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個案子,我認識了這位有司法鐵娘子之稱的鄭法官,先簡單講一下這個案子的起源,其實我也很不清楚,但是網路資訊的發達,一搜尋就有啦!大意是說在萬華有一戶人家,無權佔用一家銀行的土地很長的時間了,並且還建起房子自己住下來,後來銀行就告這一家人,在民國75年時(哈哈夠久了吧)就已經三審定讞了,但是他們一家人還是不肯搬走,一直到民國84年,這一戶人家的母親過世了,他們做子女的竟然沒有幫母親下葬,就放在棺木裏,然後擺在這個房子裡,擺了7年之久,據里長跟鄰居的陳述,他們原本還在街角陰暗處擺設靈堂,當時就把棺木放在走廊上,嚇死了路過跟居住的鄰居了,後來經過協調,他們家人才把棺木給放在家裏的客廳,但是就是不肯下葬。
因為放了七年之久,可是好像也沒聽鄰居說有聞到惡臭味,所以受理此案的鄭法官當時還以為是家人惡意恐嚇,故意放個空棺材做做樣子的,鄭法官還因此有請葬儀社的人,進入客廳開棺確認後,才發現真的有一具乾枯的遺體在棺木裏,因此這個新聞就爆出來了,而且還在當時鬧的很大。
其實這一家人不是很窮到要霸佔銀行的土地居住,而是他們家很有錢啦!當時在民國90年時,鄭法官其實就可以解決這個案子了,因為當時開出來的擔保金要一千五百三十五萬元,心想他們家應該沒能力支付,然後就可以處理了,沒想到他們竟然有能力交付,而且還是扛著現金去法院繳的,每次講到這裡,鄭法官就氣呼呼了。
但是等到第二年,民國91年,鄭法官還是很順利的強制拆屋還地,把這四位子女給趕出這個地方了(但是他們不是窮,也不是沒有地方住,他們一家人在建國啤酒廠那邊還有房子住),這個新聞當時鬧很大,現在用網路搜尋,都很容易查到,我就不細寫了。
那怎麼會跟我扯上關係呢?原來是在強制拆除的行動後,把這四位子女趕出屋外,其他三位就回自己的家住,但是剩下一位兒子(那時大概也是四五十歲了)還是很生氣,就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了一個小桶的瓦斯桶,然後大剌剌的放在走廊上,自己一屁股就坐在瓦斯桶上,繼續日夜的靜坐抗議,因為在走廊上沒有住所,所以就變成遊民,鄭法官就打電話給台北市政府通報說有遊民,因為那是我的轄區,我就趕去處理啦!
第一次去時,我也不知道過去發生的這些事情,只是看到一個男的坐在瓦斯桶上,要我過去訪談我也是心驚驚,但是沒辦法呀!這是我的工作,所以還是硬著頭皮過去找他攀談,只是他都不理我,後來問了鄰居才知道一些背景,因為這位先生都不跟我講話,我只好找其他家屬聯繫看看,了解一下,只是有找到他們的家,按門鈴一直沒人理,留字條也不回,就是沒人應答,後來聽里長說他們一家人就是怪怪的,搞不清楚。
因為這位先生的行為有些異常又有公共安全的疑慮,於是我就連絡市療的社區治療小組,請他們派精神科醫生到現場評估,經過一番聯繫後,醫生來到了現場(也隔了好幾天了),醫生一到現場看到這樣的畫面,就馬上拿起手機打119了,然後就會同消防救護人員將他強制就醫了,有醫生主導效率就很快了。
這個動作把那個兒子嚇到了,他應該是想說警察、法官都不敢動他,為什麼現在會被強制就醫了呢(這是我自己臆測的,因為我看他的表情有些驚恐,有些無助),不過聽市療的社工跟我講,後來他到了醫院,他就打電話向家人求救(畢竟我們只能強制就醫,不能把他給綁起來吧!所以他還是可以有聯絡的自由行為),家人趕到醫院,就不同意讓他住,院然後辦出院了(家屬意見最大)。
這個結果是可以預期的,反正我也不認為他符合住院的程度,只是他當下坐在瓦斯桶的動作,符合了精神衛生法有自傷傷人之虞的要件而已,只能強制就醫,至於之後的住院或鑑定,依我幾次的現場觀察,也不認為有這個必要,不過這個動作讓家屬重新思考未來的生活方式了。
本來嘛!如果真的要鬥,也是要跟銀行鬥呀!幹麼為難小小的社工員,而且他們家又不是沒有錢,他們可以組個律師團,繼續在法院裏跟銀行拼輸贏啦!
最後他們也都沒在出現了,後來那棟房子也被銀行拆了,現在也正在改建成新大樓。
鄭法官除了這件案子外,陸續處理幾個很棘手的案子,然後都很圓滿解決,因此也都受到媒體和社會的肯定。
鄭法官的記憶力很好,後來我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要請教她時,打到她的辦公室,她都可以馬上記得那個事件,然後就小聊一下,而且鄭法官很熱心,還會抽空寫一些跟遊民有關的一些法條讓我參考,當然上她的課也非常有趣,她講話很風趣又配上一些實例來穿插,讓我受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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