平的法律驅使人民尋找更佳的工作報酬或遷居。由於公共衛生和健康調查局發現瘟疫的產生和都市窮人、疾病及不良居住環境有關,因而改變了政府和政客的態度。

    從一八六零年起,慈善機構提供貧民屋、平價屋和收容所給付得起房租的人,另外百分之五給房地產投資商,這些慈善資本家用提供房屋做為教育手段,他們嘗試把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灌輸給勞工階級,如此就區分出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前者由私人慈善機構處理,後者由窮人法規董事會處理。歐克它維亞、希爾女士發起了一項改革運動,就是後來美國大量模仿的慈善組織協會,她認為勞工階級不僅需要較好的生活環境、更需要教育和精神支援。

    一般人都認為是個人問題造成貧窮、直到霍亂和傷寒的爆發影響了每一個人,大家才知道瘟疫的產生和貧窮、不良環境、公共衛生、自來水的供應有關。於是政府大力介入逐漸改良房屋政策、窮人的居住環境因此獲得改善。因為社會改革運動家的呼籲、政府在十九世紀後葉三十五年加強執行窮人法規,當政府增加干涉時、地方自治受到極大的尊重。大家都知道私人機構能做的事有限,一八七五年歐克它維亞、希爾女士承認過去十年慈善機構只提供了百分之五的房屋給需要的人。

十九世紀在北美慈善組織,平價房屋和公立學校的成立更強調社會秩序和自助的觀念、狹隘的偏見和不信任外來移民造成排斥遊民,除非他們能夠獲得慈善機構證明,否則他們得不到救濟。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移民、經濟危機造成失業遊民。雖然美國的工業革命比英國晚,但是影響都一樣,一八六五年後,製造業和建築業的興旺造成需要大量的工人,很多工人來自鄉下和小鎮,每個城市的招待所都住滿了這些工人,但是仍需要廉價勞工,於是英國、愛爾蘭和德國的移民填補了這個空缺,後來義大利、希臘和東歐的移民又接替他們的工作。

他們大部分來自鄉下的農夫,這些移民都常在他們上岸的港口等候工作,他們提供廉價勞工,在鐵路運河工作或在工廠工作,女人及兒童則在剝削工廠工作或在廉價房屋自己家裡工作。移民都沒有積蓄,沒有住在都市的經驗,大部分都不會說英文,他們易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和房東地主的欺騙。

接受移居者和移民的城市,一片混亂,一九00年紐約市的人口從一八四0年的三十一萬兩千人增加為三百四十萬,芝加哥一九00年的人口從一八三六年的四千人增加為一百八十萬,一九一0年增加為二百二十萬,美國全國人口從一八六0年的三千一百萬增加為一九00年的七千五百萬,儘管這些城市人口增加很多,但是都沒有州政府和市政府。直到二十世紀才有垃圾處理、區域劃分和大樓管理規章,當時的下水道系統沒有規劃和效率,到處可看到排水工程,沒有自來水,大家共用一個骯髒自來水龍頭、房間很小缺乏暖氣和電爐、兩家共用水電或是和其他房客共用,在這些貧民窟內瘟疫和疾病爆發,十九世紀中葉死亡率很高,移民住的地方,狹隘又擁擠是傳染疾病的溫床。

經濟不景氣時,有些人成了流浪漢,他們流竄在全國各地尋找工作,隨著季節改變工作,有時幫助收成、有實在伐木廠工作,留在城市內的被警察抓進居留所。傑克布、里依說,紐約市警察局拘留所每年拘留四十三萬五千個流浪漢﹙一九0二年里依的統計﹚。

如同英美兩國、加拿大的貧窮問題也被視為是個人造成的,政府不給予社會救助,只供給食物、衣服或木炭-沒有提供金錢。慈善機構只提供緊急救助,後來有些市政府給予一次緊急式的援助。政府和私人慈善機構都認為救濟太寬,恐造成依賴,他們均認為浪費、無能、不節制、道德敗壞是失業主因。當大量失業發生時,政府和社會運動改革家於是在加拿大北部和西部從事土地開拓、以此為社會安全閥,把窮人遷居至無人居住的地方。

   ●   集體安全運動

十九世紀中葉因經濟不景氣、社會學的研究和逐漸的認知自由競爭不能保證景氣不會衰退,因此促成社會改革運動。新成立福利機構的辯論和變化也是促成原因之一。

一八八四年倫敦開始興建平價房屋,同時帶動婦女解放運動和進一步了解都市窮人的生活狀況。十九世紀末葉,階級區分非常顯明,一八八0年時,英國各都市嚴重缺乏房屋、土地昂貴,因為興建鐵路和其他建築計劃迫使貧民窟的居民流離失所。由於缺乏建築平價房屋的土地。窮人圖方便走路就近工作,都市窮人居住在昂貴擁擠環境差的地方。

國會和皇家勞工房屋政策委員會一致認為全國擁擠的房屋問題是擁擠而非環境衛生不佳。這份報導強調政府必須大力介入房屋政策,並且說明私人企業和慈善機構的資本主義無法應付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問題。一八九0年通過的勞工階級房屋政策,反映出中產階級改革運動家的影響,他們聲稱此項法案的通過是漸進式社會主義的功勞。大家逐漸認知貧窮和低工資、失業、季節性不定時的工作及窮人無法改變的環境、土地房屋匱乏、房租昂貴有關。

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工業家接受移民,但是本地人排斥移民,社會和政治改革家嘗試把移民塑成美國模式,雇主最初贊助歐洲移民俾供應勞動力的大量需要,他們僱用了大批不同種族的移民一齊工作,雇主相信如果工人都不會說英語,他們就無法聯合對付老闆,歧視的現象非常普遍,十九世紀末期興起激進主義,雇主開始懷疑無限制的移民有什麼好處。本地的工作者認為外來的移民搶走了他們的飯碗,因而懷有偏見。景氣衰退工人最容易受到傷害,十九世紀中葉雇主和本地人聯合發起排外運動。一八七三年失業率為百分之三十,一八九三年恐慌期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一九七三;三八卷瑞金巴基之調查報告﹚

十九世紀後半期,北美和英國的志願工作協會緊急合作,美國的慈善機構資本家和社會改革家橫渡大西洋去英國幫助查理士、布斯;艾德文、加德威克;歐它維亞、希爾女士的社會工作,美國紐約和波士頓的模範平價屋,衛生法、公共衛生法都來自英國。他們認為可以幫助的窮人由私人教育職業訓練機構給予協助,慈善組織協會極力主張;只幫助值得幫助的人而且是該組織能夠掌控的人。該組織的擁護者並把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灌輸給這些窮人。

自從一八八六年開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志工團仿照英國的托因比大宅邸模式,在加拿大和美國大量興建平價住宅幫助移民,儘管他們努力試著改良貧民窟的教育及環境,但是他們發現這些移民難以應付,這是十九世紀末葉,自然形成的社會緊張情勢在他們的學術文章裡;顯示出他們對經濟造成的地位不公平感到歉疚、她們主張以仁慈寬大與友誼接待這些移民,用教育作為教導的方法,用改革作為突破阻礙的策略。

加拿大和美國的都市居民認為,日益增加的犯罪暴動影響社會安定,而這些外來移民就是禍首;是「危險階級」,十九世紀末葉發生的重大事件增加了他們對移民的恐懼,從一八七0年到一九00年每隔十年發生的經濟衰退造成社會不安。因而產生了社會暴動、勞工歧視和政治動盪,很多人失業被趕出家門流浪街頭,都市裡悲慘的居住環境,成千上萬的人擁擠在狹小的空間,因而興起了十字軍社會改革運動家,他們呼籲改善窮人的健康、居住和工作環境。一八四九年加拿大通過了都市合作法案,地方政府開始負擔社會福利責任,從一八七0年到一九00年省級政府在興建監獄和收容所上有更大的權利並能監督政府資助的私人慈善機構,此系統主要針對居住在城市就業的居民,最窮的人和救濟機構都集中在這裡。

●     自由的探討:二十世紀初期的社會改革

英國於二十世紀初期,社會改革運動家和政府官員均認為,醫治社會疾病的良藥就是健全完善的房屋政策。當時有很多人贊成政府大力介入社福工作。在第一次社會大戰前社福項目包括失業保險(某些工商業)、老人年金、健保、工人補償、勞工交換、最終工資、免費教育等。但是當時仍有人不贊成政府提供房屋給勞工。立法仍是模陵兩可而非義務性,政府不提供經費援助,地方機構和私人企業自己決定如何應付這種棘手問題。

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有幾個趨勢:改良社會「福音派」的支援者擁護政府強力限制並監管選區政客控制移民投票權;贊成興建遵循英國模式的「模範屋」、「平價屋」、「花園城市」。

美國生活矛盾現象之一是:一方面努力容忍多元文化,一面又維持獨裁並強調控制社會秩序,這是「躍進期」存在於移民和當地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一八九0年到一九一0年之間,都市人口增加了三倍,足以證明本地人對外來移民的恐懼。

社會改革家採用歐洲模式解決貧窮和房屋問題、房屋的論述大部分都和建築、花園城市、都市設計等有關,並以此作為解決都市問題的策略。一九0六年成立的美國花園城市協會、一九0九成立的都市策略運動、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防房屋計畫、一九二二年的美國家庭改良協會、一九二六年的區域策劃協會及新政綠色鄉鎮計畫均是當時改良時代的成果,這些組織都是根據英國模式設計而成的。

加拿大房屋改革計劃仿照美國模式,當紐約市強力實施平價房屋法案時,多倫多也通過了相同的平價房屋法案。加拿大人口從一九0一年的五百萬增加為一九一一年的七百二十萬,十年後人口增加為八百八十萬。人口增加大部分在大都會區,但是經濟躍進帶來社會不安和移民問題,有些社會改革家認知工業擴充、都市成長、房屋策劃、公共衛生和大眾健康彼此都有關聯、他們的研究為改良勞工階級的生活狀況做好了鋪路的工作。根據一八九七年的英國立法,一九0九年魁比克市通過了勞工撫恤金賠償法案,歐大略市五年後也通過了相同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勞工、農工及勞動者聯合大團結獲得空前大勝利,因而取得了參政權。

●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上下瀰漫在樂觀的氣氛裡,很多重大社會問題雖然實際上並沒有解決,但是理論上皆獲得答案。從花園城市策劃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出;維多利亞時代小市民得不到的,現在小市民可以有健保、快樂及富裕的生活。但是一九一四年八月四號粉碎了這些美好的日子,戰爭帶來實際上的艱難困苦,特別是窮人。面對成千上萬人失業、環境差的人喧嚷要求工作,政客在戰後被迫為戰後退役軍人及戰時工作人員安排更好的工作。然而關於英國應如何進行重建改良社會沒有一致的決議。

這是一個歐洲全面動盪不安的時代:先是英國的罷工、接著是法國陸軍叛變、及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大革命。洛伊德、喬治成立了國家重建部門並開始探討工業崩潰的原因,調查委員會發現昂貴物價、戰時限制人自由及缺乏房屋是主因。大家都害怕若是英國不採取更寬大平等的政策,英國恐怕會陷入階級戰爭。

英國重南輕北的政策可以從失業比率看的出來,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失業調查指出:加羅失業率為六十七,墨希爾為六十二,馬麗波特為五十七。倫敦不到十、牛津為六。有固定職業和薪資穩定上調的人於一九二0年和三0年皆享有高生活水準,但是其他的人則愁雲慘霧。

社會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改運動家特利、吉爾貝特說:「社改猶如議會審理中的一枚手榴彈,在雙方手裡拋來拋去、大家都希望炸彈在對方爆炸。」全英國逐漸勉強的認識:每一個人對社改皆有責任及保證公義的維護系統。社改的要點就是興建房屋提供給失業者、居住環境過於擁擠者及房屋缺乏者。在戰爭時期的房屋計畫包括一連串的不連貫實驗、例如政策的第一步是提供「房屋給英雄」、此政策認定政府有責任應大力介入解決房屋問題和安撫失意勞工及退役軍人。政策的第二步認定唯有政府介入,勞工階級的生活水準才能獲得改善。政策的第三步是政府的介入才能改善貧民窟及達到重建,在戰時處理失業和改善窮人生活環境,政府採取的策略令人動容。一九一九年興建了四百萬戶房屋、一九三九年興建了一百五十萬戶,政府資助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七點五。房屋設計建構良好,標準的三房一廳、面積有855~1055平方呎。房屋政策開始符合社改的理想,一九三0年末期平價住宅成為英國的一般生活方式。

然而仍有嚴重的問題,戰時的社改使得部分人被遺忘了,都市裡的低出生率、高嬰兒夭折率、高疾病率等均比其他地方糟。一九三0年很多貧民窟的居民,生活比上世紀末好不到哪裡去。一九三九年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新房屋享有較好的生活,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設施不良的舊房屋,但是他們大致都還滿意現況,最差的三分之一的人被迫居住在不夠水準的房屋,他們大部分都住在都市的貧民窟內。

戰後二十年,美國的少數貧窮族群的經濟沒有得到改善,一九二一年因為機器自動化及經濟衰退,三百五十萬人失業,眾多居住在集合式公寓的家庭突然被趕出去,也沒有社福幫助她們。在這些年裡可以看到鋼骨帷幕大廈的繁榮興建和礦區沒落的悲哀,許多州的礦工失業,於是工會組織興起,罷工是家常便飯。雇主用關廠應付勞工;罷工者被迫失業或屈就接受工資被減,法律訴訟是支助勞工的力量之一,但是無力改變社會。

   一九二八年總統候選人賀伯特、胡弗讚揚個人主義和自我奉獻主義造就美國的繁榮強大,他說:「今日的美國戰勝了貧窮,是有史以來最富強的國家」。結果進步的口號從希望變為惡夢。能享受這個國家的豐盛的人不到四分之一,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之前,每週工資平均為28元,一九三二年能找到工作的人每週平均工資為17元。

       加拿大在戰後十年,政治家和社改家的做法反映出英式經驗,因為發生了許多社會和勞工暴動,重大的有魁北克市的兵役暴動和溫尼克市的大罷工,因此一九一九年國會成立了皇家工商管理委員會,結果一連串的措施激怒了勞工,戰時不法獲利及軍人除役促使失業率大增,物價上漲超過工資,房屋供應量不夠,除役軍人居住環境非常惡劣,多年來房屋量本來就不夠再加上戰爭使得房屋嚴重缺乏。政府遂採取最低房屋量政策,並解決建築業失業的問題,戰後要求更好的生活的呼籲,促使窮人境況的改善。一九二○年社福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為了戰後快速恢復正常生活,政府還沒有想到一套完善的房屋政策和社福改良政策。

       ●  大蕭條時期的私人及政府救濟措施

       在美國當人民失業和沒有儲蓄時,對他們的信任也隨之消失,救濟站供應免費三餐,勞動力的四分之一是一千三百萬人失業,三千四百萬人沒有任何收入,許多人在美國各地尋找工作,在每個城市的郊區,到處可見「胡弗別墅」-遊民用防水紙造簡陋居所,臨時屋及帳蓬。

       胡弗總統仍對美國的自我奉獻及社區服務抱持信心,因此遊民數量越來越多,農業收入下降三分之二,都市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在羅斯福總統上任保護房屋所有權人之前,因為地主佃戶和房東缺乏安全感,每天有一千件喪失房屋抵押品的贖回權,紐約市一百多萬人失業,一九三二年初期,有六萬件被逐出屋的紀錄。

       一般人認為這些被救濟的人缺乏工作動機,甚至於認為他們不能有車、保險,公民權或買酒喝。因為閒逛遊蕩或在垃圾裡找食物被捕的人屢見不鮮。一般人認為流浪漢會危及社會秩序,然而大部份的人都是被迫失業找不到工作。

       賓州一項調查顯示,三萬一千失業人,年齡平均為36歲、美國土生,身體健康而且工作記錄良好。大蕭條的頭兩年由私人機構,個人慈善家及工商團體資助失業人。有些社區組成自助工作隊,帶領失業人到農場工作採收農產品,一九三二年中葉,慈善機構的基金用罄,地方政府杜絕屢約付債,華盛頓的官員屢屢為他們上訴。

       因為沒有歷史的前例,沒有全國性的聯合組織,工會勢力薄弱,地方分權組織系統和缺乏實際的投票權使得中央政府沒有立法解決他們的問題。美國當時的政黨依靠地方勢力而非全國性的支持網,偏見歧視普遍,國會議員只盡忠於州及地方政治團體。一九三○年中葉之前,聯邦官僚體系還不成氣侯,範圍也不大。一般都認為聯邦政府不應干涉地方政府。由於為了成立聯合政府必須要求立法委員合作,但是往往被保守派破壞,是以發生危機,因而孕育了國會的改革。一九三三年當聯邦臨時調查局估計全國有一百萬至一百二十五萬人失業時,國會出錢資助失業人,由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福利機構分配撥款,聯邦緊急救助機構收容十二萬五千人,安置他們在公家建築工程做臨時工,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大家逐漸認知,普遍存在的失業、貧窮和遊民不是臨時措施可以解決的。

       羅斯福總統說:「我們必需停止這種救濟」,他呼籲國會批准三百五十萬的就業經費。工作進行管理部門因此籌款五億從事公共設施計劃。一九三五年八月,羅斯福有鑑於長期週全性的社福的需要,他簽署提供失業保險的社會安全法案。但是每州有權決定抽稅及社福的標準,社會安全措施逐漸擴大為包括所有的勞動者,此項法案廣泛受到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支持,社會保險由參予人的工資扣除,不再是救濟品式的社福。

       羅斯福總統於第二任就職演說中說:「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無良好的居住環境,仍無好的衣服穿、仍無營養品」,他以美國房屋發展局取代公共建設部門,為窮人興建平價屋,這對當時不景氣的建築業大有幫助。盡管如此在十九世紀末頁美國仍面對嚴峻的經濟問題,一九三九年美國農業部開始發行食物印花稅救濟飢餓的人和遊民。一九四○年美國全國生產毛額仍低於十一年前大蕭條發生之前。

       出自利益團體決定的公共政策,就是美國制定的社福政策不應含蓋全面。因此社會政策導致系統化的排斥某些人,從美國的社福政策歷史可以看出性別、種族、階級都糾結在一起,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安全法案,當時的國會議員哥登堅持性別是社福政策制定的基礎,因此社福措施男女有別,產生兩套標準,同樣早先的社福立法也排斥黑人:百分之六十的黑人(工人和農工)沒有社會保險,雖然全美黑人福利團體提出抗議也沒有用。

       加拿大的經濟衰退比大蕭條時的美國好不到那裡去,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全國生產毛額下降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三大平原省(馬尼脫巴、沙斯卡其旺、阿爾貝安)的農業收入只有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六,經濟全面的衰退造成造船業,製造業及鐵路業大量失業。

       大蕭條的開始時,沒有社福政策,人們自認應負擔自已的生活,依賴儲蓄,親友和私人慈善機構的幫助。許多人認為接受救濟是人生失敗的肯定。被迫申請社福的窮困家庭往往受到鄰居的排擠,到一九三三年眾多公職人員失業達百分之26.6,每五個加拿大人有一個就是申請社福的人,然而地方和州政府無法提供社福,因為稅收大量下降,有些市政府和州政府因而造假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減少社福支出,歐它瓦市不當的房屋政策;蓋好的平價住宅只有全國五分之一的富人才買得起,更令人對政府失望。

       當經濟越來越糟時,加強了社會不安的恐懼,班尼特政府為了維持社會治安,強力趕走工人和共產黨武裝份子,並強迫遊民在農場和鐵路工作,很多城市都採取相同的措施,民間領袖怕冬天都市變成遊民的溫床,勞動者救助同盟組成1800名的流浪軍團去歐它瓦市示威,抗議聯邦政府漠視失業。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皇家警察大隊強力壓制他們的抗議,結果引起暴動,聯邦政府有鑑於這些事件的發生與急欲創造就業機會,遂於一九三五年通過多明尼房屋法案,以二千萬貸款於三年之間援助四千九百個單位。一九三七年聯邦房屋改良計劃降低重建貸款利率,全國房屋法案協助人民購買房屋及興建平價房屋。

 

        ●  建構社會安全網

       美國聯邦政府的支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幾何級數增加,這樣的情況維持到戰後,沒有人質疑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涉。英國和加拿大更注重幫助經濟衰退受害者的國家政策。

       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崩潰及後來的戰爭期的匱乏,導致大家都深信,需要全面改革以彌補國家安全網的不足。由於英國面臨社會不安,巴洛工業人口分配委員會於一九四○年建議強力改革;結果在戰爭期間及戰後增加政府涉入社福的角色。

       英國經濟學家威廉、貝弗瑞吉完成他的英國社福政策後,加拿大也隨之仿效。加拿大的里歐那得、馬須經濟博士建議社福應包括健保、就業、技能訓練和薪資保險,深受英國經濟學家貝弗瑞吉影響的馬須博士也聲援貝弗瑞吉,贊成全國加拿大每一個人用繳稅來支付所有的社福。因為他的堅持達成社福補助孩子在17歲以下的家庭全部成員,一九五二年通過70歲以上老人福利法案,一九六五年通過加拿大魁北搭老人年金福利法案,然後又通過老人福利津貼加級補助法案,聯邦政府最後達成全面的健保福利和加拿大援助法案,此項法案通過各州皆需分擔社福的支出。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成失業保險法案,但是季節性生產業不包括在內,例如農業、漁業、林業及造船業等。因為戰爭帶來的經濟景氣,社福政策受到打壓,軍人及高薪者沒有社福,但是在加拿大地域不平等很明顯,有些地區竟然分享不到景氣帶來的好處。在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例如:哈利法克斯市於一九四一年戶口增加百分之十七,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口過度集中於市區,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居住環境很糟。

       在戰爭期間,個人和家庭易被逐出,由於戰時城市裡和軍方大量需要房屋因而房屋價格上漲,以致出租房屋不夠,房東為了獲得意外之財,遂將無房屋所有權的住戶趕出。雖然聯邦政府通過禁止逐出房客的命令也沒有多大效果,房客僅只有暫時的喘一口氣,因為房地產業的遊說是如此強烈,政府廢除了此項規定,允許房東可以用各式各樣籍口趕走房客。是以房屋銷售,逐出住戶及租屋減少造成大量遊民,有些家庭因為沒有地方住,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兒院或領養家庭。

       一九四四年早期加拿大政府成立緊急房屋支援部門,監控房屋過度擁擠的市場並限制人口遷入,各城市用聯邦政府的撥款興建臨時收容所收容遊民,希望他們有良好的居住環境及身體健康並維持良好品行,但是調查的官員說;這些家庭的處境不好,他們失去追求更佳生活品味的意念。因而政府於一九四○年代的房屋補助政策重點在創建戰時房屋補助合作社,此社團興建了四萬六千棟房屋,後來於一九四六年此單位轉變為中央抵押及房屋補助合作社,(稍後改為加拿大抵押及房屋補助合作社)此單位的首要工作就是提供低利率房屋貸款。

       英國雖然沒有實際的房屋補助政策,但是戰後的房屋政策逐漸形成社福的一種,上百萬人因為戰爭而無家可歸流浪街頭,上百萬人居他在狹小而又骯髒的貧民窟內,這些貧民窟皆有長年以上的歷史,社改家貝弗瑞吉認為不先解決住的問題,新的全國健保法及教改法都不會有任何成果。

       戰後立法擴大房屋政策及降低階級意識,均是戰時全國上下集體努力及社會凝聚合作的結果;戰出後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潮流,政府兩大黨皆認為政府不能為社會不同階級訂不同的房屋政策,一九四五-一九五一年的健保和房屋部部長阿諾,貝凡嚴厲批評戰前時期的「房屋閹割政策」,那時私人房地產商為特種階級興建華麗住宅,而地方政府為貧民興建平價住宅,他堅持「社會沒有階級存在的美景」。

       ●  戰後時期

       英國戰後最有意義的立法就是一九四八年的全國援助法案,此法的主旨在確保社福擴及至全國每一個人,命令地方政府提供房屋給街友,但是房屋補助政策的權柄在社福法內而非房屋補助法。臨時居所法只提供房屋給緊急狀況的人,此法規定內容:「因為火災、水災或類似災害的人可申請臨時居所」,但是事實上需要臨時居所的人都是被房東趕出的人,這是原來立法沒有想到而目前遭遇困難的地方。

       這些問題之一的是.採取舊法的平價旅舍規定男女要分開,通常平價旅舍只收婦女和兒童,男人被迫分開,這樣一家人就被分散了,地方政府引用嚴法快速驅趕平價旅舍的房客,沒有長期的房屋政策。

       社改家東尼森和翁吉森兩人審查此法後說:「一九四八年的立法把錯誤的權柄置於錯誤的手裡。用有限的權柄為少數的人提供臨時居所,而真正的問題在街友需要長期的固定居所,健康社福部門的權柄有限,根本無法解決房屋問題。」

       這項立法造成政策權柄在不同的部門遊走,形成模棱兩可的問題,無業街友家庭的命運操之在地方政府的異想天開,在許多情形下,這個燙手山芋在社福單位和房屋部門之間推來推去,因為地方政府沒有法源依據,長期實施提供房屋給全職及薪資高的勞動階級,也影響了他們的決策。大部份的房屋決策官員及議員都認為街友是懶惰,不務正業的流浪族,一位房屋決策官員說:「我必須好好照顧社會上努力工作時守法盡本份的同胞,我們不要這些廢物,他們不讀書,而且擾亂了別人的生活」。

       由於此種偏頗政策,街友的狀況更糟了,一九六九年健康房屋部門委託格瑞夫就此法做研究,但是沒有報告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一九七一年社改家約翰、葛里威發現街友的誕生,主要原因在房屋不夠,以致於許多家庭依賴臨時和不完全的居所,他又指出一般人均視街友為異類,他們的問題是他們這種階級自己製造出來的,這是對街友一種殘酷的認知。

       政府對葛里威的調查毫無反應,顯示出街友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他們只在某地短暫居留沒有資格投票,也沒有辦法找到長期全職工作,因此地方政府不會重視他們,長期居住在當地的居民才是政客願意照顧的政治資產。這兩種不同的群眾形成直接的對比:

       街友數目不多,彼此之間沒有連繫,地方也沒有支援他們的救助機構,他們之所以變成街友是因為他們只能住在臨時收容所,不能長期居留,造成他們為了尋找居住的地方,只好從一個鄉鎮遷居至另外一個鄉鎮,以致於他們成了「外鄉人」,無法在地方申請房屋補助,他們被地方政府排斥是理所當然。

       在美國,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四年論及經濟權利法案,這項法案保障所有的美國人衣食不缺,有房屋,有工作和有好的教育,但是這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使這項法案具體實現。戰後時期政府關心的是經濟復甦和成長,海外經濟擴長,鄉村都市化,工業更新和擴張消費。

杜魯門政府窮於應付外交和經濟,退役軍人被迫和他人合住或住在設施不安全的居所,他們在市政府廣場前搭帳蓬抗議,其它的人搬到政府大樓,希望引起官方注意並催促政府採取行動,一九四六約有二百五十萬個家庭被迫合住一棟房屋,一九五一年美國戶口調查局報告,六百萬都市低收入戶住在破爛骯髒的貧民窟。

       一九四五年國會成立退役軍人委員會,並通過軍人權利法案,提供教育,職業訓練,健保醫療及精神治療給每位軍人,國會發款興建房屋給退役軍人,因此造成鄉鎮的繁勞,可是這些計劃大部份僅利於中產階級和白人勞工,由於房屋嚴重缺乏,要求政府大量興建平價屋的呼聲又起,政府在戰後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尋求通過房屋補助法案都沒有成效,這是因為當時的保護主義風行全美國,通過此法案是一場艱巨的戰爭。那時大家注意鄉間房屋和道路興健,忽略了都市裡的街友。一九五○年的調查,發現美國四千萬戶家庭的四分之一生活在水準以下,杜魯門政府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強力通過房屋補助法案,但是此項法案因為經費不足和地方政府反對而成效不彰。

       一九五○年代早期的預算可以看出政府和國會之間的矛盾舉棋不定。一九五四年至五五年聯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補助的房屋只占全部社福支出的百分之0.3,艾森豪威爾總統強調維持社會秩序和諧、維持工商界良好關系並限制政府干涉地方。

       結果一九五○年末期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在貧窮線下,每十戶只有六家有下水道工程和熱水,半數沒有暖氣,美國百分之0.5的人掌握美國百分之二十五的資源,比起一九四○年代百分之19的人掌握全國百分之25的資源的人,貧富不均非常顯著。

       雖然大家都相信經濟成長是治經濟衰退的萬靈丹,然而國家的財富並沒有增加。

       當都市於一九五○年代受到注意時,都市更新因而風起雲湧。一九五四年通過修改一九四九的房屋補助法案,因而允許政府徵收市區部份士地發展商業區。結果平價屋和單身旅舍被剷平,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大樓,奢華公寓;商業綜合大樓和政府資助的高速公路,舊街陋巷大量消失,這反映出臨時工的需要減少。許多舊街陋巷的居民被安置在政府資助興建的老人住宅,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老人住宅大量增加。

       政府資助興建的非老人住宅差別待遇大並且過度集中在都市的貧民區,全部興建的平價住宅不夠分配,許多在都市更新計畫下遭剷除的老舊房屋居民仍沒有地方住。在這十年當中由於工業發展鈍化,都市更新持續進行。在一九五○年時鄉村人口增加百分之25,一九六○年時增加百分之33,分析其原因如下:因為活動房屋家庭遷居至鄉間尋求更好的福利以致鄉間人口增加,他們是都市裡被遺忘的一群貧窮少數種族,衰老或失業。都市面對稅收減少造成無法維持都市好的發展環境無論教育健康,社福,公共工程,和金融各方面都很糟。一九六八年在貧民窟爆發引起全國注意的暴動,紐約市府的財政困窘,克里文蘭德債券詐欺案及聯邦政府的支出和稅務政策,都使得人口大量移居至鄉間和陽光地帶(加州)。

       林登,詹森總統發起「大社會」的宣導運動,接著他完成一系列的社福法案,一九六四年元月八號他在就職演說裡呼籲:「對貧窮和失業發起全面戰爭,幫助五分之一收入不足無法維持日常生活的美國人」。這項宣導運動主要針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貧窮,而非僅針對其表徵。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制定了人權法案。

       經濟機會法案(產生了海外青年工作團與和平工作團),食物券,醫療保險制度,低收入戶殘障人的醫療補助,教育法案,平等機會法案,投票權法案和從「新政」時就竭力倡導的低入戶房屋補助法案(一九六五年完成的房屋和都市發展法案),聯邦政府改變昔日消極的作為,積極改變社會的不平等,結果造成社會政策的主導者的中央集權。

       一九六八年通過的房屋和都市發展法案,是兩黨合作為了解決都市暴動產生的社會問題,此項法案增加平價租賃房屋和自購房屋的能力並且禁止興建昂貴房屋,政府大量興建的平價住宅半數是屬於低收入戶,結果大為震撼人心──這是美國有史以來聯邦政府資助平價住宅達到四十三萬戶最大量。然而這僅是房屋與都市發展局要求撥款的三分之一。一九七三年尼克森總統制定了建築工程暫停法案,在一九六八年的競選活動裡尼克森駁斥貧窮戰爭:「過去五年來,政府的失業救濟政策,都市更新政策,脫貧政策等誤導我們,結果我們從這些政策得到的收獲是挫折,暴力和全面的失敗」然而他不能隨意廢棄「大社會」的提案,他承認政府有義務解決貧窮的問題,尼克林頭五年任期大量增加社福支出,申請社福的人日漸增多,一九八○~一九八四二千一百萬美國人獲得醫療補助和食物券,一千萬個有孩子的家庭獲得資助,四千二百萬的人獲得薪資保險補貼,食窮率從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十降為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六四年為百分之十八,一九六八年為百分之十三,一九七二年降至百分之十一。

       當加拿大社改家在戰後時期要求社會保險,房屋補助政策和健保,政府說這些都是「社會主議」,而加以排斥,房屋立法終於於一九四○年代通過,但僅只幫助少數的貧窮勞工和一些中產階級,整個20世紀加拿大的房屋政策──模仿美國──是針對有錢的人忽視需要的窮人。房屋政策是為了獲得選票、製造就業的策略,並且是平息對低廉租賃住宅的批評。

   一九四九年全國房屋法案的修正,致使低收入戶、殘障人士和老人有房屋。一九五四年聯邦政府提供房屋貸款給低收入家庭,一九六四年加拿大房屋工程部門提供經費給市政府及私人非營利組織興建平價住宅,自從一九七六年起,立法採取『所得綜合』法,避免產生大量政府資助的貧民窟,近幾年地方政府採取多項立法為低收入戶興建平價住宅和薪資保險。但是直到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政府官員才承認遊民是社會問題。

     ●   英國一九七七年的房屋法案〈遊民〉

   戰後十年間,英國的遊民無法使地方政府認知他們的問題,但是有名的地方遊民支援組織Shelter和CHAR成立於一九六零年,他們的成立和「凱蒂回家」的電視劇播出日期同時,這部連續劇描述遊民的淒慘狀況贏得全英國人的同情。遊民支援團體揭發地方政府用粗暴手段驅趕遊民,晚上收容所凌虐遊民,這些民間慈善組織經驗不足和不夠成熟以致他們不知採取立法來對付政府。他們僅不斷暴露不公平的證據,一九七零年代中期,這些慈善組織成立了慈善團體聯盟,促使媒體播出政府處理遊民問題的無能,他們的證據顯示必須立法才能使地方政府合作。

慈善團體聯盟的代表和環境保護局的官員達成協議,他們的努力說服了官員,英國的國務卿因而感嘆說:「全英國的官員都對遊民問題沒有善盡職責。」

   慈善團體聯盟的代表尼克‧雷恩弗德說:「在法律空窗期間,慈善志願機構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他們極力遊說國會議員並向他們施壓促使完成遊民保護法」。

       反對擬議遊民法──個人法的聲音很大,昔日值得幫助和不值得幫助的故意不付房租的遊民爭論又起,國會保守派議員認為無業遊民,如果在房屋補助有優先權,那麼地方等候房屋補助的正常家庭會失去房屋補助資格,他們認為公家資源不足以應付這麼多的房屋需求。一九七七年最後一天終於通過遊民法,這顯示出不可避免的政黨妥協,這項修正案授權地方政府更大的權柄並減少他們對流氓、遊民的義務。這項政策使得傳統對值得幫助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的認知仍維持不變。

       然而一九七七年的遊民房屋補助法案,擴大地方政府責任的範圍,此項法案對遊民的定義為「名義上無權擁有房屋的人」,特別是包括受虐婦女在內,受到失業失去房屋的人是名義上的遊民,享有房屋補助優先權的是:有孩子的家庭,懷孕婦女,火災燒毀房屋的人,其它緊急狀況失去房屋的人,老人,精神病患和肢體殘障者等。當享有房屋補助的優先權的人在等候正式房屋時,地方政府應提供臨時居所給他們。法定真正的遊民應有權申請免費平價住宅。

       由此看來,遊民法案有足夠的彈性以應付地方政府的各種需求。例如形成遊民的主要原因有家庭爭執,積欠房租等,這些被認為是被動形成的遊民,因而沒有法律保障不是法定的遊民。奇怪的是遊民在此項法案下獲得房屋補助的機會,有賴把他們變成遊民的社區的同意,而非依據他們情況的悲慘而定。大部份由地方政府的官員決定,或是遊民和他們的社工員之間的關系而定。有的地方政府發旅行憑證給有房屋需要的人離開管轄區,有些地方政府用廉價小旅舍做臨時收容所。

       一九七七年環保部門在遊民法通過後,隨即實施「指導法規」,此項法規擴大了遊民法的施用範圍。它敦促地方政府在評估申請人的殘障和健康時,要更寬大和具有彈性。地方政府官員有權決定何人是真遊民何人是假遊民,根據社改家東尼森和恩吉森的看法,此項法規等於政府道德原則的看法,其重要不亞於種族關系法案和兩性工作平等法等,然而是項法規沒有法律效力,因此它無法強制執行眾多的訢訟案。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共有二百七十件上訴案,結果在遊民法下獲得平反,高等法院平反了半數遊民的上訢。

       當遊民定義範圍更廣時,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遊民法獲得修正,雖然有這些改變,地方政府因預算被砍而無法做到法規的需求,房屋申請人僅有半數獲得房屋補助,每一個申請房屋的失業遊民比率各地不盡相同:巴斯里市於一九八七年獲得房屋的人之比率為百分之十一;可凡特市之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一。普里木斯市之比率為百分之九十八,這是因為各地方的官員認定不同及經費不一樣而定。盡管有這些缺點,一九七七年的遊民法俱有既時的法律影響。法定遊民從一九七六的三萬三千人增加為一九七八年的五萬三千一百人,到一九九二年法定遊民增為十八萬四千人,大部份的地方政府的房屋部門都承擔起照顧遊民的責任。

       ●   美國的房屋政策和遊民

   一九八○年共和黨的雷根當選總統,他整個推翻民主黨前任卡特總統的社福政策,為了對付經濟衰退,他削減政府的支出,整頓經濟,壓抑通膨、減稅,他減稅是為了富人,提高利率防止通膨。他開始廢除連一串的法規,削減擬議中的社福預算,大量砍掉興建平價住宅的經費。一九七○年在電根之前,政府每年興建的房屋達十六萬戶俾做為平價租賃國宅,其中有很多是老人平價住宅。一九八○年代房屋興建數降低三分之二,在這個時候低價房屋數量減少而低收入戶增加。 

一九八○年完成的平價住宅數目為一萬九百幢,較之一九七○年的十二萬六千八百幢,大為減少,到了一九八八年更降為九千七百幢。房屋都市發展局只限於興建平價住宅給老人和殘障者。因為損壞,關閉,改建,政府補助的平價住宅大為減少,同時申請平價住宅的人成倍數增加,在紐約市有二十萬戶申請人,但是能提供的房屋只有十九萬戶,每年有百分之一的人分不到房屋。邁阿密市申請公家補助房屋的人為六萬人;費城二萬三千人;首都華盛頓為一萬三千人。

       一九八二年美國戶口調查局的年度調查報告指出,兩三個家庭共住一幢房的比率增加為百分之五十八,從一千二百萬人增加為一千九百萬人。

       一九八四年房屋都市發展局調查報告,二千三百萬戶的居住環境在水準以下,他們的收入大部份用來付房屋貸款或房租,百分之八十三的窮人沒有政府的房屋補助,收入達全國最低生活標準的家庭不到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沒有社福。

       一九八一年政府經由振興經濟及減稅法案,鼓勵私人企業投資興建平價租賃住宅,但是沒有人知道到底蓋了多少幢,而且政府準備改建七十萬幢舊的平價住宅並趕走原來的住戶,使得這項法案的美意大打折扣。

       一九八四年房屋都市發展局發佈了一項臨時緊急收容所的報告,它指出失業遊民僅是短暫現象,與一九八○年初的經濟衰退無關,也不會影響中產階級,但是在八○年代末期,一千一百萬人的收入裡,三分之一付房租,五百萬人的收入的一半付房租,平價租賃房屋需要量為四百一十萬幢。

       政府不重視失業遊民的問題,但是遊民支援團體的抗議越來越強,他們使遊民得到法律保護並且令政府機關提供收容安置和福利。一九七九年全國遊民聯盟控告紐約州和紐約市階級歧視,法院結果判決「州政府應該照顧和幫助需要的人」。社改家加拉漢、卡瑞說「州政府有提供容安置給遊民的義務」。一九八一年的立法通過設定公家收容所的品質、面積大小的標準、社工名額、床的大小及提供洗衣機、郵務、電話等設施。

       全國遊民聯盟組織是為遊民爭取權利,呼籲政府重視結構性失業問題,另外一個組織為「不製造暴動的聯盟」,提供收容安置給失業遊民,並宣揚他們的信念,那就是「失業不是自己的選擇」。社改家米齊、辛德絕食抗議,使媒體不得不公開真相,並強迫聯邦政府在華盛頓首都設立收容所安置遊民,這些努力增強遊民支援團體的聲望、勢力和社會地位,結果他們獲得金援,最後達成影響政府政策定的目的。他們影響的成果是:國會舉行了無數次的遊民聽政會;第一次的公聽會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九八五年有十五次公聽會,一九八九年有三十五次公聽會。

       ●   結論

       在英國今天大部份的人和政府對遊民的看法,仍停留在窮人法則的認知裡,他們視遊民為流浪族。政府官員都不對此事負責,只有等到社會不安時,他們才採取行動,偍是仍沒有具體的房屋政策,當時政府的房屋補助對像是收入良好的上班族,因為他們代表政府資產,遊民只能獲得一些福利沒有房屋補助。直到一九七七年的立法始承認遊民有居住的權利並受法律保,然而此項立法的施行因地而異,一九八○年代和九○年初政策施行反覆不定,但是地方政府仍然採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和慈善團體合作幫助遊民。

       在美國今日的遊民早已深根在美國歷史,美國的個人主議哲學思想造成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之間的不平等區分,優待中產階級的國定政策及漠視慈善機構和政府救濟作為。常久以來相信的私有資本主議,社會秩序安定的需要及政府不應強迫改變社會等理念造成今日美國人對失業遊民的認知。以致美國今日還沒有達成全面支持房屋補助政策及救濟遊民的福利,其理由如下:

       現有的社福政策是施捨性質,因此只能幫助少數低收入戶和沒有政治資產的少數美國人;針對低收入戶和遊民的房屋補助太昂貴──比醫療補助更難處理,引起更大的爭議;這些社福措施不可避免的和種族糾纏在一起,而且再加上民權,社會的安定、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會影響一個政府的自治權。

       加拿大在經濟大蕭條時,失業的人遍地都是,政府機構不積極處理這個問題,而且也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的能力。政府官員用一貫處理都市問題的方法,把這些失業人移居至人口稀少的開墾區,個人和政府的救濟,他們都嗤之以鼻,當需要公家幫助時,地方政府已破產無法施以援手。結果終於有一套像樣的社福政策,但是仍不完美。在加拿大,失業遊民不再是新鮮事時,都市和鄉鎮區發現需要很多的收容所來安置這些遊民,特別在高失業率和靠社福失業保險金維生的地區,房屋需求特別強,在繁華的大都市裡,可以看見失業的遊民越來越多。

 

 

 

 

 

 

 

 

 

 

 

 

 

 

 

 

 

 

 

第四章  西歐的移民與遊民

       解決失業的方法,就是禁止移民!(德國共和黨的口號)

為了能進一步研究英國和美國的社會變遷,我必須先觀察西歐的現況。他們目前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失業增加,大量遊民因而產生,同時伴隨著仇視移民和難民的現象。當右翼政黨得勢時,立法和制度趨嚴,在合法公民和被迫在低工資下工作的移民之間,造成嚴重不平等。歐洲目前在失業、房屋補助、社福和削減預算等問題上就民族、種族、性別、文化差異等展開激烈爭辯。英國、丹麥、瑞典、法國、荷蘭、比利時、德國、愛爾蘭、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社會狀況在本章均有詳細記載。雖然這些國家都有失業遊民,但是各國仍不視為都市問題的一部份,因為地緣政治、社會變遷、全球化、失業增加和貧窮致使沒有房屋的人越來越多。政府和私人機構都來不及應付。中央政府因為財政困窘、推卸責任(有些市政府視遊民為外國人,因而將他們趕出),過度依賴宗教和志願慈善機構的捐助並不足以解決問題。

       一九九一年歐洲聯盟高峰會主席約翰、梅吉警告「移民潮」的大量湧入,「我們不能因為孟買、阿爾及爾不如倫敦、羅馬、巴黎,就允許大量移民」,會議一星期前義大利遣送很多阿爾巴尼亞人回國,法國強迫非法移民返回北非,防護期刊報告說:「英國到目前為止拒絕簽下Schengen合約,英國認為遣返移民沒有什麼好處,只會增加恐怖份子、販毒份子、犯罪非法集團的黑市移民」。

       在歐洲聯盟裡有兩個不同的確又相關的趨勢,歐洲的政客對早來已歸化的合法移民甚為優待,但是對新來沒有公民權的新移民甚可苛刻,這些新來的移民受到種族歧視、排斥和沒有地方住。雖然許多西都市安置收容一些和本地人不同的其它種族,政府的政策仍未包容各種文化,歐洲聯盟脫貧第三計劃,就是會在政治上社會上遣返一千六百萬移民和難民,因為這些人對新歐洲的形式毫無貢獻。

       被視為是經濟和移民問題的失業遊民是社會不公平下的產物,右團體更增加了社會不公平的趨勢,因而反映出社會重心由社會權利轉移至社福的花費。

       移民工人和他們的家人集中住在大都市區,大部份住在都市裡或市區邊綠。他們雖住在市區裡,但是在社會上、文化上、經濟上均被排斥在西歐社會之外,他們是邊緣化的和被隔離的少數人。

       一九七○年前的歐洲人對移民的態度,有的漠不關心,有的認同容忍,一九七○年中期大部份的國家都探取相關的措施;大赦長期居留在國內的舊移民,遣返新移民並限別他們的合法權利。凡是在宗教,種族或民族背景上大異本地居民的移民均受到嚴厲的排斥,現在正進行選擇分類,誰應該走,誰應該留和他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社會,法律和政治權利,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一年向歐洲聯盟申請政治庇護增加百分之六,因為進入歐洲沒有其它的合法管道,但是批准的比率一直下降。申請比率一九九一年德國為百分之七(德國有最高的申請人數),荷蘭為百分之十,法國為百分之二十,英國為百分之二十一。自從一九九一年起的洽庇護增加很多,這是因波士尼亞國內亂所致。

       一九八○年至一九九○年代西歐經歷了工業衰退,就業減少(特別是製造業),政府不再大量資助房屋興建,公家和私人企業投資房地產減少,依賴市場機制調節房屋供給量,社福降低,公共設施減少,沒有地方住的人增加。跟著來的就是仇視外來移民。

       歐洲房地產業努力試著和快速的社會、經濟、和地緣政治變遷同時成長,人口因戶籍改變而增加,例如單親家庭的增加;人口老化,四個人之中有一個人已是六十歲,國內生產毛額增加,(一九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但因因為失業增加而抵銷了。(一九九○年失業人數為一千六百萬),貧窮的人在一九九○年中期有四千五百萬,這個趨勢反映低價租賃國宅不夠分配,越來越多的人沒有房子住。

       許多國家停止政府房屋補助政策,每個國家的方法不同,瑞典和挪威減少政府房屋補助,西歐其他國家靠私人企業資助。這些國家都有相同的問題:收入趕不上房價,房租漲得比收入快,窮人的負擔越來越重因而變成遊民,需要更多的政府資助平價住宅,但是住進去的往往不是最需要房屋的人。

       ●   英國

       社改家貝瑞吉認為英國的社福措施應根據階級、種族和性別而不同,他的看法是做為妻子和母親的婦女永遠依賴丈夫的供養,不用社福的救濟。合法公民和外來移民的社福不一樣,要得到社福,必需是公民,但是公民又因種族而不同,當加勒比海的黑人在戰後來到英國從事勞力工作時,他們不准申請平價住宅,教育制度也因階級,種族和性別不同,造成不平等的壞現像。一九八○年和九○年代的政客仍堅持這些傳統理念,他們極力維護「家庭價值」。在此種價值觀的發展下,社會體系無法解決日益增加的遊民問題,單親家庭問題和離婚分居婦女問題。

       少數種族的問題占全英國人口日分之六;他們的問題存在於大都市裡,不易獲得平價住宅,不易找到工作和不易得到收容安置。最近幾年少數種族婦女失業率比白人婦女高百分之五十,男人比白種男人高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六十的加勒比海單親婦女列名在平價住宅名單,這些平價住宅都在窮困地區,種族平等委員會調查報告,這些房屋位在最差的地區,並且持續遭受歧視達數十年。一九九三年的調查報告指出,這些加勒比海的單親婦女得到的不是房屋而是一個小套房而已,並且位於大廈的最高層,他們大部份住在大廈頂樓或是地下室,比起白種婦女她們的待遇堪憐。

       倫敦房屋發展局調查指出,黑人和其它少數種族失業率比白人高四倍,一九九一年的報告指出,臨時收容所百分之四十是婦女,其中三分之二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下,而且大部份是黑人。百分之六十的失業黑人婦女和親戚朋友合住,(白人婦女只有百分之四十二和親戚朋友合住);種族平等委員會發現大多數的機構都歧視黑人和亞裔移民。

       在大倫敦市區裡,百分之四十七的失業遊民來自少數種族,收容所安置的黑人和少數種族失業率比其他人高出兩倍,少數種族的居所簡陋或需要維修。

       一九八○年代,英國最顯而易見的趨勢是,有些地方政府皆採取「反種族主義」的措施,這使得中央政府不悅,加快大倫敦委員會的消失,然而他們的呼籲訴求引起世人注意,大眾開始研討種族主義的真正涵義。到目前為止,英國在房屋補助法,公平租賃法,資訊自由和保障婦女少數種族就業權都不如北美先進,因此婦女和少數種族的上訴權受限。    

●   丹麥

       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丹麥是歐洲種族混合最多的國家之一,她早就經歷到外國移民勞工的種種問題,這些外來移民在文化上,語言上,宗教上和外貌上與丹麥人大不相同,他們從事的大部份是勞力工作,但是最近的經濟衰退,使得新來的移民不受歡迎。由於失業,缺乏平價房屋和社福削減引起民怨。外來移民遂成為社會注意焦點,他們大部份居住在十二個大都市裡──並且少數在工廠工作或從事卑微勞力工作。雖然大部份的丹麥人沒有和外來移民接觸,但是他們都認為進來的太多,丹麥人形容這些新移民為黑皮膚、孩子眾多、吃的很特別、煮的食物有刺鼻怪味。

一九七0年代末期,外來的居民得不到居住和工作證,一九七三年的立法是永遠不核發居住和工作證給外國人,一九八六年「外國人管理法」(一九八三年通過)因為政治庇護而趨嚴,只有實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才能進入丹麥。因為大眾的壓力、媒體報導外來移民威脅丹麥文化,丹麥欲融入歐洲大聯盟致使社會產生變遷。北歐人和歐洲大聯盟國家的外來移民不受限制、但是丹麥的移民政策趨嚴。

一九九0年一月,丹麥有十五萬移民;只有百分之1.9的人不是來自歐洲大聯盟、北歐或北美。他們大部份已是二、三代移民,有特殊專長,從事的工作易受景氣的影響,他們的失業率特別高。一九八九年丹麥的失業率為百分之十二;但是土耳其的失業率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三,巴基斯坦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二;南斯拉夫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五。

因為失業、缺乏平價住宅和社福大砍,造成遊民日益增加。一九七四年的丹麥社會安全法強迫地方政府收容安置遊民。地方政府負責半數的平價住宅分配和資助平價住宅的興建。地方政府資助興建平價住宅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政府要求移民學丹麥語俾能申請社福;政府政策也鼓勵融合移民,全國各地均歡迎外來移民的居住。

各大城市負責處理移民問題和社福的分配,因為沒有法律和督導機制,地方政府官員可隨己意行事。有些地方政府用「一層樓只准住一戶移民家庭」的準則,排斥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新移民。一九九一年法院判決這項準則不合法,房屋補助政策渾沌不明,因為中央政府不積極干預。

●   瑞典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負責房屋補助政策,設立規章並出錢資助房屋建設和更新舊房屋。大部分的公寓套房屬於各城市非營利組織。政府的房屋更新計劃解決了某些問題,但是創造了新的問題。自從一九七0年開始,政府每年更新約一萬間公寓住宅,原來的屋主卻無法負擔新屋的房租。新的公寓面積較大,房租較貴。以致低收入移民被隔離,在都市邊緣居住了大部分貧民。

在社會安全法案下,地方政府社福單位照顧需要救濟的市民,他們聘用社會房屋工作人員和房客磋商、處理公家房屋的分配,這些都與社福、磋商和照顧有關。這些社福單位用房屋補助和個人保險為餌,鼓勵難對付的房客守法和按時付房租。很多這些房客是從精神病院或勒戒所出來的病友被安置在公家公寓接受輔導,此種公寓被稱為「中途之家」,是病友過度期的安置。如果他們不接受輔導就會被轉走。公家輔導機構趕走的病友比私人機構多,一九八二年為四千八百六十人,一九九三年為七千七百八十六人。這些房屋配置和復健連在一起的措施,造成大量房客被驅趕,結果招致嚴厲批評。

失業的遊民尋求社福中心的援助、被公家房屋驅趕的房客也尋求社福援助,結果他們被安置在夜間收容所,這是他們最後的依靠,但是有些人不喜歡這些地方的簡陋,拒絕住進去,社福單位就認為他們是自願放棄安置而不管他們了。所以在瑞典的遊民不是真正沒有地方住,而是出於他們的選擇,瑞典是一個比較富有的國家,有很多空的收容所。

●   法國

法國的移民、種族歧視、貧窮和失業緊緊相連,一九九0年國會宣佈興建房屋的全面政策,要求地方政府為低收入戶制定房屋措施(不需要有實際的居所),同時為老人和殘障者興建平價住宅,經過脫貧計劃提供所需經費。中央政府把籌設緊急收容所的責任推給慈善機構,這些都需要親友的聯繫網。

  法國的房屋政策涉及收容安置、移民和社會融合,她的政策也是一方面置外國人於法國社會之外;另外一方面是使人看不出她是在盡量減少法國受到移民的污染。低收入房屋供應量受限,在巴黎十二個單位只有一個單位是低收入戶,法國有兩百五十萬人付不起房租和其他生活費,移民集中區是最貧窮的地方,他們得不到公家協助,只好尋求私人租賃房屋,社會經濟委員會的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的移民勞工居所沒有自來水,能獲得公家平價住宅的外來移民又被隔離。實施隔離政策的蒙特費梅爾市的平價大廈有一千五百九十間公寓,百分之八十的房客都是移民。

一九六0年法國經濟繁榮時,引進大批外勞,目前法國有三百五十萬非法公民,一九八0年代中期有二百萬的阿爾及爾人、摩洛哥人和突尼西亞人,他們均住在法國都市裡,半數以上住在巴黎、里昂和馬賽葉三個都市。他們大部分是單身男人,住在擁擠的被隔離旅社裡,這種旅社設備很差。一九八六年政府為移民勞工興建了七萬一千間單身房間和兩千間家庭居所。

移民沒有投票權,政府歧視他們,有些鄉鎮政府限制移民遷入的數量、最多只能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或十五。目前保守派興起,公民法趨嚴,實施突擊檢查,遣返非法移民,並限制法國的外國居民團圓,如果移民喪失工作,也就喪失居留權,一九九三年內政部部長麥爾斯、巴斯哥呼籲「停止移民」,政府和保守主流派附和他的主張。一九九四年遣返移民一萬兩千人,比一九九三年增加一倍,六萬八千人在入港邊境被拒絕入境。

移民群起反抗,發動反房租罷工並霸佔公有地示威俾獲得公家平價住宅,他們有些人佔據了辦公大樓,除非有人聽他們的聲音,否則拒絕離去,巴黎十一屆國會時,非洲移民霸佔新的公家平價住宅,政府關閉所有的設施數月,也無法趕走他們。一九九0年代末期,法國經歷了第二代移民發動的反社會隔離運動,反移民法右翼黨派興起,襲擊警察,社會動盪,移民居住的區域屢屢發生暴動和種族暴力。一九九五年提議的反外國人法案,在國會以百分之十二點四的投票通過───這是法國社會生病的徵兆。移民成了經濟、思想和宗教變遷下的犧牲品。

因為經濟、思想和宗教的改變造成社會上日益不安,移民就成了犧牲品。兩種文化不能融合,在宗教紛爭、社會經濟狀況、男女平權、教育和婚姻觀點上,可看出衝突很大。有些城市裡的學校,不准回教女孩帶頭巾上課,類似的衝突似乎無法避免。

法國的法律要求地方政府為流浪街頭的遊民,提供收容安置,但是像巴黎的Maisen de Nantene 收容所太差,遊民寧願露宿街頭,因此巴黎的某些緊急安置收容所有很多空的床位,遊民寧可睡在地下鐵車站、汽車內、和廢棄的大樓內。

一九八0年代法國如同西歐的國家,遊民人數日益增加。政府的社福政策只協助家庭的緊急救助:今日的失業遊民大部分是年輕人,他們很多人吸毒、酗酒,缺乏專長和接受職業技能訓練的動力。五個遊民之中有一個是新移民,百分之十是婦女──年齡二十七歲的單親媽媽帶著一個小孩,她們半數以上都靠社福的生活補助,六個無業遊民之中,有一個是和朋友或親戚合住,因為他們不能申請平價住宅。一九八五年的全國脫貧計劃公開承認社會的這種新趨勢,但是中央政府仍依賴慈善機構和地方政府補助款解決失業遊民的問題,慈善機構提供廉價旅社和緊急收容所,有一個慈善機構協調遊民發動的抗議,並解決問題。

法國遊民統計數捉摸不定,合格申請平價國宅的人才被列入統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統計,在巴黎地鐵有一千八百位的遊民,官方統計巴黎有一萬五千民遊民,巴黎大市區有三萬名遊民,全國有二十萬遊民。一項調查顯示,尋求緊急收容所的人半數與家人或朋友一起住,或是被房東逐出的房客,另外的一半有的是剛從勒戒所放出來或露宿街頭。提供免費飯食的慈善機構發現,有四十萬人曾吃過免費飯食,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是單身男性、百分之二十是單親父母、百分之十八以上的家庭有三個孩子以上。

今日的法國仍不能接受遊民是政府和社會的責任,社改家呼籲政府不僅幫助官方承認的遊民,其他的遊民也應得到幫助,社改家並主張放寬遊民定義,使真正的窮人能申請平價住宅。

●   荷蘭

荷蘭政府認為房屋政策應該補助弱勢族群,是社福的一種,因為政府應大量介入,很多房屋興建都有政府的補助,戰後房屋政策有很多的問題,特別是政府大量資助的房屋,這些房屋設施不足、房租又貴 ── 四個房客裡就有一個房客欠房租──房客經常變更,因為破壞和設施不良,需要經常維修。

一九九0年初期荷蘭有八十五萬移民(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包括二十一萬的蘇里米人,十七萬七千土耳其人、十四萬摩洛哥人和六萬六千安地里良安人,他們大部分都集中住在阿姆斯特丹市、洛特丹市、梅格市和烏特里其市這四個大都市,他們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四。

因為地球村的來臨,荷蘭的就業本質起了變化,沒有專長技能的移民面對淘汰,他們除了被迫隔離,居住在最差的平價住宅,他們沒有受教育,失業率最高。

一九九0年代初期荷蘭人失業率為百分之九:摩洛哥人為百分之四十三;土耳其人百分之三十九;安地里良人百分之三十二;蘇里米人百分之三十一;其他的義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南斯拉夫人為百分之十六,最新的調查報告指出,移民大量集中住在被隔離區,缺乏社會動力和就業市場黯淡,雇主的歧視措施造成勞工市場選擇過程不公平,使得就業市場悽涼,而不是少數族群勞動力有任何缺失。

政府在戰後的措施,是鼓勵移民從事荷蘭人不願做的勞力工作;政府官員相信移民在賺夠生活費後就會回國。政府不但遣返移民,還提供社會福利給移民,幫助他們返回祖國。一九七0年代很多移民失業,遣返過程不順利,一九八六年合法移民取得地方投票權,因而政府的政策注重族群和諧,許多地方社區選有色人種為議員。

●   比利時

比利時是一個社福政策完整富裕的國家,自從一九一九年起,政府就提供房屋補助和平價住宅給低收入戶,戰後幾十年間,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新建房屋都是政府補助,一九八0年起,政府為無業遊民和窮苦移民提供收容安置。戰後比利時引進移民從事本地人不願做的勞力工作。一九九0年初期移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因為經濟結構改變,影響就業市場,再加上製造業跟重工業衰退,貧窮和失業增加。稅收減少,政府不得不削減社福。最近的經濟不振,右翼黨派勢力興起,要求政府對外來移民工作者採取嚴厲措施,一九八0年代中期限制移民全家團員,失業遊民獲得一筆生活費後就被遣送回國。

地方社區不准外國人住,政府官員辯稱;過多的外國人會影響國家和地方的安全,會影響社會治安,造成犯罪增加,破壞大眾的健康和道德,危及其他國人的健康和自由,來自比利時的外國人也受此限,並且依然隔離這些移民,令其居住在最差的平價住宅,就是出生在比利時的兒童移民也不例外。

●   德國

德國自從一九三九年就制定「外國人法」,要求外國人在進入德國之前就有居留證和工作許可。一九九0年又修改此法,把拘留不限期的移民和其他人分開。拘留不限期要經由歸化才能取得,歸化需要很多的條件,因此只有百分之三的移民才能歸化得到居留權,其他的人則被遣返。移民佔全國百分之十五的勞動力,只有百分之十一的移民來自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其他的人來自歐洲國家德裔後代,還有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的移民,他們都受到政府的特別禮遇。

    最近幾年,法西斯主義和種族歧視有死灰復燃的之勢,難民和來自非洲亞洲的新移民成為攻擊目標,這些來自開發中國家的新移民被限制居住在收容所,不准旅行不准和其他德國人來往。德國政府盡力減少非洲和亞洲的移民,並且遣返的移民都贈送一筆生活費。然而三分之二的德國人仍認為外國人太多很多人認為先前移民的工作,現在應交給東德人。大部分德國人都認為應該用血統和文化來認定真正的德國人。凡是皮膚深色的土耳其人和其他不會講德語、信回教的人都應該送回國,要不然就請她們從事德國人不願從事的勞力工作。

    如同其他的西歐國家,德國也缺乏平價住宅,德國經濟研究機構指出,從現在到二000年需要五百萬棟新房屋以平衡需求,房屋不夠會影響單親家庭和孩子眾多的窮人。特別是柏林市、慕尼黑、斯它格、漢堡和可隆等大都市平價住宅嚴重缺乏;因為土地不夠、老人長壽不遷居、離婚率增加、勒戒所監獄釋放出大量人和來自東德的難民等因素,造成人口大量增加、房屋因此不夠。一九九四年倫敦種族協調調查協會的報告指出,德國發生一千多件種族歧視的案件、失業率急遽上升、新來的移民加入就業競爭、房屋申請和社福分配。德國政府於一九九0年初期嚴厲限制政治庇護的申請、減少社福和失業補助、消減政府投資興建平價住宅、取消建築業的優惠稅率、加強私有房屋人的保障。

    最近幾年大型住宅區因景氣衰退有受到波及原因是房屋增加、政府消減補助、利率上升、工程成本增加、以致造成房租大漲。中產階級被迫遷居到其他房租便宜的地方。結果靠社福生活的移民和其他付不出房租的房客也加入這些大型住宅社區補助計畫,促使更多中產階級搬家。物價因而上漲。地方政府為了扭轉這種趨勢,在大型住宅區從事更新改建,並改良居住的生活環境,因此房租下降,非營利私人組織可以監管房屋維修和房租的經營,結果中產階級回籠、空屋率減少,扭轉經濟不景氣造成大型住宅建築業走下坡的趨勢。

    社會和經濟的變化不時浮現出來,政府補助房屋的居民,大部分集中居住在都市舊的房屋和昂貴的社區,他們的人口佔全部政府補助房屋的百分之八十。因為窮人被隔離,社會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顯明。每年興建的新房屋有十萬個單位──在城市中心,如此形成新的中產階級,窮人被迫遷居到城市外圍(和法國的做法一樣)。城市外圍則住的有單親低收入家庭、失業的人、老人、吸毒者、難民、監獄的假釋犯和勒戒所出來的病人。

    嚴重的不平等分裂出現了:大部分人有好的居住環境和較高的生活水準,但是低收入家庭變成遊民的數目日益增加,他們寧可住在公共場地或空的房屋或倉庫也不願住在公家的收容所,就是在最寒冷的夜晚也不去,,因為公家的收容所管的太多好像大家長,他們受不了,情願住在貨櫃改建的住所、帳棚裡、舊船裡或去公園裡。

    政府因為經費不夠,遊民的問題大部分由社會慈善團體負責。這些慈善團體仍然認為遊民問題是個人造成,國家社會沒有責任。一九八五到一九九0年間雖然輔導遊民的服務增加,但是根本的房屋問題仍然無法解決。   

●   愛爾蘭

    一九八0年代末期,愛爾蘭最窮的人每年平均收入為二千八百十七美元,與西班牙相同,這是歐洲最低的收入國,英國為三千七百八十九美元;法國為四千二百七十一美元;義大利為四千四百四十一美元;美國為四千六百六十二美元;德國為四千九百四十三美元;加拿大為五千二百一十七美元;瑞典為五千九百四十四美元;一九八0年代就業市場萎縮,這個國家的遊民大為增加,顯示出國家的貧窮問題嚴重,年輕的愛爾蘭人都去英國、美國找工作,但是大部分的人又回來,窮的根本沒辦法買房屋。

    愛爾蘭國家憲法保障人人有房屋,政府的責任就是實施房屋補助政策,政策立意良好、但是實行卻有困難,利益都歸之於中產階級,低收入戶則分享不到好處,而且生活水平日益下降,重重的阻礙;例如要有存款、預付租金、收入高等歧視,使得低收入戶難以覓得住處,即使有地方住,也是設備差、居住環境擁擠,也不能保證永遠可以住在這個地方。

    政府資助的平價住宅是為窮人,但是只限家庭才可以申請,但是六十五歲以下的單身、未婚夫妻、或單親家庭都不可以申請,近幾年地方政府對單親家庭提供收容安置,但是皆以隔離之,一九八0年代中期百分之四十五的單親家庭皆按照此計畫安置,這只佔政府資助房屋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六十的都柏林單身失業遊民也循此計畫安置,因此是項計畫被諷刺為有嚴重社會問題人之收容所。最近因為遊民增加,政府停止資助興建平價住宅,加上房屋大量拋售,低收入戶更難尋覓住處。

一九八九年愛爾蘭的遊民法,是政府首次正式承認無業遊民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因為沒有約束力,經費資助及實行也沒有正式條款,而且對收容安置也沒有制定責任歸屬,所以此法的美意大打則扣,愛爾蘭的窮人特別是年輕人,由社會大眾私人慈善家及教會施以救助;這些人包括警察、社工、緩刑監護員、青少年輔導員、志願工作團、工作輔導社團、及收容所的諮商員。大部分的機構都沒有辦法妥善指引這些年輕人在離開收容所去哪裡,結果年輕人四處飄蕩、霸佔公有地、在露宿街頭或是進出收容所作為日常的生活。

在很多情形下,照顧遊民的責任歸於地方政府或志工團體,社改家嚴厲批評這種做法,因為宗教界及志工團體不是專業人士,只有好心是不夠的。他們因為經費不夠,經常靠募捐維持開銷,他們策劃的就業輔導往往不符社會所需,受限於是慈善機構,不能發揮實際作用。

●   義大利和西班牙

義大利、西班牙和希臘都有相同的矛盾現象,他們被稱為歐洲聯盟的「漏洞」,其他的歐盟國家因為他們對移民太寬厚而歧視他們。自從他們加入歐盟後被迫採取較嚴厲的移民政策,移民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影響很大。義大利和西班牙南部的海上漁業都需要工資低廉的突尼西人和摩洛哥人,義大利大部分的蕃茄採收和西班牙的農業產品都需要來自非洲的非法移民,西班牙有很多女傭來自非洲或菲律賓,他們都是非法移民沒有法律保障,工資低也沒有就業保障。義大利是歐洲出生率最低的國家,少子化很嚴重,因此政府鼓勵國人多生產,趕走來自地中海南部的移民艦隊。

義大利、西班牙和希臘都沒有移民法,義大利的遊民統計數只針對被房東趕走了的人,希臘根本沒有統計,只有發生地震或水災影響到移民和本地人時,才有人注意到遊民。

西班牙有八十萬外來移民;三十萬是非法移民,在185個收容所內有六千位遊民,另外三千人用收容所為暫時棲身處,俾尋找更好的工作和居所。一九八六年西班牙制定外國人法,阻止北非的移民進入並以此說服其他歐盟國家,使西班牙能於一九九二年加入歐盟,從此以後,北非移民大量湧入,警察的凌虐時有所聞,種族歧視普遍存在,到目前為止,政府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制止種族歧視或反移民的抗議,移民也無任何法律權力保護自己,也無法行成政治團體。

義大利現在有五十萬來自東歐和發展中國家的移民,這包括剛到達的波西尼亞,賀資格威那人,他們只佔移民人口的百分之一,他們的經濟不穩定、被社會唾棄隔離、又窮又失業又沒有地方住。義大利和西班牙處理移民的方式譏諷為「只會做表面工作」,阻止移民進入的政策實施了一段時間,但是沒有成效,因為他們沒有規劃的經濟無法制止非法移民湧入。政府官員把這些移民命名為「地下工人」,這是一種象徵,表示社會需要他們這種工人,但是為了加入歐盟他們不得不把他們打成地下工人,又為了政府的政策的不當,不得不把他們和其他人隔離,來自中東恐怖份子的攻擊,也使得政府不得不更謹慎處理。義大利於羅馬遭受到恐怖攻擊後,隨即於一九八五年制定了第一個移民管制法,從此「非法」就和「不要」劃上等號,一九八八年發生的百分之八十一的攻擊移民事件和百分之二十六的逮捕移民事件都是和「地下工人」有關。最後一次的特赦解決非法移民是非常特殊的慣例,一個政黨和投票合作狼狽為奸的國家採取這樣的做法是很自然的,國會以百分之八十五的贊成通過大赦非法移民。

另外一個反應來自右翼派勢力,他們針對失業的有色人種發難。結果數百名失業的印地安人組成亞洲勞工聯盟於一九九0年在米蘭市發動絕食抗議,他們佔據了一個教堂,但是警察趕走了他們,他們又住進一處市府大廈,還是被驅趕,另外有六百名失業摩洛哥人於米蘭市郊區外一處荒廢的農場建立一個小村落,但是警察半夜進來把他們趕走,並把村落剷平,警察告訴他們建立這個小村落有害健康,這是當時執政黨為了安撫右翼勢力而做給他們看的,這些人患有外國人恐慌症,這樣做也是為了討好其他歐盟國家,表示義大利不再容忍非法移民。

義大利其他的城市存在著非法移民變成失業遊民的不平等問題,北部工業城市禁止突尼西亞人和威洛那人在綠燈時擦拭汽車後鏡和雨刷,波爾沙諾市有120位馬里布人住的收容所被武裝份子粉碎,因為市議會通過趕走這些非洲人,在一九八九年的最後一次特赦,新的移民法更嚴厲,凡是沒有自立能力的移民都被趕走,北非和土耳其人的簽證都需要經過電腦作業,預先登錄,凡是非法入境都被遣返回國。

義大利的窮人和失業遊民兩者都是經濟全球化的受害者,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一年義大利的工業就業率下降百分之二十,那波里市更下降百分之二十六。這兩者收入低,每人每月收入低於一百英鎊,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都用來做食物支出,義大利南部更窮,都市周圍的平價住宅區,政府的政策不彰且設施不良,這個國家城市內的貧民區都是破爛不堪、他們沒有就業機會、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沒有健保和任何的福利。甚至於在富裕的北部、昂貴的物價和工資日益低廉,就業不易、平價住宅缺乏、沒有完善的福利制度等,使得北部地區也是有很多問題。

義大利窮人和失業遊民的主要成因︰一是歧視,一是沒有周全的輔導資訊可以幫助他們,至於義大利窮人因為有親戚幫助,他們尚可維持生存。在義大利根本沒有私人慈善團體,他們只有靠親戚族人救濟。

 

 

●   結論

西歐國家現在都因缺乏平價住宅、全球化、移民湧入、邊緣化的危機、貧窮和失業遊民增加等社會問題而頭疼,國會激烈爭辯種族、性別、文化等差異的平等,並削減預算、因此右翼派勢力興起。

因為社會變遷、全球化、失業增加、貧窮等,西歐各大城市的遊民日益增加,政府和私人慈善團體均無法解決這項問題。結果造成社會階級對立,本地人和外來移民形成不平等的階級。這些國家的移民被迫做低賤勞力工作,被社會唾棄隔離,居住在城市裡最差的地區、沒有人權、政治權、什麼權力都沒有,他們曾示威抗議,但是政府不理。

 

 

 

 

 

 

 

 

 

 

 

 

 

 

 

 

 

第二篇  遊民的各項探討

    本篇從身體上、社會上、心理上研究作為一個遊民的涵義是什麼?並且探討家的定義和遊民生活的經驗,俾了解沒有地方居住對遊民有何影響。

    第一身心健康的問題,第五章將詳細討論健康與遊民的關係,他們得不到健保和其他的協助,困難在哪裡。

    第六章敘述離開毒品酗酒勒戒所精神病院、監獄的遊民之情況,在本章提出以社區為主的房屋補助及社福服務,代替送遊民到勒戒所、精神病院和監獄。

    第七章討論各種不同身分的人成為遊民的原因和經驗,這些人有單親媽媽、受虐婦女、兒童、青年、退役軍人、殘障人、老人、難民和新移民,本地人、少數種族和循環性遊民。

    第八章討論遊民住的收容所的概況;英國收容所的床位及早餐、紐約市及其他城市的平價簡陋旅社。本章也檢視緊急收容所的功能。用多倫多市作為例子,詳細說明這種緊急系統不敷所需、效力不彰。健康不良的遊民、剛離開勒戒所、精神病院、監獄的病人和犯人根本得不到妥善的照顧,他們須要更人性化、更專業、更周全的支援,協助他們能自力更生重新返回社會。

 

 

 

 

 

 

 

 

 

第五章  遊民的健康

    為什麼你們等到我生病了,才給我地方住,才給我安定的生活?我要是早有地方住和一份工作,我就不會生病了。(波士頓市一位愛滋病遊民的哀泣)

   要幫助遊民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到處流浪居無定所的生活使人容易生病。兒童、父母及其他活的動物都會受到傷害,這是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 (懷特一九八五年:八四篇報告)

    諷刺的是,在倫敦、紐約和多倫多等大都市光鮮亮麗的大廈幾百碼之外,有成千的遊民健康不良。他們除了窮困、健康也是很糟:他們患有肺病、高血壓、氣喘、皮膚潰爛和其他傳染病,有病的遊民沒有適當的收容所,是因為官僚體系的收容制度及健保不通人性的僵硬措施。

    到處流浪居無定所,這種沒有「家」的生活,沒有家人、親戚、朋友的支援、沒有穩定的收入、再加上經常暴露在擁擠的、雜亂的、不衛生的環境裡,身心都會受到很大的壓力,都使人家容易生病。

    一項調查美國十九個城市的衛生所統計顯示:因為不健康而成為遊民;五個婦女之中有一個;四個男人之中有一個,三個循環遊民之中有一個。懷特一九八七年第十七篇報告指出,「遊民恐怕會造成美國今日社會裡最難醫治的疾病」。「他們大部分都是因健康不良而變成了遊民,因為不健康當然找不到工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開始實施遊民健康保健計畫,於是成立了的洛伯特、渥德、強森基金會和皮歐紀念基金會,他們共捐助二千五百萬美元,目前在史都華、B、麥肯尼遊民協助法案下,支援經費仍繼續運作,這項計畫在收容所、免費午餐餐廳、教會、吸毒酗酒勒戒所、臨時安置處及青少年法庭設立衛生所,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三月底看病次數有十七萬三千次,共有五萬九千人來看病;百分之六十四是成年男人,百分之二十六是成年婦女,百分之十是在十六歲以下的兒童,四分之一的成年婦女有小孩。以下為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各地衛生所的調查報告:

   遊民生活帶來的疾病:

遊民易得到的疾病敘述如下:

   ●  凍傷:在美國北部、英國北部遊民易得凍傷和體溫過低等疾病,這是因為他們露宿街頭,沒有長期固定住的地方,沒有溫暖的衣服、沒有醫療照顧、他們可以住在平價旅社,但是一清早就被趕出去找工作,就是天氣寒冷時,也必須一大早就出去。這樣他們就容易被凍傷。

    ●  心臟呼吸疾病:遊民醫療衛生所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患有上呼吸道感染,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遊民有慢性疾病;例如冠狀動脈心臟病、高血壓、氣腫等,還有消化不良脹氣、挫傷、骨折、牙齒不好等。因為他們到處流浪,居無定所,沒有辦法按時就診,結果變成殘障。

●       肺病: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二年,美國肺病患者增加了百

分之二十,肺病是傳染病,收容所和街上的遊民都易得此病。遊民得肺病的機率比一般人高百倍。美國城市的一項調查報告指出︰六個人之中至少有一個人患有傳染病,對大眾健康造成極大威脅,這種傳染病在收容所和廉價旅社裡散佈很快,緬因州收容所一位肺病患者感染了四百個人,到處流浪的遊民很難治好肺病,以後的追查顯示;極少的遊民肺病患者保持定時治療。

    ●  皮膚病︰遊民因為營養不良,血液循環不好,不合適的鞋子、割傷和骯髒的的衣服,使得他們易得皮膚病和水種,遊民因為衛生環境不好,肚子裡生蟲、身上長疥瘡和蝨子,在收容所裡常可看到遊民除蝨。

    ●  營養不良︰由於營養不良和缺乏照顧,很多遊民牙齒都不好和缺乏營養,結果增加得傳染病和消化不良的風險,除此之外,維他命C、硫胺素(維他命B1)和葉酸等重要營養素在遊民吃的食物內根本沒有,這是因為烹煮這些食物的地方沒有冰箱冷凍設備,也沒有新鮮的水果和蔬菜給遊民吃,遊民缺乏這些重要營養,結果身體虛弱、易於疲憊、心情憂鬱,精神錯亂。

    ●  睡眠不好︰收容所裡的嘈雜、混亂影響人的睡眠,睡不好使人易怒、冷漠、行為失常,特別是收容所的兒童因壓力和睡不好最易受到影響。

    ●  兒童和青少年的健康︰生活在收容所,平價旅社和公營旅社的兒童都有成長問題,他們在學校的成績都不好。這些兒童經常換學校,因為他們的父母必須從緊急收容所遷居至暫時居留屋、然後等一段時間才能分配到固定房屋。

懷特就調查全國遊民醫療保健措施的報告指出;遊民家庭的兒童得慢性疾病的機率比一般的兒童高兩倍,在醫療所治病的遊民兒童百分之十六都已經有慢性疾病。懷特的結論是︰「循環性的貧窮加上從事勞力工作,遊民的兒童早早就參予成人的生活。不健康的兒童可說是遊民在下一代身上複製出自己的心理機制。」

   青少年患有慢性病的機率比同年人高出兩倍,他們易得上呼吸傳染疾病、性病、皮膚病、長蝨子、慢性眼疾、耳疾、牙病、營養不良、消化不良脹氣、泌尿病。很多青少年吸毒酗酒。

    ●  精神病︰精神病和遊民,精神健康和政府精神醫療政策有關,精神疾病患者的數目不詳,但是估計每三個遊民之中有一個就是精神病患者,洛斯的報告指出,幾乎二分之一的遊民都對自己的情況感到悲觀絕望,六個遊民之中有一個會自殺,心情鬱悶是普遍的現象。

因為遊民生活的壓力,如果被送進精神病院使得問題更嚴重,而且這些人從精神病出來之後,他們的未來在哪裡,(第六章將詳細討論之),洛斯的結論是︰他們仍是徘徊在遊民生活和精神病院二者之間。全美國四個遊民之中有一個就在精神病院住過一次,這比普通人高出五倍。洛杉磯市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百分之二十八的人有慢性精神病;循環性的移民生活和長時期的遊民生活都會吸毒和精神分裂。懷特的報告指出︰三分之二的遊民,吸毒酗酒或患有精神分裂;四分之一的遊民有兩種或更多的疾病。

●  暴力和性侵︰露宿街頭充滿了暴力,人身攻擊和搶劫非常普遍。這些暴行對健康有害,婦女和青少年最容易受到傷害,尤其遊民婦女尤其在受到攻擊之後,常會嚇的精神失常,這個族群的婦女受到性侵的比率比普通婦女高二十倍。

●       吸毒︰百分之十到十五的男性遊民吸毒,常吸毒的男性遊民

得肝病的機率很高,他們受到暴力攻擊之後,易得愛滋病、皮膚病、性病、瘀傷、裂傷等傷害,美國公共健康服務處在舊金山三個醫療所調查青少年發現;百分之六點五曾去過戒毒村、百分之十五服用IV藥品;八個人裡就有一個人有吸毒的同伴;十個人裡就有一個吸毒的問題;百分之四到八的年輕人呈現愛滋病陽性反應。

    ●  死亡︰遊民的死亡比率比普通人高四倍,年輕遊民死亡率更高,成年遊民比普通成年人少活二十年,遊民健康服務處的調查發現;成年遊民有半數死於非命,四分之一被謀殺,這比普通人高二十倍,還有吸毒酗酒致死者(佔百分之十六),車禍喪生者(百分之十三),癌症和心臟病致死者(百分之十一點五)。

    ●  愛滋病帶原者/愛滋病:百分之五到十一的遊民有愛滋病,遊民吸毒很普遍,他們之中有些是同性戀、或是雙性戀、雜性戀,從事性交易賺錢,因此易感染到愛滋病和傳染病,波斯頓市遊民健康服務處的調查發現;百分之七十八的病人有愛滋病或是愛滋病帶原者,或是有服用IV藥品,其中百分之十八為婦女。

很多團體組織發起支援愛滋病患的服務,但是教育一般人對愛滋病的了解仍是困難重重,多倫多一個愛滋病兒童醫院的醫師說,愛滋患者的親戚朋友都不要他,他會失業被房東趕走,吸毒是造成愛滋病猖獗的原因之一,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共用一個針頭,三個人裡有一個人從事危險性交,用先天免疫失調測試愛滋病患者,俾改變他們的行為和不吸毒,但是常常受到遊民和吸毒者的反對,愛滋病醫療中心的一位醫療專家說︰遊民病患一聽到自己得愛滋病後,最常見的反應是吸毒更多,用這個方法逃避現實。愛滋病毀壞了一個人所有的希望。

一位愛滋病帶原者不易找到房屋,英國一位專門幫助愛滋病帶原者尋覓住處的社工說︰因為來自鄰居和房東的暴力攻擊,百分之十的遊民愛滋病患者被要求搬家。某些建商和慈善團體也幫助他們尋找住處。有的建商蓋的房屋有強化玻璃和不銹鋼門以便保護他們。

一九九三年全國科學研究院的全國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指出︰「愛滋病對美國人或社會活動力沒有影響;因為這種疾病只集中在社會邊緣人和社會看不見的族群裡,而這些人對經濟政治和社會一點影響力都沒有」,這種疾病將會在大眾的意識裡消失不見。

●  酗酒︰上述的健康問題因長期酗酒或吸毒變得更嚴重厲害,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成年遊民因酗酒而吸毒,普通人只有百分之十,男性酗酒比女性酗酒高出三倍。

酗酒是不是造成遊民的原因之一 對有錢的酗酒者好像不是,但是窮人酗酒者易變成遊民,成年遊民酗酒嚴重者都是因為貧窮,新的遊民比較好些,酗酒情形沒有那麼嚴重。老遊民(長期在街上流浪者)酗酒是因為貧窮和自尊心受損,促使他喝酒更多。

如果說遊民的發生只是個人造成的,這是不公平的說法,近來遊民增加更與社會機制有關,酗酒影響眾多遊民是不可忽視的事實,因此要有周詳完備的戒酒復健措施,雖然有戒酒中心但是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因此遊民在街上流浪喝酒,有時是為了防寒、心情不好、孤獨、或身體感到不適,喝酒使他們舒服、心情變好、打發時間、並且以酒交友,可以找到同伴。但是喝酒也易傷害健康,加速死亡,也是造成意外傷害和車禍的主因,酩酊大醉的遊民給警察、救援者、醫師和其他人帶來很大的困擾,他們對收容所的主管、平價餐館和旅社的居民帶來很大的威脅,尤其是有小孩的婦女和不能保護自己的房客更是倍感不安,因此收容所可以規定收容房客的規則,只收容「乾淨和清醒」的房客,但是在寒冷的冬夜拒絕收容醉酒的遊民實在也難做到,如果不收容,他們只好睡在街上,甚至於被凍死。

用性別分析遊民的健康

男性遊民的健康比女性遊民的嚴重,男性遊民較易睡在馬路上而且較易受到凍傷,安置男性遊民的收容所比較大但很擁擠,他們彼此比較易感染到呼吸器官疾病和其他傳染病,然而女性遊民較易受到性侵、暴力攻擊和被虐待。

本章引述「秩序級數」調查的報告指出,男人和女人在酗酒上有很大的不同,遊民健康醫療所裡,百分之四十七的男性遊民有酗酒的問題,女性遊民只有百分之十六,遊民酗酒者皆為男性遊民,大部分遊民皆超過三十五歲,他們的身心事都不健康,他們易得神經失常症,消化不良疾病、肝病和恐慌症。

婦女在心理上傾向於排斥飲酒,女性酗酒遊民易於憂鬱消沉,受到暴力攻擊和早熟,他們開始喝酒的年紀比男性遊民晚,變成酒鬼也比男性晚。

男性遊民和女性遊民在吸毒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國,年輕非裔男遊民吸毒比率最高,次為拉丁裔年輕遊民、然後是非裔女性遊民、白人男性遊民排名最後,吸毒的毒品排名為:百分之三十七為海洛英、美沙酮、快感克、百分之二十二用古柯鹼、百分之二十一用大麻煙、百分之二十用其他毒品,使用的毒品因價錢和便利性而經常更改,近幾年來使用快感克、越來越多,這是一種最易上癮和最厲害的毒品。這種毒品對女性的影響比對男性嚴重。上千的單親媽媽在丈夫或是男友因吸毒而喪命之後,她們潔身自愛不碰海洛因或其他毒品,甚至於不再吸毒。但是快感克出現後,她們很快上癮,做妓女換毒品,有的年齡只有12歲就上癮,做妓女買快感克,她們易被搶、被打、被性侵,而且無法自拔,只為快感克的毒癮而活,一位在多倫多的快感克上癮的婦女親手殺死了自己的九歲女兒。

●        救助的管道

一般的窮人特別是遊民都不易獲得援助的管道,因此他們的健康不好,幫助他們就診和得到醫療服務不容易。只有衛生所和大醫院的急診室才提供醫療,擴大就診服務還不常見,遊民因為沒有固定地址,無法合乎健保系統的第一步,他們沒有辦法保持個人乾淨衛生,由於看起來骯髒不雅觀,醫生和護士都不願接近他們,流動就診的遊民被視為是醫療體系的濫用者。

一九九八年加拿大健康福利部部長承認:「富人和窮人沒有平等

的醫療服務」,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英國,他們發現健康不良和高頻率的生病與貧窮有嚴重的關聯。

從政府的花費可以看出健保支出占多少,加拿大為百分之九十

二、英國為百分之七十五、美國只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七,美國個人的醫療支出是最高的,有錢的人可以買到最好的健保,窮人則沒有醫療服務。一九九0年政府和私人的健保支出兩者加起來為百分之十二點一、加拿大為百分之九點二、英國為百分之六。

    取得健保的管道很困難,達到健保的條件是根據個人生病狀況、酗酒狀況、或吸毒狀況而定,不合乎標準的就無法獲得治療,一但通過了,他們就得必須保持病態,否則就會被送走。根本就沒有時間使人復原,政府官員常常削減經費,緊縮醫療補助、尤其是有嚴重殘障或精神病的人都得不到醫療補助。   

●        結論

    遊民和健康之間的關聯是直接而又明顯的。許多人在生病或受到傷害後,花錢在醫院治療,導致收入減少,最後被房東趕走,遊民因為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壓力容易生病和受到傷害,三分之一的遊民裡有一個根本沒辦法工作。缺乏固定居所,沒有地方洗澡和洗衣服的遊民無法保持個人整潔,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易患有皮膚病、營養不良和生各種疾病,他們也無法獲得適當醫療補助。從戒毒所、精神病院和監獄出來的人更不易獲得醫療和房屋補助,第六章將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第六章  社區的收容安置

造成遊民產生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戒毒所、精神病院、監獄等公共設施機構釋放出來的人,但是又沒有周全的安置精神病患的轉收措施。以致他們變成遊民。一九五0年開始,英國政府關閉公家的精神病院,他們認為這些精神病人去外面其他的精神治療機構會比較好。一九六0年代,加拿大和美國也採取同樣的措施。他們如此做。是相信大型醫療院無法為病人提供完善精神治療。轉去社區會有同情的支援,再加上新發明的精神治療藥物會比較好些。

●       精神病和遊民之間的關係,公共醫療機構釋出大量的病人。

要在遊民當中估計精神病有多嚴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困難之一是不易區分吸毒和其他原因造成的精神病,傳染病學科研究的主題都是精神病和遊民的關係――但是結果是混淆不清,比恩說︰「遊民和精神病之間的關係猶如一張混亂糾結的蜘蛛網。」,精神病可以造成遊民,遊民也可以患有精神病。精神病患的特質在遊民身上也可以找的到。貧窮、邊緣化、健康不良、缺發社交能力、少數族群,這是一幅雜亂的圖畫。現在大家都認為三分之一的遊民需要心理治療。他們很多人離開了公家精神病院就變成遊民,如果有合適的醫院和經費,其他的人仍願繼續住在精神病院裡接受治療。

有些社改家抨擊︰一般人認為所有遊民都是精神病,是過度誇大,他們只是想把這個問題全面「醫療化」,專家認為用這種醫療模式,會形成注重個人缺點,而不會注意患有精神病和健康不良的遊民、把遊民定型為「值得幫助的窮人」,這樣會使政府只注重遊民的疾病、而不會注重社會和經濟問題是造成遊民的主因。

離開公家精神病醫院的病人,根據病況和慈善機構的協助,在這種依賴關係下,一定要重返社會。這些人回到社區,大部分人在剛開始時,都無法正常生活。

在長時間強調的依賴關係下,他們面對可怕的官僚體系的障礙,他們大部分時間――即使他們是身體健康和精神正常――在各種機構進進出出,如果一個人沒有出生證明,就無法獲得醫療、生活補助和其他福利。在加拿大必須付費才能換得出生證明,有了出生證明才能申請健保卡和社會卡,有了這兩樣才能找工作。

那些不幸的人,有的長時間和家人失去聯絡,把證件丟了或是證件被偷――在緊急收容所常發生這種事――他們的生活就是為尋獲證件和建立自己的信用,他們在剛離開公家精神病院時,自己無法處理這些事情。這種官僚體系更加強了他們的無能感和挫折感。一但他們在公家醫療機構進進出出,他們的一生就完了。

自從一九五二年起,英國從公家醫療機構釋出十萬名長期病人,這些病人比其他醫療院的人早死,英國的一項調查發現︰五分之一的人沒有社福,二分之一的人沒有醫藥或心理治療輔助,三分之一的人需要治療其他疾病︰例如肺病。在肯貝威爾收容中心的二萬五千名精神病患裡五個人裡就有一個人有肺病,這是這個收容中心在兩年前被關閉時所做的統計;雖然心理治療已進步很多,但是醫療體系的醫療人員有很多缺失。

關閉這些公家精神病院醫療機構所省下來的經費,卻沒有直接用在特殊房屋補助或社區服務,全國聯邦房屋協會估計︰只有百分之九 的特殊房屋補助經費是給精神病患者。

英國政府計劃在二十世紀底關閉所有精神病醫院,但是要興建二十六個新監獄。許多以前的精神病人現在住在公家平價旅社和中途之前,中途之家由私人經營,住在裡面的病人每月可以從公家得到一筆生活補助,這些中途之家的經營者就可以從中飽囊,例如波次莫斯市在一九八0年代就有九百家中途之家,最近十年(一九九0)更增加了五倍,因為這些經營者看出這些病人的每月生活費是他們最想要的固定房租。

在美國即使是重度精神病患也被釋放出來,他們在經過一段自由的時間之後,又回到醫院或監獄,而不回到精神病醫院。許多從前的精神病患者無目的的在街上流浪。一份洛杉磯的調查發現︰這些精神病人最不喜歡住在緊急收容所,成為循環性遊民的比率比其他人高出兩倍,精神狀況最差,吸毒和酗酒最嚴重、最容易犯罪。

在某些其況下,被公家醫療機構釋放出的精神病人還沒有準備好,他們沒有被妥善調查、就交扥給他們的家人或寄養家庭、而且這些家庭也沒有準備好照顧這些精神病分裂症的兒童或配偶。一個能提供友善關係和鄰里支援的社區服務還不能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
   
加拿大的安大略於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六年間,公家精神病醫院的病人下降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五五年後美國則下降百分之八十,紐約州在從前舊制度下,每年可收容八千名精神病患者,但是現在就不可以了,這種社會邊緣人每年都在增加,這些被公家醫療機構釋放出的人和醫院拒絕收容的病人無處可去,最後變成了遊民。

政府機構在這些過程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財政困窘、法院限制公家醫療機構收容病人,釋放的精神病人申請進入心理治療醫院不易。一九六五年初期,退役軍人協會減少一半心理治療床位,國會嚴厲抨擊此種歧視,這種措施對窮者、沒有受教育及有精神病的退役軍人很不公平,他們根本不知自己的權利是什麼,也不知如何反應,沒有中學文憑的退役軍人之中,不知求助退役軍人協會的比大學畢業的退役軍人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紐約州心理健康服務處調查發現,八個退役軍人遊民之中,只有一個有退役軍人協會的生活補助。

公家醫療機構釋放出的精神病患者能去哪裡呢﹖其他醫院拒絕收留他們,他們又能去哪裡呢﹖有的去貧民招待所、有的去緊急收容所、有的去廉價租賃公寓,有的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就只好住進平價旅社或汽車旅館。在英國釋出的精神病患,利用最多的是提供床位和早餐的貧民旅社、寄養家庭、招待所和廉價租賃單身房。一九六九年有十萬名精神病患住在這14.6個地區。一九九0年代增加三倍為四十五個地區,共收容了三十萬名需要心理治療的人、這些不受任何監督的地方,逐漸變成一種類似公家精神病醫療機構的收容所,有固定的用餐時間、睡覺時間等標準的作業程序。在大都市裡釋出的精神病患通常被送到等候毀壞重建的空大廈,這種地方非常不安全,竊盜破壞、毒品走私和搶劫盛行。

有些地方政府對遊民的反應是監禁他們,或把他們趕出鄉鎮,紐約市府認為這些精神病患走在街上等於慢性自殺,最後他們採取了一項措施;強制把這些精神病患送去醫院治療,因為沒有得到病患的同意,引起了美國人權自由聯盟的抗議,結果釋放了一位名為喬伊絲、布朗女士的精神病患,她的釋放引起了廣泛注意,她並參加巡迴演講。幾個月之後,她被人救起,神智不清,癲癇發作,又被送去醫院治療。

一九八三年在英國通過了精神健康法案,保障每個人的自由權,不准強迫監禁治療,醫院當局不願收容長期慢性病患;他們繼續釋出精神病患。

在加拿大,公家精神病醫療機構釋出的病患,很難找到收容的地方,因此多倫多皇后街精神醫治中心的主治醫師珊姆爾、麥爾可姆森先生主張嚴重的精神病患應該在醫院或中途之家醫療處長期拘留,但是有些中途之家拒絕收留吸毒或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因此醫院只好收留他們,醫院的負擔大量增加;多倫多皇后街大型的醫療中心拒絕了大部分的病患。

最後,大部分被釋放的的精神病,患住進提供食宿的貧民收容所,在大部分行政劃分區域裡,這些地方的房東和租賃法規不受管制,因此住戶沒有保障,有問題的住戶被迫服用鎮靜劑,或被迫關在屋內,或被綑綁在輪椅以上。

這種情形促使多倫多進行改革,一九一四年通過了住戶法案,房東和租賃法規均被規範於此法案內,住在收容所、臨時居留所、或其他的非營利安置中心的住戶都得到保障,沒有正當理由不可隨便把他們趕走或不人道處置。

●   精神病醫療機構的另一個選擇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採取公家醫療機構收容精神病患的措施失敗,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社區照顧更適宜治療精神病患。社區照顧更能提供好的居住環境、周全的健康服務、教育、職業訓練和娛樂等項目。一個好的有彈性的社區服務可以鼓勵自助、建立自信和自尊。在社區的支援環境下個人的志願可以實現。

這種選擇加強病患獨立自主的能力。公家醫療機構的隔絕病人、給病人大量服藥、醫護人員與病人之間的階級關係在社區服務下,獲得大量改進。這種是「選擇」的價值,它強調病患的能力和潛在的意識而非研究病患的病情。這種方法使病人能發揮自己的專長達到復原,它著重病人的能力而非治療重視的弱點。它推翻精神病患在心理上和社會上「精神病」的標籤。

這種治療方法促進自信和自助,肯色斯州採取這項新措施,精神病患數目只有百分之十五,在傳統的公家醫療機構放出的精神病患仍有百分之三十,這種治療的重心在建立社會復健和健康的身心,它把病人的各種問題融合在各種不同的活動裡,從各種角度治療他們,而非大量依賴藥物。

在某些治療裡,有嚴重精神病的遊民組成團隊,讓這些團隊裡的精神病患遊民自己提供某些服務,達成逐漸有互動的能力。

  另外這種方法注重職業技能的訓練,他幫助病人重返職場。有治療性質的就業可以提高自信、改善生活、增強社交能力、能夠自己照顧自己;缺乏這種治療會使病人不易復原,新罕布斯市的一項調查發現,一項就業輔導措施使從前百分之28.3失業的病人重新返回職場,但是在公家醫療機構傳統治療的病人只有百分之8.2的人找到工作。北美洲的許多研究發現,公家精神病醫療機構的花費超過社區治療,魁北克的調查指出,公家精神病醫療機構醫治ㄧ位病人的支出比住在社區租賃公寓的病人高出五倍,而後者更能得周全的照顧。

    美國的一項廣泛調查報告顯示,社區治療精神病患的花費;第一年一位病人每月八百元,比傳統的醫療費貴。但是以後這位病人的回報是每月五百美元,除此之外,社區照顧的病人顯示出自立能力改進、能自己做決定、精神病逐漸消失,更積極重建返回社會。

●        結論

    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在過去三十年,逐漸減少精神病院和心理醫療機構,並大量縮小醫院編製。結果政府削減這方面的預算,但是節省下來的經費沒有直接用在社區治療、或是房屋補助,俾幫助公立精神病院釋放出來的病患有地方可以去。

    從公立醫院釋放出來的病患,易造成誤解:他們服用的鎮靜劑精神病等藥物可以穩定他們,使他們很快恢復正常;社區服務的確比監禁在醫院更好但只是一種模糊概念。公立醫院釋出的病人可以減少國家福利負擔,但這會形成制度私有化。釋出的病人,或拒絕收容的準精神病人,只能去緊急收容所或臨時招待所,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雖然有充分支援的社區照顧比送去精神病院好,但是這個選擇還沒有成氣候。病人在這種環境的確可以獲得改善,而且花費比送去精神病院治療節省很多。

 

 

 

 

 

 

 

 

第七章遊民生活的剖析

一位在倫敦收容所的婦女說:「一個不願幫助人的社會,使我忿怒異常,無家可歸就喪失一切做人的權利?但是家是一種權利而不是特權。」

    ●    街上的流浪生活

    對沒有房子在街上流浪的遊民來說,他們的生活就是走路和等候。在警察的催促下,收容所管理員的請求下、或商店老闆驅趕下,從一處挪到另一處。他們排隊等候:收容所安置、食物、社福補助和健保。

    一九八 三年遊民聯盟的一份報告裡一位遊民說:「我需要一個住的地方,我的傷口嚴重潰瘍,我不適住在收容所或簡陋的旅舍,警察把我從地下車站送去男性收容所,我沒辦法住在那裡我已經68歲了在那種地方我沒辦法保護自己。」

    當房東要把房子拆掉改建公寓大樓時,威脅房客好把他們趕走,這樣房客就變成遊民了,有時房東甚至於採取法律行動,不修理房子、停電、關閉暖氣,把房客鎖在門外、安排偷竊、縱火、或人身攻擊,達到把房客趕走的目的。遊民因為沒有政治力量和人權,因此得不到保護。由於大眾的不關心他們容意遭受暴力騷擾,長期性遊民大都是老人、殘障者、或易受傷害的人,他們因為體弱、疲累、和營養不良,沒有辦法保護自己,他們也易受到同性性侵和異性性侵,遊民本身也有的是犯罪的人,偷或搶同伴的東西。

    警察抓到的犯罪遊民,大部分的罪僅是冒犯罪,在巴爾地摩市遊民的犯罪紀錄裡,四分之三的犯罪行為是行為失檢、侵犯私人土地、或睡在公園裡。百分之十五的侵犯私人權利罪,是偷食物。一般人、商店老闆、或是警察偶而會欺負他們。政府為了趕走在公園睡覺的遊民;用罰金、或用噴水器晚上在公園澆花草,在公園以上放障礙物、或用其它方法趕走遊民。一九九一年弗華克、約丹當選舊金山市市長,舊金山市的公園估計有四千遊民逗留其中,約丹對他們每人罰鍰71元,付不出的就收到一張逮捕證。華盛頓首都於一九九四年全國遊民聯盟中心調查美國49個城市裡的32個城市發現;他們均制定法律禁止行乞、禁止睡在公共場所、有的甚至要求領社福補助的人必須蓋手印。能這樣做的就可以去收容所。

    遊民睡覺的地方千奇百怪,能躺下來的地方就有人睡,例如長椅、樹林、山谷、小巷、廢棄的汽車、校車、貨櫃、橋墩下或高速公路的路面下,有的甚至於睡在地下鐵或火車通道裡。有的人在電影院、咖啡店、公車終點站或火車終點站過夜,有的人則坐在公車上或地下車內來回過夜。

    單身遊民特別需要社會救濟機制保護他們,他們經常移動,但是總是在城市的某一點內行動。他們經常去的地方是提供食宿的租賃單人房,緊急收容所、招待所、臨時收容中心、食物分發處、免費餐廳、救世軍或衣服分發服處,兌換支票處當舖、等候工作分發處、公共浴室。這些地方是遊民所需日用品食品集中地,例如這裡有咖啡店、啤酒館,公共圖書館和大眾運輸公車站、地下鐵。還有醫院、衛生所、法律服務處、戒毒所、社福和就業輔導處。因為便宜大型的超市遷至鄉下,以致他們只好在都會裡的昂貴超市裡買東西。

    婦女和男人在遊民型態上有很多不同,男人浪費大部分的時間在街頭上流浪,百分之89的男人單獨在街上流浪,婦女只有百分之55,而這其中百分之89是帶小孩的婦女。男人收容所要求男人一早出門,晚上才准回來,女人收容所對婦女較為寬鬆,她們可以長時間停留,而且有較多的優待,男人常去勞力工作站等候工作或去公園或是其它公共場所尋求短暫的休息,他們活動範圍比較廣,但是婦女因為是女人易受攻擊,為了人身安全,因此活動範圍小。

    遊民靠打零工,發小冊子或海報、增加收入,有的甚至作妓女。大部分的遊民不定時行乞,事實上大部分行乞的人不是遊民,在愛滋病開始之前,有的遊民靠賣血維生。有的人尋求臨時工,他們必需一大早就起來去排隊等工作。通常這些工作骯髒又危險──例如搗毀汽車電池,沒有穿防護衣,如果受到傷害,因為沒有勞工保險就得不到賠償,有些雇主會食言,口頭說一套結果工資只給一半,還有的藉口交通費,辦事手續費、制服費等苛扣工資。一九九五年佛羅里達州的遊民生產力工作中心通過一條法律,禁止雇主用不正當的理由苛扣工資。

    ●   貧窮的婦女

    一九九零年的米勒報告說:「房屋的問題就是婦女問題」,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貧窮的婦女很普遍。貧苦的婦女遭遇的困境是被社會摒棄和變成遊民。遊民婦女違反社會遊戲規則;她們孤獨、顯而易見的不依賴男人,邋遢骯髒,她們明顯的不順服。一般人對她們的反應是困惑、厭惡、排斥、和摒棄她們。社改家赫里斯說:「她們和社會脫離關係,因此她們也斷絕了一切親友的支援來源,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們內心深處拒絕了自己」。

    在美國;百分之三十的婦女是一家之主,她們的收入不及全國平均收入之半,窮人家庭有一半是女人當家,單親婦女的收入,比合乎貧窮標準的三口之家還要少百分之二十,領社福的單親婦女占百分之五十五,全國低收入戶單親婦女有一半都沒有房子,有房子的婦女大部分是年長婦女,它們在房子上遭遇到的困難比普通人高兩倍。

    在加拿大三對夫婦有一對以離婚收場,這種趨勢在一九八零年代造成單親家庭大量增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由單親婦女當家,半數的單親家庭是窮人。弱勢老人裡年長婦女占大多數,它們靠微薄的社會津貼維生,單親婦女因為收入低、沒有固定工作、沒有房子而受到社會歧視,她們需要的是安全保障、便利低廉的大眾運輸系統和育兒照顧。單身婦女的收入百分之五十用在房租,百分之六十五的加拿大婦女租賃房屋,男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九,單親婦女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用在房租。居住在公家配給的平價住宅的人,婦女占了百分六十,她們大部分都靠社福維生。如果政府削減社福預算,婦女首當其衝第一個受到影響,變成遊民的機率大增。   

一九九一年英國戶口普查發現,英國有一千九百萬戶家庭,其中當家的婦女占百分之三十,四分之三的男人有房子,但是有房子的婦女只占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丈夫死了之後留給她的遺產,因為她們有房子所以不能領社福,她們大部分都是年長婦女,又住在老房子裏,常常有維修的問題,由於收入有限,無法整修房屋,會發生欠債的問題。根據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的調查;貧窮的婦女易變成遊民,她們的收入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同時還要負擔育兒和幫助親戚。一九九一年勞工局的報告指出;百分之四十二的工作婦女是兼職工,男人只有百分之四,一九九三年倫敦房屋建設局的報告估計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婦女全職工作,只有她們才買得起三房一廳的房子;不到三分之一的婦女才能買的起二房一廳;二分之一的婦女全職工作也買不起一房一廳的房子。一位專家說:「婦女想要有房子,必須先找到白馬王子。」,總之,擁有房子不是萬靈丹,低收入家庭的問題並不能因此獲得解決,因為他們收入不多,就是有了房子,也沒有多餘的錢去買其他的日用必需品。

       現在英國低收入戶階級對平價住宅的需要急遽增加-有房子的高收入家庭只占百分之三十,而且政府的房屋補助政策不包括單親婦女或非傳統家庭。

       男性遊民和女性遊民形成的原因不同:他們對房子的需求不同,處理他們的問題要用不同的方法,男人是真正的遊民;因為他們失業沒有收入,就會失去房子、失去家庭的支援,再加上他們吸毒、生病等更易變成遊民。婦女變成遊民,大部份是臨時發生了問題,是一種「情況性遊民」,例如臨時經濟發生困難、精神病發作、被丈夫虐待等結果在街上流浪,除非她們能即刻去收容所,否則在街上流浪易受到性侵和暴力攻擊。婦女遊民比較年輕,大部分是有色人種,雖然長期失業,(尤其是有孩子的失業母親),但是做遊民的時間比男性遊民短,(男性遊民的時間為四年,單身女遊民為三年,有孩子的婦女為一年),她們進公立精神病院或監獄的機率比男性低,(有孩子的婦女遊民占20%,單身婦女遊民為百分之五十,但是單身男性遊民為百分之七十四),婦女比男人更需要社會援助,單身婦女比有孩子的婦女更需要心理輔導和酗酒治療,有孩子的婦女需要房屋補助、社福、育兒指導、職業技能訓練。

       婦女易變成窮人,但是她們為什麼不像男人那樣成為「真正的遊民」?答案很複雜,這和遊民的社會結構有關,部份原因是調查重心只針對長期男性遊民、街上的男性的流浪遊民和大型只收容男性遊民的收容所等。男人容易變成遊民另外一個原因是喪失單身租賃套房含其他低廉房屋,因為中產階級住進貧民改建區和都市更新拆除大量低廉居所,對低收入單身男性造成很大的影響。他們只好去收容所或在街上流浪。婦女不視為遊民,主要原因是他們住的緊急避難所和中途之家不在調查的範圍內,她們住的地方不算是真正的遊民收容所。除此之外,很多城市在房屋補助上,都給予婦女優先權,她們較易獲得社福津貼和市府的安置收容,尤其是有孩子的婦女更易獲得社福,這有助她們取得房子。婦女對自己生的孩子有很大的責任感,對親戚家人也有強烈的歸屬感,而且不排斥社會的支援,對於來自貧民區的私人救濟不會感到不好意思。他們比男人更易獲得親戚的幫助,男人因為吸毒和殘障等不易被親人接受。是以婦女不認為自己是遊民,而且不願長期流浪在街頭,她們認為那種風險他們承受不了。

       美國最新的一項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女性遊民被丈夫虐待,百分之三十九的她們受到的虐待不只一次,因為收容床位不夠,大部分的她們被收容所拒絕,三分之一的被虐婦女又回到丈夫身邊,由於她們找不到地方住-所以需要更多的收容所安置這些受虐婦女,特別是帶孩子的受虐婦女更需要長期的固定居所。小型家庭式的招待所很受這些婦女歡迎,因為這裡有一家人團聚的感覺,每一個住在這裡的人都可參予決策。

       受虐婦女在受到虐待之後,會即刻離家出走,她們沒有想到自己會變成遊民。她們視自己的遭遇為臨時性,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問題。她們用否認接受自己,因恐懼而不知所措,不管到那裡都沒有安全感,怕施暴的人會隨時出現,是故有些收容所拒絕透露姓名和地址,而且不接受男性訪客,受虐婦女只有在受到保護的收容所才感到安全。現在某些地方政府對施暴人發出逮捕令,使受虐婦女得到法律保障,但是因此造成遊民增加,而且對此類女性的安置需要有日益增加的趨勢。

       許多被虐婦女長期沒有工作,她們的就業能力大為減退,她們要尋求一個適當的住處很困難,當她們落腳在遊民收容所或街上流浪時,才知道自己是遊民,結果要經過數月才能調適自己。

●   貧窮的兒童

在遊民生活裡受到最大影響的是兒童,全美國有一千二百五十萬貧窮兒童,八個兒童裡有一個沒有健保,五個裡只有一個有日間育兒照顧,七個兒童裡有一個是輟學生,六個裡有一個的家庭都失業。一九八○年代中期合格參予聯邦補助教育和免費早餐計畫的貧窮兒童只有百分之十六。

費城和其它城市的調查顯示;遊民生活對兒童的影響是:健康不良、家庭生活造成兒童精神嚴重崩潰、身體和智能成長遲緩,學校的功課不好。百分之四十的兒童至少需要重修一次,一半的兒童沒有正規上學,很多兒童需要特別教育,兒童受虐是普遍的事,收容所對遊民婦女的調查指出,家裡常有暴力施虐事件,先是父親虐待她們,然後丈夫虐待妻子,或男友虐待女友,因此許多婦女對兒童施虐,她們被控虐待和棄養。

在英國,健康調查局的報告指出;遊民兒童在意外事件和疾病上比其它同年齡的兒童更易受到傷害,他們容易嘔吐(因為經常吃油膩速食餐),患有肺病(居住處所潮濕)和身上長疥瘡,五歲以下一半的兒童沒有打白喉水痘預防針,他們由於沒有玩具和空間學走路,以致生成遲緩。

在加拿大,兒童是貧窮的犧牲品,有孩子的單親移民,百分之五十八的收入在加拿大政府?定的貧窮標準下。

●   青少年遊民的困境

一九八○年代,出現「放棄青少年」的風氣,美國青少年和防止青少年犯罪法庭調查指出;全國有五萬九千二百名無家可歸兒童,大部份是青少年,一九八九年起,每年有七十萬名青少年犯罪涉案。在加拿大,四個青少年裡有一個住在收容所,年齡在16歲和24歲之間,因為家庭破裂,他們受到暴力、性侵和精神虐待而逃家出走。住在寄養家庭的青少年都是短時間居留,他們時常從一個家庭遷至到另外一個家庭。一九九五年多倫多市的調查指出;過去一年內百分之二十的青少年在三個以上的家庭住過。

美國全國遊民健康計劃中心的調查指出;十三歲到十五歲的遊民少女比其它同年齡的少女懷孕的機率高出14倍。十六歲到十九歲的遊民少女三個裡有一個懷孕。在加拿大四分之三的失蹤兒童和青少年都是離家出走,溫尼派克市的社會改革委員會發現,三個離家出走裡的有一個感染性病;百分之六十的離家出走青少年感染愛滋病的機率很大,五個人裡有一個為了有地方住而從事性交易。

最年輕離家出走的青少年是一名12歲的女孩,她是性虐待的受害者,她吸毒又酗酒。並且曾一度嘗試自殺。因為父母是吸毒或是酗酒,他們因此逃家出走,他們在逃避一個不能忍受的環境,但是不知外面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在等著他們。他們通常從事性交易,販毒、扒手或其它不法事維生。政府官員極力主張把離家出走的青少年送回給他們的父母,但是這些青少年根本沒有真正的家。他們離家出走是因為他們沒有其它的選擇。

青少年遊民易成為黑社會的犧牲品,當父母報警自己的孩子失蹤時,警方和社工員都不願涉入,除非警方知道他們和什麼人交往,或是健康出了問題,或是觸犯法律。政府機構不願涉入,因為他們缺乏經費和人手,他們認為這是個人和私人慈善機構的責任,同時他們深怕會成為被告。

在英國社工員有獨立作主的權利,協助青少年直到他們21歲,有些關於青少年居住的過渡家庭的革新措施,但是因為缺乏具體的法律規範,資源不夠和中央政府支援越來越少,使得新措施效果不彰。而且政府不聽社工員和政府本身顧問委員會的建議,堅持限制青少年居住在收留所的時間。他們堅持這樣做可以迫使青少年回家和父母和好,但是這種期望實在不務實,因為這些青少年根本沒有真正的家。

社工員估計英國有八萬名青少年遊民,他們露宿街頭,占用公地,他們從青少年招待所遷至收留所或免費提供早餐和床位的平價旅舍。這些青少年遊民如果不露宿街頭或占用公地,就只有去青少年招待所,他們在離開領養家庭、公立醫療機構、或不能回家後,大部分移居至青少年招待所。因為居住的地方過於擁擠或重複安排,有些青少年被趕走。他們有些到城市找工作,但是都失望而歸。奈契爾政府的一位官員對這些青少年說:「解決你們的就業問題,就是你們要堅持繼續找,直到找到工作為止」。這些居無定所變成遊民的青少年受到很多人的指責。他們被廣泛批評沒用、不會工作、浪費社會福利資源。

這些青少年遊民遷移率很高;過去一年有一半的人曾至少遷居三次以上,一九九四年倫敦一個服務青少年的收容所中心,估計半數的青少年遊民無家可歸、無收入。百分之二十九的人睡在車子裡,只有百分之二的有正式工作。大部份他們離開家,是因為和父母吵架或養父母吵架。

三分之二的青少年遊民急需住的地方,他們或是需要一間套房、或是廉價的單身套房,他們不喜歡住在青少年招待所,但是租公寓房租又太貴而且不容易找到。他們也排不進市政府的平價租賃公寓名單內,有時房東又拒絕失業的青少年和少數族群。

青年招待所的職員熱心協助這些青少年找到合適的居所,但是無法協助他們職業技能訓練和就業。青少年不只需要住的地方,他們更需要輔導、心理諮商、教育、技能訓練和就業,許多從前傳統的輔導,並不適宜這些青少年遊民。這些情緒不穩定的青少年需要的是心理健康輔導、戒毒、急難救助、疾病治療及深度關懷。

百分之八十的青年招待所過度擁擠,百分之九十的其他地方只收容有工作的人或學生。房屋協會和私人慈善機構負責提供青年招待所;社區聯絡處提供少數族群住的地方,YMCA YWCA只收容有工作的人和學生,一般招待所收容監獄釋放的犯人,假釋和出獄服務處收容假釋犯。

   ●   種族問題:本國人和少數族群

 少數族群在遊民裡只有不成比例的少數,全美市長會議調查全美十三個城市指出,百分之五十二的遊民是黑人、百分之三十三是白人、百分之十五的是少數族群。全國心理健康協會調查、紐約、洛杉磯、聖路易士等城市,結果發現:百分之六十五的遊民是各種不同種族和少數族群構成,由此推之,少數族群易變成遊民,因為他們受到歧視、不易找到居住的地方、不易找到工作及沒有其它經濟來源,政府的社福機構和連絡系統無法達至這些少數族群。

       在美國,遊民大部份是非裔美人、拉丁裔美人次之,這是因為非裔美人在平價房屋和就業市場受到歧視。但是拉丁裔美人因為有親戚家人幫助,不至於變成遊民。他們住的地方比非裔美人更擠;他們因為有親友的協助,能住在擁擠的地方己滿足,而且這是唯一解決失業和沒有地方住的唯一方法。研究拉丁裔美人發現;他們依賴個人的親友社交網解決困難,這是和其他遊民最大的不同,其它的遊民又窮又沒有固定的居所。

       在加拿大,原住民的死亡率很高,監獄裡的犯人,他們也有份。他們變成窮人的比率很高,很多人都是遊民,某些城市例如溫尼派格市,三分之二的遊民是原住民。一九九二年加拿大健康社福局發現:原住民65歲前死於暴力意外比普遍人高三倍,死於其他原因高出二倍,自殺率比其它人高出2.5倍,原住民婦女死於酒精中毒比其它婦女高五倍,原住民男子死於酒精中毒比其它男子高2.6倍。

       原住民屯墾區過度擁擠比其地區高20倍。大半的原住民房屋需要大修理,其它地區只有百分之6.7需要修理房屋,百分之38的原住民家裡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和浴室。加拿大其它的地方只有百分之二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和浴室。

       一九九五年加拿大法律學會的調查報告指出,全國人口只有百分之四是原住民,但是百分之十的男性原住民和百分之13的女性原住民是監獄犯人。馬尼脫巴省和撒斯開其旺省裡,百分之六到七是原住民,監獄裡百分之五十是原住民。這份報告指出;加拿大的一位印地安青少年,去監獄比去大學唸書的機率更大,這是因為長期失業和無力感,加拿大法律學會的觀察是:原住民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一點點殘餘的土地。一九八九年加拿大人權協會調查指出,從政府的司法系統到就業市場都歧視原住民。

       一九九一年,加拿大一百萬的原住民的百分之八十不住在保留區,大約有百分之七十住在城市裡,一九八○年代晚期,城市的原住民快速增加-原住民離開保留區,是因為社會衝突-特別是婦女和青年,及經濟不振。他們移居至溫哥華或溫尼派克,但是他們又面對新的問題,例如一九八六年溫尼派克市四分之ㄧ的人口是原住民,他們從一九八一年遷居至此,而且單親家庭大量增加,領社福的原住民比非原住民高出二十倍,他們的出生率和失業率比非原住民高二倍到三倍,原住民文化常是都市化的受害者。

       英國和美國一樣,少數民族都缺乏平價住宅,都受到政府房屋補助政策的歧視。戰後時代,來自加勒比海和亞洲的新移民都遭受地方政府的排斥,他們長期居住在黑暗裡,不准申請政府的平價住宅。當黑人和亞裔可以申請平價住宅時,他們分配到的房子是最差的,而且把他們集中在非白人區的貧民窟。

       史開曼爵士調查一九八一年比里克斯頓暴動後指出;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住的問題,公家配給的房屋制度有種族歧視,都會區缺乏有效的社會和經濟措施,他發現房屋問題就是暴動的根源,他說目前的社會現狀創造了暴動抗議。

   ●   美國的退役軍人遊民

三個遊民裡大概有一位是退役軍人;三分之ㄧ的遊民退役軍人來自越戰,年齡超過54歲的退役軍人是遊民裡的少數,他們通常酗酒、流浪在街頭的時間比其它遊民長。魯梭、史修特調查波士頓長島收容所的退役軍人發現;退役軍人利用收容所的安置比其它人高出二倍。

然而他們沒有充分利用退役軍人福利或戒酒協助,美國勞工局一項調查指出,大部份退役軍人遊民首先需要醫療、心理健康治療、酗酒吸毒根絕輔導,然後才可以給予社會福利、技能訓練和就業輔導。一項聯邦政府調查現行措施發現;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沒有直接和中央政府有任何責任關聯,只有私人慈善機構協助退役軍人就業勞工局指出,許多提供服務的慈善機構,沒有認清現行退役軍人輔導計畫的性質和範圍,以致無法和這個難以溝通的族群達到和諧,儘管他們有很多需要,雷根政府大量削減他們的福利,當越戰退役軍人越來越老時,輔導他們就業就更困難了,只要他們一過50歲,就只好維持他們能有一口飯吃就不錯了。

   ●   殘障遊民

傑姆士、懷特調查美國城市遊民醫療所發現;六個遊民裡有一個是殘障不能工作,半數遊民領有殘障福利。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人口裡百分之十到十五是殘障人,殘障人的三分之一年齡65歲或更大,至少有一半是輕微或嚴重殘障,生活在貧窮線水準下。加拿大政府的一項調查發現;全國一千八百萬殘障和精神障礙人裡的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是窮人,不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有工作。許多殘障人是遊民或弱勢族群,他們的失業率比普通人高;就是有工作,薪水也比較少,而且他們的收入大部份花在健保和照顧。

他們得到的服務照顧常是不完整不週全,在很多情形下,他們被迫住在家裡得不到任何政府的照顧,或是乾脆住進公立安養機構。這種方法,加重了殘障人和他家屬的負擔。

 ●   弱勢的老人

未來二十年,美國、英國、加拿大三個國家64歲以上的人將大量增加。一九七六年加拿大有二百七十萬老人;二○○一年將增加為三百十萬;二○二一年將增加為六百萬。二○○○老人將占全美人口的百分之12.2,加拿大為百分之12.8,英國為百分之14.5,在某些地方,75歲以上的人將呈倍數增加,許多老人都因弱勢而成為遊民,十個老人裡有四個是殘障,老人大部分靠固定微薄老人年金維生,不易擁有房屋;因為通貨膨脹和房屋昂貴。英國的一位靠老人年金維生的老人說:「當你老了,又窮,你得必須特別擅長管理一切,擅長自我訓練、擅長無中生有、擅長處理危機、壓力和沮喪。我們沒有人能如此擅長、就是富翁也做不到。」

當朋友或配偶死了之後,這些問題更形嚴重,衰退的健康降低他們的活力和獨立感,漸漸和社會脫離。在這種情形下,家庭和鄰居在他們生活裡變得很重要,老人的生活起居品質,就完全靠他們行動自主能力而定,行動方便的還可以維持獨立自主的生活,要不然就進老人院。

大部份的老人是婦女,因為他們的配偶先過世,他們大部份很年輕就結婚,丈夫年紀都比她們大,是以比她們早過世,在英國,60-65歲的老人裡男女之比為2比1;85歲以上的老人裡婦女比男人多3.25倍;75歲以上的女人,百分之60獨居,但是男人只有百分之29獨居。百分之40的老人是窮人-大部份是女人,他們沒有房子;目前有一百三十萬老人居住環境很差。

●    難民和新移民

   三個國家裡申請公家補助房屋和社福的新移民和難民日益增加。在加拿大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移民增加2.5倍,全年增加人數為二十一萬八千人,他們之中三分之二的人住在人口最多的多倫多、蒙特羅和溫哥華三大都市,他們在新的地方面對調適新地方的風俗、氣候和語言等難題。有些人因祖國高壓欺凌、被迫離家逃至他國;有的來自中美洲、非洲、亞洲和加里比海等副熱帶國家,到了新地方沒有冬天的衣服穿的窘狀。

       新來的移民頻受雇主的剝削,例如;成衣廠工作的婦女、珠算店工作的婦女、一星期工作60個小時,薪資最低,而且沒有加班費和福利,沒有勞工保險,大部份的員工不懂法律,不會講英語。因為怕失業不敢告雇主,或因為是非法移民不敢告雇主。他們靠朋友或親戚找到這種不穩定的工作。因為不會說英語和不懂法律,新移民在申請公家補助房屋上受到歧視,非法移民缺乏政府補助房屋和社會福利的資訊管道,新移民常常住在從前移民的公寓裡,他們被迫習慣住在過度擁擠和破舊的房子裡,雖然住在破舊的房子裡,因為怕被趕走都不敢說話。為了有較好的房子、和找到工作,他們需要輔導、協助、教育和法律磋商。

 

 

●   寄宿者

許多人認為寄宿者是流動房客,事實上,他們居住在一間寄宿家庭一年或久一點,然後在相同的地方內再搬到寄宿的房間。一項多倫多市的調查顯示房間寄宿者四分之三是男性,四個人裡有三個年齡超過35歲。他們這個族群沒有正式教育-很多人是文盲,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有工作,其他的人靠社會福利救濟金維生。

溫哥華城市東區有一萬居民,大部份是單身,是房間寄宿者或家庭寄宿者,平均年齡為57歲,因為在伐木場、捕魚場、或沿海漁場工作,有一半的人殘障,他們都靠微薄社會福利救濟金維生。一整幢的房子隔成10呎寬12呎長面積的單人房,百分之70沒有廚房,百分之90沒有個人浴室,這幢建築物老舊而且沒有維修。

這些房客裡有一些人是窮人,十個房客裡有七個用百分之25的收入付房租,十個人裡有三個用收入的一半付房租。有一半的人每星期付房租,只有百分之2.8的人有書面租約,百分之70的人單獨住在有傢俱的房間。五個房客裡只有一個人有氣溫調節器,四個房客裡有一個的房間夏天太熱、冬天太冷。許多人抱怨房間裡有老鼠和蟑螂。

三分之一的房客在相同的住所沒有相識友人,他們的問題是居住的環境不良、沒有錢、孤獨和不健康。在過去一年有一半的人生病。四分之三的房客希望搬家、他們抱怨傢俱太舊、設施不良、缺乏隱私、空間、自由和訴怨管道。他們大部份希望住在一房一廳的套房公寓、而不願住在整幢房屋裡的一個小房間。十個房客裡有七個人搬走,但是仍在寄宿房屋系統內。

訪問的房客百分之60說:「他們只活在今天」,他們不抱任何希望,生活能不能變得更好,他們根本不去想,他們沒有法律保護和寄宿房客人權保障。

在多倫多,現在有房東房客法和租賃管制法,但是在它地區,只有一種旅館經營管理法,但是房客沒有保障,而且在沒有通知下、沒有理由下,在任何時間內可以把房客趕走,可以在任何時間提高房租,如果房東房客有爭執,沒有平等協調機制,房客的財產隨時被沒收、郵件被扣等不公平待遇。

很多的房客從前是精神病人和酗酒者,一九八九年一月,多倫多市魯皮特旅舍的一位房客點燃一個垃圾筒,結果造成大火,十個人死於火災。從此以後檢查趨於嚴格,但是大部份的寄宿房屋都達不到房屋和公共衛生標準。

   ●   長期遊民

沒有房屋到處流浪和去收容所的這些人,是變成遊民的一群階級最低的人。長期遊民因時間地點不同而迴異;估計這群人占弱勢族群或瀕臨危險邊緣人的三分之一。長期遊民因什麼都沒有,被標籤為「不容易安置」處於困境的遊民,他們沒有什麼收入,也沒有資格配到公家房屋,他們把微薄收入的百分之50~80用做付房租。

這些人除了需要房屋外,他們更需要社區的支援俾達到生活穩定,社區給予的支援包括:心理精神治療、生活技能訓練、理財管理、同儕友情協助。訪客教育、就業技術訓練等。

遊民的需要不能受規範的限制、但是公立社福機構有一套規章,以正規長期性僵硬標準要求申請人,這種作法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需要的是;他們脫離依賴生活的關鍵在支援措施,能協助他們脫離依賴的措施才是他們真正的需要。採取彈性政策絕對有其必要。使他們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逐漸不再依賴社工和專業人士的協助,重新返回社會。但是目前政府機構的做法不能實際解決問題。他們制定的政策不是基於政策的價值和功效。

過去收容所、免費三餐等服務都在相同的地方,而且申請人要取得長期性的固定住所,被迫復建治療,這種做法結果都失敗。最近的趨勢是把房屋問題和支援措施分開,避免標籤為「服務特權」的汙點,這種措施只協助某些邊緣人,例如:酗酒者,許多成功的案例均包括提供長期住所在內,不管這種房屋是合住或是私人公寓,這種方法建基於個人需要而非強迫。以個人需要為服務的基礎,是成功的措施,是適應個別差異式的服務。需要的人都能得到協助,但是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們自立而非依賴。每一個得到居所的人都參予房屋和室內設計,並且長期性的監督維修和篩檢申請人。

如前章所述,公立醫療機構和監獄釋放出大量的人變成沒有地方住的遊民,在很短的時間就成為長期遊民,主因是他們缺乏社會支持。英國國立犯人照顧和重建中心的調查發現:百分之90釋放出的犯人,在離開監獄時都沒有地方住。

美國監禁的犯人比英國和加拿大高四倍,最近加強監禁或假釋的犯人有四百萬,百分之94為男性;三分之二沒有完成高中學業,一半人為非裔美人或拉丁裔,三分之二的罪行為非暴力罪(有部份為吸毒或侵犯私人財產),雖然謀殺罪在一九八○年代沒有增加,但是一九九○年代政府花了二百億處理犯罪,每年政府平均以每個牢房6萬元的造價蓋新的監獄。

●   鄉村的遊民

不是都會才有遊民的問題,鄉村也有遊民問題。美國鄉下地方因經濟衰退受到嚴重打擊。許多小型農夫因為農業經濟轉型失去謀生能力:農業機械化需要大量經費購買設備及支付利息費,這對大型農業企業有利,他們可以達到「經濟規模」的大量生產。農村因而喪失大量人口,老化和經濟不景氣致使人民遷居,稅收因而減少,鄉下各郡經費不足,無法提供社福應付瀕臨遊民邊緣的弱勢農人需要。

在加拿大好像沒有鄉村村民、因氣候而變成遊民,但是有許多村民成為遊民或弱勢族群是因為火災,喪失房屋扺押贖回權、家庭暴力,或被地主、房東趕走,許多人住的環境很差:四個農夫裡有一個就沒有房屋,鄉村區域房屋缺乏率比城市高2倍,當鄉村村民碰到沒有房屋的問題時,他們的選擇就是共同合住或是遷居至他處。除了城市有緊急收容所,鄉下地方沒有。因為經費不足無法修理房屋,或是因為他們住的地方僅生產少許農作物。

在加拿大北部各地沒有私人房地產商,因為這些地方蓋房屋和維修成本太昂貴,交通不方便,社會經濟狀況很差,因而無私人投資建商。失業、吸毒、家暴和自殺率很高,在這些偏遠地區居所擁擠是正常現象,某些地方16個人居住在三房一廳的小房屋裡,用衣櫃和廂房做為睡房,人們長期被迫住在這種環境裡,社會家暴問題因之產生。

●    結論

大部份遊民都有其相同點:例如健康不佳、收入低、沒有好的居住環境;但是在各個不同的族群裡仍有差異性,例如婦女易受受暴力攻擊和性侵,在街上流浪的遊民擔心安全的問題。半數單親媽媽都沒有適宜的地方住,兒童處境充滿了危險,他們除了健康不佳,大部份學習能力低,情緒不穩定,無法適應學校的環境,當他們長大成青少年時,容易成為流氓、色情、黑道和毒販的犧牲品。他們沒有完善的教育、沒有專業技能、未來根本沒有希望。在遊民裡精神病患和肢體殘障占絕大多數,其他的遊民是弱勢低收入老人、難民和新移民者、原住民、少數種族、公立醫療機構和和監獄釋放出來的人。現行的社福政策對他們的協助不夠,不適宜和無彈性的社福措施會造成無效果的社福服務,傳統社福的執行者「不會採取」適應遊民個別需要的措施,尤其是現行社福政策不易滿足個別遊民的需要。

 

 

 

 

 

 

第八章  家的定義:有地方住不代表就是家

    梭羅詩人說:如果沒有地球,有一個房屋有什麼用?

    一九九0年肯倫報告:

    「我要擁有自己的地方,這個地方有我的家庭和朋友;隱私權--我特別需要一間私人浴室:家的意義是舒適、休息、放鬆心情。門上有把鎖,這是我的地方,我回家可以關上門。」

●   家的定義

社改家瓦可勒夫、哈弗認為每一個人都該有一間房屋,住在裡面能放鬆自己享受家的溫暖,這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們的家證明我們是人,這兩種是不能分開的,如果剝奪一個人的家的所有,這個人就等於剝奪了自己,剝奪他是人的價值。一個家庭除了遮蔽風雨,他也給予人身體和心理安全的保障,家說明一個人的身分,幫助闡釋我們的社會地位,家是代表榮耀、自尊和我們經濟價值的表現,家是社區的根,是幾代祖先沿繫下來的後代,如天堂似的家提供隱私、祥和、恢復健康和保持身心愉快的地方,家與家庭兩著緊扣相連:

『家,使一間房屋充滿了生命意義,它代表一家人、一個住的地方、代表保護者、所有權和愛。這個神奇的字「家」與其說明它是一個「地方」,不如說他更賦有「人性」的抽象意義。』

家給我們生命裡帶來秩序安定,對我們來說,家除了有溫度調節設備、空調、燈光和隔音設備,家更提供便利和舒適的環境,它提供固定地址、我們可以在家裡準備膳食、收到信件、打電話、問候朋友,可以儲藏東西,不必受外界干擾。家,不只限於四面牆內,屋外和屋內都息息相關,我們藉著屋外的空間--花園、中庭、草地、陽台、甲板、走廊等得到滿足,這些空間使我們與房屋緊緊相連,使我們和朋友鄰居交談時,仍能注意屋外的馬路。

在家裡,個人和四週的環境是分不開的,家是一面鏡子,反映目前我們的狀況,家是我們人類存在的延伸。家是由個體、友誼、文化和心理等層面構成,家能塑造我們的個性,也能培養我們的世界觀。

紐約時報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號頭版刊載了一頁廣告:

在紐約市:

●一張心理治療醫院的病床一年花費十一萬三千元。

    ●一間監獄的牢房一年花費六萬元

    ●一個收容所一年花費二萬元

 ●一個永遠的家加上支援服務一年花費一萬二千五百元。

    您願意投資哪一項?

這是家庭重建聯盟在紐約時報刊登的廣告,他們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生意人組成的聯盟,他們支持房屋補助政策,反對設置收容所。他們認為政府興建平價住宅比傳統的救濟方法更有效,納稅人的錢不能浪費,只有失業遊民獲得房屋,有了家,才能徹底解決遊民的問題。

    此外,更需要了解家所在的地理位置,不這樣做就無法把家的定義完全的解釋清楚。如此家是和一個社區緊密相連的地方,更是和現代術語定義的家的商品化過程相連,在戰後早期時,握有絕對經濟優勢居住在都市郊區的白種人已有這種觀念,稍後,類似的觀念在「家之創設」,詞彙下具體化,此名詞在艱難困苦發展的過程裡,說明政府房屋補助政策的第一步,在北美花了很長的時間,政府才採取房屋補助政策,是因為政府只關心經濟的新花樣而政客只想控制社會大眾,以致無心興建房屋幫助窮人,在西方國家社會裡,家是社會產物,根基於經濟意識形態,只有買的起房屋的人才配有家並擁有政治和法律地位,居住的發展是一種空間發展的過程,這種空間發展決定了我們居住的環境。它決定這些空間的使用和交換價值,也就賦於居住在這種環境內的人的價值。誰能提供房屋和誰能擁有房屋,顯示出房屋建商和政府緊密關連,這也顯示出階級和權力,因此可看出不同階級的人有不同的房屋、各取所需、以配合不同階級人的需要。

    對某些人而言、這意味,他們的居住環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難民營,以下描述的個案,可以看出沒有固定房屋的人與本文開頭介紹的家庭生活相去太遠,臨時性的居所無法提供遊民需要的友誼、愛和心理滿足等…..這些只有家才能提供。

  ●   個案研究; B&B平價旅社,緊急收容所和婦女收容所

  本文首先要研究的是英國提供早餐和床位的平價旅社,這是安置遊民家庭的臨時居所,第二個要研究的是紐約市價照英國的平價旅社在美國的反應,第三個研究的是招待所或是緊急收容所,用多倫多的例子來說明,利用這種臨時措施以解決遊民長期問題之功效,最後要研究的是美國和北美安置遊民、婦女之各種庇護所。

  ●   英國提供早餐和床位的B&B旅社

  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四年底,單單英國一國,遊民家庭從五千人增加到為五萬人,他們被安置在臨時招待所或供應早餐和床位的平價旅社。在一九八0年代,特別在倫敦貧民區內,供應早餐和床位的平價旅社是安置失業的人,以解決遊民的問題,但是專家指出,這些方法既不能解決臨時的問題也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這些被稱為安置遊民的B&B平價旅社,其實只收容當地政府介紹的低收入貧民,並且大部分不供應三餐,法院調查一項廣為人知的案子,驚奇的發現,地方政府認為10尺寬12尺長的的小房間,住七個人是正常的現象。

  政府對B&B平價旅社及過度擁擠房屋之調查發現; 三十萬間B&B旅社缺乏防火設施(百分之八十一),二十二萬間B&B旅社百分之六十一設施不完整,百分之五十九需要修繕,百分之四應被拆毀。一項倫敦的調查,指出百分之六十二做為遊民家庭安置的B&B旅社皆無法通過環境衛生檢查,他們的結論是這些B&B旅社實際上是健康不良的溫床。冷凍庫、冰箱、食物儲藏、烹煮食物等設備都不齊全,倫敦旅社工會規章,規定供應早餐和床位的平價旅社,應為五個房客供應一間設備齊全的廚房,但是實際上達到這種標準的旅社寥寥無幾。

  大部分旅社皆在一樓,廁所在另外一層樓,浴室也在另外一層樓,如果有廚房的話,設在地下室,這種安置對單親媽媽帶來很大的困擾,他們發現必須把孩子鎖在房間裡,自己才能去廁所或浴室了。

  這些旅社的維修很差勁,造成很多危險,特別對兒童很不安全,母親和孩子死於維修不良的B&B旅舍裡的火災裡,屢見不鮮。這些地方缺乏火災防火設施和緊急呼救電話。被迫住在這種旅舍的人都是社會邊緣人,大部份失業、靠微薄的收入維生,B&B旅舍三分之二的房客是婦女,大部份是移民,皆有語言和文化差異的困擾,這使得她們無法應付複雜的官僚制度。房客都不知要在B&B住多久,他們平均要等兩年才能配到政府補助的房屋。

       一位等候政府房屋補助的房客說:

       「B&B旅社和正式房屋不同的地方是,後者有隱私和安全,住在B&B老是害怕不安,不知能不能住進公家房屋,一旦住進B&B,再也有沒有人會通知你有任何事。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的過去了,根本沒人理你,好像忘記你的存在,直有一天輪到通知你」。

       一位在B&B旅社門診的醫師說,這裡面的房客都有心理問題,沮喪消沉,憂慮睡不著,兒童都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腸胃炎更是普遍,還有流行麻疹和牛痘的傳染病。

       政府審計部調處發現,B&B花費高但是水準最低,一九九四年房屋部部長喬治.揚爵士說:「B&B旅舍功能不大;政府的政策明確表示B&B在收容安置上不是一個完善的居所」,許多地方政府因而轉變B&B為租賃公寓,以便能省錢和改善遊民的狀況,一般說來,這樣做獲得很大的進步,因為遊民家庭可以有更多隱私。他們住的那層公寓有自己的廚房和浴室廁所。但是在一九九四年地方政府在B&B平價旅舍登記的房客仍有二百二十萬人,花費六千五百萬英磅。

      

 

   ●   紐約的B&B旅舍

       北美城市市府官員也採取相同的權宜措施,惡名昭彰的是紐約市的平價旅舍,艾迪.科奇在擔任紐約市市長之前,他曾嘲笑前任市長約翰.林賽把遊民家庭安置在B&B平價旅舍。他擔任市長之後,B&B平價旅舍增加了三倍,直到他就任的最後一年,政府每年花費一千萬美元在B&B平價旅舍,許多媒體都報導這些旅舍的狀況,很多旅舍是政治獻金的政客擁有,一間名為牙買加阿姆斯的旅社,是一九八二年以七萬五千美元購自政府,四年之後,政府以一百二十萬從所有人買回做為B&B平價旅舍。另外一個名為荷蘭的B&B旅舍在違反房屋法規一千條下仍然營業,諷刺的是,因為B&B平價旅舍的地方,原來皆由單身租賃房屋改裝而來,原來的房客全被房東趕走,為的是好得到政府的遊民補助款,紐約市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的J-51稅則金援五十三萬五千美元給單身租賃房轉變為B&B的平價旅舍。

       當納稅人付錢給這些B&B旅舍的老板時,紐約市府擁有十萬間廢棄的公寓,由於中央政府裁減經費,紐約市府無法整修這些公寓,大家猜測B&B平價旅舍的臭名仍能使官僚忍受,是因為他們意欲阻止家庭變成遊民提供地方給他們住,然後可以申請公家補助房屋。百分之八十B&B平價旅舍的房客在變成遊民之前靠社福維生,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客是單親媽媽,大部份的人後來沒有工作過,大部份的人是非白人,文盲和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是什麼的弱勢族群。

       聯邦政府大量縮減緊急援助計劃之經費,紐約市不得不停止B&B平價旅舍擴充,甚至於撤銷B&B平價旅舍。一九九○年底,住在B&B旅舍的遊民家庭減少為650人,這是一九八○年代的五分之一,這些旅舍的遊民家庭大部分被遷至公家補助的房屋,然後如此做卻帶來想像不到的影響,就是等候公家補助房屋的人倍數增加,結果儘管政府停止B&B旅舍的經營,住進B&B旅舍的家庭又再度增加,紐約市的B&B旅舍恐怕是政府協助遊民政策裡最惹人爭議的一個例子,在其它城市裡也有相同的政策,都是因為房屋供應量不足。

       ●    多倫多市之緊急收容所和臨時招待所

       一九八三年單身遊民安置計劃報告:

       「大家都知道臨時招待所無法解決低收入、單身人的長期居住問題,但是大家更不知道的是,目前的臨時招待所的確對遊民有實質上的幫助。」

       都市景觀裡有一個到處可見的特徵,就是緊急收容所。這些房屋都是大型建築物,由倉庫或體育館改建而成,雖然有些曾是家人住的破舊倉房,但是 都改建成收容所,有些收容所安置有緊急需要的遊民,這種臨時性的救助凸顯出的矛盾,確變成都市社會永遠存在的現象。

       源自十九世紀,北美的城市就使用緊急收容所或臨時招待所安置單身遊民,但是一九七○年開始以來,緊急收容所安置的遊民有家庭、婦女和青少年,但是到一九八○年代他們成為城市裡普遍的現象。這些收容所以緊急需要、短時間居住幫助那些毫無其它選擇的遊民;在特殊情形下,他們也為遊民安排長期固定居所。

       政府的收容所大部份設在都市裡,地方政府有時和私人機構訂約,委託把他們聘僱人員管理收容所。華盛頓首都、紐約市和芝加哥市在全國遊民聯盟壓力下,才動搖介入援助遊民,政府官員和奸商一向持反對態度,他們怕設立收容所會吸引移民和臨時居住者,他們都是下等人對商業有害,城市的收容所通常很大、官僚又昂貴,紐約市最大的收容所有一千二百個床位,設在廣大的陸軍操練體育館的一樓。

       多倫多的西爾登收容所是可容納七百位單身遊民的收容所,為無法工作的遊民提供326張永久居住的床位,其餘的空間則收容能工作的年輕人,這些收容所在冬天為遊民提供了最好的去處,但是空氣不好,通風不良,在擁擠的空間裡易患肺病、傷風、感冒。

       希爾登收容所一九八○年代的預告指出:

       「雖然我們的幫助是使他們活著,我們給他們食物,給他們地方睡,但是我們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我不說,希爾登收容所是解決他們失業的地方,我們實際上也做不到,這不是我們的目的」。

  招待所老板的政策和措施有助使招待所成為長期性的居所,但是無法幫助遊民在等候永久安置之前在心理上和身體上重新建立自己。他們的措施是用宿舍管理方式安置遊民,限制居住的時間(易形成臨時性居留),只准過夜(房客一早就被趕走),員工人手不足(不易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收容所的辦事員用控制或懲罰性方法對待遊民,不准遊民參與收容所的經營和管理,不熱衷社區服務。很多收容所不提供三餐,沒有個人儲藏間,沒有隱私,公用設施缺乏、不注意居住遊民的健康、睡眠安置草率,居住人有時必須睡在地板上。

       這些措施使得遊民感到羞侮,沒有安全感和充滿放棄,一位希爾登收容所的居住人描述,他必須住在他唯一選擇的地方說:

       「讓我們面對現實吧,我是一個失敗者,在這裡的人都是失敗者,如果我們不是失敗者為什麼要住在這種地方?我的父親在大蕭條和二次世界大戰都活了下來,你想要是他知道我在這種地方,我還能面對他嗎?」

       懲罰的方法通常沒什麼效果,最大的效果就是,遊民如果還有其它的選擇話,他們不會住在希爾登收容所。但是他們大部份的人都無處可去。他們在收容所短暫停留,在沒有得到充分援助下離開收容所。居住在收容所的經驗,使他們在外表上、士氣上、身體和心理的健康上,呈負面影響,當一個男人或女人絕望的需要依賴收容所,這表示他或她已無路可走了。現在收容所的經營者看出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那就是年輕的一代使用收容所為替代性永久居住的地方。

       遊民的情況持續變壞,心理和身體的健康、家庭收入不穩定,法律問題、經濟和感情上無法獨立,就業機會渺茫,結果住在收容所的時間加長,最後住進臨時招待所,換了一間又一間,這就變成他們的永久居所。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夜晚,加拿大社會發展委員會對收容所執行一項報告指出,加拿大有477間收容所可提供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七個床位,其目的在安置遊民和窮人,一年裡超過十萬人住過收容所,表示加拿大一千人裡平均有四人住過收容所,附表七顯示住在收容所裡百分之61為男人,百分之27.5為女人,十五歲以下兒童為百分之11.5。

       多倫多市是加拿大全國遊民最多的地方,每年有兩萬六千名遊民用三十個緊急收容所,再加上十個臨時收容所(包括改建的汽車旅舍),使用臨時招待所的遊民從一九九○年的六十九萬四千人增至一九九五年的一百萬人,他們停留的時間平均為一個月,但是大部份家庭遊民和受虐婦女停留的時間較長,有時超過一個月,年輕人和成年人停留時間比較短。一年內使用收容所的次數,每人平均2.4次,使用收容所百分之五十八為男性三分之二的他們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上,百分之一點五為兒童,半數的兒童年齡在六歲以下,三分之一的兒童年齡介於六到十二歲,百分之十的兒童為十三歲或更大。使用收容所的婦女為百分之十五,排除兒童,男女比例差了六十六,反映出目前收容所的趨勢,附表八顯示出收容所半數床位是為男人設計的,而且這些都是大型收容所。在一九九○年代時使用收容所的男性下降,但是遊民家庭和受虐婦女反而增加,一位收容所的監督說:「我們經由改裝地方汽車旅舍安置這些眾多的家庭和婦女,還能解決他們住的問題,在夏天時,遊民家庭大量增加,是以大家都在猜想這些人的未來如何?」他最擔心的是如何安置眾多的成年婦女,「這是一項嚴重的問題,因為只有257張床,但是需要大量超過供應,現在八個專門收容婦女的收容所已無法容納更多的婦女。」

       ●   婦女庇護所

       男性收容所有史以來都是提供臨時幫助,對失業和失意人給予起碼的支援。至於女性收容所最近才開始有,是在各種假設下成立的。起初大家都認為女性不必住收容所,因為她們住在家裡,忍受丈夫暴力,在友人和親戚幫助下不會變成遊民。但是離婚法改變後,社會對於婦女受教育或遭受暴力的婦女,給予更寬大的容忍,認為她們不必待在家裡依賴丈夫,可以出來獨立生活。因此現在婦女進收容所是普遍現象。由於婦女收容所最近才開始發展,這些收容所和舊式安置男性的收容所大不相同,市政府管理的婦女收容所特別的不一樣,通常這些地方不大,很有家庭的味道。男性收容所則是很多人被安置在類似軍營的管理方式。婦女收容所的婦女來去自如,也沒有時間限制,她們可以住到有房子住或是找到工作再離開,婦女收容所建基於互惠原則,有些婦女被需求參與廚房烹調或房間整理、收容所的公平和管理也准予她們參加。波定婦女收容所與社區連繫並提供社區服務,這種收容所比只提供住的男性收容所更能發揮實質的幫助,婦女收容所的職員和居民的比例為1比6,婦女的救助通常包括臨時家庭服務及長期固定居所安置,因此居留在婦女收容所的婦女不會陷入短期居留的循環,或流落在街頭。

       最近多倫多對使用收容所的婦女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二的婦女曾在收容所住過,實際大部份的人靠社福維生,百分之六十二的婦女為單身,百分之八的為已婚,百分之六十九被虐,百分之五十三的被性侵,百分之十三的人吸毒,半數人是加拿大人。

       北美地區的婦女庇護臨時救助收容所,具有最新最好的措施可阻止婦女遊民的產生。但是在英國的婦女就沒有如此好運,因為官方對婦女獨立的觀念很保守趕不上時代潮流。英國收容婦女的收容所有三種:開放式臨時收容所、救濟院和小型收容所。第一種開放式臨時收容所除了酗酒者和黑名單者,歡迎每位婦女,政府支付她們的房租但是居住狀況不良,華森和歐斯特貝里的調查發現:大部分的婦女要獨立生活,一個人住或和其他人合租公寓。

  「許多人住在一起生活很悲慘,沒有隱私,沒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所謂遊民就是不能隨便關燈、不能隨便咳嗽等、這種生活使人自卑看不起自己,她們希望自己能租房或買屋,她們被迫接受水準最差和危險的破房屋,並且她們看出能得到政府的補助房屋的希望很渺茫」。

    第二種就是婦女救濟所,這種地方最初只收容受虐婦女,是小型的收容所,是民主方式由社區經營管理,政府出資,只准短時間居住,帶小孩的婦女有優先居住權,其他沒有小孩的婦女別無選擇,只好在收容所來回住。

    第三種是慈善機構設立的婦女收容所,這是由幾個小型的招待所改編而成,也稱之為集合家庭,是私人出資,與社區保有聯繫,他們有些可提供長期居留。

●      結論

    家庭應該是提供人身安全和穩定生活的場所,家有助個人地位和人格的建立,提供舒適的環境,培養身心健康的人。但是B&B旅社、平價旅社、收容所和家大不相同,安置遊民家庭的英式供應早餐和床位的臨時居所,擁擠不堪、嘈雜、不安全、維修不良而且花費昂貴、缺乏隱私、危險、沒有必要的安全設施。

    美國的收容所是福利式的或汽車旅社改裝,最初只存在於大城市裡,這種救助方法比救助有孩子家庭貴十倍,住在這種地方的負面效果早已在前面詳述之,但是他們之所以仍存在,可能是因為這種福利收容所可以消極阻止人們變成「真正的遊民」,或是防止有些人想假裝遊民爭奪原本就稀少的政府補助房屋。

    目前在北美流行的是緊急收容所或招待所,他們大部分在大城市裡,是大型好像軍營式管理的收容所,最初是用他們安置街上流浪的遊民,特別是在冷天氣或寒冬夜晚,現在一年到頭住的人有單身婦女、單身男人、遊民家庭和青年,大部分都有精神病和身體不健康。結果收容所變成混亂、不衛生和危險的地方。這些收容所無法提供家的環境,但是提供住的地方,使遊民有一個地址,作為一個類似永久居所的臨時安置還是對遊民有幫助,看起來這是目前唯一也是最好的方法。

    第九張和第十章將討論這些臨時收容所,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及私人慈善事業的收容所將給予詳細的評估。

 

 

 

 

 

 

 

 

 

 

 

 

 

 

 

 

 

 

 

 

 

第九章從收容所到固定居所──政府扮演的角色

    一九八五年布蘭登報告:「微不足道的小國的治國理念只知促進市場經濟繁榮、維護法紀、和保衛國家等,但是右翼思想家主張部分權利應還給人民和地方政府」。

    本章探討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在解決遊民政策上扮演的角色,這些政府的政策和論述如何定義遊民及規劃遊民,如何形成決策和實施房屋補助與社福有關具體措施等,均在本章內有詳細的分析與說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第三者民間慈善團體亦均給予特別的說明 ──第十章將深入研究民間慈善團體在遊民問題上扮演的角色。

    本章針對政府對遊民的反應,提出幾個問題:

‧   政府官員如何定義遊民?

‧   政府在制定政策、提供經費補助房屋及社福等事項上扮演的角色?

‧   在解決遊民政策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

‧   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的經費能否配合地方政府權責的演變?

‧   政策與具體實施之間的落差?

‧   政府解決遊民及某些社會問題的政策,效果如何?

●   英國:政府解決遊民的措施

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制訂之全國救助法案內,承認遊民是政府應關心的事項,但是直到一九七七年的修正法案,政府才免強的擔負起救助遊民的責任。一九七七年的修正法案規定有關當局應負責阻止遊民的產生和提供房屋給優先族群,並確定這些族群在其他地方沒有社福,也不是假的優先族群。優先族群就是有孩子的弱勢家庭、懷孕的婦女、老人、身心障礙人士、或其他特殊原因的窮人。不是優先族群的遊民或遊民邊緣的弱勢人則有關當局應給予建議及適宜的協助,有關當局應立即連絡沒有地方政府協助的優先族群,如果沒有地方住,應該提供臨時居所。

房屋補助法案(遊民)的效果立竿見影,一九九二年中央審計部估計英國和威爾斯的遊民家庭共有十八萬二千戶(人口大約為五十萬人),半數人因為是遊民而失去房屋,另外其餘的一半人從來沒有自己的房屋。一九八零年代有一百萬戶家庭(大約三百萬人,半數為兒童)登記為遊民家庭,這些政府「接受的個案」僅代表申請的半數。接受個案的三分之一被直接安置在政府補助的房屋,另外三分之一經過暫時安置後被送至政府補助房屋,其他的三分之一被安置在臨時收容所,有些不住在那裡,有些經過登記,按照先後輪流順序被安置在政府補助房屋。

從城市裡的收容安置可以看出政府解決遊民政策的原則,一九八零年代至一九九零年代中央政府不再熱衷解決遊民問題,僅免強參與。一九七七年的修正法案,重心是法案實施之責任在地方政府。環保部就此修改法案又添加了輔助條款「輔助法規」,要求地方政府在履行修正法案時必須遵守「輔助法規」的遊民定義及義務:「遊民就是…他和家人都沒有地方住」。

被定義為遊民的人,他和家人分開是因為沒有地方可以住在一起,無法獲得進入他們自己房屋的法律許可,或是他們遭逢暴力或威脅無法返回自己的居所。

「政府當局不應視因環境之惡劣以致無地方居住之弱勢人為非正式遊民──他們或因居住環境過於擁擠或居住環境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或其他嚴重之心理壓力以致無地方住」。

政府認定之非正式遊民父母,在安置他們的孩子去領養家庭時,要謹慎為之。

雖然政府的政策可代表政府遵守一九七七年的修正法案,但是在具體實施上仍有很大落差。

懷孕或受虐婦女是優先族群,在修正的法案下獲得收容安置,但是其他單身人即使是遊民或是易受傷害人仍無政府協助,很多地方缺乏政府補助房屋,這說明有很多遊民家庭必須在臨時收容所長期居留。人們被迫住在臨時居所,是因為當地缺乏合宜的平價租賃房屋。

政府官員認為只要能安置遊民和弱勢族群,使他們有地方住,不管住的地方情況如何,如此就算解決遊民問題了。但是都尼森和安吉二位社改家認為經營不善和分配不當的收容所已創造出房屋投資失利的醜名,趕走原來居住在內的舊房客,然後改裝成收容所,不是好方法。國會對於這些沒有「政治權力」的窮人也不給予上訴的機會。

如果要各地地方政府公平的實施這條法案,層次需提高至中央政府機關完成其餘的工作。遊民關懷團體敦促中央政府在監督過程和立法院諮商政策的執行及社福標準時,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中央政府權限內命令地方政府必須實施這項法案。

倫敦和英國其他地方有更多的遊民,地方政府的組織、工作人員及資源反映出這項趨勢,倫敦首都各區有專業單位照顧遊民家庭,英國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則不但照顧遊民而且要負責行政工作。當申請人欲獲得遊民身份時,有關單位查驗他提供的資訊,並調查他實際的情況,這位執行房屋分配的社工必須決定政府負責單位、政府的義務權限、安排臨時收容所或固定居所並給予建議及其他指導等行政責任。

遊民房屋補助法案裡關於「意圖」成為遊民的條款,引起很大的爭論,因為這可以使申請遊民身份的人喪失申請資格。這由地方政府負責詮釋「意圖」的意義,半數地方政府認為遷居為的是找工作的人是「意圖」成為遊民,其他半數地方政府不贊同,百分之四十的地方政府不會收容安置拖欠房租的遊民,但是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政府會收容安置他們。

遊民房屋補助法規定有優先資格的遊民應立即收容安置,遊民必需是法定認可的而且有優先資格才可以申請收容安置,但是合乎上述的規定在眾多地方政府的政策上和手續上有不同的認知,獲得遊民身份及優先安置的人在各城市及各地區的差異比率為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八十四,用經費無法解釋這些地方政府作法的差異,貧窮地區的政府對遊民的認證比較寬大。意識形態和政黨是遊民認可的指標,土黨執政對遊民較寬厚,保守黨較嚴。倫敦市各地區認為沒有孩子的單身人及懷孕無孩子的單身人是遊民均給予收容安置。倫敦其他地區的地方政府則認定有孩子的遊民才能給予收容安置,其他影響收容安置的原因則有:缺乏房屋、臨時收容所的供應量不足、床位不夠、遷居移民及少數種族的情況。四分之三的地方政府對來自婦女庇護所申請遊民的人給予遊民身份,半數地方政府對來自法定不適於居住的房屋的人給予遊民身份,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政府認定來自過度擁擠的、提供床位的平價旅社或佔住公地的人是遊民,都市的官員認定遊民的標準比鄉村官員較寬鬆。

這條法案也規定政府應收容安置弱勢族群,但是弱勢族群的認定則沒有一致標準,救助法規僅對此稍有涉及:它認定一個人年紀超過六十歲,因為老了可以說是弱者、患有精神病、殘障者或其他特殊原因都可以說是弱者。實在這種可以隨意裁定弱者的標準裡,認定的弱者大部分為沒有孩子的受虐婦女、六十歲以上的老人、遭性侵及錢財被剝削的年青人等。事實上許多弱者不能獲得優先收容安置,這是因好房屋不夠,百分之八十五的地方政府只認定無孩子的受虐婦女或公立醫院釋出的病人為遊民,百分之十七的地方政府根據年齡只認定年輕單身人為遊民。

一九八五年的房屋補助法案第二部分﹝一九七七年房屋補助法案的修訂﹞規定地方政府在「許可的權限內」盡量供應遊民公家補助房屋,身處絕望的遊民抱怨政府給他們的居所是其他人拒絕不要的濫房屋,臨時和永久收容安置遊民的設施熒熒大觀;從拖車、貨櫃直到永久居留的公家平價住宅。

房屋補助條款第三部分規定地方政府有責任「在二十八天之內救助安置瀕臨遊民的人」。這些弱勢族群政府必須在二十八天內到期時,完成救助安置弱勢族群,這包括社福救助、房屋租賃輔導、房東屋主聯繫溝通及仲裁。伯明罕市有一群專門處理遊民問題的專家,他們協助解決騷擾欺負與房租的問題。其他的城市幫助因拖欠房租被趕出的房客,給予經濟與理財的輔導。

一九八0年代中央政府縮減房屋補助經費,以致地方政府無法提供平價住宅給需要的人,中央政府給予房屋補助的經費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0年的百分之七降至一九八0年代的百分之三。地方政府面對經費減少物價上漲的窘況,只好提高房租,並把款項從一般付款經費改為房屋稅收帳戶內。

為了應付經費不足,地方政府用臨時安置所作為收容遊民的地方,百分之八十倫敦和東南地區的地方政府用臨時安置所作為遊民收容所。一九九二年二月,中央政府設立空屋安置局,在沒人住的空屋內安置遊民家庭,當時在英國和威爾斯共有七十六萬八千戶空屋,半數被用為安置遊民。

一九九○年代初期的趨勢是不安置遊民在收容所,而是把他們安置在租約在二年以內的短期租賃國宅。倫敦各地區建立起床位和早餐的標準,確定短期居所有較好的生活水準,一九九○年代初期安置遊民的租賃國宅比一九八○年代大量增加。

一九九四年一月政府頒布綠皮書(諮商輔導),這就是著名的遊民政策檢討書,本檢討書的要點合併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頒佈的房屋白皮書裏:

●   地方政府不准因為是遊民,就給予房屋補助。

●   地方政府提供遊民的緊急協助將減少。

●   申請政府補助房屋將取消優先權,一律按照登記先後次序排隊等候分配。

●   租賃國宅儘量私有化,地方政府儘量把房屋移交房屋建築公會和私人建商。

●   擴大私有房屋社區面積;租賃國宅的房客可以有權購買自住的租賃國宅。

●   放寬私人房東、地主驅趕房客的限制。

●   財團法人投資國宅可獲得減稅。

●   除了倫敦市,流浪街頭遊民援助基金擴充至各地。

  社改家對這些新的政策提出嚴厲批判,因為促使遊民產生的主因就是缺乏平價租賃國宅,新提出的政策裡根本沒提及這一點。例如,一九九四年希爾特調查報告指出,地方政府安置遊民在私有租賃房屋,每星期租金為一○五英鎊、政府租貸國宅每星期租金為三十三英鎊、房屋建築公會為四十五英鎊,很多人擔心地方政府會拒絕協助遊民,現在政府官員可以有權不安置遊民在公家平價租賃房屋和政府補助的房屋,如此可以預期,遊民永遠是遊民而且經常流動。這對就學的兒童和靠大眾運輸系統工作的窮人非常不利,政府的這種擴大私有房產,同時減少低收入戶的房屋補助措施受到嚴厲批評。因為這會增加自宅所有人要求取回房屋所有權,如此帶給政府租賃國宅很大的壓力。

   ●   英國地方政府的反應:倫敦市個案研究

   有七百萬人口的倫敦,是國際大都市;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大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總部和觀光勝地,但是最近幾年她改變了很多,目前服務金融業的人比從前服務製造業的人多出了兩倍,這個城市因收入、階級、人種、年齡和種族而分裂,有穩定工作收入高的人擁有上等社會地位;收入低的勞工沒有社會地位,城市人口的三分之ㄧ是單身,大多數人貧窮、年老或是少數族群,因為勞力市場結構改變,他們成為社會邊緣人,他們想獲得合宜、舒適的平價住宅,根本是遙遙無期。

   土地價格飛漲、一部分是因為舊社區重建,這使得倫敦市區缺乏廉價住宅,而倫敦市區正是遊民和貧窮人最多的地方,這個國家最糟的貧民區就位於豪華新市區隔壁。一九九○年代初期,倫敦市知名為海克尼和哈姆雷特塔的貧民區,勤奮努力工作的窮人,失業率為百分之十四。

   一九八九年大倫敦地區,官方承認的遊民共有三萬三千一百七十戶,相當於一千戶裡的百分之十二點四,比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在此城市的市中心遊民約為一千戶裏的百分之二十五,半數被官方承認的遊民來自少數族群。在倫敦市的單身遊民估計為六四五○○人到七八○○○人,他們流浪在街頭、或佔用公地、或居住在危險的臨時居所,除此之外,大約有二十五萬年輕單身人、婦女和少數族群,他們靠社福或微薄薪資維生,因為他們資格不符不能申請公家房屋補助,他們也都付不起房租。

   舒適、廉價的房屋,已成為人口增加的倫敦市重要課題,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年房屋價格上漲兩倍,增加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七、政府平價住宅上漲百分之六十六、私有租賃房屋上漲更快。一九八八年私有租賃房屋房租限制解除,公家補助租賃房租於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增加百分之ㄧ百二十,比現在政府補貼的平價租賃房租高出百分之七十五,因此政府的平價房屋變成剩餘財產,住在裡面的大部分是靠社福維生的窮人,由於一九八九年地方政府房屋法案的通過,這種趨勢恐怕會繼續下去,這項法案通過房租可隨房價上漲調整,政府的房屋補助可因此達到經費自足。

   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代,地方政府面對日益要求社福服務的壓力,同時也面對中央政府限制他們的活動權限,這種改變使得他們不得不控制地方借貸和縮減支出,國家的房屋政策減少興建新屋。一九八○年代雖然售出十五棟平價房屋,但是不准動用售屋所得款項,地方完成的平價房屋從一九八○的一萬五千棟降為一九九○年的一千棟,中央政府給予倫敦市的房屋投資貸款減少百分之八十四,公家房屋補助款減少百分之四十四,格林威治區的區長尼克、雷斯佛德於一九九三年的調查報告指出這些問題,倫敦各地區共興建了六十八棟新屋,房屋建築公會完成四千八百棟,共有三萬四千戶政府承認的遊民被安置於其中。

倫敦房屋權威協會和很多研究機構提出拯救的方法,他們建議重建其他政府平價房屋和蓋新的房屋(如果有土地的話),用貸款協助房屋所有人,並恢復私人租貸房客的擔保,他們認為應增加房屋供應量(同時增加居住人就業機會),而不是用目前的短期租賃房屋安置遊民,這種措施花費太大。他們要求准許地方政府在都市內部地區,用公地興建非營利房屋,嚴格監督私人房東的營業和其他建商的建屋。增加地方政府的權責,控管房屋使用者,准許地方政府參予房屋的策劃和管理。

   倫敦市的赫茵格、威斯特明斯特和哈姆雷特三地區可以看出大都會政府機構遭逢的困難和政府不擇手段利用平價住宅剩餘價值。赫茵格區於一九八○年代收到優先資格申請平價住宅的人日益增加,但是供不應求。本區獲得房屋並提供貸款給其他人,把平價住宅轉換為租賃房屋,更改房屋補助款。但是最近幾年,在一萬二千戶等候名單,房屋量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就像倫敦市其他的四分之三的地區,赫茵格發現它必須在市區其他的地方尋找額外的房屋。

   威斯特明斯特區為了阻止新的擁有優先資格人申請房屋,安置他們遠離市區,並於遊民法案裏,尋求免於提供房屋給他們的義務。一九九一年本區在北英格蘭,每年提供四百英磅給每個收容安置在當地的遊民家庭,稍後它凍結了此遷移計畫---一九九三年仍有一千七百戶遊民家庭申請房屋,起先遷移的三百戶家庭屬於擁有優先申請資格,一九九三年有一千三百三十五個遊民家庭被安置在臨時收容所,百分之八十的臨時收容所在本區以外的地方。本區施行「建立穩定社區」的出售公家房屋措施,半數的公家房屋在賣給所有人之前,如果是空的則改裝成提供膳食的宿舍。有些房屋裝上鐵門阻止遊民進去住,而且把浴室拆掉防止非法佔據。

   威斯特明斯特的房屋委員會主席聲稱,此項策略在用較少的經費達成更好的房屋分配。本區地方機構旨在減少房屋及社福的負擔,是以安置遊民家庭住在別的地方,他們因為距離太遠而無法尋求本區的幫助,其實本區地方政府有權從威斯特明斯特區新計劃裏申請足額房屋補助款,但是他們不願這樣做。

   哈姆雷特區是孟加拉人集中的地方,中央政府移轉責任給地方後,本區經濟負擔更重,土地少又昂貴,百分之八十的五萬戶房屋是公家的,本區擁有最多的遊民家庭,他們都住在提供床位和早餐的B&B收容所,並且是英國人口最擁擠的地方(百分之十屬於在地的家庭,百分之六十七是移民家庭),孟加拉人占本區人口的百分之十,但是占本區遊民家庭的百分之六十九。雖然他們住在最窮的地方,他們也是遊民家庭最多的人,他們在等候申請公家平價房屋名單裡只占四分之一,他們大部分被安置遠離倫敦市的臨時收容所內(B&B旅社)。

   種族平等委員會調查,為什麼在認定孟加拉人為遊民三個月後,只有百分之十八(白人為百分之四十三)的孟加拉人得到公家補助房屋。他們發現大部分的孟加拉人被安置在遠離倫敦市的南邊海地,每一家人住在一個單身房,從前哈姆雷特區遊民家庭的負責人在那裡經營旅社生意。他們發現哈姆雷特區地方政府支付每間單身房的租金比其他旅社貴五倍,而且房間內無暖氣、廚房和救火設施,也沒有窗帘,九個房間才有一具電話。他們控告哈姆雷特區地方政府歧視,因而地方政府承認:「把遊民家庭送去南邊,是一大錯誤,把孟加拉人家庭安置在南邊更是不妥。」

   一九八九年哈姆雷特區地方政府採取「兒女優先」政策,就是目前住在政府租賃房屋的有孩子的房客,可以優先配到公家補助的房屋,結果都是白人有優先權。種族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控告哈姆雷特地方政府,逼地方政府實施四年前決定的不歧視議案。一九九二年法院判決哈姆雷特區政府無權拒絕移民申請公家房屋補助。

   ●   美國:政府對遊民的反應

   美國於一九八○年代的房屋政策,包含臨時措施、私有化試驗和供應策略。公家和私人慈善機構專重於便利措施,就是設立緊急收容所和平價旅社。聯邦政府有意大砍房屋補助款(百分之七十)、就業技能訓練款(百分之七十)、兒童照顧補助款(百分之三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經費(三分之ㄧ)。雷根政府起先認為私人慈善機關足以應付遊民問題,因為沒有官方反應,顯示出政府的立場是縮減社福經費,華盛頓砍經費三分之ㄧ就是社福,這僅占聯邦支出的十分之ㄧ。一九八三年遊民問題日趨嚴重,引起全國注意,全國健保人權局成立協調機構和聯邦遊民工作團的敦促,國會遂撥出緊急基金(透過聯邦緊急管理局),以臨時救濟為基礎,提供食物和收容所給遊民,但是雷根政府不願尋求更多經費以擴大這種救濟。一九八四年房屋都市發展局發表第一份有關收容所和遊民的報告,不久國防部被授權提供軍事設施作為緊急收容所。

   直到一九八七年才有完整的立法,就是史都華、B、麥基尼遊民援助法案(一九八八年增加修正法案),這是來自遊民支援團體和國會支持者的壓力,此項立法代表雷根政府政策的大轉變,本法案的第一款承認:

   「由於缺乏安置日益增加的遊民和家庭的收容所,本國遭逢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緊急危機,遊民問題相當嚴重,但是目前沒有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以致問題越來越惡劣,因為遊民遍佈不同族群,沒有解決遊民問題的單一方法,造成遊民問題的原因很多而且很複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機構無法解決遊民的需要,沒有聯邦政府的強力介入,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聯邦政府有責任並且以本身所處的地位,應該扮演更有效和負責任的角色,俾能解決遊民的需要和給予遊民同胞尊嚴。」

   麥基尼法案第二款在行政部門分部成立機構內遊民委員會,旨在聯合聯邦各機構負責多種房屋援助計畫。這些援助計畫包括緊急收容所安置、過渡期房屋補助、殘障遊民的永久居住及第八項(租賃擔保)興建新單身公寓補助款等,在此法案下,九個聯邦機構負責監督這些援助計畫,這其中有:房屋都市發展部、健康人權部、勞工教育退役軍人服務部、聯邦緊急管理部和稅務部。

   麥基尼法案的贊助者認為除了房屋外,他們要致力於爭取更多援助遊民措施,本法案原本提供經費給二十個計畫;包括社區精神健康服務、職業訓練和教育服務、精神健康和戒毒服務,各地方市政府就當地需要有權撥款給地方社區,為了爭取聯邦補助款,每個地方政府單位必須提出一份周詳完備的遊民援助計劃,有些經費必須合乎州政府的申請條件。

   這種完備周詳的措施,致使專家稱讚麥基尼法案為「社會法裡的精華」,因為是項法案,使得聯邦政府不得不承認聯邦政府有責任解決遊民問題,有些專家甚至推測;「這項法案支持遊民的立場及它的獨特、實際、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為未來聯邦政府就此問題創立出前所未有的先例。」但是以後的經費比預期少,而且雷根政府顯然對自己的承諾一點都不關心。

   烏爾齊和阿基塔二位專家則指出:「這項法案沒有提及造成遊民的根本是經濟和社福政策」,他們批評政府的措施,因為政府沒有恢復縮減的社福經費也沒有實施強制計劃,此外麥基尼法案重點在解決臨時問題而不在解決長期問題而且他們嚴重低估以有效合乎人性的方法解決危機的真正代價。

   雷根總統的政策,在布希於一九八九年元月繼任新總統後維持不變,同時他遭逢一連串問題;聯邦政府赤字、國際危機、五百億儲蓄和借款暴跌、都市發展部貪污醜聞、「堅持不加稅」,根據麥基尼法案,布希軟弱的要求經費,尤有甚者。布希於一九九二年否決援助都市加稅法案,希望藉此促進興建平價住宅的經費落空。

   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提議興建低收入戶平價住宅,但是真正實施仍遙遙無期,一九九○年代初期聯邦政府援助遊民仍側重設立緊急收容所、過渡期收容安置、單身公寓興建的保證及收容加治療等,此項計畫連結收容安置和社區服務、特別照顧精神病患和吸毒者的社會照顧。就遊民問題協調聯邦各機構的政府內機構委員會,於一九九四年失去經費補助。

   一九九三年房屋都市發展部部長亨利、希斯內羅,在柯林頓政府的監督下發表未來一年的發展計畫,過去政府措施受到嚴厲批評,是以柯林頓上台後採取新的方向:

   「目前給予遊民個人和家庭的援助不完整….各種不同族群的需要沒有得到妥善照顧,提供給遊民同胞的過渡期居所和永久居所數量不夠,社區協助遊民同胞的機制必須能創造出適合特殊需要的設施及環境,應為家庭和個人提供房屋和社會服務。各地方政府必須設計發展自己的策略,聯邦政府應該給予支持。

   代表聯邦遊民援助基金的房屋都市發展部的遊民援助計畫,因為需要條件嚴苛和設立不同之目標,使得本來就不完美的遊民援助變的更複雜了,因此,提供基金的人必須設計一套策略俾配合需求條件,而不是為了實際配合社區的需要,提供的基金應該反映實際需求。」

   房屋都市發展部衝刺的第一件事就是:施行「繼續照顧」的樣本,這是房屋都市發展局部和國會制定遊民法案裏實行的一項措施,其含義就是「把遊民同胞帶入保護系統,照顧他的需要,並且提供各種完備服務幫助遊民同胞自立」。房屋都市發展部的提案包括:在大城市裡成立遊民生活改良基金,附帶繼續援助遊民補充款;合併五種不同的麥肯尼遊民協助計劃,籌劃聯邦政府解決遊民新的策略。

   一年以後,一九九五年一月,都市房屋發展部在國會的報告裡指出:「工作有明顯的進展,大部分的緊急收容所不只是收容而已,它還包括提供多種支援服務。大約百分之七申請房屋補助的人得到永久居所(每人每天花費四十五美元);百分之八十的非營利慈善組織提供各種不同的支援服務,因為他們不受官僚政府的管制,並且可以吸取到社區的各種資源,都市發展部在國會的報告裡的結論是;因為他們重視個人不同的需要、尊重個人權利、強調個人責任,是以協助遊民措施很成功而且周詳完備。」但是:

   「都市房屋發展部的麥肯尼法案的種類和差異,為政策的成功帶來阻礙,各種不同族群的需求、救濟資格的不易取得、申請條件的嚴苛及各種計畫的選擇標準複雜,使得不易達成遊民救助計劃,規章的反覆重疊和報告的必要條件造成經費不易獲得。此外,無法預測大家都爭著要的補助款的來龍去脈,撥款額度和補助款的補助期限,這些都阻礙了解決遊民的長期周詳策略的執行。」

   都市房屋發展部一九九五年的報告指出:因為需要的人太多,經費有限,只有百分之三的申請人得到協助。

   一九九四年議員選舉共和黨獲勝,都市房屋發展部的未來堪慮。紐特、金格里齊的「美國合同」意在大砍房屋和社福補助款,金格里其當選議長,他明示說:「都市房屋發展部的弱勢政治地位,使得它成為經費削減的第一個選擇。」

  ●   美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反應

  美國政治制度比英國和加拿大複雜,政府有很多等級,不同的半官方政府組織及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歷史、地方、氣候、種族和經濟地位來說,有很多不同的城市和區域。

   繁華地區和其外圍的差異比英國加拿大明顯,就房屋建築、收入財富、職業和家庭結構來說,城市內部和郊區有很大的不同。遊民通常被視為城市內部問題,是以地方政府對遊民問題的不同反應,也就不足為奇了。有些州和市政府採取週詳革新策略應付遊民問題,其他的不理會這個問題,大部分的州政府雖然沒有直接提供救助服務給遊民,但是他們都把聯邦政府的經費轉給地方政府。

   美國給予窮人的社福救助,部分是歸州和地方政府控管,有很多救助基金可以隨意取捨,州政府可以放棄不要。因為一九八○年代聯邦政府赤字飛躍擴大,所以大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經費,大部分州政府為了平衡預算,被迫減少支出或增稅,或兩者同時進行,以便彌補減少的聯邦經費。現金支付援助措施,包括有孩子的家庭的救濟金、社會保障救濟金和一般救濟金。當有孩子的家庭發生經濟困難時,州政府有權自訂社福政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聯合組成救濟有孩子的家庭的基金,州政府負責百分之四十六的經費。一九九一年時,一個有三個孩子的家庭沒有任何收入,每月的中等救濟金為三百六十七美元是平均貧窮線的百分之四十二,每州發的救濟金不一樣,最低的為密西西比州的每月一百二十美元到阿拉斯加最高的每月九百二十四美元,因為這種巨大差異,以致有些貧窮家庭移居到其他州俾獲得救濟金。

   一九七○年到一九九一年救濟有孩子家庭的經費被削減---減少比率為百分之四十二,州政府同時也減少遊民家庭和弱勢族群的補助款,補助內容:有孩子家庭的緊急救助(聯邦政府提供經費),提供經費防止被房東趕出、防止斷水斷電、或幫助代墊房租押金。一九九一年三十二個州裡面有十個加入此緊急救助措施,以減少負擔另外有五個州建立新的或擴大舊有計劃。

   二十九個州成立遊民房屋補助計劃,二十六個州的平價住宅補助措施提供房租補助和鼓勵平價住宅重建。另外十六個州提供興建新屋補助款。在一九九○年代很多州因為稅收減少而社福支出大增,不得不大砍這些房屋補助的經費。在洛斯特貝爾特工業區就反映了這個事實,密西根州取消了給予有孩子家庭母親的特別補助款,也一併取消了一般救濟金和醫療補助金,這使得八萬二千人---包括一萬個殘障家庭沒有現金和健保。

   美國的城市充滿了很多問題:種族不平等、中產階級的黑人和白人大量移居至郊區、政府的服務日益惡化、公立學校制度瓦解、暴力犯罪、吸毒和貧窮等。這些城市如同是州政府創造的生物,每個市政府的預算和稅收有限,影響了支出能力。結果造成社福支出的龐大差異。例如一九九一年,華盛頓首都市政府的每人房屋和社區發展支出(四百零二元六十三分)比達拉斯(十二元八十六分)高出三十倍;比芝加哥(四十二元六十六分)高出十倍。

   地方政府協助遊民的方法,包括設立公共收容所、籌組私立或志願慈善機構,提供平價旅社和其他服務,例如發放優待卷給遊民,使他們能住進汽車旅社、平價旅社、公寓或租房屋、或幫助私有收容所重建,市政府援助遊民的主要措施在提供收容所或成立第三類收容所的供應者。一九八九年的都市房屋發展部的報告說明全國五大城市的成績---紐約市、洛杉磯市、芝加哥市、費城和休士頓市。它指出就遊民事件、平價房屋興建、收容所數量、幫助遊民的能力而言,這幾個城市有很大的不同,紐約市和費城被封為「收容所」城市,任何人都可以住進緊急收容所(法院的命令),洛杉磯市只准領社福救濟金的人才可以住進收容所。

   遊民全備援助計劃,提供遊民人數和麥肯尼法案在地方實施的情況:

   紐約市:三萬五千到九萬遊民

   洛杉磯市:三萬五千遊民

   費城市:一萬二千五百遊民

   芝加哥市:一萬二千到二萬五千

   休士頓:三千到一萬五千遊民

   一九八○年代早期,聯邦政府支出的重心是緊急收容安置款和食物款。最近幾年多重心為健保職業訓練和心理輔導,芝加哥市對遊民的援助支出,四分之三大部分用在提供上述服務,費城同樣的支出為百分之六十。

  五大城市救助遊民的支出(千萬美元)和地方、州和聯邦等不同等級政府援助金額一併列在以下圖表。

 

一九八八年遊民援助經費表

 

地方

聯邦支援社區發展平價戶基金

州

聯邦

總數

紐約市

375

40

230

113

758

洛杉磯市

13

1

14

16

44

費城

23

0.2

12

8

44

芝加哥

4

0.3

2

10

16

休士頓

0

0.5

0

5

5

  

   傳統單身收容所皆位於貧民窟,新而又小型的單身收容所則位於市區外,因此大部分的收容所位於市區的中心帶,但是新的收容所和流動居所則位於很遠的地方。例如芝加哥於一九八四年百分之九十的收容所在市中心,從此以後新的收容所則設立在很遠的地方。紐約市三分之ㄧ的收容所和二分之ㄧ的床位都在曼哈頓市區,像其他的美國城市,紐約市也遭逢郊區居民的強烈抗議。

   美國的趨勢是建立更小型特殊用途的收容所,但是小地方仍代表所有收容所空位的少數,費城的系統包含小型收容所,大部分是家庭經營的家庭式照顧收容所,大部分芝加哥的收容所比較小,但是本市收容所的床位半數在精神病院內,在那裡有一百張空床位。紐約市因為遊民人數眾多,不能不安置大型收容所,三分之二洛杉磯的收容所是小型,本市的收容所的空位百分之八十在大型場地。通常私有、流動性和特殊性收容所是小型,公眾緊急收容所則為大型,每一個城市空床位的數目和分配請參照圖表

 

一九八八年五個美國主要城市收容空床位數目和種類

 

收容床位

家庭(%)

個人(%)

紐約市

30500

62

38

洛杉磯

10322

30

70

費城

6936

34

66

芝加哥

2588

37

63

休士頓

3168

29

71

  

   大部分收容所的經費來自政府專款和基金會或慈善機構的捐款,在某些人口少數的城市裡,市政府也經營收容所,紐約市的收容所裏十分之三由政府經營,代表所有床位的三分之ㄧ,紐約市的收容所,百分之九十的經費來自政府,百分之八十五的洛杉磯和百分之九十五費城的收容所,部份經費來自政府。休士頓只有百分之六十的收容所得到政府資助,大部分依賴私人和志願慈善機構的捐款。

   有兩種收容所:緊急和長期,後者包含流動性和特殊治療機構,並有三種特性:可以延長居留時間、提供各種服務、加強居住遊民的自信自立。流動性收容所著重房屋補助和就業輔導,並且致力幫助精神病患或吸毒者的重建。

   在這五大城市裏,大部分的空床位在緊急收容所裏,空床位比例在芝加哥為百分之六十,在洛杉磯為百分之九十,這種形式直到最近,反映出遊民得到的輔助措施很少,他們僅提供短期和緊急需要。

  在這五大城市裏,百分之三十的空床位提供給遊民家庭,雖然在一九八○年代,擴大遊民家庭的服務,但是遊民家庭獲得的資助仍然不夠,遊民家庭對收容安置的需求遠大過單身遊民。所以有這種趨勢,是因為很多收容所不收容年齡在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大部分收容所的床位只給男人或女人。在休士頓和芝加哥收容的遊民,百分之七十七為男性,在洛杉磯則為百分之九十六,然而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大部分的城市開始收容女姓遊民,特別收容暴力受虐女遊民。吸毒者和多重殘障者(精神病、酒精中毒、愛滋病患)的收容安置則不夠。

頭銜為「收容城市」的紐約和費城不限制遊民居住在收容所的時間,其他的城市的規定居住期限,因地方不同,有的只准住一夜,有的可以住十八個月等之差異。在洛杉機平均居住期限為三十四天,芝加哥為二十三天,在紐約百分之二十的遊民家庭平均居住期限為十八個月,百分之四可以居住三年。在費城遊民家庭可以住九個月,個人可以住六個月,但是難以估計流動性遊民的居住期限,這種「旋轉門」式症候群很普遍,特別是在缺乏收容安置法的地方。

   當很多大城市,著重設立收容所和食物供應鏈等的即時服務時,有些地方政府則開始創造革新計畫和措施,雖然不是直接對付遊民問題,但是增加平價房屋,使遊民有長期固定的居所,這有助解決遊民問題和防制遊民發生。

   在波士頓、舊金山、西雅圖、華盛頓和其他城市,許多政府計畫被用來管制市中心商業計劃的未來發展。為了要獲得建築許可,這些建商著手興建平價住宅、日間照顧中心和改良窮人社區的設施。

   在費城、洛杉磯和波特籣大等少數城市,以公辦民營方式興建單身公寓、救濟院和活動房屋,匹茲堡以州和地方政府合作方式興建單身公寓,這裡包括私人企業捐款、聯邦政府資助興建低收入戶平價住宅基金和劃時代的舊社區重建基金。

   古克郡和芝加哥開發了一套新計劃,結果完成了很多房屋重建,古克郡把抵押的房屋移轉給芝加哥房屋合夥公司,如此吸引企業投資股票資本,俾獲得減稅。芝加哥市提供延期償付第二類抵押,並對遷居至重建的居民提供租金補助。

很多社區的居民因為怕房屋價值和家庭安全會受到遊民湧入的影響,反對興建集合式房屋、平價旅舍和收容所。然而某些社區願意加稅幫助興建低收入平價房屋,弗羅里達州的達德郡徵收房地產移轉税,興建低收平價房屋,西雅圖提高財產稅,以獲得的五千萬美元稅收在八年之間興建平價房屋。

●   加拿大:政府對遊民的反應

直到一九八六年加拿大聯邦政府應付遊民都是被動。一九八四年初期,聯邦政府嘗試把房屋和有關問題的責任移轉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全國房屋發展部、加拿大房屋抵押和房屋發展公司的經費減少,因此移轉計劃受到影響但是仍然負起籌募平價房屋基金的部份責任,協議達成,准許州政府和地方經營非營利房屋興建計劃。如果州政府批准某非營利團體的建議,聯邦政府負責分擔房屋興建花費和承租人之租金。結果令人失望。一九八五年加拿大房屋抵押和房屋發展公司減少合作承租房屋計劃,俾解決日益增加的全國債務問題。尤有甚者,一九九五年大砍支出預算,進行中的平價房屋興建計劃的未來,著實令人擔憂。

加拿大的平價房屋和遊民資助措施,各地各區明顯不同,有些州政府則一點都不關心,只有英屬哥倫比亞制定遊民法─一九九四年遊民緊急資助計劃。其它的州,例如安大略(一九九五年自由黨和新民主黨聯合通過遊民法)指出;如果三級政府合作,才可以徹底解決遊民問題。自從一九八O年代中期起,安大略採取很多新措施並通過租賃房屋保護法案俾控制租賃房屋的單身房間租賃者接納入房東和房客保護法案下。並完成一項房屋政策聲明書;規定所有城市市政府至少分配百分之二十五的新建及重建的舊屋為平價房屋。

州政府在一九九五年保守黨獲勝之前,主要施政方針在提供永久平價房屋給低收戶,並撥款給市政府非營利和私人非營利房屋公司及建商公司合夥公司。百分之八十的房屋都獲得資助。公家補助的平價房屋半數分配給低收戶,其餘的半數分配給中低收入戶,他們同時獲得「少數」補助。在一個專屬的大樓建築,或在指導方針下發展的計劃裏,混合式房屋的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分配給需要全額社福補助的「最窮困」的家庭,另外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分配給「少數補助」的中低收入戶,其餘的按市價賣給收入高的富裕家庭。

接受社福補助的房屋和沒有接受社福補助的房屋沒有不同,例如多倫多的聖羅倫斯區附近,因為這項政策才能在城市內部區興建新的社區,這裏住的居民不分收入高低和社會地位都混合在一起。

然而一九九五年,新選舉的保守政府取消了三百項的房屋興建計劃(合作與非營利),並削減日間照顧、健保、法律資助和租賃房客支援團的經費。百分之二十一點六的社福經費遭到縮減。

馬尼托巴州的主要政策為溫尼派克中心區議案和重要市街計劃。前者是聯邦、州和各城市市政府資助的五年九千六百萬房屋興建計劃,旨在市中心達成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包括用現有的公共和私人非營利房屋建商重建四千幢房屋。

緬茵街重建計劃位於貧民區,此地失業率超過百分之五十,貧窮的家庭比溫尼派格市高五倍,窮人最多,居住的人大部份為原住民和外來移民,緬茵街開始是失業者的臨時居所和日間休息處,後來發展為危機處理站、緊急救助服務、街道巡邏援助遊民,戒毒服務、個案處理和策劃評估日間治療中心為單位。是項重建計劃為臨時失業遊民、為進入治療或離開公家醫療機構的病人提供二十六個床位的收容所,並進行成立一個提供八十八個床位「支援居住的設備」,緬茵街每年幫助的遊民為七千五百人,百分之四十二的人沒有固定地址,三分之二的人為原住民或外來移民。

在諾瓦、史科帝亞州,政府重心在幫助領社福生活補助的人獲得房屋,現在社福生活補助金可視為收入,如此就可以有資格申請公家平價房屋。又提供抵押貸款和二順位抵押貸款,百分之一百的資金援助新屋或現有的舊屋。

在魁北克省發展了一項由聯邦和省聯合提供一千五百五十萬的經費為遊民提供永久居所的計劃,預計非營利建商完成的二百六十幢房屋可提供一千三百個居住單位。一項二百萬州政府援助計劃為現有舊屋提供廚房設施俾幫助弱勢族群,此外並協助沒有固定地址的遊民獲得固定地位,如此他們就可以領社會福利救濟金。

●   加拿大各城市對遊民的反應

一九七O年代和一九八O年代加拿大的私人慈善機構沒有能力、或不願為窮人提供租賃房屋。同時大家都贊同不再興建供應低收入窮人的單一大型房屋社區。大部份的各城市市政府和某些州的州政府則發展則資助興建平價房屋以彌補這一個缺口。較大城市的市政府俱有領先優勢;他們有劃分區域、決定土地用途,興建大樓、發展和制定土地標準等權利。

興建的平價房屋有市政府參予的案例:例如多倫多市房屋建商,是市政府投資的非營利房屋建築公司,在一九八O年代每年興建單位為四百到五百幢房屋,多倫多市政府房屋建築公司制訂的申請平價房屋資格為:居住在擁擠的、狹窄的和不適宜人居住的房屋的低收入戶,或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用來付房租的低收入戶均可申請政府平價房屋。

政府參予的第二個例子為:市政府擔負觸媒的角色,支持發展平價房屋。現在是加拿大發展平價房屋的主要方針,在當時這些方法為聯邦和州政府帶來沉重財政負擔。市政府採取的其它措施為增加或維持廉價租賃房屋的供應量,這包括加強城市裏的適宜居住的平價房屋、重建舊屋、專用區劃分、特定區劃分或獎勵私人興建平價房屋。增加城市平價房屋供應量可減少搭乘大眾交通系統的通勤族,並且善用現有的房屋的地下室、重建的舊公寓大樓、增建的房屋和合住房屋安排等。這種措施通常需要正式或非正式的寬鬆的市區劃分政策興建平價房屋。在加拿大某些城市裏平價房屋供應量不夠,有三分之一的單親家庭需要廉價租賃房屋。

某些重建房屋旨在改良單身租賃房屋,俾保證現有的租賃房屋不會毀損到不能居住。其它的措施目的在幫助房屋低收入戶,除此之外,非營利房屋建築公司為單身人重建舊屋為集合式共有公寓,這都是在窮人區改建,因此不會引起附近鄰居的抗議,但是這些非營利建商改建的舊屋都不易通過防火、安全、和大樓建築的檢驗,官方通常對集合式共有公寓的要求比單親家庭居住區要嚴。

劃分專用區被用來保持市區內的原有鄰舍住戶,政府的干預成功的保持老式建築並維護某些區域的地域特性。但是無法保留整個社區和社會經濟特色。在很多種情形下,這種專有區變成社會階層的轉變,中產階級因為該區的特色和低廉房租吸引而移入該區。

北美很多城市利用特定區區分來鼓勵私人投資開發新社區。市政府要求私人建商興建平價房屋,以獲得政府對其開發計劃之批准或獲得更多土地供應開發這種方法在城市最有效果,例如溫哥華、多倫多、波士頓、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因為這些城市土地有限,而且最近幾年對辦公大樓需求減弱。

各國政府遊民政策之比較

以下就本章開始探討之主要問題,比較英國、美國、加拿大遊民政策之不同。

●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關係

英國政治經濟之特色是階級對立和區域不平等;因為種族不平等和意識形態,逐漸形成社會緊張,最近幾年,每種等級的政府受限於經濟的控制,保守黨的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並且沉溺於私有化的意識形態。

美國各級政府的政治制度是多元化的,受制於種族或地方觀念,或是兩者。例如城市是州的創造物沒有實質法律權力,但是它們可以自由決定聯邦政府的錢如何用、用在哪裡和誰可以得到聯邦政府的錢。反對聯邦政府的干預是很普遍的事,地方政府認為是地方的事,中央不可干涉。直到一九九三年聯邦政府用胡蘿蔔和棍棒的政策迎合地方政府俾防止遊民產生的政策失敗。

在加拿大就收容所設立的事而言,三級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彼此之間辯論,誰應該提供資金、誰應該有權設立新的收容所,雖然聯邦政府授權給州級政府,但是在全國各地興建的平價房屋有大的差異,各州級政府授權各城市市政府發展平價房屋,結果有賴實質需要和平價房屋擁護者的政治力量。一九九五年的削減預算,自由黨執政宣布聯邦政府在維持社會安全網的角色是少數和沉默的夥伴。健保、教育和社福的責任屬於州政府和地方市政府。他們受制於財政困窘、稅收減少和聯邦政府的經費削減而不能完成預期效果。

●   政府政策的成效

英國政府政策的成功,有賴地方政府願意幫助遊民解決他們住的問題,願意幫助優先需要的瀕臨遊民風險的窮人,願意提供充足的資金設立收容所。但是房屋補助、社福、職業訓練和就業輔導彼此之間的協調沒有成效。

一九八七年以前,美國全國沒有一套解決遊民問題的公共政策,麥克基尼法案包含眾多有用的觀念並承認聯邦政府應負起責任。雖然在要點上仍然混淆不清,但是此項法案在認知遊民是全國性問題上獲得一大步的進展。在一九九O年代中期,共和黨新保守派勢力興起,多項社福計劃受到嚴重打擊。

加拿大的聯邦政策鼓勵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機構發展平價房屋,當地方政府和市政府(區域)受到感動而發起興建平價房屋時,聯邦政府的政策才能產生效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承諾,聯邦政府的目的無法達成,此外,加拿大政府沒有連結房屋補助措施和解決遊民支援計劃的周詳國家政策。

●   政策和實施之間的落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各級政府反應的差異顯示出英國的國家政策實際上是變動的,並且在某些情形下,地方官員的冷酷無情漠視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地方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受限於經費缺乏。

美國聯邦政府的制度,不能完全一致制行政策。尤其當許多官員視遊民問題為短期地方性現象,並且只重視緊急收容安置,不注重永久安置的重要性,不易發展長期性的解決措施。然而在地方的議案和麥克基尼法案的履行上,仍有些進展。

加拿大政府的房屋補助政策皆在為迫切需要的窮人提供平價房屋,最近幾年興建的平價房屋只有一九七O年代早期的二分之一。政策的實施需要充足的經費和州級政府及各城市政府的政治意願。因為聯邦政府(一九九O年代中期)大砍預算經費和減少支出,以致州級政府和地方政府難以達成目的。

●    各種措施的好處

英國措施的好處是把遊民安置在臨時或永久居所,並且重視弱勢族群的救助(從地方政府到慈善機構),弱勢族群包括低收入單親母親。有很多機構從事教育、技能、訓練、健康和就業輔導房屋分配安置等項服務。

美國措施的好處是;解決遊民問題採取的許多創新計劃根植於群眾運動,這些民眾包含非政府群眾或政府官員與私人團體合作,部份自助計劃和聯合措施提供相當不錯的前景。

加拿大措施的重要特色,在建立周詳的社會安全網,並提供健保給窮人,另外加拿大制度的一個特點;單身人即使沒有固定地址也有以申請社會生活補助金(安大略和魁北克採取此制度,全國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住在這兩個州),某些城市和私人慈善機構不再設立傳統的大型收容所,而是注重小型家庭式的收容安置、流動收容安置、和在各地設立永久收容安置。

加拿大國立的房屋抵押和補助公司,授權給州級政府興建平價房屋,結果市政府非營利建築公司和私人非營利團體興建大量平價房屋,此種混合不同收入居民的計劃非常成功,大量改良數十年前單一族群居住的房屋型式。為了發起或興建非營利平價房屋,加拿大房屋抵押和補助公司與州級政府採取一些由房屋使用者策劃的,設計的和管理的措施。事後的評估顯示,這些發展均達成目標而且效果良好。

●   各種措施的壞處

英國政府措施的不當,在於過度依賴志願組織、私有化和授權給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藉著移轉部份資源給地方政府並不能獲得地方支持,地方政府在處理遊民問題上,因為擔負較大的責任,足以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沒有地方政府的熱心參與,遊民不易獲得權利保障,外來移民在高度官僚體系的房屋政策和社福制度下,遭逢很多難題。社改家批評,英國地方政府提供的房屋補助差勁,保證的房屋補助條款代表「市民權利的延伸」,但是一點用也沒有,除非有更寬鬆的房屋政策,並且就房屋供應量和房屋品質而言,能配合居住人的需要,達成實質的供應才能發揮效果。房屋政策本身不足以應付特別窮的人,例如難民、少數族群和孤獨老人。決定收入多寡和影響房屋補助申請資格的就業機會渺茫。

美國政府的措施缺點是;改良的措施常常是短期性、不連貫、或誤導,顯示出慈善機構或志願團體救助的成功,但是也暴露出他們能力的有限。到目前為止,因為政府削減經費和過度培養個人化的趨勢,美國的經驗指出私有化對窮人沒有幫助。

在加拿大聯邦經費只給最需要的人,州政府和各市市政府的房屋補助只給中等收入的人和最需要的人,結果造成「貧民區減少」,但是也減少給予最窮的人的資助。興建新房屋和必須贏得社區接受平價房屋補助,兩者之間關係緊張,政府機構和慈善團體傾向於在沒有政治權力的都市貧民區興建平價房屋。在一九七O年代和一九八O年代,新中產階級興起和居住地區需求增加,促使土地價格飛漲。興建平價房屋的土地價格昂貴,不易取得土地,此外,處理計劃過程的耽擱和房屋興建申請的困難(規章嚴厲和社區反對)阻礙興建平價房屋,因此更不易提供廉價房屋。非營利組織與合作建商承擔了部份從前政府的責任,提供平價房屋給需要的人。這種安排有很多成功的範例,蓋好的房屋設計良好,水準很高,但是價錢昂貴,不可避免的惹起很多爭議。為了繼續興建平價房屋,政府必須提供足夠的經費。最近經費削減,興建房屋的水準、期限和安全都不能確定。

●   結論

在一九八O年代和一九九O年代三個國家都經歷了新保守派的浪潮,同時也碰到遊民日益增加和平價租賃房屋日益減少的難題。英國自從一九七九年起柴契爾執政、繼之為一九九O年的約翰˙梅耶執政;美國雷根執法八年,繼之為布希(一九九三);加拿大於一九八四年由進步保守黨執政(慕爾隆尼)直到一九九三年,這三個國家在一九八O年代和一九九O年代初期遭逢嚴重經濟衰退,結果大砍社福並提高申請社福的門檻,並接續強迫社福領受人之職業訓練與限制社福申請。同時進一步取消健保補助和社會服務補助。

儘管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有很多相同之點,但是採取的措施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宣示各區域施行的差異,英國地方政府仍優先安置有優先需要的窮人,美國的聯邦政府,於一九八七年制訂遊民法,但是政府除了涉入緊急收容安置外,並不積極處理遊民問題。在加拿大沒有遊民法,但是政府致力提供平價房屋給收入中等和最窮的人。

關於政府政策的成效引申出幾個重要主題。第一,政府官員在大眾反應下制定的遊民定義。通常中央政府視遊民為地方問題,這意味遊民是無政府權力的人,可以被忽略,或由私人志願團體資助就可以了。英國、美國和加拿大視遊民為全國性問題,採取的措施只有更加深遊民問題的嚴重性:政府規避提供房屋補助和平價租賃房屋的責任;削減社福、就業和技能訓練經費;削減社會健保和社會救助金。

政府機構僅重視緊急安置和臨時收容;反映出遊民相關問題只是預期臨時性。政府的政策缺乏持久性;這並不是意外,給予人幻想的政治過程和需要俾引起大眾感興趣的問題,才能獲得政府官員的注意。

政策制定和實施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這是因為資源缺乏、在需要的地方缺乏平價房屋、各地方政府對法律責任解讀之差異、以及意識形態和地方觀念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反應。

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在形成政策並提供經費給適合社區需要的計劃,並在地方單位實施此計劃。在很多城市裏,有同情心的人和政府官員會制定一系列的革新政策,這是政府和私人慈善團體合作的結果。

因為意識形態和政府採取的措施,是以形成關鍵(行動者)角色的特性因地域而不同,特別是志願團體的角色很重要,政府和私人志願團體合作興建平價房屋已成為一種趨勢,這些變化和志願團體機構擔任的角色將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詳細討論之。

 

 

 

 

 

 

 

第十章  民間慈善團體的演變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對遊民的協助措施

    一九七七年馬格麗特、柴契爾首相說:「在一個男人和女人都能負起自己和家庭責任的社會裡,他們必須自己先能自立,然後才能幫助別人。」

    但是一九九三年世界食物日組織第四屆會議指出:「對很多有能力幫助其他的人或從來不需要別人幫助的人來說,做慈善捐助是一件好事,這就是分享。但是當你沒有任何東西吃時,你根本沒能力做什麼慈善,根本無法自立,你的看法不一樣了….因為這真是令人難堪抬不起頭丟死人的事。」

   誰應該解決遊民問題?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民間團體如何應付遊民產生的相關問題?民間團體扮演的角色有很多種;有些是有能力的遊說者並且是公共政策的策劃人;有些是教育家;有些是成功的倡導者和草根民運的支持者;其他的人精於利用策劃和管理他們自己的計畫。最近幾年,因為社會福利事業逐漸私有化,民間慈善團體的角色日益重要。

   政府的政策著重補助經費、抵押保證和給予民間慈善團體其他形式經援。大部分的非營利民間慈善團體需要政府的經費才能做事,他們比較擅長地方性的慈善活動。例如教會,他們有自己的場地設施,沒有政府支出的負擔或抵押品的花費。他們大部分依靠食物金錢和物資的捐助,因為都是志工,沒有薪資的負荷,比政府的官僚作風省錢多了。

   雖然慈善捐助不是萬靈丹,但是小型有彈性以社區為根據地的民間慈善團體更能了解遊民的需要,並且能設計出配合環境變化和適合各種人口需要的措施。

       ●   民間慈善團體的特質和功能

     志願救助團體:---知名為獨立機構或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社福機構及私人慈善團體(企業經營)不同。這種劃分為第三類的慈善團體有下列數種:第一種是完全依賴政府的經援;第二種靠政府和民間私人團體的捐助:第三種不依靠政府的經費,完全是自己出錢或大家合作出錢。

   在英國這些團體知名為非法定組織,在北美則知名為非政府組織NGOs或社區基礎組織CBOs,前者為大型、並且註冊或合併,後者為小型,是迎合特殊需要的民間活動產生的非正式團體,本文探討的慈善團體開始時,都是關心社會福利,有些提供救助其他的是贊助者、教育者、遊說者、公共策劃者或改變催化者,許多大型慈善團體扮演多種角色。

   志願慈善團體的功能為:特別在政府缺乏某領域的經驗時,可以創造新的觀念經由研究發展成為公共政策,藉著訴訟或施壓政客、政府官員、社會、政治、環境或經濟運動的民代均支持少數族群和地方需要;提供市民參予的論壇;作為催化劑督促或加強政府與民間志願慈善團體的互動;監督政府和社會確保做到大眾福利,如果道德勸說失效,確保政府和私人機構守法。

   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涵蓋很多種形式,從小型非正式民間團體到國際多重目標的大型組織。本文將根據金字塔階層次序,就任務、便餐供應站、食物鏈、緊急收容所到與社會服務有關之房屋補助計畫各項功能探討第三類慈善團體之內涵。在各項階層之間有很多不同的的志願慈善團體,簡而言之應該定義為支援遊民、房屋補助、諮商服務和技能訓練系統等組織。在下列不同的領域裏有各種不同之計劃和方法:擁護支援遊民團體:主張改變公共政策和措施,用絕食或法律訴訟吸引社會大眾重視遊民和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服務包括加強健保、法律援助和市民輔導中心。

    房屋補助:除了提供緊急收容所,還提供收容安置青少年和受虐婦女的的臨時招待所,其他的措施為收容安置單身人之單身公寓、宿舍出租、中途之家、流動或集合式住家(經由自助、合作或非營利方法收容安置),透過上述各種輔導達到永久收容安置的目的。

    健保和社會服務:服務項目包括日間照顧、交通運輸、社區服務機構引介和連繫,活動式或臨時診療所,輔導如何獲得房屋補助、健保、教育和就業。

    諮商、輔導和資訊:服務項目為戒毒戒酒輔導、諮商建議、諮詢和推薦中心和復健計畫。

 教育和訓練:提供的服務包括(生活技能、理財、兒童照顧、識字、簿記等)訓練到職業培訓、學徒結業證書、或永久就業。

這些民間慈善團體幫助遊民的真正經驗是什麼呢?得到的結論五花八門,許多慈善團體的經歷是變質的現實。他們開始以完成一項使命的熱忱幫助遊民,經由提高精神層次、教育薰陶和展示友誼輔導遊民,這些機構的志工最初相信他們面對的僅是臨時、短期問題,他們相信用熱心、志願服務和信心;再加上緊急收容所、便餐供應、食物鏈等一定可以解決遊民問題,他們的經驗猶如早先移民和十九世紀末葉最後移民的重現。當有些「慈善團體」仍以宗教熱忱參予協助的,現在有些慈善家承認,儘管他們全心全力幫助遊民,遊民似乎不但不減少,反而越來越多。他們要求政府發動長期救助計劃,但是民間慈善團體又用臨時救助和微薄經費應付遊民問題,他們在這種矛盾中掙扎,期望尋求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   支援遊民團體者:誰替誰說話?

   實際上,所有第三類民間團體都從事廣告、教育宣導募集捐款等活動,少數團體最初的使命是替遊民說話,他們的工作包括研究、法律訴訟、遊說、採取政治活動、公眾教育,使一般人了解遊民是什麼及房屋補助政策的目的。

   美國的遊民聯盟組織、加拿大的社會發展委員會和英國知名的收容所和CHAR組織,皆精於統計和質量研究,旨在引起大眾對遊民生活的重視。他們執行調查、戶口普查、出版雜誌、做電視紀錄片,提供視聽統計資訊給新聞媒體,其他相關團體有兒童防衛基金、兒童貧窮活動組織等沒有法律地位的特殊族群,呼籲採取相同保護措施。

關於公共政策,有些組織具有多重功能:他們監督政府機構,確保政府機構依法行事,遊民的權利獲得保障;他們在法院作證和舉行公聽會,其他的團體例如美國低收入戶補助聯盟致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施壓立法院通過立法。

   另外一種形式的慈善團體專門為遊民提出法律訴訟,法律訴訟的目的 在確保遊民的法律保障、確保他們得到收容安置的法律地位。在紐約和首都華盛頓的法律訴訟成功使得遊民獲得政府機構和收容安置的尊重和保障,倡導非暴力救助團體活躍於法律訴訟並且藉絕食、遊行、靜坐或佔據公共設施,吸引大眾注意和媒體報導。在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美國最流行的抗議是:靜坐、佔據紐約市湯姆金斯公園,佔據洛杉磯市樂夫營地及芝加哥市的和平城示威。

   策略的變化很顯明,有些的團體一旦成功引起大眾注意現在的問題,立即用公眾示威達到收容安置的目的。其他的團體成功的為遊民得到房屋補助,不再住臨時招待所。例如多倫多市每日麵包食物供應站從事政治活動也作生意,麵包供應站的代表著重每日提供文章給報紙媒體,旨在教育市民和政客使他們了解政府機構應該參予提供食物和收容所給遊民,最近他們以企業的角度檢驗自己的組織---私下承認他們非企業化的工作,無法解決問題。哈佛商業學院的畢業生教導食物鏈市場策略、組織化功效和改良效率的方法。

   這些例子顯示出,對遊民的反應在某些情況下,會形成權力制度化,此外大部分為遊民說話的人來自中產階級,他們有良好的專業教育,和他們代表的客戶迥然不同,批評他們的人說那些用短期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處理遊民問題的人,最後自己變成「遊民工業」的一部分,他們的努力,表面上看來是在解決問題,實際上卻使遊民問題永遠存在。從前舊金山遊民聯盟的負責人保羅、波登說:「問題出在很多慈善團體完全沒有和他們應該代表的遊民有聯繫,他們是貧窮的監督者,對遊民最大的傷害是遊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因為這些批評,近來權威民眾運動和遊民發動的示威抗議逐漸受到重視,這些示威抗議活動包括:遊民本身在街頭販賣報紙、大眾宣導、遊民問題上網宣傳、用電腦搜尋失蹤和逃走的遊民。其他的還有法律訴訟、靜坐抗議、佔據公共設施抗議。舊金山遊民聯盟包括黑人孤獨雙親和拉丁裔保護團體,他們幫助這些人爭取應有的權利,他們呼籲政府重視遊民問題,另外一個民間慈善團體是「只要食物不要炸彈」,在美國和加拿大有六十六個分支機構,他們在法律禁止的公共地方供應食物給遊民,通常在市政府廣場,法律規定他們必須先申請許可,才可以在這些地方佈施食物,但是這個團體敢於向權威挑戰,做他們認為是對的事,絕不向惡勢力妥協。

   此聯盟還包括一個「街頭監視」單位,專門從事街頭錄影警察對遊民施暴的行為,警方在麥特克斯計劃裏對遊民發出上千張的傳票(特別是在公園睡覺的遊民),局長安東尼、雷伯特用防止犯罪的民意辯說:「我們必須制止小的罪行;例如公眾窺視,在公共場合飲酒等,如此才能阻止大的罪行。」

    ●   食物供應站和簡易廚房

   遊民問題之不易解決,可以從眾多的食物供應站、簡易廚房和衣物救濟處的社會指標看出來。一九三○年代到處可見簡易廚房,如果沒有這種速簡便餐,很多人無法在經濟大蕭條裏存活,當時提供這種救助的團體為宣教團、基督教婦女團結聯盟和芝加哥的艾爾卡朋組織。

通常政府和民間慈善團體提供食物和收容所,後者接受政府經費以維持開銷,一九八七年美國每天再增加三千個收容所和一九八○年代恢復的簡易廚房,提供三十二萬一千份便餐給遊民,幾乎半數的收容所每天供應一餐,百分之四十一的便餐由簡易廚房提供,四分之三的簡易廚房每日供應一餐。

   對宣教團、婦女聯盟、教會及民間志願團體等社區機構的需要日益增加,直到一九八○年加拿大才有食物供應站,一九九三年加拿大食物供應站聯盟擴充為三百位會員,供應一千二百份食物,提供便餐的服務站共有五百八十處,由個人和農夫捐助食物,然而最重要的來源為「食品工業」--包括食品經紀商、食品加工商、零售商、生產商和旅社,過期的或將被丟棄的食物都會被送至食物供應站,如果「優良撒瑪麗亞法」通過的話,食品供應站就必須對吃到壞食物生病的事負法律責任,由於沒有法律管制,因此食品生廠商和零售商提供的食物大都為易壞的食品(例如肉、魚、奶製品),是以食物供應站提供的食物為罐頭食品和其他不易壞的食物,一九九○年安大略政府的一項報告指出:「食物供應站提供的食物,大部分都營養不良」,因為需求量大,加拿大百分之九十的食物供應站必須準備食物配額,因此遊民每週僅能分配到一袋食物。

   一九九一年包括年齡在十八歲以下的七十萬兒童在內的二百萬人(平均十二個加拿大人裡面有一個人),至少吃過一次食物供應站提供的便餐,大約五十九萬人每月接受食物供應站的救助,這比兩年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經常從緊急食物計畫獲得食物的人,三分之二是領社會救濟金的人、百分之十二的人收入來源為工作、百分之四的人收入來源為失業保險金、百分之六的人收入來源為老人年金、百分之三的人收入來源為殘障津貼,百分之四的人無任何收入。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的蒙特羅哈威斯特報告指出:「四個人裡就有一個人吃過食物供應站的便餐,簡易廚房第一次出現。」

   多倫多市食物供應站於一九八六年,每月有三萬五千人吃過它的便餐,一九九○年每月有九萬三千二百五十人,一九九一年擴增為十二萬人,多倫多市的每日食物供應站是加拿大最大的食物供應站,透過二百三十五個網路企劃分配食物,一九九一年食物需求從一九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但是食物捐助只增加百分之二十,此食物供應站依賴捐助和市府經援,一星期七天開張,有十個給薪的員工,五百位在一萬八千平方呎的食物庫房工作的志工,還有一座四萬平方呎的食物儲藏倉庫,雖然有很多人捐贈食物,但是百分之七十來自食品工業,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措施,蒙特羅哈威斯特慈善團體贊助的一百七十個食物供應站,這一百七十個食物供應站每月提供食物給五萬三千人,一九九三年每天提供二十噸食物,吃的人半數為十八歲以下的兒童,食物供應站的管理人非常擔心,因為政府有逐漸收回食物供應站的趨勢。有人敦促政府改變福利政策,如此食物供應站就沒落了,到目前為止只有安大略省嘗試改變省政府於一九九○年代末期撥一百萬元減輕食物供應站的壓力,同時又列撥三百萬元改變社福政策,旨在減少食物供應站,但是因為需求日益增加,食物供應站仍繼續存在。

美國最大的窮人食物供應者是「第二大哈威斯特站」,食品公司捐贈食物,然後先把食物分配給食物供應站,並要求支付運費、包裝和手續費0.0088分,不幸的,捐贈的食物大部份品質差或是垃圾品,但是捐贈者卻得到減稅優惠。

   社區簡易廚房和食品供應站可以即刻解決飢餓,但是他們也帶來問題;就是他們必須依賴不定時的捐贈,食物的供應不穩定,還要依賴眾多的人力,而又必須是志工,這又是一個不穩定,這些都是每天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他們每天處理的是貧窮症狀,而非問題的根本原因,有些人認為政府應該接管他們的工作,其他的人認為目前在政府不管的情形下,,食物供應站是沒有選擇的人的唯一選擇。

 

   ●    收容所

   關於收容所,首先要談的是緊急收容所,這些地方對遊民來說,有的簡直就是倉庫,沒有床,大家躺在地上睡覺,其他的用鐵絲網圍起一個地方,沒有隱私、也不能隔音,各種怪味都飄進來。有些地方登記額滿,一年到頭都有人要進來住,但是沒有空位。倫敦一項調查發現,百分之八十七的臨時招待所都額滿,加拿大的研究也發現同樣的情形,有些人辯稱收容所是應付緊急需要之必備品,但是其他的人則認為,設立這麼多的收容所,易使人忽視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應該興建平價房屋,使遊民有永久的固定住所。

   在美國,聯邦政府資助三分之二的緊急收容所,其他的州政府負責一半,地方政府負責四分之三,民間團體負責剩下來的三分之ㄧ和大部分的人事費用。某一個民間慈善團體可能獲得多種不同的經費和不同的員工。例如波士頓的長島收容所在麥金尼法案下得到州政府和市政府的金援,有薪水的職員負責各項工作,但是大部分的工作由志工做,特別是在短時間內要伺候三百位遊民用餐時,必須藉助志工的幫忙。

   某些組織對維護遊民特別熱心,提供收容所的民間團體裡有一個是宣教團,他們的任務在拯救靈魂,在很多城市和鄉鎮裏,只有他們提供收容所,他們之中有些要求遊民必須讀經和聚會,才收容他們。這些團體紀律嚴格,只收男人,而且只提供簡陋的招待。非宗教團體提供的收容所,規定寬鬆比較有彈性,大部分由志願工作者和專業人士經營管理,他們大部分得到政府的金援,但是收容所不大,作風務實而且不浪費,比政府辦的收容所更有效率。但是他們大部分都有經費不足的困擾,因為他們依靠捐助和政府的經費,當經費不足時只好關門,有的因經費缺乏只好永遠歇業。

     ●    過渡期居所和集合式住家

   幫助受虐婦女團體為這些婦女設置了臨時招待所、救濟院和中途之家,波士頓市婦女房屋補助和經濟發展局進行第二階段的收容安置---過渡期居所,有些婦女準備離開收容所,但是無法立刻找到合適的住處,她們可以住進過渡期居所,這些地方不大,通常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她們可以居住六個月到兩年。他們幫助受虐婦女渡過困難期,俾達到自足和獲得永久居所,有些提供技能訓練、日間照護、幼兒服務、就業輔導和推薦等,還有的幫助墊付房租和房租押金。

   典型的集合式住家包含五名合住的個人,例如吸毒者、蹺家少年,他們合住一層公寓,有私人臥室,但是共用廁所、浴室、餐廳、客房等,有些是離開監獄的犯人;戒毒村回來的吸毒者;或精神病院出來的病人,集合式住家是他們的中途之家,在這裡他們可以得到復健和治療,但是他們必須遵守家規:就是「保持乾淨和清醒」,違規的被趕出去。這種形式的生活(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義務)的確有幫助,因為共同生活在一起會感到同伴壓力,促使個人努力改進,在這種「家」的氣氛下,獲得支持,同時因為大家際遇相同而產生凝聚力。

   但是成立集合式住家不容易,因為社區住戶會反對,反對者組織堅強擁有政治權力,經常把他們趕走。來自郊區的反對特別強,雖然向反對者說明,集合式住家應分配在市區各地,他們置之不理,是以集合式住家都位於市區偏僻的地方,但這又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對吸毒者影響頗大,因為「不准在我家後院有集合式住家」,造成缺乏青少年設施,ㄧ個名為「不是收容所的青年居所」的團體,花了五年的時間嘗試在多倫多市區成立集合式住家,結果失敗。後來在多倫多市區成立了一個二十二個床位的集合式住家,第一年的成立時期,就被迫拒絕二千四百七十二位青年的申請,因為床位有限。

   在很多城市裏,集合式住家受限於區域劃分,諷刺的是為了獲得聯邦政府的經費,提供房屋的人必須遵守區域劃分規定,這個可以獲得更改,一九九五年五月,地方法院判定區域劃分有權決定集合式住家不能在單親家庭附近成立的裁決,被美國最高法院推翻。

    ●    日間照顧中心

   遊民有很多空閒時間,他們白天和晚上都需要一個固定的地址,日間照顧中心取代臨時招待所或收容所,提供固定地址,遊民可住宿過夜,但是早上必須離開。有些日間照顧中心供應免費三餐,或便宜三明治和咖啡,在寒冷的冬天裡遊民可以在這裡休息,有的日間照護中心有洗衣設備、免費衣物、輔導就業和健康保護,這些地方使遊民能放鬆心情交朋友,減輕被社會隔離的孤獨感,但是很多日間照顧中心因缺乏經費而無法維持,日間照顧中心可以提供健康和福利服務,對遊民幫助很大,是服務遊民的第一線,是社區服務的最佳範例。

       ●   永久居所

   許多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依賴短期或緊急收容所幫助遊民,因為他們的精力只能處理有緊急需要的民眾,在這種情形下,是不容易想到永久居所的房屋補助,此外,民間志願團體提供的房屋只限於收容特殊民眾:像酗酒者、假釋犯、受虐婦女精神病患、殘障者和年輕人。但是這種情形逐漸改變中,促使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重新評估自己的角色。

   有些房屋提供者根據處理遊民的經驗,認為應該興建平價房屋給遊民一個永久的居所。最近因為他們和宣教團提供的收容所,幾乎已經變成遊民的固定住處後,這項構想逐漸落實,他們認清縱使短期收容措施成功,但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在於提供長期的固定居所。

   足以提供收容所的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組成非營利私人房屋建築公司,因為他們具有免稅身分,所以可以獲得政府經費補助和捐款,在某些城市裏,私人非營利房屋建築公司和政府的房屋建築公司、其他房屋建築公司合作,在工會、宗教團體、少數族裔和其他有關團體的監督下,興建平價房屋。

     ●    民間慈善團體提供的其他服務

   民間慈善團體和非營利組織非常重視遊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食物、衣物、收容安置等,他們大部分都無法提供正式專業的社會服務、輔導諮詢或職業技能訓練。有些機構認為如果在收容遊民的地方給予專業協助,他們就不會尋求政府社會福利機構的協助。但是住在收容所的遊民發現,政府的復健措施和收容所提供的服務連在一起,會成為一種有目的的關連,結果變成強迫的義務,這使遊民感到不安。是以第三類民間團體的收容所提供諮商輔導和推薦指引的服務,他們更要求住戶參加日間的活動節目(職業訓練輔導和教育)以免消沉、沮喪。結果第三類民間團體加強職業訓練,輔導遊民就業獨立生活等專業服務。美國、英國和加拿大(西歐等國在內)三國,均趨向迫使社會生活補助金領受者,參予政府提供之勞力市場就業輔導。美國各城市的遊民行動聯盟免費提供上網查詢(就業引介、聯絡其他遊民、社福資訊),又免費提供電腦,使遊民自己寫履歷表和尋找工作等。

   但是堅持遊民上網用電腦就可以解決問,題恐怕不是那麼簡單。有些人批評,強迫上網用電腦不是一件很適當的事,而且要連絡政府各單位和提供正確資訊給一大群經常遷移沒有固定居所的遊民,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問題是各政府單位之間缺乏聯繫,而且房屋補助的單位、健保、社福和職業訓練之間也沒有聯繫或聯繫不夠,以致問題重重。

   這都是因為政府負責的單位繁多,通常是二級或是三級,他們彼此之間均分經費,造成政治和經濟阻礙,以致合作效能欠佳,第三類民間團體在這種情形下,以從事研究特殊問題、宣導工作效果和遊說政客等活動拉攏政府各單位促使他們彼此合作。

   在一九九○年中期時,保守派政客嘗試限制美國非營利組織遊說。一九九五年八月四號美國眾議院立法禁止接受聯邦金援的非營利組織進行遊說活動。非營利組織視此法案為笨拙、粗糙、疏忽,政府的解釋是為了強調立法和平衡帳目,不得不如此做。但是在政策和立法的反映裡可看出社會責任可能被忽視了,其實民間志願團體(他們不會因爭取政府的補助經費而不合作)可以監督政府,迫使政府履行應該負的責任,同時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可以強力督促政府各單位務實工作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以確保提供有效的社會服務。

   第三類民間團體還有一個重要的補助功能,就是他們的工作計畫包括為遊民爭取應有的權利,並告知遊民如何爭取自己的權利,他們為遊民爭取法律地位,強迫政府單位提供遊民有權爭取的收容安置,強迫政府研究遊民產生的根本原因,強迫政府重視遊民沒有地方住的嚴重性是造成遊民產生的一大原因。

   自從一九七○年代起,美國盛行私有化,英國加拿大都起而效尤,加拿大許多州裡私有化最有名的是艾爾伯特省,它於一九九四年到九五年模仿美國健保精簡措施縮減經費平衡帳目。專家批評,這種東施效顰的削減經費,是犧牲了長期的健保福利。英國政府自從一九九○年起追求一種包含社福在內(健保、教育、房屋補助、社區照顧)的混合型經濟模式,這種政策可鼓勵政府機構(出錢)和民間慈善團體(出力)二者之間產生了平等的關係。但是民間團體擔心,因為需要獲得政府的合約,恐怕會失去獨立自主,同時為了獲得經費,恐怕會忽略了遊民真正的需要,萬一大家都爭取短期的經費,服務的水準一定會降低。

    ●    結論

   以大小、特性和有關團體的功能在內而言,政府機構和第三類民間團體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民間志願團體有不同的目標:支持者、提供照顧服務者、督導者、遊說者、訓練者輔導者、革新者等不同目標;他們旨在補充政府忽視和做不到的地方,他們強力支持那些意欲影響政府政策和政策策劃者的市民參予國事論壇,非營利的民間慈善團體在效率欠佳的政府和社會利益團體個人之間,是最佳的緩衝器。

民間慈善團體非常依賴政府的經費,這種不確定關係,危及他們的穩定,尤其在經濟不景氣時,特別需要他們的協助,他們獨立自主的要求,和政府的負責任必備條件互相衝突。因此非營利團體的組織完整性會受到威脅,如果他們的繼續存在是依賴政府經費,他們就無法置喙都市更新和單身房屋被拆毀。

   政府和民間慈善團體都有缺點,如果地方採取的措施佳,但是不一定有最好的解決方法。非營利民間慈善組織不大,依賴低薪資的員工和非專業的志工,靠微薄捐款為生,大部分的這些民間組織花很多時間募款和申請政府補助,實際上,這些民間團體在特殊情形下可代替政府,但是他們很少得到政府的經費,他們提供的服務也只限於孤注一擲效率差和臨時性而已。

   某些民間慈善團體根本沒有效果,有的致力於早已落伍的問題,有的僅是為了滿足他們組織上司的需要而存在,有的在同樣的領域裡--爭取經費,而互相競爭,拒絕合作和團結服務,結果造成重疊、混亂和沒有效率,因為這種動機和事情的複雜糾結,民間慈善團體的活動會使應該解決的問題變的更不易解決,當政府經費不易獲得時,抱怨審核申請作業單位不公平的聲音,不絕於耳,當提供協助的民間團體決定只有某些人才可以獲得生活津貼或收容安置時,有人就會控告他們「偏心」,實際上這是因為經費不足,他們不得不如此做,但是發生了誰有權決定?應該用什麼標準決定?最後的結果是什麼的諸多問題。

   儘管有這些缺點,因為政府機構和民間慈善團體的革新措施,結果產生了很多有效的計劃,第十一章將詳細探討這些成果。

 

 

 

 

 

 

 

第十一章  機會的建造

 

解決遊民問題的革新措施

「房屋和相關的問題一直都被嚴重的忽視;如果每次只用新的方法取代舊的方法,而不觸及問題的核心,所有努力都沒有用。」

                                                                   伊莉沙白‧丹比,(一九八九)

       如果某些措施不能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時,只要能夠查清他們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也有所幫助。本文探討三國處理遊民的措施係根據和中央地方政府官員、民間慈善組織代表、社區團體和籌劃協助遊民方案參予人面對面訪問的結果。

       因為選擇了很多措施案做參考研究,是以不能用單一的標準來評估它們,由於研究遊民有關的問題,因為不同的種族人口而有差異。是以挑選直接與遊民有關的特殊族群(監獄假釋犯、年輕遊民)、個別問題(AIDS愛滋疾病)、民眾自立運動(通常包含政府和民間團體合作之努力)等做研究的標的。

       我們探討的措施包括短期和長期,但是多數為短期措施,原因是他們的未來不甚樂觀,許多只能取得政府短期經費的民間慈善團體、其特質是很快被取代、運作時間短;所有這些因素影響了措施的範圍和目的。有些民間慈善團體只處理緊急問題,缺乏時間和資源達成長期協助的目的,類似提供永久固定居所是一向忠實承諾,政府因未來經費不足和民間團體組織不確定會變質,而無法做出這種承諾。

       措施的完整和周詳是選擇評估的重要標準。過去很多立意良好的政府官員和民間慈善團體為遊民作了無數好事,他們的方法培養出依賴和敵意,本文研究的重心是自立和自我管理的措施,這種措施促使人們策劃自己的房屋補助及相關問題並且有能力掌管自己的命運。由此看來,處理遊民問題將取的措施之成功,在於遊民能獲得多少權力及能力處理自己的問題。這包括經濟權力(有權接近資訊和提供經費、物資和社福的機構)、政治權力(有權管制政府的措施和有權做決定,並經由政治影響力有權表示自己的意見,有權使政府官員重視自己的問題),和個人權力(涉及的遊民個人有權處理和自己有關的措施)。

       另外一個評估措施好壞的方法,是採取措施的範圍夠不夠周全,很多遊民同時有很多問題,在他們能夠處理房屋和就業之前,需要心理輔導醫療等支援,使社會服務與房屋補助就業連接在一起的措施最受歡迎,因為人們的需要隨著環境不同而改變,是以要考慮適應力。最後要特別注意,排除目前取代收容所和其它臨時安置的措施。

       儘管三個國家碰到的問題很複雜,而且每個國家政府官員處理問題不同之態度但是仍然達成了很多革新措施,尤其是民間慈善團體改進了很多,民間團體將在下章詳細討論文。

       ●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革新範例

       資訊及支援中心

       權利、控制、資訊和取得社福資格等概念,都彼此息息相關。遊民必須從眾多機構中,有能力挑選出適合自已需要的機構。在英國每個城市都有市民服務中心和房屋資訊服務處,它們提供詳細的社福資訊和服務,通常這些機構位於提供市民就業、社會救濟金和交涉地方代表等的同一社區。

       一般說來,最著名的民間慈善團體是全國支援遊民運動的收容安置中心,自從一九六○年起,此團體就在倫敦及其他城市運作,每年接受的申請有六萬二千件,它在執行研究和爭取房屋補助上獲得很好的口碑,並且是遊民最好的代言人。

       在倫敦市,倫敦收容安置中心於一九六九年起設立遊民輔導處,它提供房屋補助和相關問題的資訊,每年處理的案子達二千件,倫敦收容安置中心協助先前被政府拒絕百分之三十的人獲得房屋補助,他們幫助的老人,有半數最後都獲得生活救濟金。

       英國另外一個著名的民間慈善團體是全國精神健康服務處,它專門服務精神病患,此團體提供專業訓練給離開公家醫院的精神病人,還提供如何籌劃經費、如何選擇病人、如何設計房屋、如何支援服務和病人應有的權利等相關措施。此團體更發起民眾運動,促使大眾認識精神病患也有權享受社會、政治、經濟等福利措施。他們也呼籲把病人送去公家醫院關起來之前,先做好心理輔導的工作。

       美國的民間慈善團體善用新聞媒體,提醒大眾注意平價旅舍和緊急收容所設立的必要性,例如低收入戶房屋補助資訊服務處,因為研究問題有方,是以能說服國會委員會重視遊民房屋和其它問題的需要。

●   教育計劃

英國只有少數機構提供各種訓練計劃協助遊民從收容所遷居至永久固定居所,房屋支援於一九八一年在倫敦南區開始運作,它為臨時收容所的遊民提供教育訓練計劃,為民間慈善團體提供員工訓練,使他們知道如何輔導遊民獲得永久居所,他們每年從事三百人三天的訓練課程,課程包括申請社會救濟金和其它福利的程序、預算和支出控管、家管及建立和其它社區聯絡的管道。

一九八○年全國照顧和犯人再安置協會,參予倫敦北區教育計劃中心,提供監獄假釋犯教育技能訓練,這是在一種居家環境的安排下進行。此中心供應合住公寓,教育治療、並和倫敦北區高等教育學院保持連擊,學院的畢業犯人可透過各區的地方機構及房屋協助處獲得永久居所。

●   訓練計劃

美國各城市的計劃均與協助遊民自立有關,洛杉磯自足計劃係針對特別貧窮的孤苦雙親需要提供協助,這個計劃係由洛杉磯郡社區發展委員會和民間委員會及民間團體合作策劃,洛杉磯郡百分之二十五的有孩子家庭是單親家庭,洛杉磯郡某些地方,有六處以下孩子處於貧窮下的單親家庭佔百分之六十五,自足計劃提供個人就業輔導、生活技能訓練、就業計劃、同時提供幼兒照顧、交通和輔導員給參予人。

洛杉磯市房屋發展局設立格來斯哥家庭建立機制,提供就業訓練、心理輔導,協助遊民獲得永久居所,再為一次的接觸之後,進行數次個人訪問,確保遊民遷居至永久居所。

       英國有些機構為遊民提供訓練課程,並在公家及民間私人團體內安置協助遊民的房屋顧問、個案研究員等。收容安置中心提供的課程有:房屋協助及輔導,社區照顧、關懷愛滋病患、遊民學、輔導就業和房屋補助、移民和遊民、申請房屋補助的經費、大樓檢查、房屋法、青年和遊民、婦女申請房屋權利等。

●   健康計劃

有些遊民無法得到官僚社會局的關懷,有些遊民因為長時間排隊和接待員的粗魯行為而不敢去醫療所看病,由於他們沒有固定的地址,又是來自收容所被人輕視是以得不到好的醫療照顧。

英國現在有數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給沒有固定地址的遊民倫敦東區遊民健康服務中心,在政府的補助下,鼓勵遊民去診所登記看病,此健康中心並在地方政府設立的臨時收容所、家庭收容所和平價旅舍內安置專業醫師。對遊民的醫療服務稍微進步了一點兒,因為遊民個人和醫療人員之間的障礙不易既刻克服,倫敦數個區的移民集中地現在也有健康服務,而且在移民區內還有少數族裔醫療服務。

加拿大多倫多市的護理人員照顧遊民的健康,他們知名為街頭健康服務〈男人〉和街頭天堂(女人),他們的經費來自政府,是以能接續街頭的醫療工作。美國的波士頓、芝加哥、費域和華盛頓等城市也仿照多倫多市,設立活動醫療團隊照顧遊民,這個團隊包括醫師、護士、社工和心理醫師等。

全國遊民健康服務計劃係根據每個社區必需有健康服務中心的理念,一九八六年開始在美國十九個城市運作,此計劃的主旨在決定所有的提案必須來自遊民、市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健康服務中心同心合意的溝通,每個健康服務中心的醫療團隊至少有一名專業醫師、護士和社工員,而且每個健康服務中心除了提供醫療服務,還要協助遊民去其它社會服務處獲得就業資訊、衣物、收容安置、殘障津貼、失業救濟金、醫療卡、食物郵票等。收容所、簡易餐廳、宣教團、鄰舍服務中心和戒毒所都可看到醫護人員在現場販務。

社改家簡姆斯、懷特和伊林諾、威伯對此計劃大加讚美、認為它的成功是因為以社區健康服務為基礎的理念,醫療團隊的奉獻和採取的積極周詳策略,再加上遊民本身就是擴大關懷服務的最佳宣導,於是成就了這項了不起的工作,他們二人的結論是:「這套健康服務最厲害的是;他使都市貧窮的人都能得到醫療照顧,這在從前是不可能的事,窮人一向都被社會大眾忽視甚至於遺忘了。」

●   戒毒措施

一九七○年倫敦西區成立了亨格弗德日間戒毒企劃中心。但是在一九七八年放棄此企劃,開始從事輔導和擴展開關懷服務的工作,這也市首次英國的戒毒工作走上街頭。亨格弗德戒毒服務隊為不願去傳統的診所就醫的吸毒者,提供電話諮商、隨來隨看戒毒服務、戒毒輔導擴展關懷服務。一年之內這個戒毒服務團隊和一千名吸毒者有四千次的輔導。

應用地方診所看病的人,三分之二為男人;但是在擴大救助遊民服務裏,到診所看病的人百分之八十五為婦女,而且大部分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因為他們缺乏地方固定地址,以致無法申請社會福利,亨格弗德戒毒中心是全國最大轉捩點民間慈善組織的工作伙伴,他們共同提供戒毒戒酒和精神治療服務給有問題的遊民,轉捩點民間慈善團體成立於一九六四年,在美國全地有五十個分處,一百六十位員工,他們提供長期濫用毒品吸毒者在地復健、日間照顧中心,並輔導酗酒吸毒者的家庭、同事及其友人,轉捩點民間團體備有支援個人獨立權宜措施,幫助遊民完成治療輔導後,能夠自己獨立生活,最近輔導服務透過語言溝通擴展至倫敦掃斯爾區的少數族群。

●   愛滋病

       遊民很容易感染上愛滋病,當他們患有愛滋病的事,不小心曝光,他們的房屋也沒有了,紐約市愛滋病治療中心,建立了兩種措施,俾維持一個支援性的服務團隊、永久居所和個人安全,貝里診所有四十四位在地服務的團隊,他們提供周詳的現場服務、包括護理和醫藥治療,又擴大到娛樂和輔導,工作團隊員工和患病遊民的比例為1比1,如此就可以達到二十四小時的服務,申請愛滋病治療的資格:必需是遊民、診斷為愛滋病患者並且可以申請社會生活扶助。

       支援興建房屋公寓計劃的第二個提案,在各地提供十四個單身公寓和六個家庭房屋單位,一個六人機動小組隨同在側。社區居民均贊助這種措施,因為它有良好的防治設施,促使病人獨立和社區參與感,同好又能保護愛滋病患者。

       少數城市的愛滋病治療中心就在治療中心本身提供多種不同之服務,弗羅里達州的弗特、梅耶爾愛滋病防治中心,除了治療愛滋病,這也提供房屋申請、食物補助、衣物、醫療服務及生活費津貼、又提供一間社區研習會、愛滋病患者支援會、學生防治愛滋病研討會的教育會館,由李郡愛滋病工作團隊負責的治療中心,是由政府和民間團體合作設立,其經費大部來自區域醫院,因為這間診所可以使愛滋病早點得到治療,早點得到適當的護理照顧,大量減少在醫院治病的時間,由於許多愛滋病人是窮人,需要公家醫院出很多醫藥費,是以醫院希望他們在診所就醫而不願他們到醫院治療。

       ●   青年輔導措施

       許多年輕人在街上流浪,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他們的父母趕他們出來,不准他們回去,他們有的是家暴犧牲品、有的剛從監獄出來、有的剛離開寄養家庭無處可去,除非他們有孩子,或是精神病患、或是殘障生病、否則沒有資格申請公家房屋。因為他們有些人從事販毒、性交易、曝露在危險的生活裏,是以紐約、多倫多和許多其它的城市成立了契約收容所,這裡提供流動性擴展服務,臨時收容安置和專門收容21歲以下的青少年旅舍,這些措施旨在引導青少年去戒毒中心戒毒復建,協助他們就業和技能訓練。青年人裏有不少是遊民,因為保釋官和其它收容安置中心的負責人要求他們必須有保護人和調停人才會收容他們,於是韓茲渥爾斯青年人照顧委員會於一九八一年,在(英國)伯明罕市中心成立「非裔青年罪犯」中途之家,提供輔導和支援服務,確保年輕人離開監獄後,有地方住、有健保、有生活津貼和就業技能訓練等福利。

       有些英國的社會工作者專門服務青年,例如萬花筒青年社區工作坊,設有一個全時間收容中心,在倫敦西南區設有平價宿舍和醫療教育中心,特別照顧有吸毒問題的青少年,倫敦市中心的地方政府(根據一九八七年兒童法案)成立了擴展服務組織,關懷照顧因戰爭或饑荒落難的孤兒青年。

       ●   婦女輔導措施

       婦女常被視為隱藏性遊民,他們是受虐者,生活在暴力陰影下,時常從一個收容所搬到另外一個收容所,特別是單親母親因為收入微薄而沒有更好的地方去,因為婦女收留所和中途之家數量太少,是以婦女團體在沒有州政府援助下,負起照顧這些婦女的責任,這些團體提供輔導引介、為受虐婦女和她們的孩子設置救濟院收容她們。

       倫敦市有幾區行政中心成立了婦女單位協助房屋補助、社會福利和健保等服務。然而英國在處理婦女問題和日益增加的婦女遊民問題上,大大落後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國,加拿大和美國的許多大城市都有婦女救濟院和收容受虐婦女的中途之眾和過渡期收容所,它們都和社區及社會福利措施保持良好連繫。

 

●   婦女和兒童的過渡時期居所

波士頓市的婦女房屋和經濟發展機構設立了過渡時期收容所,因為婦女離開了收容所,在外面找不到合適的地方住,是以過渡期收容所有成立的必要。

一九八六年史普拉格報導:離開收容所的婦女,需要時間、空間和幫助才能達到自立的目的,是以她們必須住在過渡期收容所以便實現自己的心願。她們在住進過渡期收容所之前,先和收容所的負責人或經理簽約,合約上註明每個申請人的真正目標,和達成目標所需的時間。

對受虐婦女而言,過渡期收容所非常適合她們,很多受虐婦女從來沒在外面工作過;她們需要別人協助自立和就業,同時等候分發固定居所。她們的孩子也需要支援俾能調整自己。這種安排對離開監獄的人(百分之七十是單親媽媽)、對戒毒戒酒的人、對殘障的人、對寡婦、老年婦女、對青少年父母、對必需適應新社區的孤獨雙親而言,都非常有效。

有些婦女被迫離家時,身上沒有穿什麼衣服,因此她們需要有人幫助她們重新站起來,除了需要固定居所外,她們需要兒童照顧、兒童生長發展計劃,生活安排、就業輔導和職業訓練等服務,此外需要引介健康、社福、就業和社區等機構。有些過渡期收容所提供生活必需品:例如房租保證金和傢俱,儲蓄週轉金等使她們能承租公寓,過渡期收容所的好處是,提供一個安定的環境、周詳的支援措施,對於參加有關自己未來會議的住戶,給予關懷和同情。

●   支援收容所

加拿大有很多的支援收容所,由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在政府經援下逐漸發展成立。這種收容所有的是過渡期居所,有的是永久居所,就在居住的收容所內,就有多種福利支援服務,大多數的住戶自己決定住宿規則和選擇新住戶。

例子之一是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經援哈里發克斯市的婦女收容安置協會,有在為單身婦女提供自立生活輔導,這幢大樓有十五個單位,面積四百四十平方呎,每個單位有一個小廚房、客廳、臥室、陽台和小花園,還有公用的洗衣間和公共設施。並安置一位全職員工輔導住戶,廣告一出,這幢大樓在兩星期之內全部住滿。婦女保護團體認為這種安排最好由政府直接發展,婦女保護團體聲稱她們了解住戶,而且他們早就認識這些住戶。當他們策劃一項措施時,他們一定會考慮到未來的住戶:「必須有選擇性和參加性這兩種要素,必須是雙方都可溝通的會話。」

這種志工服務在過去被批為溫情主義,教會設立的婦女收容所要求申請人「保證參加」聚會,才准住進來,因為婦女保護團體對這些問題非常注意,這些教會逐漸放鬆,允許住戶自己管理自己。有些社區批評這些婦女保護團體;不應該把集合式住屋和中途之家設立在什麼都不知道的鄰居的附近,因為這種反對,同時許多婦女需要永久居所,因而許多房屋支援計劃為單親家庭設計小型、永久居所,這種小型住宅正好迎合附近鄰居的口味。

●   婦女和兒童的永久居所

有些婦女需要穩定的永久租賃房屋,而且最好交通方便,附近就有日間兒童托兒所、就業輔導中心、健康社福中心等,有些民間團體從事自己的房屋分配安排,一九八○年代早期羅德島婦女發展協會為低收入婦女和兒童籌到興建三百戶租賃房屋,此團體開發了一套新的房屋設計方案,他們允許未來的住戶直接參與設計、建築和管理自己的房屋。一九八○年代後期的住戶調查報告指出,這項創新房屋建設措施贏得所有住戶的好評。

●   殘障人的福利措施

有很多殘障人可以獨立生活,但是因為缺乏適當的福利措施和房屋而無法達成心願。只要在房屋設計上稍微變動,使輪椅自由通行,並提供家宅服務,因為專業人士時不合作及慈善團體的偏見,殘障人士在全美成立了自已的獨立生活中心(後來在英國),這些是地方性而不是當地居民組成的機構,為殘障人士提供各科資訊、輔導、殘障人居住的房屋、特殊廣告設計、個人協助和交通工具。

●   以家庭為基礎的支援計劃

以社區居家照顧服務為基礎的觀念逐漸取代了以前由大型醫院監獄機制式收容的觀念。一九七九年奎北克市的弗蘭西斯-卡隆中心開始經營小型公寓和家庭式集合住戶的照顧中心,在六千分處收容安置殘障人、包括血友病患者和腦性小兒麻痺患者,他們大部份直接來自醫院,支援的服務有24小時提供膳食、居家清潔和洗澡,社福和護衛等,照顧期為四-六個月,幫助住戶從過渡期成為正式獨立住戶。經費來自房租補助計劃,社區居家照顧團隊包括一位社工、一位護士、一位精神病醫師和一位心理分析師。

奎北克省設立的奎北克房屋補助中心在房屋補助政策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它放寬房屋補助申請資格,使殘障人士受惠,它經援房屋改建使輪椅能通過;它調整標準,因此所有的補助房屋都能配合殘障人的需求,經過十年的努力,整個花費只有政府機制式收容的一半,結果雖然令人鼓舞,但是奎北克政府仍願花六倍的經費從事機制式大型醫院監獄收容,而不願支持社區居家照顧的措施。

●   合作蓋屋和都市住宅區

英國東北部的吉羅斯可普建築商的例子,顯示出合作蓋屋的好處和難處。一群占據公地住在街頭的青年遊民,合夥發展自己的住屋,他們都失業,組成了「勞工合夥」公司,購買重建市府內的梯形維多利亞大樓,每個人都有一間臥室,大家分享所有公共設施、共同做雜務和分擔花費,公司內的每一個人都工作,重建房屋、拆毀舊屋再翻新附合現代標準、屋頂有防漏設施、改建浴室、丟棄腐蝕的牆板和塑膠板、裝設中央暖氣和熱水並換置老舊的磚壁。

這間合夥公司完成每個人都有房屋住的心願,現在他們把蓋好九成的重建屋租給低收入戶(一個房屋平均住五個人),由他們完成房屋最後一成的興建,他們再用這些完全完工的重建屋作為低押品,再去買其它的房屋,當他們慶賀自己成功的同時,合夥公司的成員承認,分享建屋是一種混合的喜樂,雖然嗅不出社區居家的氣氛,但是這種居住方式使他們一起分擔帳單、並被迫學會和他人和氣相處,這些在收容所、平價旅舍和臨時青年招待所都學不到。

吉羅斯可普建築公司的創造人承認他們的經費不夠,每一個房屋的支出都大於獲利,是以藉著捐款、政府補助款和延遲付款彌補差額,他們指出他們的公司只是小型建商-無法在倫敦高價區做任何事-但是他們相信他們的作法可以在英國其它城市價值在一萬二千英磅以下的毀壞舊屋,創造出不錯的利潤。此外,吉羅斯可普建築公司的作法可為窮人帶來工作機會,教導他們建構工程、公司會計技能、重建舊屋並提供收容所安置青年遊民。

美國很多城市也在進行類似的知名為重建都市舊屋計劃,紐約市東街下區進行翻修廢棄的房屋,芝加哥市雷克弗蘭單身公寓建商重建舊的公寓、波士頓市建商合作翻修大樓、人民家園建商計畫全部重建巴爾的摩市的五千八百幢空屋。

美國各大城市企業基金會和地方創新支援協會等大型建商正開發其它翻修和興建家宅計劃。企業基金會創立於一九八一年,採取和社區團體合夥蓋屋,幫助他們得到平價房屋、從地方生意人獲得經費並設立就業輔導中心,來自福特基金會和其它銀行保險業的經費成立了地方創新支援協會,它在三十一個城市從事重建舊屋的工作。每一個城市的地方創新支援協會在當地籌募捐款,這相當於全國保險金的組織,募款用來經援民宅、商業、工業社區重建工程,地方創新支援協會透過芝加哥房屋合夥公司運作,由地方創新支援協會(支援建屋資本和低利貸款)私人借款(長期借貸)和芝加哥市府房屋發展局(第二順位低押)提供經費,重建房屋附近的鄰居提供建築工人。

●   合住房屋

為了避免流離失所變成遊民,特別是老人,因此形成了正式的房屋合住安排,這可以使大家分擔家事和減少花費。合住房屋來自個人安排、社會局機構協助、集體或集合式住宅住戶的要求,房屋建商必須負責房屋維修和管理的工作。合住房屋使低收入戶有機會可以把房間分租,老人可以在自己家裡得到社會照顧,有些人提供服務以交換食宿,如此可使老人留在家裏,而不至於被送去公家老人院,這增加利用現有家居服務的機會,同時降低政府在護理養育所和醫護所照顧的支出,合住房屋的孤獨老人夫婦以交換其它服務而得到日間照顧。

合住房屋仍有問題,因為許多願意參加的人,抱有不實際的期望或對合住感到不安,是以退出的人很多,安排合住僅是短期,而且不易找到願意照顧生病的老人的人,老人合住可能違反了他們隱私權和自立的傳統觀念。

●   永久保有房屋

許多收容安置措施促成提供永久收容安置的平價房屋和永遠保有平價房屋,這些措施有包括:出租房間寄宿舍、短期租賃房屋、重建現存私人房屋。有幾個組織興建單身公寓或翻修現存舊屋,奧勒崗州波特蘭市的朋塞德社區委員會用基金募款購買和重建單身公寓,經過五年這個團體掌控了市區百分之四十的單身公寓和房間出租寄宿舍,他們改善這些房屋、降低房租。結果影響其它的房東都模仿他們的做法,波特蘭市的成功,促使洛杉磯市支出一千九百二十萬元改良單身公寓。

紐約市的一個非營利建築公司買下一個貧民區貧民住的旅舍,在得到州政府補助款後重建這間旅舍,完工後的建築物,包括只限單身成人住的四十間單身房間,、二十個緊急收容單位安置有孩子的遊民家庭,另外不在同一大樓的邊間建築有十五個單位,收容需要監管的精神病患,這裏的住戶分擔房屋維修費,紐約州精神健康部內提供部份經費,這個團體是為獲得長期經費的範例企業合作。

在聖地牙哥市,政府經費、章程修改、毀壞延期償付等被用來確保現有單身公寓重建,章程經修改過後,使小型單身公寓得以存留,此種改變加上低息市府借款,使得建商在新的重建的大樓內為單身房間租賃公寓增加個人臥室、公用客廳和浴盥室,在市中心商業區興建單身房間租賃公寓困難重重,因為大部份的建築物為私人所有,房間面積從八十平方呎到二百平方呎,房租則於每月三百美元到六百美元,後來因為有市府的補助,市府規定百分之二十的房間房租每月二百六十五美元,提供給低收入戶住。

在多倫多市,一群單身遊民和他們的支持者於一九八三年中期組成了一個非營利性房屋建築公司,名為「家為第一」的團體,從事開發新的單身房間租賃公寓,他們在市區興建了一座十一層的房間出租寄宿舍大樓,包含七十七間個人臥室,每層樓有二個單位,每個單位有兩個或三個浴室,一個廚房,一個客廳,四五間臥室和公用地,每層樓層是獨立的一戶,有自己的室規,每層樓有自己的鑰匙,只有從一樓坐電梯才可以上來,是項工程企劃的經費來自聯邦、州和市府,企劃內容並包括和十個提供住戶現場輔導服務的社會機構串連合作,因此限制住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付房租俾「深度補助」這項企劃;這意味住戶領的社會生活津貼支票的四分之一被用來支付房租,是項企劃以「便民管理」模式運作,參加此項企劃的住戶,百分之四十擔任大樓管理的工作,還有部份負責賑濟的工作,還有部份負責租約裏的大樓規則解說和選擇適合的住戶、「家為第一」建築公司的前任執行長比爾、波斯渥士說:「如果我們認定遊民是特別無能的人,然後設計一套使他們更無能的收容安置措施。…..社區團體互動是把社會資源和企劃合拼最好的模式,這樣就可以把收容所變成家。」

多倫多市也發展類似的房屋建築計劃,旨在收容那些「難以安置」的遊民。一九八○年中期,聖徒教會和弗來德威克特宣教團關閉所有的緊急收容所,改建大量的永久收費安置的平價房屋俾安置遊民。收容懷孕青少年和有孩子的單親媽媽的潔西救濟院和非營利建商團體,為低收入戶單親媽媽蓋永久收容的家屋,自從一九七七年起,郝斯林克建商為心理病患蓋集合式房屋,住戶可參加開會決定房屋、維修和設計。

●   住戶參與房屋設計和管理

遊民都習慣他人為他們設想做決定,將來評價房屋的住戶的遊民根本無法參與房屋的設計:他們很多人都是過渡期收容所的住戶、有些人不易和他人相處,還有些人沒有和團體工作的經驗,此外,政府為達到快速完工和解決大量的紙上作業,並不鼓勵遊民參與房屋企劃。

但是經驗顯示,如果允許遊民參與房屋設計和經營永久收容安置的房屋,許多遊民會迅既從過渡期收容所變成永久收容安置。一定要有一群熱心富有使命感的社區團體人士,從收容所、簡易餐廳和殘障人士裏召募志工共同服務社區的遊民和弱勢族群,包括建築家和設計家在內的專業人士,必須接受容忍他人的意見,而不堅持自己的意見,政府官員必須給予足夠的時間和彈性使這種過程能實現,政府的政策必須維持一貫性,審核標準經常變動,凡是不合格的人都不能用。

雖然有這麼多困難,仍然開發了許多房屋企劃案,而且未來的住戶都可參予設計、籌劃和管理。專為加拿大原住民蓋房子的英紐特非營利房屋建設公司,自從一九七○年代起就允許原住民住戶參予房屋的設計,此項企劃雖然花了兩年多時間完成,但是相當成功,因為住戶參預房屋興建過程,而且為自己的房屋甘心負責房屋維修。

加拿大原住民委員會和加拿大房屋抵押公司在都市原住民房屋計劃下,合夥為來都市就業的原住民蓋了一千幢房屋。原住民團體組成八十個非營利房屋建設公司,在加拿大房屋抵押和房屋建設公司合作下,為低收入戶和老人蓋平價房屋,原住民負責工程和企劃管理。

在溫哥華市的貧民區裏,於一九七三年成立市中心東區居民協會,目的在保護社區和房屋,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靠微薄社會生活補助維生,百分之八十是男人,半數是殘障人,平均年齡為五十七,因為英屬哥倫比亞沒有立法保護低收入租賃戶,這些人在沒有通知或任何原因下會被逐出;而且房東隨時可以提高房租,房東可以隨時沒收他們的東西,一九八六年的世界博覽會建築工程就發生過這種事情,七百五十位靠社會生活補助津貼維生的人,就被趕出去。

市中心東區居民協會的會員決定興建自己的永久居所,以便保護他們的租賃權益。此協會的執行長吉姆、格林施說:欲住在這個永久房屋的人,必須是房屋企劃的會員,而直接參予企劃的實現。並指出,這個過程幫助個人發展出應付世界的能力。

「我們做的事,是創造房屋建築的機會,使人們透過蓋房子得到重要的機會,自己設計和管理自己的房屋,在這種穩定的氣氛下,有助人們培養自尊並且知道自己的能力在那裡,因此他們學會如何與人們相處,如何戰勝失敗。」

●   保存現有的房屋

短期居住的居所為設有房子的人,提供長期租賃的可能,在英國有七十五萬幢空屋,廣泛應用這種方法,為沒有房子的人尋求短期居住,居住權得自房屋所有人同意的1~5年的租賃期。這些屋主通常是地方政府、房屋建築協會或如英國鐵路商的大型企業。由房屋建築協會或大型企業取得房屋使用權或租賃權,他們負責房屋維修和管理,房屋的住戶大部份是遊民,他們只需付少數租金,有許多組織團體專門收容安置婦女、少數族群和離開公家醫院、監獄的人。他們可以住在這些空的房屋,直到房屋被拆或重建,雖然不能永遠住在這裏,但是短期的居住,提供居住的穩定,特別是房東看出房客小心的維護房屋時,會自動延長租賃契約。

如果能夠保有現存的房屋,遊民將來就可以獲得永久居住的房屋。英國的維修整頓公司,計劃幫助擁有房屋的老人,因為他們的房屋毀損破舊,如果不施以援手,返些老人恐怕會變成遊民,房屋所有人無能力也沒有錢修理房屋。金融機構貸款和地方政府的房屋補助款則提供修屋經費。如此這些老人在沒有給公家壓力下,保住自己的房屋,而不會被送去公家老人院。安可房屋信托公司著名的整頓維修計劃-斯特因普特有三十四個據點,在過去十年間幫助的老人數目為貳萬五千名,半數年齡七十五歲以上,半數為單身,四分之三的人健康不佳,半數的人是低收入戶,百分之四十人的房屋興建於一九一九年,需要大工程的維修。

●   收容所的房屋

安可房屋信托公司也提供房屋做收容所,這種安置老人的收容所在英國很普遍。這家公司在二萬一千間收容所裡收容了二萬四千名租戶,這種收容所通常有三十個單位,是一層樓層的輪廓,有公用設施,一個中央廚房、一個餐廳、警鈴和住戶警衛。每個單位是一房一廳,大約四分之三的住戶為婦女、三分之二的住戶收入為貧戶(一九九二年每星期收入低於八十英磅),她們都依賴政府的社會生活補助津貼維生。

●   自助房屋

最後的一種房屋是自助房屋,有很多人開始注意這種房屋,因為對有些意欲獨立住的遊民而言,這是幫助他們最好的方法。住戶以企業合作方式蓋自己的房子,倫敦市蘭姆貝斯區、加拿大鄉村房舍和美國城市的重建舊屋、都有自助房屋。有些參予蓋房子的遊民,學到這行生意,結果變成成功的工程承包商。除了民間慈善團體的大力協助,自立自助來自於很多資源的捐款才能達成,這些經費包括政府補助款、個人捐款等。大型公司、基金會對等基金、土地捐贈者因捐助皆可得到節稅優惠,政府和私人團體提供技術支援,藉著多方面的合作援助,自助房屋於是完成。

英國的社區房屋興建,包括部分自助屋,靠失業救濟金維生的年輕人,集中他們所有的資源,興建或重建自己房屋,蘭貝斯社區的成功,使得渥爾特、史格爾信託公司仿傚之,發起全國宣導,複製自助屋。在全國開課教授房屋建築,提供技術支援、如何從建設公司和房屋興建工業獲得經費供給的承諾。

美國阿帕拉契的低收入家庭和部落原住民發起鄉村自助屋的運動,肯塔基山區房屋發展公司是教會、政府機構和私人團體合作的產物,他們從一九七三年起,開始在阿帕拉契鄉間蓋自助屋,目的在幫助遊民;窮人、失業者。經費來自參予房屋興建每戶的家庭生活準備金、美國農夫家庭行政機構和肯塔基山區房屋發展公司。肯塔基山區房屋公司的經費只是州政府補助此區域款項的一半。

一九七一年成立的非營利組織-猶他那瓦合發展委員會為那瓦合印地安人在保留地蓋房子,此機構為兒童和成人提供教育課程和職業訓練,同時設有診療所和收容所。一年之內的好間裏,此機構完成了三十多幢新房屋,因為房屋是蓋在保留地內,所以土地的取得不用花錢,每幢房屋面積為九百六千平方呎(二十九坪)有兩三間臥室。建設這些房屋的經費全部來自猶他那瓦合發展協會,他們藉著礦產和販售生畜獲得經費,原住民委員會用存款成立職業訓練班,使得每個家庭受過訓練之後,可以親身參予房屋興建。

美國很多自助屋由私人團體贊助,例如企業基金會就蓋六千幢平價房屋,是項建築工程為一萬名低收入居民帶來就業機會。這包括緬因州鄉村的新平價房屋,卡塔農加和克利夫蘭的重建舊屋。

有些承租戶自己設計自助屋,旨在改良多重家庭建築屋,目的在阻止遊民的產生;其中之一,就是在匹兹堡市,重修了一幢有二百七十間單人房的大樓。因為市內貧民區有上百畝廢棄房屋,所以有很大的改建空間。在費城北部就有一萬間空屋,另外在紐約市的哈林黑人社區,房東丟棄不要的空屋,被居民合作經營的建設公司改建為自助屋,住戶大部份是年老婦女。

在加拿大自助屋建築占了所有新建築的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是居民自己完成改建,在沿海諸州(紐瓦斯可帝亞、紐布朗斯威克、艾德華王子半島、紐方蘭和拉布拉多等州)有一半的房屋是家庭住宅區,百分之六十的單親住宅是由自助勞力完成,以下將詳述自助屋的始末。

肯普布里頓勞工發展公司成立了房屋週轉建設基金,為會員募集資金興建新屋,當新屋完成之後,買新屋人的付款進入基金,俾支援興建更多的新屋,興建的新屋非繁複奢侈型,技術不純熟的親戚朋友可以蓋自己的房子。通常這種房屋是一層樓層的小屋,利用標準的四呎乘八呎的建築材料(牆壁板、外邊牆板、四呎乘八呎的內牆板;裝飾板預先割好,以便配合八呎高的牆壁),房屋雖然不複雜,但是配合住屋者的需求和期望,它們也通過地方政府的建築規章並符合社區建築工程標準。

細瓦斯可帝亞州的小屋,大部份由農夫蓋成,它們以前住在廢棄的公車或破爛小屋內。民眾運動領袖希爾、賀姆斯設立預算機制、維修內部和建築方法,結果五十三個家庭以標準二十二呎乘二十六呎的模式,完成自己蓋的新屋。州政府提供經費、聯邦政府提供職業訓練,家庭以每月三百五十元承租新屋,這些是將來購屋的折扣。

多倫多市的遊民城市的房屋建築計劃,於一九八八年-八九年的冬季開始重建一座郵局廢棄倉庫,由多倫多市政府提供三萬元,安大略州社區發展部提供六十萬元經費完成重建工程,重建屋收容了七十二位男性和婦女遊民,這幢建築有小型面對內街的單人房(八呎乘十二呎),每個房間有一張床、一張椅子、一個衣櫃和一個小冰箱。住戶組成一個仲裁委員會、自己經營商店、銀行、並合作房屋的維修。

雖然自助屋很流行,特別在加拿大鄉間和沿海諸州,但是對城市市特別需要房屋的人就行不通,因為都市土地和建築材料昂貴,房屋建築和區域劃分的阻礙,地主和政府管員的保守態度等都使自助屋無法在都市發展。發展自助屋需要政府的經費、技術支援、建築規章和土地取得的指導。

自助屋的益處是房屋價格不貴、促進社區經濟發展、培養社區創新主動和加強社區合作發展。此外因為蓋房子的人動用生活準備金為建屋經費,是以不會發生欠債的問題,而且還可以幫助他們應付經濟不景氣。這種過程加上經費充裕,可以使他們免於房屋完工期的限制。他們很多人全職工作,在工餘時蓋房子,利用互相交易,請求專業親友協助蓋屋。

自助屋耗時又需要長期的毅力、策劃、專業管理和耐心,有些發起自助屋的人在沒有建築技能、沒有適當的監督下,蓋好的房子就不會很好。要得到合適夠用的土地、足夠的建築經費和政府肯定的批准不是容易的事。自助屋蓋屋人談及的困難有:經濟情況、經援條件、政府計劃、氣候之改變和原住戶反對興建低價屋等,還有公家土地機構和政府官員擔心自助屋會出問題。自助屋的發展標準是一個問題,這些標準是全國性,與地方情況、建築材料和執行無關。

自助屋易於在鄉間發展、因為鄉間土地較便宜、四周鄰居都熟悉、很多居民都懂建築工程並且習慣以物易物的交易行為,政府規章和執行較寬鬆。在城市裡,自助屋運作面對重大阻礙而且還要接受官僚政府的嚴格考險,此外,在都市興建自助屋難覓理想地點,英國和美國的少數地方政府把廢棄房屋交給地方團體負責重建,哈洛、瑪可斯和史密斯三位專家指出,這種機會顯示出一劍雙刃的利害:「這種機會能真正考驗居民的合作整合和行動能力,但是窮人可以利用這種機會,為自己蓋房子,經營自已的小屋成為城市內區的一塊保留地。」

 

●   結論

從美國的經驗可看出,重要的創新政策是經由政府和民間志願團體合作產生的,提供經援的基金會在美國處理遊民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加拿大和美國都發展自助屋、小型過渡期居所和收容婦女的集合式房屋。部分房屋政策呈現不錯的效果,因為它歡迎居民參予策劃和藉由管理便利和親自經營,加拿大社會福利房屋的發展和美國非營利團體的建屋計劃,顯示出私人和政府合作的益處,由非營利團體和代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團體組成的合作組織,負責供應收容所的重任。

英國的房屋計劃,最初來自民間慈善團體,但是由政府出資協助,確保教育,遊說和支持遊民的重要性,有些計畫成功的整合房屋興建、就業、技能訓練和支援服務在一起,這種協助離開監獄的犯人和低收入單親媽媽等弱勢族群的方法,可以有效防止遊民的產生,說明事先預防措施的確能解決問題。

每一個國家採取的方向都不一樣,就有關遊民的特性和參予策劃的深度、政府和民間團體扮演的角色、用來防止或減少遊民的措施而言,三個國家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結論說明;檢視彼此處理難民問題的經驗,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幫助。本結論也指出,必須了解孕育計畫的歷史、文化和機制的重要性,但是把別人的計劃和措施整個全封不動的搬過來也不妥,必須加以調整修改俾配合各地的不同需求;並且鼓勵遊民參予策劃,同時在評估其它人的經驗後,尋求新的方法解決問題。

 

 

 

 

 

 

第十二章建議

        一九八○年代末期和一九九○年代早期,全球經濟變化造成深度貧窮、在城市裏、區域裏或某些族群裏,衍生出高度失業和房屋嚴重缺乏。任何提議案都是處理這些相關問題,這三個國家的問題因區域、城市、鄰居而不同,因此以社區為基礎,根據地方特性設計的措施最合適,然而因為遊民是全國性問題,聯邦政府必須介入,持續提供經費,確保問題能徹底解決。一般人認為經濟不景氣或個人因素造成遊民產生,但是政府在一九九○年代緊縮經費削減支出,也是不容忽視的原因。政府寧願用納稅錢擴張軍備預算和紓困金融銀行業,期望政府會增加社會福利經費是不可能的事。此外主張政府應提供經費幫助遊民的民間團體人士指出:「我們的政府能做和應該做的範圍、越來越小了。」

       本文的建議在強調自助的重要性及削減臨時性措施的經費,政府的錢應該直接用在自助計劃和非營利民間慈善團體,並且用減稅、擔保品抵押鼓勵私人建商和政府合作,興建平價房屋。

       紐約市市政府在一九九○年代,每年花費二千五百萬美元設立收容所、廉價旅舍,這種「臨時性」措施根本不能解決遊民問題。當床位增加時,更多的遊民進了收容所,這種收容方法,猶如公立機構制式安置,只會造成循環性遊民,增加遊民進出收容所的次數,強調他們的無能並孤立他們於社會之外,他們想脫離這種環境是非常困難的。不把錢花在興建房屋和社會福利,反而付大把錢給廉價旅舍老闆和營利慈善團體,是遊民越來越多的主因。

       用傳統的方法解決遊民問題,需要深度思考,政府和某些慈善機關過去極不願意幫助他們。視遊民為精神病患收容的心態,把街上的流浪的遊民;養成病態、窮鬼、無能的廢物。從這種觀點發展出來的社會救助服務,是彌補從前的錯誤:希望成為弱勢族群的支柱。但是這些經歷流浪壓力的遊民有自己的想法,他們要參予設計自己的房子和規劃自己的未來,大多數情形下,這些遊民和其支援團體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就蓋房子、社區服務和地方而言,他們有權做主。此外,種種政策措施不能僅來自上面,必須容許未來住戶參予設計、計劃和實行。合作或自住房屋應加以發揮擴展,因為這種措施促進遊民、人權保障團體和保守派政府難得的融合一致。

       同時也要想到從事勞力工作的窮人,因為他們瀕臨遊民邊緣的危險,最易受經濟景氣的影響,工作是保障他們能生存的誘因,對於貧窮線下的窮人,工作有其真實和象徵性的重要。補救的措施有:提高最低工資至從前的水準(不再依賴社會生活補助津貼)、提供足夠的醫療保險,給予貸款彌補日間護嬰花費,適當的退稅以提高收入、增加薪資的價值。就業機會如:使市區貧民幫助鄰舍重建舊屋,或參加職業和技能訓練班。但是在全球化的新經濟發展下,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找到工作,例如有孩子的母親,不要強迫她們去工作,反而要勸她們儘量在家陪伴孩子。

       我們必須強調,不要照顧「特別需要族群」。這種措施造成兩種錯誤;第一,政府官員在這種觀念下,傾向把社會服務和補助款,集中援助這些有特殊需要的人,例如身障和精神病患。第二,申請房屋補助和相關社會福利的標準,根據病況、酗酒和吸毒程度而定,政府官員易於以個人行為作為審核標準。

       和前述刻板分類不同的是,有些人們因為貧窮和異類而成為遊民,他們之中有遊民家庭、有孩子的單親媽媽、少數族裔、蹺家青少年和長期失業的人。有些受虐婦女隱藏在黑暗角落、容易受傷害怕被人忘記。是以需要多種不同之社會福利和服務。我們不需要精神病患的收容所安置服務,而是需要支援個人和社區聯絡網的服務、重點是增強他們自助自立的能力。救助措施除了提供房屋外,還要包括支援團體和申請福利的資訊(公共看書館),教育則有職業訓練和就業輔導加上健保和擴展服務業。

       企劃的措施必須能實現和實用,針對社區設計的社會服務,小型而又實用,效果甚佳,例如自助屋永遠不是大型企業,而且有其限制。經費來自助屋永遠不是大型企業,而且有其限制。經費來自政府(用支付緊急收容所的經費)和私人捐助團體,可以廣泛應用這種模式興建自助屋,最適於在鄉間發展,另外一種自助方式;則是用政府部份經費,重建現在的舊屋為市區貧民低收入戶蓋像樣子的房屋。

       永久固定合適的房屋,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就隱私和保有而言,租賃的房屋必須是適於人居及安全;這需要各級政府的合作。房屋面積、房間大小、房屋結構和管理都需要加以注意。政府往往注重大型、官僚式沒有效果的計劃,就自我家庭管理而言,必須有小型及中住戶,他們自定家規,審核租戶、決定自己的方向。對身障和受限於目前收容政策,得不到安置的遊民,他們參予房屋的設計和企劃是很重要的。

       聯邦(中央)政府必須以永續經營的基礎,參予建立有效的策略、輔導策略措施的執行、特別研究如何防止遊民產生的方法。州或省政府必須在興建房屋和提供支援給市政府及非營利組織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參予策劃和執行地方公共政策並和地方私人慈善團體合作,政府各單位應合力提供空地和利用不彰的土地及建築物,興建平價房屋。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馬上辦」協助房屋興建過程,另外採取其它步驟打通房屋興建困境。各市市政府可以放寬建築規章和標準,俾促進單身房間公寓的興建及積極重建現存的舊屋。許多房屋建築規章已落伍,不合時宜,無法配合住戶的需求,結果造成房屋價格昂貴。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北美的房屋面積快速擴大,但是私人建商為戰後歸來的軍人蓋的房子面積不到八百平方呎。要有舒適的房屋給每一個人住,就真的要做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減少房屋的面積,加拿大沿海諸省興建的房屋足以做為借鏡,以現代的標準來講,這些房屋簡單樸實、面積不大,但是自助屋屋主可以接受而且滿意。

       另外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有適於人住的租賃房屋和保護租戶的權利,例如房東慣用的無理逐出「房客令」,地方政府有權制止,以便保護房客。除此之外,在經濟不景氣時,提供緊急協助給房客和房屋所有人,防止被逐出的危險。各市市政府有義務維持單身房間租賃公寓、食宿租賃房屋和其它低收戶房屋的運作,地方政府應該和民間慈善團體合作,確保緊急收容所的遊民能住進集合式家庭房屋和其它適宜的居所。

       不能期望政府負起所有的責任,第三類民間慈善團體可以分擔更多的責任,非營利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已擴展其服務,為遊民弱勢族群興建平價房屋。因為公眾平價房屋和傳統市場提供的房屋,將來會變成遊民的人根本住不進去,是以這些志願慈善團體的幫助很重要。加拿大非營利組織和美國無數的民間慈善團體顯示:他們的發展和經營(政府補助部份經費),適時取代了政府的房屋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彈性轉變。政府機構應鼓勵私人企業加入政府的房屋興建計劃,政府和私人企劃應注意促進房屋興建的雙方合作創新計劃。

       沒有解決遊民問題的萬靈丹,這是一項不會一夜之間消失的複雜問題,然而在怎麼複雜的問題,一定有很多的方法和各方人士會集思廣益,設法解決問題。參予社會服務和提供收容安置的機構,應對遊民有關的問題,願意做長期的承諾,政府官員評估遊民夠住,認為這就是遊民問題獲得改善。反而應注意提供的房屋和服務應合乎下列標準才可以:

‧   妥當照顧社會第五等貧民。

‧   配合:提供的社會服務和房屋,必須配合遊民和全戶人的需要。

‧   便民:政府資訊、健保、社會服務、法律輔助確保權利和反歧視等機構,易於接近。

‧   利民:興建的平價房屋應在最需要的地方。

‧   有效:有足夠的支援措施,解決遊民的需要,但是不能培養他們依賴,應該發揮每個遊民的潛能,使其達到自立。

‧   遊民的權力和自主權:遊民可以在自助屋和其它社區有關問題上,有權表達設計、花費、地點、管理等意見。

‧   產品:善用現有的舊屋,重建翻修維護並增加興建新屋、在房屋型式、價錢、地點和居住移性,都要確保收容所的品質。

‧   公平:在各城市或區域裏,房屋興建分配政策要公平。

‧   安全:確保遊民人身和其財產的安全,更要保護其心志、免於過多規章之束縛,免於暴力或侵擊之恐懼。

‧   預防措施:採取有效的方法,預防遊民之產生。

 

 

 

 

 

 

 

 

 

 

 

 

 

 

 

 

 

第十三章  三國比較和結論

       在本章裏我將詳述三個國家的相同點和差異,我將把本章結論和第一章全書緒論、各章大要串連在一起,在第一章裏論及各國遊民狀況、三國政府和社會不同的觀念、全球經濟轉變的影響、社會和房屋政策的歷史軌跡、個人和社區角色的互補等,我要鄭重聲明;因為我們在個人、社區、社會和國家等事項上不同的觀念,造成對遊民問題不同的反應,這些觀念的不同也就是我們文化和歷史的產品。

       ●   各國對遊民不同反應之比較

       里普塞特說:「只有用比較的透視法,才能了解一個國家。」查理士、哈爾同意這種說法,他表示:每一個國家的比較,可以產生問題,諸如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和發出令人省思的有見識的問題,本文將從語言、文化、政治和經濟貿易各方面,研討三國的同異點,他們在社會歷史上;有很多相同點:大部份美國和加拿大的社會福利制度、健保制度皆模仿英國,但是就文化環境和組織原則而言,他們三國有很大的不同,這也就是他們三國對遊民問題反應不同之原因,此外,本書在第四章西歐諸國處理遊民的經驗裏,探討遊民、移民、就業、種族、貧窮等相互的關連,及其貧困帶給新移民的影響。實際上檢驗了這三個國家之後,發現近幾年這三個國家皆在縮減社會福利經費、賦稅政策倒退、低收入窮人更窮,社會貧富差距更大。

       我認為就這三個國家對國家、社會個人和社區的看法做比較,有助了解三國對遊民不同之反應,英國的反應,係根據長時期的集產主義、堅持福利國家的信念、對政府的順從和尊重人民權利等信念。英國的房屋政策真正的照顧勞工和性別平等,目的在幫助有投票權的勞工階級和維護家庭制度。美國的社會政策仍以照顧黑人為主的種族考慮為優先。社運家里普塞德說:「奴隸和種族主義是美國信仰的離經叛道」,美國都市的貧民窟仍是籠罩著奴隸陰影,影響種族和階,顯而易見造成國家的社會政策X分歧雜亂。加拿大不容忍奴隸制度,一直到現在,國內各種族相處融洽,來自英國屬地的新移民對加拿大情有獨鍾,她的社會政策比美國的平和,甚至最近挑戰政府的權威時有所聞,也後有人批評社會政策。加拿大的社會政策,旨在平均分配社會資源,確保特殊族群例如年長者和低收入者得到照顧,並且創造就業機會。

       英國的經驗,顯示出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政府必須支援興建的平價房屋,民間慈善團體也必須扮演重要角色,儘管有很多創新計劃和提議,英國的經驗仍強調政府參予的重要性。它說明僅提供房屋仍不夠。靠社會生活津貼維生的低收入戶,在沒有政府的補助房屋、經濟不景氣和沒有職業技能訓練下,會生活在黑暗裏,同時沒有就業和自立的希望。社會政策和就業政策不能分開;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主因,在於就業政策,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批評,目前的社會政策定義的工作觀念太狹窄了。在給人工作之前,先要創造出有意義的職業,這樣才能達到長期效果。

       英國近期演變出來的遊民政策,和境況形態及政治密不可分,這種遊民政策反映保守覺執政重心:注重家庭價值、增加房屋擁有人;使其傾向保守覺,並擴大市場機制運作的空間,貶抑控制房屋供應的地方政府的權限。就歐洲的標準而言,英國的福利支出太少,但是大於加拿大,而加拿大又大於美國,因此英國的在分配政策,使得低收入戶者在新福利下,生活獲得改善,雖然最近發生不平等的抗議,但是比起北美諸國,還是好多了,北美貧富不均差距更大,英國的社會政策不完美,但是遊民法已成為具體事實,而且在全國普遍實施,一九七七年時立法,使得上百萬的人獲得長期住處,此法旨在保護弱勢族群並堅持地方政府即刻長期安置隨時發現的遊民。此法為政府在處裡遊民問題上,樹立了良好的範例。

       英國和加拿大注重人民權利和群體集產主義,美國則注重個人主義,加拿大人不像美國人,他們比較保守、有禮、溫和、好勝心不強。

       美國人對遊民的反應,來自於深植於心的個人競爭主義,美國的建國者施壓各州,才能創造出一個統一的國家,是以他們不信任統治者,只相信自己、秉持個人主義、人民主義和傳統的志願助人主義,美國慈善團體傳統的把人分為值得救濟的和不值得救濟的,同時強調社會控制、同化和統一。現在的社會福利政策和遊民問題普遍反映出這種趨勢,社會福利規章有懲罰性,這種系統雖然申請賠償,仍是執行社會福利的阻礙。因天災變成遊民的人,值得救濟,但是沒有辦法符合社會模式的遊民,就不值得救濟,視他們為糞土,這些遊民都無權申請任何救濟。

       美國的憲法完成於革命之後,憲法制定權力分散,用制衡政策限制政局的權限,特別限制其干涉個人和地方政府的權力,美國是各州團結在一起的聯邦國家,每州和每個市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社運家擔憂聯邦政府會逃避責任,地方政府有自治權、不易合作,完全不懂社會福利;這種特性反應在地方觀念鄉愿身上,這是傳統的偏好和腐敗,他們以狹窄的眼光視社會福利。

       雖然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國家提供平等發展機會,但是他們認為貧富是無可避免的,有一半人富,就有另外一半人必須窮,這個國家是多元的社會,因為這個國家的歷史大面積和地理上、經濟上、社會上等的急進發展,致使貧富無可避免的發生了。

       美國今日遊民的根源;深植於美國歷史,政府的房屋政策迎合中產階級,政府官員輕蔑遊民和靠社會津貼維生的人,他們不喜歡慈善團體、反對政府干預、普遍主張個人主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私人機構負責社會救濟工作、有效達成社會控制,政府不應採用新措施改變現狀等,在這些主張下,可以預知美國現在的遊民政策,今日種種社福措施皆有很多規定,限制遊民申請,由此可看出這些主張的具體實現,政府的政策讚揚自立和擁有自己的房屋是一種美德,並相信每個人應以經濟實力還衡量自己的地位。

       加拿大同時受到英國和位於南部鄰居驚人的表現的影響,加拿大政府的系統比較現代化,因為人少和分散各地,所以政府的權力很大,在發展國家資源上,中央政府必須有權,一個強大的政府是阻擾美國擴張主義的最好工具,最近幾年,中央政府的權力以下放給省政府,加拿大地方政府系統(模仿英國)整齊劃一,服從上級政府的有效行政管制,它不獨立運作,也不受黨派影響,只專心服務地方,最近幾年,省政府和地方市政府在多項政策上採取合作;例如經濟發展、成長控制、區域社會服務的分配、都市和鄉間在賦稅和社福之間的衝突、交通、房屋政策和遊民問題等。

       加拿大的社會政策對低收入戶甚有幫助,最近幾年他們的收入增加三倍,受惠於過戶付款和所得稅。房屋政策在剛開始時,僅幫助附有勞士階級買屋,最近因為成功加稅、非營利和私人(政府補助)團體的協助,使得房屋政策成功較型,這些政策有效阻止遊民的產生,保持都市市區的活力、防止中產階級遷居至郊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形成的趨勢),但是一九九○年代中期,聯邦政府向右翼靠攏、減少社福支出,極力向美國的私有化學習。

       加拿大的經驗顯示各區域,因為經濟成長的差異而不同、迫切需要社會安全網,低收入戶免費的全國健保的重要、既時幫助弱勢族群防止失去房屋。

       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中央政府已把處理遊民的權責轉移給地方政府,有時撥款給地方政府,有時沒有。一般都承認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最接近市民的政府最了解市民的需要,然而事實並非都是如此。在美國八個人裏有一個市在中央政府機構工作,三分之二的人(一億一千一百萬)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工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員快速增加,超過中央政府,工作人雖然增加,但是工作效能確沒有,因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員易受遊說團體的誘惑,為利益出賣弱勢族群,在很多城市裏,市政府是司法權重疊的混合物,每一個市政府極力保護自己的勢力範圍,最近的經驗顯示地方分權不是萬靈丹,沒有上級政府和民間團體的監督,很多地方官員根本忽視遊民的存在。

       ●   全球化

       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三國的地方分權和新保守政府應付全球經濟變化的方法是;解除管制及公眾資源私有化。尤其大量削減社福,並且把責任轉移給民間慈善團體。當政府放棄不管這些事,由私人營利企業接管時,工人的工資微薄,少數族群和新來的多數為婦女的移民,在工作毫無保障下,容易被邊緣化變成遊民。出現在都市的這些族群,促使階級對立和種族分裂,形成新的不平等,中產階級紛紛遷居至有保護的郊區,他們放棄的地方,凸顯是貧窮和非白人區,是市區內之邊緣地帶,因此出現的遊民被忽視了。貧窮和遊民交互循環,結果單親媽媽、兒童和非白人是這種循環下的典型族群。美國種族流出現象可視為社會變化,類似政府的私有化及解除管制等措施。是以加深薪資階級的不平等,重建新達爾文社會主義(優勝劣敗,自然淘汰,富者愈來愈富,貧者愈來愈貧),這種演變過程造成狹隘偏頗的思想對解決貧窮和遊民問題,毫無幫助。

       ●   語言和行動

       語言和行動之間的關係,在研究遊民問題上,非常重要,我們根據意識形態、或社會及文化融合構成的觀念,也就是我門的世界觀,從事遊民的研究。來自我們語言吸收的每種文化流行的意識形態-觀念,我們視為智慧,這種智慧成為政府執行政策的根源。

       這種現象可以用政府的房屋政策說明之,在此領域裏,政治決定一切,而決定政治的就是意識形態,議案提出,利益團體能決定辯論內容,指揮辯論步調和方向。由此產生政府和施壓團體定義的遊民。在英國,用立法的方法,加強人民要求房屋補助的權力;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履行法官時,限制了人民的權力;媒體的公佈,施壓政府放寬改良,這是「房屋問題形成得社會結構的權力衝突的典型案例」。支援遊民團體提出是項議案,現促部內通過立法;地方政府在法院訴訟過程裏,破壞此法,遊民團體再度提出上訴制裁地方政府不合理行為,是以立法得到保護。

       所以一個國家的遊民定義,決定其對遊民的看法和反應,美國狹隘定義的遊民,政府機構收容的人數,比加拿大和英國少很多。英國地方政府在法律的規定下,不得不即刻安置遊民,因此審核通過的遊民數目較多,而且包含多種族群,英國法律明定老人、懷孕婦女、精神病患、單身窮人都是弱勢族群。但是美國則不一樣,美國城市的遊民限為有孩子的年輕媽媽和孤獨老人。加拿大則介於美國和英國之間,加拿大慣於定義的「遊民」包括處於社會邊緣的窮人(特別是受虐婦女和年輕人)。

       美國的聯邦制度、權力分配和各機構的重疊架構等的分裂特性,損及社會福利的真正定義,並且阻礙了社會福利改革議案。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協助遊民的議案;發揮的效用有限,而且極易被削減,針對解決遊民這種危機的臨時措施,極有可能遭受到被砍的命運。在美國要求社會福利改革,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它恢復過去成功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改家威爾說:「達成改革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國會支持下,使官僚改革能力和立法行動合而為一,如此才能使許多人受惠,這些人包括受限於收入規定、沒有通過『資格審核』的貶低身份的人及種種繁複申請手續拒絕的人。」

       自由派和保守派均同意,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需要慎重考慮,這種制度阻礙了改革和自立自足,這種不合時代潮流和窒息文化的制度,難於控制,嚴重傷及,被迫提出貶低身份證明的低收入戶:這種制度使得弱勢族群不但不能為改良經濟狀況而工作,而且因為官僚作風的「符合標準」的要求文化,阻礙了弱勢族群獲得救助。

       美國的社福政策,自從一九三五年通過的社會安全法後,形成兩種尖銳分歧方向:中產階級獲得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的優渥生獲支給;其它弱勢族群夠別是有孩子的黑人婦人只有微薄的生活補助。政治上孤立黑人,尤其是窮苦的黑人,「美國『偉大』社會的遺產:加深美國福利政策支持者和弱勢者的階級裂痕。」中產階級維護社會安全保障法,因為這是根據他們相信的受益人應得的報酬;但是他們不願付稅給其及幫助窮人的社會福利措施,他們說這些窮人是「叫花子」。值得幫助和不值得幫助深植我們大家心中。

       ●   個人角色和社區概念

       在本文以下所數個人的角色和社區協助的概念,有助我們為什麼用不同的角度觀察不同的遊民:例如值得幫助的窮人、偏離社會標準的人、犧牲品或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我們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遊民的產生可能是因為全球化,致使社區失去意識的結果、我同意理士、泰勒的說法:社會資源永遠難以變更,國家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確保社會資源平均分配,但是定義遊民為國家無法解決的社會裏,因家的權力和意願因而受限,起初大家視遊民是個人問題或人格出現缺陷,因此很容易忽視問題和涉及的人為多餘的。我們定義世界是自己和他人的二元心物論,把他人歸類於我們的意識範圍。我們的社會物別是大型全球化城市的社會,因突發性行為和特別多的一人獨居戶而聞名。我們很多人用否認或反證推理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然後用猜想淡化問題,尤其在捐錢給聯合募基金會或捐一罐鮪魚罐頭給食物銀行後,我們的意識告訴我們遊民問題可因此獲得解決。

       個人本身獨占我們的思想,而且先入為主的專主個人的思想,排斥社區意念。「社區是被祝福的靈魂,群居在一起的地方,至於等候救濟的窮人應該自己管自己的事。」社區的定義在文明的社會裏是:歸屬感、參予感、有控制權、互利、互助、合作,互惠和群體意識,是以由此觀看世界;個人和社區不能互相排斥,他們的範圍是重疊的,我建議我們應視設有安置的民是群體意識裏不可缺的一部份,他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能參加企劃和經營配合他們需要的措施,這提醒我,這是使他們脫離遊民命運的最佳方法,也是使獲得收容安置的遊民脫離複雜的遊民困綁的方法。

       我要在本書簡述的是;遊民同胞活力充沛是很多種人混雜一起才華橫溢有能力的群體,但是被職業慈善團體忽視或隱藏。羅伯特、可爾斯形容他們:

       「一群大雜燴,他們有些人是瘋子、難纏、沒有錢。有些人有錢,但是不夠付房租,城市裏設有他們可以住的地方,有些人純粹的是個酒鬼和精神病、還有些是進出收容所的人,在從前他們應該呆在關房裏或是類似社區群居的地方,但是現在我們把這些地方全改變成中產階級住的地方了。」

       他們很多人擁有應付環境的能力,換一個開明的角度來看,他們實在是社會的資源而不是拖累社會的廢物,靠社會生活津貼維生的低收入者,都表示他們「不要社會救助」,而要自力更生,這是他們生活的第一個選擇;美國大部份靠社會生活津貼維生的人,在頭四年內,減少了很多。遊民同胞要脫離衝上流浪生活的心願也很強。社會伊里歐特、里葉波訪問收容所的婦女,發現只要她們能合格申請到房屋擔保,她們就可以分配到固定房屋,如果房屋問題獲得解決,他們就可以自力更生。

       如果這些遊民有權有能力可以參予決定自己命運的計劃和措施,他們很多本身可以成為支援遊民的代言人,事實上,他們有些人已做到了,為了實現這個心願,職業化民間慈善團體必須放棄部分控制,「個案管理」必須轉變為自助和自衛的輔導,社會機構服務的社工和負責人必須把遊民視為嬰兒或寵物的心態較為自助團體應用的同儕輔助,必須給予遊民個人獨立自主的機會、恢復自信心自愛心,負起自己的責任,這是為了脫離遊民命運必走的途徑,但是自立仍需要政府給予經費補助,民間慈善團體也需要提供房屋和支持。

       「如果不是自己負起責任,還有什麼?如果從任何人身上拿走應該做的事我算什麼呢?只有我和我的這種人及我們的計劃才能幫助他們,但是我屈就寵騙他們,說他們根本無用,我又算什麼呢?我們生命裡最後的機會就是自己負起自己的責任。」                    (羅伯特‧可爾斯引述吉歐姆和葛倫見格的談話。)

       用一位曾經是歐勒崗州的遊民說的話,來結束本書是最好不過得了。他生氣的說:「給予遊民和窮人救濟措施,不如給我們自己參予策劃救濟措施的機會。」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進入群體意識引導,需要包括多種自立輔導的新方法。我希望本文的社會政策和計劃的比較研究,有助我們堅持自己走應走的路。

 

 

遊民訪談63---不是榮民的老兵四處奔走的老伯

  我是大陸北方的天津人呀!民國 25 年次( 1936 )出生的,民國三十八年( 1949 )來台灣,後來在民國五十二年( 1963 )提早退伍,那時候退伍很簡單,那時政府不要那麼多軍人,就開始大量的裁減兵員,他們突然要我到醫院檢查,醫生隨便戳我身上幾下,其實還沒戳以前,醫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