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Sickness, and the System: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Male Homeless in
犯罪、疾病和制度:
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男性遊民的研究

BY
Teresa Ruth Gowan
特瑞沙、路絲、葛文撰
一九九一年曼徹斯特大學學士學位、一九九五年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學位。
本著作係加州大學社會學博士論文 2003年春季
•摘要
本論文係五年在加州舊金山市‧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研究街頭和貧民區遊民的結果,其重點在簡述遊民問題的原因,性質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可分為三個主題來說明之,暨我所謂的道德、疾病和貧窮系統論述,每一個主題都包含在社會政策和街頭次文化內,每一個主題均出現在學術界遊民文學實驗論辯內。
本文的重要理論缺失,不是在社會學的文化和結構之間的矛盾,而是貧窮三種論述之間的矛盾關係,每一種論述都有串連結構、實驗、語言和實體證明的能力,本文章節的敘述次序,從公眾政策到街頭遊民,首先分析上述論述的形成,然後分析街頭遊民的每日生活,最後再用街頭遊民資料分析政府(特別是犯罪制度)對社會遊民問題的貢獻。
第二章「清除和逮捕」,敘述大量遊民的再度出現,在貧窮論述之間的競爭裏,開啟了新的領域,社福專業人員根據疾病論述和制度演變的極端活動份子,辯述問題的原因與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政府單位則變本加厲的採取清除和逮捕的懲罰措施。以後的兩章則描述舊金山街頭遊民,用多種方法說明遊民的論述是真實的情形並詳細的表達遊民本人互相質問的結果。最後兩章敘述聖路易市的比較範例,在「這裡只有賣春沒有別的」這一章裡,我說明,這兩個城市內遊民回收工作者的不同街頭次文化,最後一章探討「排斥和懲罰的連結網路」,遊民收容所和入監猶如旋轉門,遊民在這道門內不停的進進出出,永步止息。
論文內容
1. 前言---------------------------------------------------------------------
2. 序論---------------------------------------------------------------------
3. 清除和逮捕------------------------------------------------------------
4. 罪、疾病和制度-----------------------------------------------------
5. 新的無業遊民---------------------------------------------------------
6. 此地除了賣春沒有別的--------------------------------------------
7. 排斥和懲罰的連結--------------------------------------------------
8.
參考---------------------------------------------------------------------
前言
街頭的遊民,代表絕對的貧窮,他遍佈所有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他在一個問題污名化、權利被剝奪或重覆被虐待,而不是缺乏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時間裏出現。遊民的數量在八0年代和九0年代慢慢增加,現在成千上萬的人清早醒來,發現這又是另外一天,而且不能視每一件事情是理所當然,必須努力奮鬥才有收穫,如同一場象棋賽,玩者必須手藝精湛,才能在以後的二十四小時內得到錢、食物和睡覺的地方,既然是一盤棋賽,除了等時間流逝,好像沒什麼可想的了,有些遊民隱藏他們的悲憤,但是大部份的人聚集在大都市的公共場地,憔悴的乞丐顯示他們潰爛的手和截肢,枯槁的孤獨人凝視空地,同時親切的騙徒和妓女夾雜在其中,他們的動作觸動了其他循規蹈矩遊民的耳朵和敏感神經。
至於我,我並不是要研究遊民,一開始吸引我的想像和興趣的是川流不息的貨運車進入城市內很多的回收公司,貨車內裝滿了精挑細選的玻璃、罐頭、三夾板和金屬碎片。我的公寓俯視著金山24街的忙碌人行道,每隔幾分鐘我可以聽見遊民在下面的人行道把瓶子弄得很響,他們在我窗戶下面的垃圾桶內找尋丟棄的罐頭,他們的行為使我對他們的認識不是乞丐或孤獨的街頭露宿者,而是在非正式經濟的環境裏,維持生計的能幹個人。
我開始研究資源回收遊民的工作世界,我最初認為這是一個探討高度工業化國家最窮困貧民的非正式經濟活動的個案,這種非正式經濟活動越來越重要,我調查工作的運作、知識、技能和人們如何談論他,我在筆記本裏詳細記錄他們的路線、每日的例行工作、技術和地盤,這些資源回收遊民和他們供應者之間的關係等,大部份的街頭遊民收集瓶罐是為了錢,他們當中有些是專業回收者,他們的收入已超出一般的薪水階級,這群人已創造了一個緊密連絡工作網,形成舊金山市自由開放的大眾文化,他們聲稱拾荒者是藍領階級,是運氣好的遊民的誠實工作。
我對此領域的理論研究,逐漸從社會學提供的結構分析,進入本文使用的基礎論述分析,實地工作本身促成這種轉變,我竭力超越單一研究,從事全盤化研究我訪談的遊民。
我最初限制我的研究為工作本身,他的勞動過程,非正式回收工業的工作,從事這些工作的遊民應享有和其他勞動階級、護士、股票經紀人、水泥工或任何其他職業團體同等的地位,在我第一年的實地調查工作裏,我大部份的時間都和這些遊民討論他們的工作,我僅能從猜測或他們無從遮掩的謊言裏知道他們的私生活,我不想知道他們私生活的意願,卻帶來他們志願告訴我他們生活裏黑暗的一面;是否這種不願挖掘別人隱私,卻又想知道別人隱私的雙重行為準則,導致我不敢發問,我不太清楚,正好相反,他們願意告訴我他們的生活,我們彼此互相扶持,並且默認:工作使人高貴,遊民生涯使人失去自尊。
我無法繼續維持這種雙重行為準則,這種工作領域的污名化和羞辱染色的壓力,社會學研究的重心逐漸崩潰,這些遊民知道的很清楚,資源回收工作和他們的遊民生涯根本而且是無可避免的密不可分,如果他們沒有露宿街頭,他們決不會從事這種工作,我發現,在非遊民人的眼裏,遊民是「骯髒的人」,做「骯髒的工作」,這是真的,當我做自己的資源回收時,有人以為我也是遊民。
這些回收工作者的悲憤情況,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他們努力工作,全心投入這種骯髒工作,工資很低,山姆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是第一個願意告訴我他的私生活的人,他是回收工作的冠軍,強壯又有毅力,在同伴內知名為「羅波康」,他從前是一名機械工人,做回收工作,使他成為一名有技能的、有智慧的、有信心的人,但是當他沒有回收工作時,他躲藏在高速公路旁一個骯髒的帳棚營地,負責自怨和憤怒待打發時間,他經常是一位安靜的人,當他拒絕營地同伴嘗試聚會作樂時,他好交際的衝動轉為暴躁的沉默,我有一次對他說:「你寧願工作時,而不願大家聚集在一起作樂」,他注視他那裝滿瓶罐的收推車,然後生氣得笑著說:「你說對了,沒有工作,我情願自殺,幾天前,我這樣想過,你找來一些人,好像他們能應付遊民生涯,但是我不是他們那種人」,我說不出話,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好像我有意忽視回收工作內隱藏的人類痛苦。
我轉而研究學術界雨後春筍般產生的遊民著作,我專注探討遊民產生原因和性質的熱烈辯論,我對此非常有興趣,但是最後,我發現這些人的創作才能、幽默、機智和自足,無法和我認識得那些根本不足,社交無能,問題無數的個人連在一起,這些人是社會福利小冊子裏的證人,社會福利小冊是構成遊民文學的主幹。
我懷疑!這些回收工作者是特殊的人嗎?用社福的術語說,他們是「高規格效能」的遊民,當我的遊民朋友帶我認識城市內的貧民輔助機構的-醫院、收容所、社福工作人員和法院等,答案似乎說他們不是特殊的人,至少和他們打交道的各種協助貧民機構的專業工作人員,並不認為他們是特殊的人,我發現社會工作者把他們視為毒品上癮者,醫師診斷他們為沮喪意志消沉,警察認為他們毀壞舊金山市民的生活水準。
然而我的研究發現這些資源回收工作者,在舊金山遊民環境內,形成一種正當的特殊次文化,我決定擴大我的研究範圍,以後四年我的實地調查工作,從首先探討資源回收工作者,延伸到研究舊金山市男性遊民,我調查的第二個遊民團體內,有12名從前是職業小偷、偶爾販毒者,現在靠行乞、偷竊、少量販毒或街頭攤販繼生,還有經由回收工作,我認識了26名男性遊民,這些人是我調查的「核心範例」,我有不少的實地調查插曲和面對面的個人訪談。
雖然我在調查工作時,接觸了幾名活撥有魅力的女性遊民,我仍決定只研究單身男性遊民;單身女性遊民,甚至於帶著孩子流浪的婦女的生活和單身男性遊民迴然不同,街頭流浪帶著孩子的婦女比街頭流浪的單身男性遊民少很多,單身男性遊民之中,有很多人是精神病患者;帶著孩子的流浪婦女,是社會公認應該優先受到照顧的族群,他們大部份被安置在新的家庭收容所內,很少在街頭流浪,近代的遊民政策給予她們優先安置照顧,因為她們是母親和家庭暴力的犧牲者;但是失業的男人,得不到任何經濟協助,而且被捕入獄的數量驚人,一九九六年的家庭和個人負責法案取代了原本的有孩子家庭生活補助法案,即對緊急需要家庭提供短期補助,如此導致街頭流浪的大部份是男性遊民,由於對窮婦女的社福減少,婦女入獄的數目大增,這顯示婦女犯罪的人數日益增加,我們這些從事調查工作的人發現遊民收容營地沒有兒童,我們猜想母親們把孩子藏起來,不願社工人員帶走,因為她們不再相信社會福利政策會給她們任何幫助,男性遊民仍充斥於監獄、看守所、緊急收容所和街頭流浪,這使得街頭遊民絕對大多數為男性。為了獲取柏克萊人權維護委員會的批准,我同意我的研究對象不包括嚴重精神病患,上述病患估計佔遊民人口的百分之十或三十,但是我將在本論文的結尾簡述之。
雖然資源回收工作者不是我研究的重心,但是我仍關心街頭流浪男性遊民取金錢的方法,這是社會福利論述著作完全沒有著墨的主題,當這些男性遊民賣報紙、行乞、在街角賣舊貨和販毒時,我和他們作伴並且觀察他們一舉一動,我也跟隨他們去他們所謂的當地「遊民工業區」,就是很多貧民醫院、急診室、社福辦事區和食物發放處,如果可能的話,我和他們一起去看醫師、警察和社福工作人員,我嘗試了解他們是如何被照顧、鼓勵他們說出自己是遊民的感想,街頭拜訪是我第一個工作點,是我和遊民接觸的開始點,也是我花費最多時間的地方。
我和這些男性遊民的關係是突發的或短時間的,這是因為街頭生活無止盡的騷亂,在有家和無家可歸的固定分界線內,要和他們建立互信和定時聯絡,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只有少數在我住的都市附近裏工作和居住的男性遊民才能和我維持穩定的友誼,為了和我「核心範例」其餘遊民的連繫,我的實地調查工作必須因時制宜,除了定時訪問某些遊民營區和活動廠所,我安排我的活動和娛樂,皆在都市附近,所以當我走路或撘公車,我都會碰到認識的遊民朋友,我盡量利用街頭電訊,不熟悉的乞丐或回收工作遊民常常幫助我找到我從前的老朋友,我也因他們的機緣得到很大的幫助,當我在我的公寓做論文研究時,我開放歡迎所有各式各樣的訪問。
但是我對此種工作的興趣,因為愧疚和失落而失色不少,我恨自己沒有能力幫助街頭流浪的朋友,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的情況越來越糟,很多和我一起工作的遊民朋友,毫無預警的消失,這使得我感到震驚和喪沮,我後來學會早早去監獄、醫院、殯儀館查訪他們到底在哪裡,但是往往沒有人告訴我任何事。(甚至於住在上述地區附近的遊民,彼此也不熟悉,他們對造成自己悲慘生命的災難,均持以恐懼的警覺心)。
我的第一個遊民朋友安東,在我從事實地調查工作幾個月後去世,他的手推車在炎熱的陽光下翻覆把他壓死了,我和他經常在週四清晨一起做回收,我早上五點半就起床,過了三週我都沒有看見他,結果另外一個遊民告訴我他出事了,從這件事過去之後,雖然人不見了,只是因為進了監獄、醫院或是參加某種訓練課程,但是看到的任何恐佈發展都令人非常步安。
另外一個個案是路德,他也是我的第一個遊民朋友,他一點訊息也沒有的不見了,他的好友查理和我都為他擔心,路德做回收工作多年,他被視為是本市最認真工作的回收工人,我們在收容所和戒毒復健中心都找不到他,查理和我希望他已找到更好的出路,我們希望他找到自己的家人、或是朋友幫助他,但是我們知道對他來講,這些都不可能發生在他身上,三年後,我在去奧克蘭的公車上看到他,從他的外表看來,他仍是一介遊民,我是在去教書的路途中,我無法從車上跳下來,只好從車窗伸出頭,大聲叫他,我們僅能雙方交換眼光,車子很快就駛過了,第二天,甚至於在那個月裏我多次去那個地方尋找他,我又去當地的資源回收站和收容所找他,但是都無功而返,我真後悔為什麼當時不從公車上跳下來,因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這種街頭實地調查工作的插曲形式,強迫我不得不調整我下一歨的計劃,我必須努力尋找新的遊民案例,但是同時我仍希望能找到失聯的老朋友,放棄原來的實地調查,似乎沒有那麼容易,雖然最後我完成了計劃中的調查探訪工作,我仍花時間在城市邊緣地帶的遊民營區,尋找失聯的老朋友。
雖然在美國其他城市的街頭很危險,但是在舊金山市,我不用擔心自己的安危,這些回收工作的遊民都很友善,他們實際都保護我,舊金山市的兩個小偷:曼尼和派皮是我最要好的遊民朋友,我也不怕在他們的遊民營區過夜,其他的小偷和販毒者,我就敬而遠之,他們大部份時間在附近的貧民窟逗留,有少部份的遊民白天在那裏聚集,看起來那裏白天還很安全。
我發現我自己在舊金山市過得是一種奇怪的雙重身份生活,我原是一名步行者,我在購物和娛樂時,因為步行熟悉了很多道路,現在透過不同的眼光,我開始注視同樣的地方,空的舊屋、巷弄、荒地、廢棄的大樓、窮苦的居民鄰舍,這些現實問題,使得大家都忽視了遊民的存在,公園太偏僻了,因為其餘的人的使用,使得這座公園像垃圾場,這是安全的地方,是令人舒適的場所,這使得我想起自己對公共場所的認知,猶如一名住在保留鄉村區的青少年,根本不了解公用地的真實意義,我和我的朋友搜尋少數的巷弄,廢棄的公車改裝收容所,火車站邊吹走的木屑堆成的垃圾,我們坐在那裡,分享一罐啤酒,不用怕小偷的怒視和咒罵。
商業區也是一個避難所,但是只有當其他的人放棄它才行,在市區熱鬧地方,每一個街頭、每一個門口、每一個暖氣通風口,都有人睡在那裏,他們有的人只有一個睡袋,有的人只有一個床墊、硬紙板和油氈布當棉被蓋在身上,每個夜晚,在鬧區的購物中心後面的巷弄裏,無數城市帳棚,像雨後春筍的冒出來,第二天早上七點後,就溶化消失了。
購物區荒廢地帶變成宿舍,在午夜12點到清晨六點之間,有很多不速之客睡在這裏,他們疲憊不堪,在夜生活噪雜的聲音中、在徜徉的小偷怒罵聲中、拾荒人的卡塔聲中、幫派份子的拳擊聲中、附近無賴的打架聲中,嘗試得到稍微睡眠安憩。
當我在舊金山市遊民區漫步時,我從舊金山市無家的遊民身上,學到了很多教訓。我當時訪談的男女遊民至少有三十位,我預計訪談的遊民還有一百多人,他們是我在愛心慈善機構做志工時認識的遊民朋友,這間慈善組織提供免費餐飲給愛滋病患者,我在田德隆市的愛心慈善組織分會工作多年,在小旅舍通風不良的走廊裏送飯,或是在這些非營利的低價旅舍的小客廳裏配發三明治簡餐,在生活補助金和身心障礙津貼被取消之前,旅舍的住戶沒有什麼人來拿三明治便餐,我那時騎一部六0年代老舊生鏽發黃的腳踏車,我車子前面的藍子裏裝滿三十或四十袋的午餐三明治和塑膠叉子,我在田德隆市人行道騎腳踏車,通過巷弄、蘇瑪空地、東北教會、中國街和道格旱田,大聲喊叫:「熱的三明治」或「要食物嗎?」很多人急著來拿食物,還有很多人高興得談天說地,我每天在送食物途中,會碰到上百的沉默男人、疲憊的妓女、小偷和古怪人,這些豐富的觀察,為我的實地調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我熟悉每條街每條路,無數遊民的各種談話、行為、思想,構成了本區遊民次文化的大本營,這種「實地感觸」,幫助我找到工作的核心,使我認清缺點在哪裏,我應該網哪個方向進行我的訪談工作。
當我深入探討實地調查時,學術論作裏提到的遊民是典型的病態人,我發現認識的遊民朋友就是最好例子,他們不用讀這些文章,但是他們無可避免的附合文章的描述,每次他們和社工員或專業護理員談話時,他們就會進入我所謂的疾病論述,就是流浪街頭的遊民是個人內在疾病的症狀。
同時,實際上幾乎每個遊民都和刑法制度有著長久的密切關係,在許多案例裏,這些人因竊盜罪或謀殺罪入獄後,他們的生活開始漂浮不定,我可以看出,他們和警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使得他們經常處於防衛狀態,不時憂慮會收到「隨地搭營帳」、「隨地小便」或「隨地丟垃圾」等法院的傳票。
街頭的文化領域,很顯明地被刑法制度和遊民工業滲透,甚至於就這些機制之外的影響而言,我覺得這些流浪人會因為遊民的意義而迷亂困惑,特別當遊民的意義,暗指就是他們本身時,遊民是一種深度污名化、特殊的狀況,每一個人頭裏都有一個大問號.強迫自己找出一種解釋,幾乎街頭每一個人都竭力想找出了解自已情況的方法,每一個人用各種驚奇方式嘗試了解自己,對資源回收工作的遊民而言,「懶鬼」這個標籤,猶如判了他們死刑,這是他們努力工作想除去的污名;其他的人不想努力工作,但是顯示出孩子氣的天真,率直的表示他們是值得救濟的人,其他的小販和小偷,特別是有長久犯罪歷史的人,他們保持犯罪的行為,這是他們自從年輕時,就踏上犯罪這條不歸路,這是他們的生命宇宙,是他們生活裏腳踏的每一歨,他們不會因為是遊民而感到羞恥,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什麼人,但是其他的人用非正統的方式找到保護,而沒有參加非法經濟活動,他們排斥物資主義和社會正統,他們在身上刺青或奇裝異服,或用古怪、漂亮的東西裝飾他們的營地帳棚,用這些表示他們的反社會。
我知道如果我要了解街頭流浪人的生活,我必須把他們的即時工作運作和身份證明,包含在罪、反叛、疾病和他們生命裏流動的高貴犧牲品性質等的論述內。什麼是這些論述的理想型式,強調的重心?他們在那裏獲得寫作遊民論述的動力?何種經歷、範疇、傳說,一而再的使他們把街頭流浪的光景,銘記於心?這些問題需要眾多觀察和多次訪談社福機構,才能補充我的街頭人種學的研究,同時我必需注意社會福利著作、媒體、法律和社會政策的遊民構成論述。
我又決定片面擴大研究範圍,我準備去另外一個城市從事一個小型研究計劃,我越深入研究舊金山市遊民的次文化,我越沒信心把舊金山市的遊民歸類於美國其它城市的遊民,遊民似乎在每一個地方都不一樣,促成這是改變的重要動力,來自一九九七年早期,我和遊民朋友傑姆士、地茲比、摩斯共搭長途巴士,我們在車上和其他的旅客談天,並尋找洛杉磯、艾爾派索、紐奧爾良、亞特蘭大、辛辛納堤、芝加哥和其他小城市的貧民窟和窮人區,我們兩人都同意舊金山劣的遊民和其它地方不一樣,舊金山的遊民對公共場地更有主見,他們的價值觀更反社會,更嚴厲批評政府政策,更公開評論政府侵害們的權利,而不談他們的需求,我想我需要一把美式尚方寶劍來對付舊金山市的反常,為了這個目標,我最後選擇聖路易市,這是一個窮苦的、保守的,位於美國中西部的小城市。
舊金山市是一個富有、開放的大城市,他是美國人口密度最高和最活躍的城市之一,在貝灣海邊區,特別是非裔藍領美人集中區,遭受嚴重工業衰退的打擊,但是舊金山市從來不依賴製造業,大部份人口是科技專業人才和商界企業人士,每年吸引無數高教育水準的年輕人來此覓職,一九九0年代,矽谷附近地帶,因為是電腦網路重鎮和電腦資訊革命發源地,為舊金山市帶來第二次的掏金熱潮。
聖路易市在一九二0年代早期,是美國四大城市之一,如今因遭受工業衰退嚴重打擊,是美國城市裏人口減少最多的城市,從一百萬人到現在只有35萬人,曾經光鮮亮麗的大樓,現在變成寄食宿舍、或是毀損破壞、公園和步行道空曠無人,只有「街頭唯一的眼睛」戴頭巾的古怪小販,用眼睛掃描清除大街,這裏的遊民和新階級及房屋缺乏無關,最重要的是全市人口都窮困,這裏的房價只有舊金山市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大部份的聖路易人無能力蓋房子或租房子,他們從教衝浪、佔住公地到被安置住收容所、露宿街頭,謀生困難等過程,持續流浪成為遊民。
我第一天在聖路易市,就看出此地的遊民和舊金山市不一樣,過了一段時間,我設計樣本範例俾反應我認識的差異,本市的犯罪經濟勢力龐大,是以本市的中心樣本是少數的資源回收工作遊民(七位),其他大部份人是各式各樣的無業遊民(十二位資料提供者、27位訪談者),樣本的選擇製造了冒著誇大城市之間對比的風險,因此我特別謹慎處理小型樣本的控管(聖路易市的資源回收工作者、舊金山市的小販和小偷),我儘量以生活背景相似的兩城市遊民作比較。
※ 每日收入來源和資料提供遊民的地域特色
‧ 舊金山市
26位資源回收工作者、12位不務正業者(每日收入來源包括行乞、偷竊、
販賣贓物、販毒)、14非裔美人、13白人、7拉丁裔美人、1吉普塞人、1美國原住民、1亞裔美人(他們大部份介於40~50歲)。
‧ 聖路易市
7位資源回收工作者、39位無業遊民(每日收入來源:販毒、看守、偷竊、持槍搶劫、行乞)四分之三非裔美人、四分之一白人(年齡介於30~50歲)。
‧ 舊金山市裏,五位拉丁裔和一位白人是移民,有三位是非法移民,所有聖路易人是本地人。
‧ 許多聖路易市人實際不是遊民,但是他們假藉遊民身份申請社會福利。
在聖路易市黑人遊民比白人多,四分之三是非裔美人,其餘的是白人,舊金山市則不同,我粗略的估計男性遊民的地獄特色。
我在聖路易市的實地調查工作經驗,和舊金山市大相徑庭,舊金山市的吵雜,這裏靜默的人行道、遊民住宿的廢棄大樓,帶來完全不同的人種研究背景,這裏不容易找到人,更不易得到他們的信任,在聖路易市,不管是遊民或不是遊民,過的是一種被控述和被非法行為限制的生活,就一般人都對公共場所懼怕而言,遊民族群似乎多疑、被孤立、被追捕,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這個孤立的非裔美人城市裏,我的皮膚顏色使得我成為陌生的侵入者,反應之強烈更甚於我在舊金山市的遊民社區,我在舊金山市認識的遊民朋友,向我驕傲得顯示他們找到的寶物,邀請我去他們的營區和「叢林」遊樂區訪問,但是聖路易市的遊民則對我敬而遠之,甚至於當我謙卑的親近他們時,他們也不願告訴我他們睡在那裏、如何謀生、如何成為罪犯、非法侵占者和骯髒的拾荒者。
在聖路易市,我首次因為我的工作而感到懼怕,開始無數人告訴我,一個人走在馬路上是一件危險的事,我起初不相信,六月的聖路易市,光天化日之下,陽光普射的人行道,竟然充滿危機,很多行人被陌生人暴力攻擊的傳聞終於影響我,當天色開始變黑時,我急速返家,深怕有人在路上攻擊我,我在冒險進入訪問河邊的廢棄工廠前,我先去酒吧灌下一大杯血腥瑪麗,然後拿著胡椒粉噴霧防衛器和酒後勇氣,小心翼翼繞道穿過聖路易市廢棄工業區,流在我血液裏的腎上腺分泌和赫爾蒙,使得我看這個地區更是神秘怪異。
聖路易市的資源回收工作遊民,幾乎都是精神分裂者,最後在我堅毅不拔的努力下,我認識了七名資源回收工作遊民,並從新加入資源回收工作的查理「挖出」一些資料,真正的遊民元老之一的加瑞,從一九六0年代就自搭火車,販賣廢鐵維生,我之所以能和他們做朋友,關鍵在於我不怕去廢棄的荒蕪地訪談他們和他們做朋友,晚上我也敢留在那裏陪伴他們。
我在聖路易市其它的時間裏,則在一間復健中心工作了30天,我諾稱這間復健中心為「直達地」,看診病人大多數為遊民,絕大多數由監獄轉診,這間復健中心的行政長官,批准我詳細觀察他們的12歨治療模式,同時我可以研究吸毒者、犯罪和遊民形成的原因和演變歷史。
我在「直達地」工作的數月,我陪病人在復健中心附近的荒涼區長時間散歨,他們很喜歡這種運動,我也優先獲得他們的專業導遊帶我觀光聖路易市的「熱門景點」,在一間機構工作,使我更易獲得時間和空間俾從事較長和系統的訪談。
作為一個毒品輔導員,我用的是協助策略,就社會學方法論,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五個人到十個人的團體,我們去直達地附近的小公園,大家坐下來,著手進行他們長時間吸毒歷史裏重要時刻的戲劇性條例制定,我們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討論:如何正確的使他們按部就班脫離目前的吸毒生活,什麼樣的轉機使他們能脫離目前這條他們希望沒有踏上的不歸路?是以病人和我能清楚的看到一幅吸毒失控和遊民形成的畫面,經由負責和我所謂貧窮道德論述的「罪惡談天」的混亂特色,大家參予各種論述和實習,導致重複出現這個畫面。
我記得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時,有人就警告我,我只能利用工作裏收集的少部份資料,這是真的,我一整理我的手稿,我就必須放棄很多其它有用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代表我的工作的特性,代表遊民喋喋不休迷人的談吐,時間對他們說很豐富但不昂貴,他們的談吐顯示他們自己言行不一致的矛盾。
撰寫人種學、或撰寫任何定性社會研究著作,皆會令人無法在歷史和傳記、整體和個人之間找到平衡,特別是人種學,使我們浸淫於不能控制的社會空間、強迫我們承認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承認在同一個社會地域內人與人之間存在極大差異。如果我是人類學家,我會把人種學寫成是個人性格研究,然後持續追蹤研究這些人,對某種環境或特殊安排時刻做更深入描述,我寫的人種學大部份屬於調查過程,探討學裡面的了解。
我們創造偶像研究而非個人研究,短暫出現的風險會促成集體化研究的趨勢,人們喜愛新聞報導的人物特寫、嗜好特殊經驗、追求權勢地位,個人僅是整體社會的影子,我們克服了衝突,但是遺失了宇宙氣息內的特有感觸。
我花了很多年認識每個人,這猶如使用暴力,使他們屈服於這種還原過程,我試著反抗這種還原暴力,停止學理性的研究,轉而研究人種學,使感傷的熱情和對真實生活一知半解的混亂找到出路。
第一章
緒論
「三世紀不公平的結構性失業,研究扭曲美國黑人的生命,就此觀點而言,目前黑人的病態症狀,不需白人幫助就可永續存在,只有扭曲的狀況恢復正常,才能途破目前這種生命的輪迴」。
「美國黑人家庭」(丹尼爾、P、莫尼漢撰)
「窮人一向住在貧民窟、被壓迫、被剝削、被虐待,結果遭受社會上的、經濟上的、精神上的和身體上的極大痛苦,應該說窮苦的黑人家庭,其實大部份的黑人家庭都是窮人,他們被歧視、被剝削,個人、家庭和社區受到嚴重傷害,而不是因為『家庭經濟不穩定』造成他們的病態症狀。」
「詛咒犧牲品」(威廉、萊恩撰)
已經過了三十五年,研究都市貧窮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因為莫尼漢報告的爭論而相形見絀,莫尼漢一九六九年的「黑人家庭」調查報告指出:全國控訴案例係引用自我產生的「貧窮文化」的社會科學的概念,歐斯卡.路易斯和其它社會學家及人類學家在一九五0年和六0年早期發明了「貧窮文化」的理論,民權運動大將威廉.萊恩認為「貧窮文化」研究侮辱人,尤其把這種理論應用在美國黑人的人口,他們不但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法律也不准他們參予美國社會基礎民主機構,貧窮社區因為無法控制的力量造成貧窮,卻硬要強調貧窮是因為重覆而產生,猶如學術界內外左翼份子的說法:貧窮和種族歧視者是一體不合分。一九六0年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自由派學者,發明了他們自己的一套貧窮社區內「文化適應」的分析理論,但是莫尼漢報告帶來的廣泛尖銳公眾辯論,使得這種傳統說法陷入危機,學者專家盡量避免貧窮和邊緣的定性分析,深怕他們會被貼上「詛咒犧牲品」的標籤。
當眾多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受到「貧窮文化」死路的阻礙,紛紛放棄研究近代貧窮時,因為社會計劃成本增加,政府對社會貧窮研究的需求大增,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0年,每年聯邦政府的貧窮研究支出,從二千五百萬增加為一億六千萬,佔聯邦政府研究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不是社會學家而是經濟專家帶來的貧窮研究需求增加,經濟專家用大量的資料庫、系統分析、預測未來模型、容易的定量分析評估一項計劃,結果提高了貧窮研究的要求,社會學在社會的政策上逐漸失去影響力。
貧窮社會學的研究,因為社會結構和文化之間、和視貧窮的研究為擴大系統的產品之間的衝突,而受到阻礙,堅持定性研究貧窮的少數人,在「強迫」和「適應」之間的中間地帶妥協,他們經常謹慎的把「社會結構」置於「文化」之上。一九八0年代,文化大戰再次因為威廉、朱利斯、威爾森的著作而起,威爾森以「種族消失的意義」命名他的著作,在這部作品內,他分析美國黑人貧窮型式的變化,他以安全的角度著想,從事社會結構分析;九年以後,他出版了「真正的弱勢族群」一書,他在這本書內,轉而探討文化對貧窮的影響,研究孤立於社會主流之外的貧民窟社區重覆產生的不利,結果引起激烈的辯論,政客擅自挪用威爾森的主張,俾避免黑人貧窮的責任,避免極端社會學家的批評,這些極端社運家在稱對的政治氣氛裏,想要提升不平等的結構分析非常困難。
懼怕是「詛咒犧牲品」的人、和造成所謂的「下等階級」負面印象的社會學專家,可能在非現實肯定描述貧窮的方向上,犯了大錯,洛伊克、華克昆特在競選評論文「調查街頭遊民」內,警告「肯定印象」的智慧不忠實,他譴責卡薩琳、紐曼和其它的新羅曼蒂克都市人種學專家,過度寵愛值得同情的窮人的行為,是浸潤在保守文化分析的大眾同情他們。
「紐曼嚴厲公平的對抗都市內部流行的陳腐典型的社會寄生蟲,然後代文化相反的真實反應,即造成貧民區居民成為中產階級郊區居民的真正複製品,除了他們的皮膚顏色、他們的陋室和無助狀況外,他們不會從美國主流消失。」
「調查街頭遊民」(洛伊克、華克昆特撰)
「政客和市民從何處得來的資訊,使他們決定什麼人值得再幫助、值得就業輔導、或同情有權受教育?不管好壞、人種學家、調查研究員、新聞記者都辯論誰值得幫助、誰不該得到幫助、誰可以得到實質補貼、誰什麼幫助都沒有。一連串嚴厲的調查工作出現了,他著重調查大眾對遊民品格內的道德的了解,街頭流浪、未婚媽媽、罪犯、吸毒者、販毒者和對勞動市場無關連的人,既不喜歡工作的人,洛伊克嘲笑社會學內無道德判斷的空間,類似我的書,不應談論存在窮人內的道德標準,這純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不要難為情」(卡薩琳、紐曼撰)
紐曼抱怨,華克昆特的攻擊,不但扭曲了她的辯論,而且顯示出,?任何重類的貧窮人種學,無可避免的都會碰觸到正統(保守)觀念的社會結構學專家的批評。
‧ 基本論述分析
我最早的努力在「正面影像」心智麻痺內,陷入困擾後,我艱辛嘗試尋找貧
窮社會學內,持續不斷的文化戰爭的答案,最後在我的遊民朋友的帶領及他們痛苦的嘗試了解自己為什麼變成遊民後,我開始認清,關於文化與具有學術性貧窮文學特徵的社會結構,其相同的辯論,也在窮人中流傳,一般來說,事實上,政客、新聞記者和學術界以論述為主的評論,對一個分離的、外表的街頭流浪世界,沒有什麼幫助,只是個人易犯錯誤和不公平制度的同一種爭論不休的論述的說法,這種個人易犯錯誤和不公平的制度,遊民生活於其中普他們自己也承認。
文字內的辯論和街頭的爭執,它們之間緊密關係,反映出訓練嚴正的知識和權力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和政府或醫療機構互動的應用社會學領域,高度反映出研究領域和學術文學之間的關係。在醫藥、公共健康、社會福利、都市規劃、教育、犯罪學等各方面;其分門別類和解釋在執行者和學術界之間,來回循環,每一個領域少一部份是由分門別類和構成社會器官的技術組成。
學術性訓練被置於高壓統治機構內-監獄、避難所、戒毒中心、遊民收容所等-這些學術性訓練構成活現實的能力更大,我們如何在理論之間做審判,這是社會學要求我們做的事,尤其當理論本身嚴重污染社會學時?
本論文寧願用「基礎論述分析」,而不願就男性遊民理論之間做審判,為了和遊民文學相連,本論文需要處理有關遊民的學術理論為論述,有些研究專家會認為這樣做,是失禮的事,本人部是看輕此領域作品的智慧和獨立,而是本人認為「遊民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理論,其本身就陷入權力的鬥爭中,即刑法制度的社會力量爭論,收容所制度和弱勢左翼擁護遊民團體之間的權力鬥爭。
我用「基礎論述分析」此名詞,係因大部份的論述分析集中在教科書的研究或訪談的方法,人種學的方法裏已預測「基礎」論述分析,就是跟隨遊民朋友進入他們自己的地方和時間,如此產生較廣泛、較實在的一幅論述描述的和遊民口述一致的圖畫,它逐漸深入探討,形成普通常識的了解,它應用每日生活的世俗活動和威權社會機構的規章和目標,研究男性遊民。
這種研究方法的危險是:我們會把人類的活動,降低為官能者的反射,我嚐試慎重的處理論述的權力和許多遊民頑固的獨立感,這是阿爾瑟所謂的「正式質問」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貧窮和遊民論述探討個人的法則;在使他們的生命變得有意義、使他們能依附特殊的安排、地理背景和活動,這種正式質問從來不會形成現代個人單獨的詮釋策略,遊民像我們一樣,活在複雜和矛盾的論述範疇內,他們對於遊民論述爭論的反應,從熱情擁抱到被動順從、從半反轉到公開排斥。
繞著遊民問題打轉的論述,非常複雜,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有些散漫和機制的要素,對近代遊民是特殊獨一無二,但是現代詮釋和管理遊民的主要方法,可溯及英美歷史的廣泛和悠久存在的知識潮流-總而言之,就是放任主義、社會民主和生化醫藥,所有這些知識發源於歐洲,後來經由殖民和被殖民時期,被徹底國際化,在本論文內,我只探討和構成貧窮的知識要素,即道德、疾病和系統貧窮論述,每一個要素都具有不同的貧窮原因和特殊的敘述,更多特點,而且每一個要素都具有管理窮人的切身經驗,遊民論述比較特殊,每一個論述皆溯及美國歷史,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一九七0年代末期,在這段富裕的日子裏,遊民論述是沒有聲音的。
對造成街頭地形的不同範圍-除例行程序、收容機制、推擠、工作、戒毒治療及下監入獄-本論文探討三種貧窮論述吸引遊民,詮釋及串連他們經驗的方法,這三種貧窮論述都孕育於街頭生活的機制。戒毒中心、收容所、酗酒秘密集體地、醫院、社福工作人員、監獄、遊民自己本身就是街頭文化的實際權力,所有這些顯示出道德和疾病論述的巨大能力(「罪的談話」和「疾病的談話」),罪和疾病散漫無章的形成他們的生活經驗。本論文也研究男性遊民反文化的一面,研究中心特別放在男性遊民和極端遊民聲援團體,研究他們如何敘述背叛和種族大屠殺的言論,他們清楚說出,制定和支持系統化遊民論述(系統談話),這種論述譴責廣大的白人社會,故意造成遊民問題。
所有關於遊民的論述都沒什麼能力,原因很簡單,單一文化社會早就消失不見,去而代之的是不同的機構和社會運動重覆製造爭論性論述-包括個人主義本身的論述-給予個人操縱的空間,我們自訂價值觀念,操縱、扭曲、反抗現在社會的多元論述,我們利用他們,就像他們利用我們。
遊民也不能除外,他們不只是遊民貧窮論述的俘擄,他們在世界上沒有權力,也沒有接受「機動思考」系統教育的福氣,但是因為他們拒絕同化,所以也沒有損失,有時他們無懼霸權的論述,隨著自己奇異的想法問自己問題,在各種主張言論之間徘徊,利用分裂和沉默製造妥協、從非洲神秘主義到生存主義、從流氓到越南的偶像崇拜等的次級文化,構成自己隨意選擇的自我定義。
‧ 罪、疾病和制度
道德派的論述,認為窮人的悲慘命運是他們自己造成,他們懶惰、投機取巧、不負責任。道德派對窮人的看法,已支配美國很長久的時間,他們的理論在美國所以強大和長壽,是因為美國長久的種族歧視和隔離的歷史,自從黑奴解放後,一般人對黑人仍存有廣犯和錯誤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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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論述 |
道德派 |
疾病派 |
制度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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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是自己 造成的 |
堅決肯定 |
不肯定 |
不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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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重心 |
遊民個人 |
遊民個人 |
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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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主要原因 |
罪 |
疾病 |
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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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遊民原因 的分析 |
放縱和道德沉淪使個人偏離正道,他們懶惰、投機取巧、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犯罪成習。 |
精神病和吸毒是主因、家庭不健全、對孩子施虐、沒有家庭溫暖、失業經濟不景氣。 |
階級、經濟歧視、低工資、沒有健全的醫療保險和社福保障、百分之二十的低層黑人沒有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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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遊民問題 的主要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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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 ‧
限制活動 ‧
取消現金轉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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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
設立收容所安置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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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
提供緊急協助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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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造成遊民原因的分析(制度派):種族、黑人被中產階級排斥
教育、就業房屋補助都受到歧視
種族歧視被捕入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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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是社福救濟措施的主要控訴者,他們認為施行社福救濟措施減少大眾對反貧窮計劃的支持,如同非裔美人罪犯的邪惡代表,大量增加下監入獄和執行罪犯的社會控制成本,道德派論述主張用兩種策略解決遊民問題,制定生活品質法規,驅離街頭流浪遊民,限制他們的活動,安置他們在收容所或下監入獄。
疾病派論述視窮人為疾病而非罪造成-貧窮是殘疾生病造成,而非道德墮落,由此觀點視之,大量的遊民是吸毒流行病,加上家庭破碎和精神病造成,個人身心靈的疾病和代表負面力量的貧窮文化的說法,使得奉公守法市民變窮,負面貧窮文化是一種傳染病、缺乏教育、沒有雙親、沒有理財知識及全面和現實環境競爭的能力,解決遊民貧窮的問題,就在幫助個人身心復健,安置他們在提供多種服務復健收容所,在有家的溫馨氣氛下,接受治療輔導。
制度派論貧窮,排斥其他論述的個人強調,他們認為道德派和疾病派的理念是譴責犧牲品,他們超越個人,更重視社會結構制度的廣泛不平等,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失業和政府民間的歧視有色人種,他們認同馬克斯主義的主張,不公平的社會導致貧窮的產生,最佳的解決方法改良制度,而不是懲罰或對待窮人本身。
在美國,自古以來認定的道德派的貧窮論述,至今仍是三種論述裏最受歡迎的,自從宗教改革運動後,他們認定身體健康的流氓或乞丐,是道德標準和社會秩序的基本威脅,這些人不值得幫助。在那個時候,一連串的社福改革運動橫掃十六世紀的歐洲,行乞被認為是非法的事,天主教負責的社福責任,被移轉給民間慈善組織,包括英國在內的基督教新教徒控制的地區,社福改革影響深遠,有錢的人階級拆毀天主教的醫院,改建成民宅,這種新的、更規律化的制度,大力改良對病人的照顧,但是昔日天主教醫院照顧的流浪漢和遊民則沒有地方可去。
馬丁路德特別反對行乞,他就中世紀是乞丐為永遠的詐欺騙徒的看法,編輯了一本偽經手冊,並且四處發放,路德視乞丐是騙徒,放蕩神父與和尚的同黨,他認為乞丐有罪,他懷疑每一名貧窮的陌生人,包括小販、瞎眼的乞丐、羊癲癇患者、跛腿的人或漫步的學者,他解決窮人的方法是,每一個教區嚴厲監督乞丐並且限制對值得幫助的窮人的救濟。
「每一個鄉鎮應該認識自己地區的乞丐,把他們登記在冊,然後幫助他們,但是不要理那些奇怪的陌生人,除非他們有推薦函和證明文件,本書提到的大騙子,都要如此處理之,如果每一個鄉鎮都看守自己地區內的乞丐,騙徒就會消失殆盡了。」
路德主張每一個鄉鎮都要看守自己地區內的乞丐,這透露出他否定早期現代歐洲都會的變動和日趨複雜,透露出他渴望一個根本不再存在的靜止,小型社會。
英國宗教改革的新教徒,對乞丐和流浪漢的敵意,係因貴族階級對流浪漢遊民發動一場無情的掃蕩戰爭,許多農奴脫離封建地主,逃到都市,但是他們的廉價勞力,反而促成商人階級的誕生,是以這些都會官僚訂了更嚴厲的反流浪漢法,在十六世紀中葉,流浪漢被烙印或為奴隸,逃走的處罰就是死罪。路德在他撰寫的流浪漢和乞丐一書內,顯示出相同的信念,貧窮的流浪陌生人,是所有罪惡的跟源,當英國的第一批殖民來到紐約兩代後,他們承襲祖國的法律執行和心態,在新英格蘭州,清教徒的喀爾文教義的驕傲勢力眼,加深了對貧窮陌生人的懷疑,把他們趕出城,或把他們拍賣給當地農夫作為契約工人。
道德派的貧窮論述,在美國從殖民地時期到以後,盛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十九世紀的都市化,加強窮人的集中、視野與反叛,結果帶來對付他們的官僚機構和行動,例如除了對值得幫助的窮人的微薄救濟外,還有中上階級兒童的救世主和「友善的探訪者」、孤兒院、工廠、避難所和最為人詬病的,拍賣失業窮人給標價最低的人。十九世紀的貧窮政策的主旨,是窮人屋,或者正確的說就是「窮人屋的影子」,這是麥可.凱茲了不起的書的書名。
在十九世紀前半葉,窮人屋制度在包容力和區域範圍都被大大的擴充,負責的改革者認為,一個統一集中的機構可以阻止很多人申請救濟,同時沒有其它選擇只好進入窮人屋的人,在嚴格監督和指導下,可以得到完善復健。團結一致的上流社會,支持新秩序承諾的社會控制,強烈贊成掃蕩流浪漢的人,期望窮人屋作為監獄,俾懲罰「貧民」,令這些窮人做苦工,有些同情窮人的社會名流,期望窮人屋會結束目前制度不合理的現象,特別是拍賣窮人和不時的強迫他們遷居。
實際上,阻止的目標勝過了救濟的目標,十九世紀的窮人屋經費不足,疾病肆虐的毀倉,可怕的食物和沒有暖氣,能做工的貧民都被送去農場或工廠,至少去做解開就麻繩等雜務,流浪漢或醉漢被送去敲磚或伐木,窮苦家庭、精神病患、丟棄的兒童、老年病人、各式各樣的孤苦窮人、精神病患和肢障者,全部都要做工,晚上睡在一起,分享殘酷的生活和苦役。
自私和腐敗的官員很容易操縱控制這些半私人機構,監督人經常是商人和農夫,他們利用這些窮人的廉價勞力,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
設立專責機構安置這些貧民代價昂貴,社會名流持續抱怨現行措施的不良有害影響,但是戶外救濟仍盛行於窮人屋時期,大部份的權威官僚仍採用各種混合方法,在很多情況下,沒有家的窮人才被安置在窮人屋,有家的窮人則可以得到戶外救濟,整體來說,領戶外救濟的人比送去工廠或窮人屋的人多,勞工階級的恐懼,使得十九世紀名副其實是窮人屋世紀。
十九世紀中葉的窮人屋,也是新疾病貧窮論述的考驗,遊民疾病論述在十九世紀成為顯學,生物醫藥學也因之興起,十九世紀後期,本來加以區分的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現在一律根據身體健康情況來區分,是以身體健康的男女窮人,沒有人同情,也找不到工作。自從一八五0年代起,改革者致力鼓吹,把窮人屋的窮人分為兩種,一種是殘疾人、精神病患者和老人,這些人應該獲得更多的同情,身體健康的人,應該受到懲罰和送去勞役。事實上,大部份設施簡陋的本地「窮人屋」,根本無法安置兩種不同的窮人,更用不著說提供較佳的服務給孱弱的窮人。
窮人屋最後放棄訓練身體健康的男女窮人,一八七0年代,所有臨時工作的窮人被逐出窮人屋,窮人屋轉變為醫院,健康的男女窮人無處可去,只好入監,至少在這裏他們可以好好睡一覺,一八八0年代的混亂年代,社會改革者聲稱監獄監督不嚴,缺乏規章,甚至在數個都市關閉了很多監獄,使得健康的男女窮人的最後選擇也沒有了。
比監獄更好的避難所變成窮困貧民的新安置機構,避難所誕生於一八二0年代,主旨在把窮人屋內的精神病患者和兒童、老人、病人分開,但是在一八八0年代和九0年代,避難所的人口大量增加,安置很多甫從監獄和精神病院出來的犯人和精神病人。
最大的新窮人族群是窮苦的老人,在一九三五年制定社會安全法案前,這些窮苦老人除了微薄內戰撫恤金就沒有其它收入了,當窮人屋關閉了後,許多生病的老人被轉送避難所,他們被轉送的最大原因是:避難所是州政府設立,窮人屋則是都市或郡縣設立,窮人被安置在避難所,市政府或鄉鎮縣政府就不必花錢照顧他們了,還有些窮人是他們的家人送去的,在那個時候,精神病患取不到證明文件,無法去公家醫院,無能力照顧他們的家人只好安置他們在避難所。
他們一但進入避難所,如同在窮人屋的情況,疾病派的貧窮論述和道德派的貧窮論述相互糾纏,爭論不休,他們診斷避難所的居民千奇百怪,從「金錢煩惱」到「宗教狂」,然後用「道德治療」洗腦和生殖器,或給精神病患穿緊身衣和洗冷澡俾對付他們的頭腦。
同時,不能進孤兒院和避難所不時遷居的窮人,受制於居留法而無處安身,居留法是判定直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的基本標準,這已行之好幾個世紀了,每州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標準和法規,結果造成制度混亂,反而促成居留條件更趨嚴格,有些標準寬鬆的州不接收來自標準嚴格州的窮人。
封建主義創造的流浪法,在現代資本社會發生重大衝擊,因為工業工人獲准日益增加,而且可以遷居至他地找工作,亞當.史密斯於一七七六年批評英國的窮人法阻止自由勞動市場的發展,十九世紀依賴季節性勞工的美國工業,認為居留法不公平的處罰他們的工人,他們堅持市政府應給予這些臨時停工的工人生活補助,而不是視這些工人為罪犯,他們要求制定新的標診,用來區分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他們認為不願工作,長期的窮人是真正的只值得幫助的窮人,而他們的工人是無工作季節的窮人,他們是經濟的犧牲品,他們主動工作是進取心的正面現象,應該給予鼓勵,但是地方政府社福法規的居留法,拒絕給予這些窮人補助,直到二十世紀仍是如此,在十九世紀動盪不安的後期,許多地方甚至擴大引用居留法,驅趕陌生窮人,他們提供監獄、窮苦農村及工廠,用來安置不願工作的窮人、罪犯或壞人。
十九世紀的後期,道德派的貧窮論進入一種日益複雜的策略,即從硬手段到軟手段、從高壓到慈善施捨、安置從苦役的流浪漢到教會、從好心的志工服務熱食給窮人等,長時間高壓統治到慈善施捨之間的勞工劃分,最後出現了性別的界定,上流社會的女仕代表宗教和母性崇拜,她們是慈善組織的負責人,窮苦婦女和兒童是她們照顧的對象,她們的丈夫是高壓統治和懲罰的負責人,窮苦的男人是他們修理的對象,十九世紀後期,慈善團體帶食物和忠告訪問窮苦家庭,期望能教導他們生命的價值和好習慣,她們的丈夫堅持採用高壓紀律對付流浪窮漢,他們認為自己的責任在使勞工階級更獨立更堅強,不能使他們變得依賴和墮落。
一八七0年和一八八0年代,道德派的強硬遊民論述,達到高峰,造成窮人流浪的經濟危機,是長期醞釀而成,一八五0年代,勞工階級的男人被剝削成為賺取蠅頭小利的苦役,他們是經濟不景氣時的犧牲品,獨立的手藝工匠,逐漸無可避免的失業,把工作讓給低薪的學徒和沒有技能的勞工,然後這些沒有技能和季節性工作的勞工如同殼機和切冰機,逐漸失去賴以維生的生計給機器。內戰進一步造成失業和生產停滯,成群失業士兵拒絕在原來的環境內定居生活,來自歐洲的新移民和大量解放的黑奴,遷居至北部和西部,增加農業和工業就業競爭壓力,單身人和家庭經常遷居,嘗試在爆滿的勞動市場,得到一杯羹。
一八七三年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不景氣,大量男女窮人尋找工作,加強打壓流動窮人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南部各州解放的男女黑奴,棉花工業貴族用各種卑鄙手段剝削勞工、地主和商人用預先付現金方式,誘騙從前的黑奴負債,這些黑奴非常需要現款,他們大部人都沒有財力從事佃農工作,戰後立即制定的種族隔離漢式的「黑色規章」,在重建時期被取締,在一八八0年代又強力反彈復活,白人大地主用欺騙、暴力和法源阻止沒有一分錢和文盲的黑人佃農逃走,他們引用遷居限制法、引誘犯罪法與流浪規條壓迫黑人佃農,同時,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法規,假造嚴重剝削勞工的工作契約,導致解放的男女黑奴成為不幸的契約勞工,以工抵債,悲憤的命運和做奴隸時沒有什麼不同。
史丹利追溯歷史,探討如何形成控制南方黑奴自由和行動的勞工契約,這種觀念和手段又是如何發展的,這些來自南方用各種方法限制自由的非裔美人,又陷入北方難駕馭的勞工階級的管制,數位有名的社會改革運動者:約瑟芬、肅、洛威爾、珊姆爾、格理地、豪威與愛德華、皮爾斯等人於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後期去南部考察,並在弗雷德曼辦事處及弗雷德曼協會親身參予工作,這是在他們擬對北方的本土白人和移民勞工階級採取相同的策略之前。
北方的流浪法又復活而且更加強,它的壓力,很多州立法禁止「沒有謀生能力」的人遷入,如果違法,就被送入監獄和強制勞役,地方警察長官在幾處部會區取消戶外救濟,希望用這種方法可以強迫他們重回工作,結果造成更多的男人流浪街頭,全國各地到處不用逮捕令抓疑似流浪的窮人,在沒有陪審團下,他們被審問,並判三年有期苦役徒刑。
一八七0年和八0年代後期,移居勞工集中樞紐的紐約市和芝加哥市,特別致力於掃蕩流浪窮人,每一個城市每年警方以反流浪法逮捕數千名流浪窮人,在紐約市,警察定時騷擾失業男人,命他們站立或坐在街頭,任何衣衫不整的「閒蕩人」都被視為流浪漢,而且加以攻擊,甚至於在某些情形下,他是在自己的住處也受到攻擊。
這種窮人流浪街頭的景象,震驚社會,是懲罰政策與道德派遊民論述主張的排斥的觸媒,但是此時疾病派遊民論述和制度派遊民論述開始萌芽發展,在疾病派的領域裏出現了各種理論,他們甚至定義遊民本身就是一種病理學,遊民是流浪狂、孤獨狂和夢遊狂的批評非常普遍,美國優生學的創始者查理士、達文波發明了「遊牧部落」的理論,這是和種族歧視有關的與生俱來的病理症狀。
制度派的貧窮論述也有相同重要的成果,當遊民大量出現的時候,勞工工會用勞工報社和聯邦委員會,用新開媒體發動抵抗流浪法和強制窮人苦役的戰爭,勞工工會發言人說,把工人下監做沒有薪水的苦役,流浪法破壞了勞工自由法,並且威脅工人的生活,他們指出目前的流浪法和內戰之前激怒北方自由派的奴隸法,沒有什麼不同,他們認為奴隸時代已過去了,自由人應該可以找工作而不必被關在監獄裏,工人的情況已經很糟了,僧多粥少的勞動市場,強迫工人領的薪水連最低生活水準都不夠,流浪法更減少了工人談判的籌碼,實在是勞工自由的一大諷刺。
美國歷史首次出現,勞工階級運動份子說服少數社改精英:「失業」是造成流浪街頭的主因,其它和窮人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次要,雖然反流浪人士的不滿,激發成暴力和神經質,但是窮困潦倒只要工作的人,會激發用武力手段要求援助。二十世紀初期,本土的制度派貧窮論於國際勞工組織出現後,達到高峰,此組織每年募集上千的遊民組成「大工會」,一九二0年代,國際勞工組織失敗,但是制度派貧窮論和勞工運動的興起,同時成長擴大,勞工運動於一九三0年代從羅斯福政府贏得數次決定性的勝利。
大蕭條是各種貧窮論述的重要考驗,勞工運動奮鬥了一百年,為的是向世人證明,失業是因社會結構的改變,而不是個人的原因,是一種不幸而不是個人懶惰或匱乏,當上百萬的工人失業時,失業首度喪失它的道德內涵,重新定名為「新失業」,這是一種寬大正確的制度分類,這種制度分類不僅提供一九三0年代新的貧窮,而且吸引了無數從前聲名狼藉的窮人。
就制度派貧窮論而言,它主張解決貧窮的唯一方法,就是改變社會制度,這種理論的成功有賴政府是否願意在勞方和資方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是否願意用賦稅的方法重新分配社會資源,對勞工有限度的讓步及幾近社福國家的羅斯福政府「新政」的資本主義,是美國政府進一步向制度派貧窮論的方向前進,勞工權利、創造就業機會、聯邦強制救助及特別重要的社會安全制度-這是一個與過去迴然不同的分界點,消滅失業污名,永遠的極救了大多數的老人和貧民脫離流浪街頭。
新政最後的幾年,制度派貧窮論獲得數項大勝利-(晚期)非裔美人的投票權、一九六四年的經濟機會法案、社區行動計劃等,詹森政府的貧窮戰爭也有類似的地方,但是貧窮戰爭建基於越戰帶來的財政和政治危機,從此以後,制度派貧窮論在政治領域內節節敗退,它的基礎結構逐漸消失。
二十世紀後期是各種貧窮論述的復興和擴充,尤其是十九世紀中期罪主導貧窮的論述又復活了,十九世紀的雜亂疾病叢生的窮人屋,變成二十世紀遊民的收容所,十九世紀的敲磚和伐木,二十世紀成為地方政府強制的掃街,懶惰窮人的兒童,寄養在經濟欠佳的家庭,這比十九世紀惡名昭彰的「嬰兒農場」好不到那裏去。
至於遊民,道德派貧窮論述主張罪是造成貧窮的主因,它的嚴厲和寬厚的說法,非常類似十九世紀的大流浪恐慌,就嚴厲的一面來說,美國各城市逐漸取消家庭的基本社福,轉而為單身成人社福,再加上警方致力於清除商業區和市中心的遊民,直接影響遊民階層的社會,廣沒改變-特別是取締吸毒和社福改革-同樣地依賴道德派貧窮論述給予合法化,就寬厚的一面來說,遊民是本世紀慈善事業動員最大的觸媒,大部份的慈善援助經由教會組織發起。
一九七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遊民再出現後,制度派的貧窮論述陷入危機,儘管這個危機,制度派仍努力維護自己的主張,他們堅持是新的社會問題造成遊民復活與社會制度無關,他們並說明這是近代社會和經濟政策失敗的顯明證據,尤其是雷根政府的新自由經濟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這個時期好萊塢電影描述,一名被解雇的工人或一名越戰退役軍人,變成遊民的經過。
撰寫遊民自尊和適應力的報導持續流通於報紙、新聞週報和藝術畫廊等處,但是在一九九0年代,這些型式的宣傳報導很少出現在電視和每天的日紙,同時社論家偏重疾病和道德的描述,就是大多評論社福報告、政府政策及慈善組織的名流。
就制度派貧窮論的全面危機內容觀察之,制度派的遊民詮釋影響逐漸式微,制度派支持者為遊民計劃(著名的一九八七年的麥克肯尼法案)爭取到聯邦援助款,但是卻導致意想不到的結果,援助遊民各種計劃如雨後春筍的發生,獲得聯邦經費的遊民補助措施,均由專業社福工作人員主導,專業訓練的這些社福工作人員把極度窮困的狀況,視為疾病和個人或家庭單位的官能障礙。
除了提供生活必需的食物和收容所,這些遊民援助機構特別給予這些遊民廣泛的疾病講習課程,疾病派貧窮論述變成主流,它和成千上萬的健保專業人員及靠遊民維生的非營利組織環環相扣,這些管理遊民非醫藥計劃的人員,均在疾病派學術紀律和社福服務領域內,獲得訓練和認證。
過去十五年間,從事這些計畫的研究人員,完成了數百項遊民病理學的研究、吸毒酗酒的研究、意志消沉的研究與家庭官能障礙的研究。聯邦政府內最高階層社福專家的協議,決定收容所和過渡期房屋數億元經費支出的方法。
結果住在收容所、廉價旅社、臨時休息所和接受技能訓練的男女遊民為了展開新生活,都必需接受「裝備整頓自己」的醫藥心理治療,此項醫藥心理治療係根據每個男女遊民的疾病和官能障礙程度而定,甚至於教育是主軸的少數遊民援助計劃,沒有明確的顯示出個人病理化,教育課程強調「感覺」和「態度」,而沒有強調讀寫和邏輯思考的能力。
除了收容所和食物計劃外,制度派和疾病派之間的爭論喪失關聯,因為遊民成了典型道德派論述運作的判決、懲罰和排除。全國各地,觀光業和中產階級民間組織同時聲稱「同情倦怠」,發起反對遊民出現在購物區和市中心廣場的宣傳,經由生活品質立法和強力遊說,房屋所有權人協會和商人聯合排斥遊民,這種行動給予警方很大壓力,使他們不得不掃蕩街道的垃圾-遊民,入監的男女遊民數目大增。
道德派論述的擁護者無法完全驅逐街頭遊民,但是廣義的道德派貧窮論嚴重忽視人們成為遊民的主因,是犯罪司法制度、福利政策和政府許多其它機構造成的犯罪、精神病患和低受入戶等,對許多遊民而言,特別是非裔美人,與其說犯罪法和福利制度對他們的影響,不如說他們根本是窮人,所以容易導致他們成為遊民,因此他們是犯罪司法制度下,驅逐下層社會人的目標,是社福工作人在政策指導下,認為窮人是懶惰和貪婪,在正常經濟環境裏不喜歡工作的人。
和道德派疾病派的遊民論述比起來,制度派對遊民個人的探討著墨很少,這是因為此派論述的策略在研究遊民流浪街頭的原因而不是研究遊民個人本身,他們的分析和行動強調制度結構而不是受制度影響的人的本質,本派支持者和遊民運動份子,保留對企業界和政府精英的批評,第一個些人重視營利而不重視社區的福利、第二沒有適當管制工商業俾保護勞工階級,沒有為不合乎社會標準的人提供安全網。
就制度派論述的目前弱點而言,它最強的是說理,它對遊民實質的影響,不如另外兩派論述強烈和確實,在舊金山市,遊民聯盟和它的盟友比大部份美國城市制度派支持者要壯大,此組織不吝嗇費時間和資源對抗市政府的議案和選票。
一九九0年早期,當我們做現在的研究時,制度派的遊民論述只對少數貧窮機構和政治邊緣黑人民族主義者與反遊民支持者控制的活動組織,有一些影響,在地方政治體系裏,這些組織已喪失大部份他們本來已有的主張的理論根基,但是在街頭本身,仍有活躍生動的制度派言論的各種原理,這是污名化的人推翻另外兩派貧窮論述重視個人最有力的方法。
所有遊民的論述都是在權力大和強制的機構裏形成,所有論述的重點係根據,他們租地方與通信文化分享的認識空間執行的事實,就強有力的道德派貧窮論述而言,它主張的善與惡之間的戲劇化掙扎,是美國文化的重要構成原理,從好萊塢電影、政治舞台到對面的教堂和權威家庭文化、從罪的言論和許多非裔美人白人共鳴的贖罪拯救到實際和小說形式的全國為犯罪著魔、警方暴力和入監等等,都可窺知美國文化的真面目。
疾病派貧窮論述有其吸引力,特別在美國本土通俗文化吸引自我檢驗聊天治療,尤其酗酒匿名戒酒中心和吸毒匿名戒毒中心,在犯罪司法制度裏合作,吸引遊民酒癮和毒癮者投入疾病論述的懷抱。
要了解制度派論述剩餘的能力,就必須深入探討廣泛的認識,他們主張遊民的形成,是不能控制的制度或個人無法承擔的責任,是制度帶來的全面經濟不平等,是資源不公評的分配而不是個人病理病狀造成遊民的誕生,新政、民權運動和貧窮戰爭也許早已經過去了,但是他們的不平等觀念已形成政府政策的中心和長存於廣大文化裏,通常四十多以上的人特別聲援制度派的貧窮論述,使工會文化和民權運動迴光返照。
本論文第五章的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之比較,指出甚至於在美國國內,每一派的貧窮論述的力量與地方執行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地方的不同遊民形象,創造出不同的街頭次級文化,不同政府機構的強制和遊民機會獲得率的運作,形成不同地方不同遊民的形象,這兩個城市的顯明差異,是道德和制度派論述的影響比較。制度派論述在舊金山市的影響比較大,在此地它有強烈的民權傳統和廣大的社會批評的公民文化,並且特別同情弱勢族群和窮人,相反的,聖路易市的制度派論述係建基於種族,對階級的分析含糊不清,在聖路易市政治文化保守的遊民救濟機構裏,這種制度派的言論只有短暫的影響,窮苦黑人對種族歧視和在政府威權體制下遭受的虐待和忿怒,他們的監護人的解釋,是黑人自己的罪行和不負責的確實證明。
兩個城市遊民領域的不同形象的推論,反映在政府機構的運作,兩個城市都沒有為失業的人提供基本維生收入,在舊金山市的窮人可以得到社會福利救助,疾病派和制度派混合的慈善組織支援他們;相反的,聖路易市提供的大部份救濟服務是由小型教會提供,遊民為了獲得食物就必須聆聽熱心牧師的宗教訓誨。
只有在廣泛貧窮論述的內容內,才能了解遊民範圍包含的疾病、罪和制度的遊戲,原因很簡單,疾病和制度派論述強調遊民分類,但是強硬道德派論述否定分類,相反的它歡迎在它的範圍內的遊民,就窮人而言,不管是不是遊民,道德派論述喜用強調個人化的名詞:如掠食者、遊民、吸毒者、罪犯、未婚媽媽、冒領社福救濟金者,換句換說,遊民本身是一群支持疾病和制度派論述者創造的分類,保守派在論及道德派論述時,不輕易碰觸它。
本文第二章「清除和圈圍」,探討政府處理遊民的策略,政府一方面用清除的方法,把遊民驅離公共場所及房屋所有權人居住的空間,另外一方面,政府用清除伴隨而來的處理機制-圈圍,清除的遊民被送至監獄、家庭屋、看守所、緩刑和假釋中心、復健中心和遊民收容所。
一九八0年代早期遊民再度出現,處理遊民的政策逐漸從緊急收容所和食物分配中心,轉而為耗費時日的反流浪,就是清除和圈圍。立法、建築和警方策略均致力清除窮困的垃圾人離開公共場所,送入收容所,這些收容所越來越像十九世紀中葉的窮人屋,這些新的措施在罪行趨勢推論的支持下,代表一八七0年代流浪恐慌的道德派貧窮論述的強烈復活,遊民論述經由正式和非正式過程,經常質問遊民的道德,違反「生活品質」的傳票和逮捕,意味遊民不准進入公共場所,警察和福利餐廳工作的社工保持高姿態,他們的高傲造成遊民污名化和流浪無賴的印象。
但是犯罪的談話,引起很多爭議,自從一九九0年代早期起,就有一個重要轉變,就是固定收容所改變為過渡期收容所,這裏提供復健和治療服務,這種改變,部份是地方遊民支援者促成、部份是克林頓政府引介的「繼續照顧」形成,這些新收容所緩和了病態的犯罪談話,並提供較佳條件和更周全的服務,但是目前制度的貧窮論述的弱點,充斥政府各部門,阻止永久居所獲得充足經費,或是當遊民離開收容所後,得不到經濟援助,因為缺乏長期性協助,遊民在被驅趕的情況下,只好又回到收容所,這種收容所其實有如畜欄,裏面有制式貧民窟或貧窮區的窮人。
論文的其餘部份,則有系統的探討驅除和安置生畜似的收容所,第三章到第五章則描述對極端的驅除和街頭代表的拋棄的各種反應,街頭是奇怪的地帶,充滿了遺棄的人和邪惡的人、權利被剝奪的人和悲憤的人。
第三章「罪、疾病和制度」的標題,探討舊金山市各種次級文化,研究街頭地帶的犯罪論述、疾病論述和制度論述的方法,在這一章裏,我們首次接觸到犯罪論述的輕浮及它的強烈的二元論之不穩定,它的看法沒有什麼改變,「露宿街頭」的遊民仍代表懶惰、不負責任、雜亂、喜好操弄和享樂主義。但是現在驅除的「直接談話」,轉變為否定的街頭論述印記,露宿街頭被拋棄的遊民反擊,他們為自己的罪,要求賠償,製造他們自己的界線、放縱語言、粗魯、衣服和虛弱的身體到極限,結果他們擁抱別人對自己的厭惡,怡然自得。雖然流浪街頭的人,沒有人絕對的喜歡犯罪型談話,大多數的遊民很滿意自己無法無天的吹牛,他們不是社會結構下或病理學的無助犧牲品,犯罪型談話賦於他們自己的語言,那就是他們不是露宿街頭,而是屬於街頭,同時拒絕社會價值叛變的反轉,但也同時毒化了街頭流浪的遊民,在田德隆市的貧民窟,充斥犯罪型談話,流浪街頭的遊民彼此互相操弄、欺騙、懷疑和侮辱這些遊民,比拒絕他們的社會本身,更易變成攻擊目標。
遊民如同其他的美國人,在展示力量、彼此哄騙、附合美國的男性霸權流行的個人主義等事項上,感到極大的壓力,在街頭上流浪這種壓力更大,因為第一,街頭是一個很危險的環境,需要一個強壯的前線來保護自己,第二,他們在缺乏乾淨的衣著、金錢、權威或任何長期自足的條件下,他們唯一能要求的,就是挑戰男性霸權,露宿街頭的生活,自然而然的促使遊民傾向強壯的機制和街頭式的吹牛說大話。
疾病派的貧窮論述完全相反,在人們接觸任何遊民工業的機構之前,就已經有反抗自我檢討的街頭武裝份子的競爭和挑戰第一線,雖然過渡性收容所和復健中心單位嘗試引領他們的客戶,傾向贊同疾病派的貧窮論述,但是反應微弱而且只是暫時,在街頭次級文化和類似監獄體制的這種地方內的地方性犯罪談話,道德派的貧窮論述獲得壓倒性的歡迎,在街頭上和收容安置機構內,疾病派的貧窮論述行不通,不得不傾向於道德派貧窮論述主導的二元論,醫藥、心理學和十二個行動步驟,一方面退化成侮辱,另外一方面純粹是策略性的「制度運」,在都市多種服務收容所內,道德派有關犯罪談話之彈性,透露出連結語言和物質的道德派論述污染了疾病派論述,疾病派論述因為無法提供長期資源給潛在的轉變者,而顯示出弱點。
吸引人又同時威脅人的街頭談話,至少在舊金山市,壓倒另外兩種,不能凌駕任何人的街頭論述,一群人越少,另外一種淡話方法的出現的機率就越大,他們會藉著代表疾病派論述或是道德派的直接方式,進入更自白的地帶,疾病派的談話常以一種幽默自我欺騙的形式出現,對自己沉溺吸毒酗酒,辯說自己完全無能力拒絕,直接方式談話者,則用兄長自責方式自白。
制度派貧窮論述也和犯罪談話交纏不清,舊金山市的遊民對制度的不滿,特別是警察和司法制度,更是評擊重心,無止盡的重複驅趕,使得他們的生活更困苦,但是他們對制度不滿的評語,從批評政府「進行種族大屠殺,消滅非裔美人到政府背叛冷落越戰退役軍人」等,他們的不滿獲得眾人深度歡迎,雖然不滿制度的談話達到情緒高潮,但是道德派對遊民的批評力量消弱了他們的影響,簡言之,遊民對「制度不滿的自我告白顯示出自己是制度的犧牲品」,但是當他們必需面對自己為狡猾的操弄高手時,就可看出矛盾的現象,這種矛盾不僅是語言,而且是高度的非精神上的矛盾,這些矛盾反應在他們每日為生活奔波,做乞丐或小偷維生,他們不認為自己是無辜的人或是大家認為的主流,制度派的論述在抽象面表現的很好,但是卻無法了解自己。
但是在舊金山市,廣義的犯罪論述的優勢有例外,「新流浪漢」詳細描述,在回收工作活動周圍建立的遊民次級文化。
在舊金山市,遊民經由支持犯罪或設計制度,用街頭談話戲弄道德論述,舊金山市專業回收工作的遊民,反對道德論述的遊民看法,他們用自己的工作創造出一種不同於犯罪論述的「廢物」論,創造出另外一種在地理上和文化上不同的遊民,他們每天努力工作,收集瓶瓶罐罐,然後送去回收公司,他們在這項工作內找到一種不同的贖回,從污名化和墮落裏得到釋放,他們彼此之間和非遊民族群再度建立起肯定的利己的連結關係,他們在回收工作上能謀取最大利潤,是以他們能在各種活動裏,發表對制度不滿的談話,向眾人顯示自己,不是病人也不是罪犯。
第五章敘述聖路易市,這是我研究的第二個地點,在這裏我們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此地遊民也藉著回收賺取生活費,但是這裏沒有類似舊金山市的次文化,聖路易市的回收遊民拉比特說:「如果你是露宿街頭的遊民,除了繁忙吵雜,沒有什麼事好做」,他認為流浪街頭就是一種罪,和舊金山市比較,聖路易市顯示出一種完全不同的風貌,是一種不同的遊民概念,在這裏驅除和監禁是直接了當,沒有什麼讓步,其實這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牢房,遊民都希望離開這裏,在舊金山市,遊民區代表一個爭議的地帶,是多種罪惡、疾病和制度的混合體,聖路易市是一個顯著的同種地區,在這裏道德派的貧窮論述,徹底的控制全市和貧窮機構的內外。
在第六章「驅除和懲罰的連鎖關係」裏,我們從探討街頭遊民轉而探討社會政策,研究最近25年以來遊民和監禁之間的緊密關係,監禁和遊民都不是新事,他們兩者之間一直連在一起,自從十八世紀,任何工業化社會的最窮階級都包括一群前任監獄犯人、遊民和監獄週期性的釋放被囚的個人;第六章探討現代入監和遊民之間的關係-他們兩者之間的互補連鎖關係,促成遊民進入監獄,然後又釋放他們出來,流浪街頭,每週,從監獄出來的眾多犯人,使得街頭遊民數目大增,他們和家庭遠離、失去職業、貧窮、精神受創傷和被社會排斥,他們露宿街頭,成為警察逮捕的目標,他們的潦倒,促使他們犯罪,而他們的流浪生涯變成了一種犯罪,在繁華的都市裏,例如舊金山市,警察不准遊民去附近高尚住宅區和購物區,用公共場合飲酒或在公園睡覺等小罪把他們關進去監獄。
在第六章裏,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的比較,看出兩個城市對遊民的定義和經驗,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就遊民和監禁來說,他們兩個城市沒有什麼不同,在「遊民」和「監禁」兩個不同分類之間,持續玩弄個人,顯示出道德派的貧窮論述力量之強大,竟然可以限制窮人的選擇權和污名化窮人,然而我要堅持的是,疾病派的貧窮論述也很重要,懲罰和驅除是社會控管的強大型式,他們的對象用逆轉的型式-叛逆的「街頭談話」批評這些措施,但是這些對象本身也是危險易變的族群,收容所的社工人員,老練世故,代表另外一種監禁,他們不用暴力用自我檢討,用紀律而不用懲罰,這兩派論述,猶如棍子和胡蘿蔔的權謀連結,這兩者互補的策略,負責統管充斥新自由美國的剩餘人口。
第二章
驅除和監禁
經過三十年,遊民只是少數酗酒的露宿街頭者,但是在一九七0年代經濟萎縮期,遊民又再度出現,起初,炫燿的酗酒者隱藏了實際的遊民,剛出現的遊民沒有引起社會的注意,直到一九八0年代早期,遊民才成為社會的焦點,一九八二年,大量衣著襤褸的人們進入大城市的商業區,露宿街頭並求乞零錢,同時全國興起簡易餐廳,供應飯食給眾多飢餓的人吃,他們很多是工廠歇業,失去工作所致,當這些貧窮飢餓的人變得很多時,他們提醒其他的同胞想起戰前的困苦歲月,那時的流浪漢和乞丐、胡佛別墅和排長龍領食物,社會問題出現了,早先從前的遊民危機引起的爭論,現在又復活了,記者、社工人員、部長
起初,社運份子和左翼自由派主張的制度造成貧窮的論述,有很強的影響力,他們認為遊民問題,是經濟危機導致的國家緊急事件,猶如地震水災的災民,他們有權要求收容安置和政府的協助,遊民支援者堅持經濟變化造成的遊民,應該給予基本的收容安置和食物,因為沒有政府的強力介入,救助遊民的工作,均由宗教團體做慈善救助,當問題獲得暫時解決,教會地下室的簡易廚房和緊急收容所,遂成為制式化遊民問題,而非阻止遊民的產生,這種大型志公團體的好心,自然而然吸引了更多的習慣性論述和慈善行動,傳統的抗議和極端左翼份子的組織都無法相比,然而違反早期宗教擁護者的民權制度論述,在慈善工作忙碌裏被遺忘,慈善工作的重心,在「幫助」與「合作」。
同時,制度派的遊民論述,在公共領域裏消失權力,起而代替的是快速出現的道德派和疾病派的遊民論述,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流浪漢」或「移居」的詮釋又復活,又再加以修飾,視遊民問題為個人病理或個人行為偏差,地方政府在罪惡派和疾病派兩者合作下,從一九八0年代注重緊急收容所安置,轉變為一九九0年代的驅除和監禁。
驅除策略代表問題起初被視為與道德有關,此問題威脅都市空間的藝術價值,新發展的驅除技巧,旨在從公共場地趕走遊民,然後把他們送入收容所,新驅除措施和更擴大的無理的轉運,使得一切進行順利,這顯示道德派的貧窮論述又強力興起,這是一八七0年代流浪漢狂的再次復活,遊民經由正式或非正式機械作用的道德派的質詢,違反「生活品質」的警告和逮捕,說明在公共場所睡覺、飲酒,好像在家裏,這是違法行為,警察可以把他們驅除,收容所的主管對遊民也是不尊重,污名化和貶低遊民的人格。
在生鏽地帶的城市,如聖路易市,大眾對遊民問題的反應又是另外一種形式,驅除和監禁是直接了當,兩者一起執行,因此整個城市猶如一座監獄,遊民都想離開,在聖路易市,警察執行監禁,並在這座死城畫好界線,嚴密看管這些遊民。
但是罪惡派的論述和驅除的執行,並不是沒有爭議,驅除政策來自罪惡論述直接後果,安置剩餘人口的收容所,演變成監禁,是一種較複雜的歷史,自從一九九0年代早期,就在臨時收容所發起復健和治療的宣導,這是呼應克林頓政府引進的,「連續治療」要求,這些新機構用疾病貧窮論述緩和罪惡貧窮論述的爭議,並提供更多周詳完整的服務,「連續治療」計劃綜合了疾病貧窮論述和制度貧窮論述兩者的基本要素,呼籲擴大復健服務和提供大量廉價房屋於窮人,如果此計劃能夠成功,遊民的收容所將不是監禁處,反而是疾病的窮人論述的深度教誨,這些新機構在社會福利政策下將引導他們的客戶進入一種新的被保護的生活,當此計劃進行了一些時間,達到計劃長期運作的必要條件,制度貧窮論述的弱點,在政府各單位顯示出來,並阻止政府提供合宜和長期的基金,來供應長期平價房屋給窮人。
本章最後的部份,描述一九九0年代,遊民如何經歷遊民政策的變更,驅除政策加重了遊民的被隔離孤立,同時因為被孤立而受到虐待,不要說露宿街頭,就是在街頭閒逛也是很危險,每年巡邏警察發出上千份的警告,不准在公共場所搭帳棚和擅闖私人禁地,甚至於住在流動旅行車或轎車內的人,因為不同的區域劃分,而被排斥變成遊民,因為嚴格的取締警告和拖車行動,他們被迫和有房子的朋友分開,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浪人。
收容所為這些露宿街頭困苦的人,提供了一個有限的休息處,但是他們的悲慘情況及受到懷疑和侮辱的環境,加重了他們的絕望,甚至於憤怒,至於新的「過渡期」收容所,他們發現並不比從前的倉庫改裝成的原始收容所,好到哪裡去,權威人士、充滿侮辱人的機構的種種措施、與他們提供物質協助的能力,俾獲得長期居所的努力,都嚴重收到限制,過渡期收容所不是因為流離失所而成立的一個現實出路,它反而類似原始收容所,是驅除的另外一種新嘗試,把窮人關在機構式的貧民窟或窮苦社區內,流浪街頭的人,都是典型的有能力的人,卻是得不到長期協助的人,主張疾病貧窮論述的人,卻沒有發揮任何實質效果,在「過渡期」收容所流通的疾病貧窮言論,貶低成侮辱和戲言,加深污染和指責窮人的詞彙。
‧ 從反遊民運動到形形色色的收容所
在一九七0年代早期時,自助旅行協會和美國各大城市服務「街友」的替代
機構,發現身無一文臨時性窮人的數目遽增,他們和這些機構服務的中產階級嬉皮不同,除了迷魂藥LSD和吸食海落英造成的意外,這些機構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患有精神病,來自勞工階級或窮困背景的精神病人特別多,沒有什麼教育的街頭流浪勞工,去加州或其它地方尋找較好的工作,但是到處就業市場不景氣,經過住在「破爛房屋」一段時間,他們會繼續去其它地方尋找工作,當時在反文化趨勢和經濟性移民之間,有很大的落差,自助旅行協會的辦事員發現來自美國中部小城的臨時性窮人,和嬉皮運動發現的反文化沒有任何關聯,這種移民潮,類似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身無分文的流浪漢,這些人在三十年代後的經濟繁榮期,投入勞動市場。
一九七0年代,臨時性和長期性遊民逐漸增加,但是媒體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政府的調查,堅持「遊民」大部份是吸毒者,他們故意使自己成為遊民,政府不承認貧窮造成遊民,直到一九八二年的經濟不景氣,才知道遊民產生的真正原因。
一九八0年雷根當選總統,他發誓帶領美國從一九七0年代的經濟衰退裏,邁向經濟復甦,他徹底拒絕凱因斯的稅收-支出原則,這個新政府對大社會計劃和百年歷史的勞工權利宣戰,如此就可以使美國工商業復活,無論如何,新政府的新自由政策更加重了現在的工商業退化危機,一九八二年景氣嚴重衰退,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一,各大城市商業區的遊民大量增加,同時全國各地失業的勞工和他們的家人,湧入簡易餐廳和食物供應站,俾獲得飯食,文化保守的美國中部人加入簡易餐廳和食物供應站,由於文化的叛逆,缺乏收容所和食物,這是令人難以了解的事,遊民裏有很多人是精神病患,這另自由派人士非常憤怒,眾多社會評論家認為,精神病患遊民是政府支出削減的犧牲品,特別是不負責任的政府,精神病院釋放出眾多的精神病患。
許多不滿雷根政府長期抗爭的左翼派份子,發起支援遊民運動,嚴厲攻擊政府的福利政策和工會,經由向世人鼓吹遊民族群的貧窮和絕望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他們希望如此可以振興全國衰退的反貧窮運動,後來成千上萬的左派份子和天主教勞工團體也加入他們的抗議,天主教慈善組織長期協助遊民,收容安置他們,提供食物等必需品,長達數十年,中產階級的宗教信徒,看到露宿街頭的遊民慘況,大為震驚,要求政府上下各階層聯合行動,給予這些遊民食物、房屋、醫療和生活必需品。
反遊民的活動份子用「遊民」這個名詞代替臨時性的貧民,這意味一無所有無家可歸和缺乏收容所安置的人兩者之間的根本不同,宗教和民間團體希望他們不僅能為窮人爭取更多的協助,而且更要爭取世人對遊民的同情,可以使大眾認清雷根政府政策的「不人道」,他們希望能使大家反對企業合併、工會解散和雷根的私有化經濟,這猶如「胡佛別墅」在三十年代景氣大蕭條時,是遊民的唯一棲身之處(胡佛別墅是用紙板和防水布搭建的帳棚,是三十年代大蕭條時,遊民的臨時居所。)此處用以諷刺雷根政府是三十年代胡佛政府的復活。
反遊民運動曾風光一時,遊民變成值得幫助的族群,他們比貧民窟的窮人贏得更多的同情和較少的敵意,貧民窟的窮人不友善,是病態的下等階級。
在一九八0年代中期時,自由派媒體非常關心遊民的情況,在電影和電視裏放映遊民的影片,他們呈現遊民是普通人和你我不一樣,只是運氣不好,他們特別強調白人和雙親遊民家庭(事實上這種家庭不多),同樣,遊民支援者和民運活動份子,在遊民乞丐的領導下,吸引了很多退役軍人遊民,俾獲得更多同情和經費,英勇的越戰退役軍人遊民贏得每個人和現在鎗手的心,他們成了重要演員,在好萊塢的影片裏演出。
就政府和民間提供的緊急救助服務而言,這種運動也獲得重大進展,因為遊民支援團體堅持收容所是基本人權需要,是以當時全國各地成立了無數遊民收容所,其範圍從教會地下室小型收容所到國民兵軍工廠改裝的大型收容所,形形色色種類繁多,因為救助遊民成為本世紀偉大志工動員之一的目標,全國各地供應遊民三餐的免費簡易餐廳,如雨後春筍興起,極端反遊民的活動份子結果變成自己成功的犧牲品,由於各方的努力,結果獲得政府的補助經費,並於一九八七年通過麥肯尼法案,此法案創造出繁複的官僚體系,它在制度上只優待通過政府規定的遊民才可以得到社福補助,官方機構比早期領導較獨立的機構遊民支援團體,更能獲得制度的信任,甚至於在複雜的遊民環境裏,積極尋求協助遊民更好的方法的活躍份子,發現他們竟變成福利制度的「玩具」,舊金山遊民協會的領導人保羅.波登在描述協會逐漸變成組織中心和貧窮機構兩者複雜的聯合體時,憤怒得敲打桌子,說出以下的心聲:「你無法結束遊民,你知道,除非你能影響脫貧計劃,教育計劃和房屋政策,否則別想減少遊民。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能活著,是因為其它不要臉的人不用工作,除非你能除去這些障礙,否則你無法結束遊民,如果按照家庭基地和全國聯合委員會及全國法律中心的樣式,裝備我們自己,我們就會變成骯髒競技場另外的一個梯階、一個玩具。」
雖然波登等人是制度貧窮論述的支持者,他們看出涉入遊民複雜體系的危險,但是他們無法拒絕獲得經費來源和創造出更民主、更制度化特質的遊民救助措施的機會,他們一但涉入提供救助服務的領域裏,反遊民的活動份子大部份消失在「複雜的遊民體系」內,在這種付費救助服務提供者和志工的廣大連絡網裏,他們發現出的極端制度批評論,喪失了大部份的權力和淹沒於各種不同特質的論述裏。
整個一九九0年代,遊民的複雜問題仍是各方爭論的焦點,疾病的貧窮論述和贖罪理論比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更獲得雷根執政團隊的信任,更符合雷根時代精神,第一,各種收容所和免費簡易餐廳,就慈善措施和訓誡而言,類似舊式救助模式,對遊民持保守看法的人,二十三十年代的救助模式又復活了,在全美國的小城鎮裏,他們要求收容的遊民先禱告,才給他們食物和睡覺,在小型的基督教會裏,火熱的牧師再排隊領食物的遊民前,跳上跳下的傳教,勸告他們脫離罪惡悔改信耶穌;在保守的天主教免費提供三餐的餐廳裏,坐在餐桌前的飢餓遊民被迫先唸祈禱文,然後才能吃馬鈴薯和肉,在大城市的世俗收容所內,餐廳的工作者也不尊重這些飢餓的遊民,甚至於虐待他們,用遊民是罪人的醜名侮辱他們。
比較開放的宗教機構在志工團體和滿懷感激的遊民之間,建立起良好的溝通管道,他們跨過階級意識創造尊重和美務的緊密連繫,猶如維多利亞時代的慈善救助,而不像早期活動份子的制度評論。
受到基督教窮人合而為一的感召,慈善志工在與遊民接觸時,從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罪惡裏,獲得釋放,甚至於有的志工本身是制度貧窮論的支持者,他們在解決遊民問題採取的第一歨措施,就是親近遊民設身處地為遊民著想,而不是排斥遊民,遊民不是冷漠社會制度的時下批評對象,反而,遊民演變成窮人和富有階級之間的歷史性的「施與受」的復活。
當疾病和道德貧窮論述的支持者,挑戰制度貧窮論述的支持者時,關於遊民造成的原因,他們嚴厲攻擊全國遊民協會和首都華盛頓非暴力遊民支援社區的要求,保守文化分析家和醫療專業人士兩者同時批評制度貧窮論支持者的誇張意識形態,認為他們所謂的無家可歸者為大量勞工階級帶來危機的看法係來自遊民和一般大眾之間的類似點的無理要求,醫療專業人士認為遊民是嚴重的精神病患者及少數吸毒者,和工作與房屋毫無關係,在紐約市和幾個其它大城市,政府官員均相信疾病貧窮論述,在天氣轉冷時,加強遊民的醫院治療。
一九九0年的人口統計調查,疾病貧窮論述和制度貧窮論述之間的衝突達到最高點,一九八0年的一次草率嘗試後,人口統計調查局目前從事一項慎重的遊民人口調查,這包括露宿街頭的遊民和收容所安置的遊民OCCNV和全國遊民暨貧窮法律中心兩個著名遊民支援團體的領袖-米奇.辛德和馬麗.佛斯卡里尼則進行自己的遊民人口調查,他們在政府調查出爐之前,估計全美國大約有兩百萬到三百萬遊民,他們同時譴責政府計劃公佈的數字比他們低很多,結果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只有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一人,有些傳播媒體和政府一鼻孔出氣,擁有大眾媒體的遊民支援團體的可靠度因而受到影像。
一九九三年出現了一個針對疾病貧窮論述獲勝的聲明,愛麗絲.包姆和唐那德.朋斯兩人合著的「一個否認的國家-遊民的真相」一書內,否定遊民支援者的全部主張,包姆和朋斯兩人認為遊民運氣不好,他們根本是很特殊的人,是嚴重精神病和疾病的犧牲品,他們二人認為不要擔心遊民沒有地方住、沒有工作,應該趕快醫治他們的疾病,這才是首要之務,他們二人在書中寫道:「美國堅決否認有遊民的存在,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遊民沒有地方住,而是要醫治他們的疾病,他們需要醫藥治療,因為他們的病況症狀,阻止了他們找工作和保有房屋。」
包姆和朋斯兩人不相信全國遊民聯盟的說法,全國遊民聯盟認為遊民和你我大家一樣,都是正常人,他們應該得到尊重和協助,包姆和朋斯堅持,美國人應該承認遊民是病態人,特別是他們大部份都是精神病患者、酗酒和吸毒,最有趣的是,這兩位作者譴責制度過度專權,以致遊民得不到醫療服務,他們說,這些遊民支援者認為遊民是正常人,這樣說法,反而使得政客忽視了遊民群眾的無能和疾病,使他們錯失了最需要的醫療服務。
一九九0年代很多類似包姆和朋斯的最有名的當代遊民論著,都是從疾病觀點看遊民,並且視制度貧窮論述為一種阻礙,這是一種表面好聽的說法,因為實際上,遊民支援團體沒有什麼政治權力,當時的新保守派政府官員聯合一般無知大眾,全面攻擊社福制度,社福工作人員不願直接頂撞政府官員,他們反而批評遊民支援者瞎眼看不見遊民的精神病、吸毒與酗酒。
在某一方面而言,這些解釋相當接近制度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的聲援者,他們二者都聲稱自己是遊民的拯救者,社福技工專家為了戰勝支援遊民極端份子,必須採取強硬立場,因為這些極端份子不僅更了解遊民問題,而且設身處地真的替遊民設想(而不是包姆和朋斯所謂的用偏見言論扭轉社會觀感)。
關於包姆和朋斯之類自由派打乎的故意言論,我們可以理解,因為他們從是大型社會貧窮科學研究時,需要政府的經費支援,他們的經費大部份來自美國健康(精神和身體)酗酒和酒精中毒部門,這意味研究項目是政策辯論下的產物,長時間從事社福政策研究專家珊弗德.史其藍指出:「社福政策研究者被貶低為勞工,他負責提供預先決定的主題-『社福依賴者』研究的結果」,一但研究完成-窮人行為的「客觀」資料-就是新保守派政客做為撥款的依據準則。
大部份採取疾病貧窮論述的社福政策專家,顯示出他們放棄先前主張的社會不平等造成遊民的論調,他們原應該對全國人說明社會不平等的未來社福政策,在目前的新保守派政府面前,是不可能提到低收入窮人需要房屋的問題,是以社福政策專家縮小了問題範圍,轉而比醫療補助窮人爭取經費,這是唯一從政府得到的友善非政治性的回應。
制度貧窮支援者強烈評擊疾病貧窮論實行者,指責他們否認遊民是政府問題,並且用罕見的左翼形容詞污染客觀事實,遊民是有潛在能力的社會份子的說法,傷害了疾病貧窮論述的政治性外交聲言,那就是遊民應得到社會福利,因為他們無能,根本沒辦法幫助自己,歸根究底,說明制度派遊民貧窮論述的學術著作爭論,比咬那隻不願提供食物的手要容易。
愛遊民和新保守派政策之間擔任直接連絡的遊民支援團體的地位,逐漸喪失了早期的權力,探討遊民的重心日益增加在遊民本身的不潔、酗酒吸毒和意志消沉,全國遊民聯盟、全國遊民和貧窮法律中心及都市級遊民支援團體與遊民組織繼續聲援制度派貧窮論述,但是實際上,他們低調的只反對遊民犯罪化和社福削減,最有名的極端反遊民活動份子辛德竟然自殺身亡,當疾病和道德貧窮論述越來越得到政府和媒體的關愛時,有關遊民的感動人故事只限於聖誕節和感恩節,因為這時美國人傳統的不談個人主義和個人利益,特別表現出鄰里互助和同情,遊民逐漸喪失八0年代中期「值得幫助的人」的聲譽,取而代之的是「靠社福接濟的媽媽」,貧民窟窮人與其它所謂的下等階級的人,全歸之為不名譽的窮人,他們的問題,全是因為他們行為不正所致。
媒體之內疾病論述的崛起,係因遊民問題帶動了政府機構範圍的成長,一九八七年麥肯尼法案制定了遊民政策,稍後的繼續照顧計劃為個案專員和計劃執行長提供了上千的新工作機會,社福工作人員從一九八0年代早期的一千五百人,增至一九九0年代的一萬五千人,一九八0年至一九九0年之間,收容所的人口增加了五倍,一支社福專業軍團在接受疾病和功能失調語言的訓練後,被聯邦政府派至更周全的「過渡期」收容所服務,他們在這裏檢查遊民和把遊民分為各類殘障人-精神病人、酗酒吸毒人、不協調的人及家庭功能失調的人等。他們把每個遊民的問題模式化後,他們的客戶就被安排至各項復健計劃,這些復健計劃的目的在使遊民個人更能適應「室內生活」,少數幾間新的過渡期收容所,特別擅長醫治男性酗酒吸毒者,或是精神病患,但是在八0年代末期大部份的收容所,都變成收容快速增加的帶孩子的遊民母親人口,在很多城市裏,沒有嚴重酗酒吸毒或精神病的男性遊民,除了有地方住以外,沒有什麼其它的補助。
當很多慈善團體經營的小型收容所仍存在時,這些新的過渡期收容所,對這些志工而言,沒有什麼重要,慈善團體志工的工作,大部份集中在少有爭論的食物部份,例如免費餐廳、糧食銀行和第二種食物收穫集中組織,是以產生了勞力分配,大型收容所在社福專業人士的領導下,變得更專業化,而這些專業人士都是疾病貧窮論述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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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除
在過渡期的收容所內,疾病貧窮論述的確佔優勢,遊民被迫參加個案輔導、酗酒吸毒團體治療、房屋申請必知課程、理財課程和其它復健治療等,如此才能得到收容安置和食物,但是在這些措施的裏面,隱藏的是深具影響力的歷史性問題的復活-道德貧窮論述。在過去、在鄰里聚會裏、在全國城市市議會聽證會裏,大眾對遊民的論述,從同情變為憎惡。
疾病貧窮論述和制度貧窮論述,有不同的遊民成因和詛咒說法,他們基本對遊民還是採取同情的態度,並且認為一個寬大為懷的社會應該接受他們;道德貧窮論述則反對這種觀點,這派人士的興起,觸發美國人長期以來排斥問題人民的意願,為了保護高尚市民不受這些下等窮人的騷擾,他們拒絕接受這些不入流的遊民,此派人士引導大眾注意露宿街頭遊民攻擊人、欺騙人的劣行,就如同一八七0年代時,許多人侮辱和懼怕這些流浪漢,一九二0年代和三0年代,視男性遊民是無法無天的搶劫犯,不值得幫助。
一九八0年代中期,大眾對新遊民的同情達到最高峰,全國各地政府開始轉移探討遊民問題為研究遊民導致的問題,在很多城市裏,因為遊民在街頭行乞或佔據公共用地,是以「遊民問題」被美化成經濟問題,很多非營利慈善組織,大部份是宗教人士,他們繼續提供食物和收容所,但是地方政府議會的決定,則是不提供協助,反而採取新的驅除遊民的措施。
驅除和逮捕的政策,最符合道德貧窮論述的二元論,現代的道德貧窮論述,是社會控制的魔鬼原理的復活、是歐洲新古典勢力的再生,就是嚴格區分善與惡、疾病與健康、裏面和外面、高尚和卑賤、在牆內的好公民和牆外的流氓、乞丐和妓女。
這種驅除遊民的古老動機,如何能獲得近代人的了解和同意?「遊民」和「露宿街頭」的人,到底帶來何種威脅?研究此問題的某些著作,皆認為遊民問題逐漸被視為和環境美化有關,他們破壞了公共用地的環境,帶來髒亂和污穢,贊成驅除遊民的政府官員不敢直接冒犯市民,因為有很多人仍是非常同情這些遊民,道德論述這種溫和的做法,不強調非遊民的不合法要求,反而對無辜的遊民施以輕度懲罰,他們說,這些遊民的出現,不守秩序、佔用公地、阻擾正當市民享用公共用地的權利。
美國現代的城市不再是各色人種匯集的地方,反而是工業化或區域化,不同的地區標明為不同的活動,住宅區和商業區,又再細分為特別區,商業區根據功能而被劃分成不同的定點區:零售區、藝術娛樂區、輕工業區、重工業區、折扣區、金融區、批發區和大零售區-每一個地區代表不同的使用者和不同行為,每一個地區以獨特的型式構成自己的環境,同樣地,不同種類的住宅區,反映出居住期間居民形成的鄰里環境,例如,上等華夏,不同階級的單一家庭住宅和分為租賃公寓、辦公大樓、旅舍和廉價租賃公寓的建築物,這些分類有很多是重疊,但是大部份的城市地區可以上述的分類形容之。
但是在大樓之間、在人行道和樓梯之間、在巷弄和空地之間,有一塊地是公用地,遊民背著行李袋或是推著裝滿雜務的手推車,進入商用或住宅區的公用地時,他們改變了那塊地的本質,違反了美國都會生活的規範,公然把公用地變成「私人」的住宅用地,擁有自己房屋的人視這些遊民為「不正常」,並且污染了環境。
史諾和穆爾卡在其著作裏指出,遊民是大岩床和傳統文化形成的都會秩序的斷裂主因,他們有的人是精神病患、有了人行乞、有的人在垃圾筒內找東西吃、有的人販毒或賣舊衣物,遊民徹底的違反了社會正規,他們四周圍的人都無法忍受了,但是在公共場合裏的遊民,他們的行為僅是我們所說的「家居行為」,沒有完全脫離,只是稍微有點偏差,睡在公用地、在公用地刷牙、喝水、上廁所、吃飯、四處逛逛、在角落裏讀書等,在公共場所是私人用地的補助,而不是取代的原則下,大部份的新生活法規均集中研討這些家居行為。
根據以上的原則,商業區的公共場合是用來購物,而不是睡覺或休息,是大眾運輸旅行的地方,不是收容所,公園是運動和散歨的地方,不是睡覺或酗酒的地方,美國有很多美麗的公園,他們有的允許露營和亨調,但是這些公園距離市區有一段距離,而且要用信用卡以電話預約,在這些公園裏,非遊民人士可以好好享受戶外運動的樂趣。
劃分給遊民的公共用地,大部份是損害地區或偏僻的地帶,有些城市仍保留窮苦單身男人的傳統家居痕跡、廉價小旅舍和餐廳、支票兌換櫃檯和衣物保管箱等,在這些地方,如果不能提供床位,遊民可以露宿街頭或喝酒,警察也不會干涉他們,如果不能在這些傳統的地方生活,遊民只好去無人注意到的地方:公園四周圍荒廢的房舍、火車舊軌道、骯髒的下水道和廢棄的工廠、偏僻住宅區的巷弄或空屋、貧民窟毀壞的破屋。舊金山和西雅圖是高度開發的新中產階級地區,在這裏根本沒有任何邊緣地帶給遊民住,荒廢的城市如底特律、紐渥克或巴爾地摩到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給遊民居住。
但是這些邊緣荒廢的公共地帶,對遊民而言,距離太遠而且特別危險,除此之外,也不易獲得食物和金錢,是以乞丐、小偷、街頭賣藝人、小販和各式各樣的娛樂表演人都集中在人多的更有價值的公共場合-商業購物區、鄰里商店區、十字路口和公車終點站、市區中心大樓和公園。
在公共場地裏,遊民和市府權威當局之間的衝突,時有所聞,特別是在觀光客遊覽的觀光區,遊民是不准在那裏露臉,有些依賴觀光派游維生的城市,率先制定新法,禁止窮人去那種地方,狄斯奈樂園所在地歐藍都市就是積極採取鐵腕措施的領袖。一九八0年對付遊民行乞失敗後,市府官員制定了一項複雜的限制法規,防止被捕行乞的遊民必須帶上一塊許可證的薄板,他們不准去的地方:車站、公園、球場、提款機等,他們不准靠近轎車內的旅客、不准尾隨觀光客、不准兩人結伴行乞、不准說謊騙錢、不准穿軍服、不准為了某種原因要錢,然後又用其它的藉口把它花光。歐藍都市的「生活品質」立法詳細周全,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它的城市都起而效尤,一九九0年代中期,美國百分之75的城市都通過禁止或限制行乞的法規,幾近百分之70的城市禁止在公共用地睡覺或閒逛。
針對控管遊民行動和行為的新立法,是最顯明的驅除技巧,但這也僅是許多驅除措施裏的一小歨,為了「新生活品質」的法令,很多城市發展了無數控制遊民的陰險機制,美國很多城市採用的技巧之一,就是把商業區的人行道租給商家,如此就可以用「擅自闖入私人用地」的法律,拘捕遊民,各城市政府機構經常應用的其它驅除遊民的措施,就是拆毀營地和搶奪遊民財產、關閉公共浴廁所、出租空的大樓、公車站的座椅用一條細長板凳取代,如此遊民就無法睡在那裏,城市市府當局和商業人士同時採用的驅除方式,有強光驅離、監視器監視遊民、窗戶釘長釘防止遊民爬窗戶、垃圾筒用籲匙上鎖,俾防止遊民亂翻垃圾筒,在最熱門公共用地爭奪戰裏,反遊民的策略不再是零星戰,而是對新建築物進行一連串改良設計,在反遊民建築的原則下,建築師設計建築時,避免角落和主要視線外的角落,省略窗台或遊民會休息和睡覺的分界牆。
市政當局籌劃種種措施,使遊民不易行乞、翻找食物或去上公廁,如此就可減少遊民來市區活動,但是他們仍無法減少住在市區最窮的人的分享公用地的權利,總而言之,市內的商業區是城市裏精華地帶,是各色人種混合的地方,在這裏,年輕人、老年人、貴族、移民、觀光客和舊居民自然而然的融合在一起,舊金山市場街的乞丐弗雷地,當警察趕他走時,他對警察說:「這是市區,誰都有權到這裏來,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皇宮?」皇宮和舊金山的對比,弗雷地說出大型活力都是人行道民主和唯有郊區強迫混合之間的普通常識的差異,他的評論指出,為什麼遊民和舊金山灣區的窮人大量集中在舊金山市區:因為這裏不是邊緣地帶,他們認為自己有權住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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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論述的轉變是驅除和圍堵的基礎
反遊民立法和其它驅除措施的興起,代表道德派遊民論述強力復活,這種復活需要大眾對「社福、政策和社區」的轉變,有清楚的認知,一九九0年代社福大改革,自由意志派人士的批判,顯示出提供服務及復健逐漸轉變為就業輔導和對過去二十年懲罰式的贊同,促成這個轉變成為事實的就是克林頓總統,聰明的他把照顧與包容和廢除社會供給的各種重大結構的政策結合在一起,他簽署了一九九六年家庭和個人責任法案(共同黨發起),他說明民主黨最後放棄承認社福是減少社會不平等的重要策略,克林頓為自己的決定辯解,他宣稱贊同道德派的論述,就是幫助窮人幫助自己,是一種「道德義務」,促成獨立自主而非依賴,他說,新名詞的限制不代表懲罰反而代表沮喪和依賴造成品行敗壞的社福領受者的解放,他在法案通過後,隨即發表演說:「這扇門打開了自由和獨立的新紀元,我們可以使窮人永遠成為過去式,一但窮人從他們所謂的消極解放出來,他們就可以因為與自由市場的爭戰而活力充沛,也就從貧窮裏得到釋放。」現在看來這只是一種心裏的想法而已。
窮人的社福補助和社會服務越來越少,對脫軌窮人的懲罰成為政府新政策的哲學中心思想。傑姆士.Q.威爾森和喬治.凱林在他們二人合撰的「打破的窗戶:警察和鄰里的安全」一書裏,倡導第二種廣泛的窮人論述轉變,許多警察首長認為這本書是現代美國警察歷史裏最具影響力的一本書,本書認為社區的秩序比個人有選擇自己行為的權利更重要,並批判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社會秩序脫軌,造成禮儀墮落和公共場所不安全。
這本書的影響猶如美國政府於冷戰時期,在越南、韓國、薩爾瓦多和其它國家的軍事干預的骨牌效應:「如果大樓的第一扇破裂窗戶沒有修補,那麼那些喜歡砸窗戶的人,就認為沒有人在意這座大樓,他們就會砸破更多的窗戶,很快這幢大樓就沒有窗戶了;同樣地,青少年流氓的粗魯言語、暴力行為,如果放縱不管,他們就認為自己的行為沒有人在意,他們就越來越囂張,最後犯下嚴重的罪行。」
威爾森和凱林辯稱:「許多嚴重的犯罪行為是偶然的,不是無情的社會力量或個人挫折的結果,因為吸毒者發現死巷或廢棄的大樓,他們就會興起偷竊的行為,他們在空閒的時候,為了有錢買毒品,於是偷鄰居的東西,如果死巷清理了,廢棄的大樓被拆了,吸毒者自然不會去那種地方。」
威爾森和凱林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恢復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維持社會秩序的方法,他們認為現在集中火力調查特殊犯罪,造成鄰里社區沒有保護,是以輕微的言行失檢,最後形成犯罪和混亂,他們堅持因為ACLU和其它法制防衛組織等的活動,警察不再負責維持公共秩序,ACLU鼓吹的個人權利,對每天必須取締行為失檢的警方而言是不適宜的,換句話說,警方需要有法律工具俾取締社區不歡迎的人物,尤其在維持街頭治安的非正式努力失敗時,更需要法律工具。
「守法的公民不敢出去,因為街道到處是塗鴉、酒鬼和青少年流氓,他們控制街頭、他們不怕都市衰敗的現象,其實不怕的人,也就是製造社會問題的同一批人;守法的公民已經恐懼在心,看到發生的事就更害怕,邪惡的循環開始於恐懼導致的行為,是以增加了恐懼的來源。」
一開始,遊民被警方視為是「打破窗戶」行為不檢的主要對象,威爾森和凱林在他們所撰的書內寫道:「懼怕臭氣沖天的酒鬼、兇爆的青少年或是強求的乞丐的公民,不僅表示他討厭行為失檢的人,而且他也顯示出一點民俗的智慧,那就是修正的一般大而化之-既嚴重的犯罪在沒有人管的行為失檢的地區特別猖獗,是以沒有人管的乞丐就是第一個砸破窗戶的人。」
關於砸破窗戶合法性的辯論,直今仍繼續,威爾森和凱林認為防止乞丐的產生可以阻止嚴重犯罪,這樣的理論到底對不對,全國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都支持他們的理論。
在很多城市裏,大量的警察成為全時遊民的驅趕者,他們不再把「侵入的流浪漢」送去城市邊界區,拿著砸破窗戶細節名單的警察面對很多為非作歹者,他們常常發現他或她,面對相同的人寫了一張有一張的罰單,或是把這位遊民第四次送去牢防,因為他們知道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不然又只好去街道流浪了,就城市市民而言,郊區有錢人和小城鎮民早就採用的驅除策略,變成市民全職動員戰爭。
能壓制遊民和街友的第三種窮人論述,就是大城市內社區觀念的轉變,政府內的每一級機構都把公家資源私有化,然後他們把社區的觀念再度私有化,如此就可以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許多人批評美國文化過度強調以基督教的觀念闡釋社區,例如從一九三0年代起的佛教徒的「山上的城市」、新政教條賦於社區絕對是更潔淨的地方觀念,接連有很多全盤計劃:社會安全法、醫療保險、生活補助保險、及一九六0年代詹森政府時的脫貧戰爭等,在很多大城市裏(學術機構),中間偏左的活動份子的社區觀念佔上風,卻喪失了遊民有權在街道活動的理念,工會和社區進步組織發展出一種多樣化、階級融合的「社區」和「鄰里」觀念,窮人、殘障者和邊緣人的權利都是地方社區關心的事項。
一九七0年代潮流的轉變,都市進步社區逐漸失去權力,這些組織慢慢消失,致力驅除或控管問題民眾的警察行動取而代之,青少年流氓幫派和遊民流浪漢被視為是整個社會的外在威脅,而不像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都市社區組織視他們是需要幫助的人,都市社區組織轉變的性質,代表大眾廣泛的不容納窮人的趨勢,全國成千上萬的商人和地方居民的組織都堅持「砸破窗戶」政策,這些組織定義的社區是股票所有人的社區-商人和有財產的人-只有把遊民和青少年幫派份子排除社區之外,社區才能保有安全,我們在下面的例子-艾特.艾須伯里社區,可以看出這些居民長時期排斥遊民,視他們為敵人,急著把他們趕出社區。
由於市政府和地方民間組織採取「砸破窗戶」的管制措施,都市的政治策略從脫貧戰爭整合嘗試和都市自由主義,退化為政客對專制控管的鄉思病的鄉愿和自衛,當大量自人為了乾淨的草皮逃離邪惡的都市時,新社區組織尋求的社區和戰後郊區發展之間,有顯明的對比,最大的差是新社區組織和管制措施的小鄉鎮型式被城市用來建立自己的階級(時常是種族)混合社區。
郊區的居民因為地理優勢可以和市區分離,但是居住在市區的孤立隱居族就不能用同樣的方法逃避邪惡的都市,遊民、精神病患、來自貧民窟的有色青少年會用各種方法侵犯鄰居的公共場地,這些孤立團體如果團結抵抗這種侵犯,只有採取階級混合的方式才能相安無事,有錢的郊區居民經由劃分區域,限制外人進入方式趕走不受歡迎的民眾,但是想創造隱居孤立團體的都市居民,就不得不模仿有錢人使用的強硬防衛措施:改變建築設計、監視器監視遊民、噴水驅走侵入者,用強光刺激睡在球場的遊民,就都市而言,退化為孤立注意產生了一連串的驅除行動,每小時巡邏一次和驅除,加強公共空地的物理障礙,「砸破窗戶」的理念加上攻擊福利措施,導致貧窮的道德論述死灰復燃,這是一八七0年代和八0年代驅趕流浪漢的再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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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屋復活
緊急收容所的存在預兆舊金山和許多其它城市的清除遊民政策,但是他們提供了什麼樣的收容所?到目前為止,任何人能想像出的收容所,絕想不出他們提供的收容所猶如戰後躲炸彈的防空洞,一且都是臨時性的收容,根本希望遊民能去其它的地方睡覺、吃飯和洗澡,他們認為流浪在街頭的遊民地位低賤、健康不良,會污染當地的環境。
因為第一次的緊急收容所不能解決問題,最新的收容所是一種奇怪的沒有水準的大眾化通倉,介於類似芝加哥市羅伯特.泰勒之家的擁擠垂直式收容所和十九世紀的窮人屋之間,雖然制度貧窮論述的支持者竭力要求像樣的收容所,但是一般的收容所不理睬他們的呼籲,仍採取救世軍和其它宗教團體行之百年的消沉懲罰性收容所模式。
在沒有窗戶的大通倉裏,裝置了上下層臥舖和草蓆,滿屋子臭味和充滿敵意,少數的收容所用布幔區隔給特殊遊民一些私人隱私,但是無法阻隔咳嗽聲和打鼾聲,收容單身男性遊民的收容所是最差的一種,裏面擁擠的連上廁所都不易,草蓆墊舖滿在走廊、廚房和任何空間,這些收容所,遊民每天必須下午排隊報到才能住到明天,你不能睡同一個臥舖也不能保有自己的私人物品。
一九八0年代中期和一九九0年代中期之間,遊民收容所的形式變換不定,許多新收容所是過度性或提供多重服務性的收容所,後者要求收容的遊民給予比一九八0年代緊急收容所的遊民更多的承諾,很多地方提供多重服務的收容所要求更多全面周詳的服務,其實這種跨時代的轉變是來自第一任克林頓政府,克林頓上台就宣佈致力解決遊民問題,他第一年在任期間,房屋和都市發展部在首都華盛頓引進「繼續照顧」的前衛動議,在首都發起經費援助復健服務和擴充個案輔導員,第二年一九九四年,房屋和都市發展部發表了兩項重大報導,要求全美國採取相同的措施,此部門呼應遊民支援者和學術界的申訴:從前聯邦和地方政府花了大筆經費在臨時收容所,但是卻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成千上萬的單身人和家庭進出緊急收容所和其它臨時性安置,沒有辦法獲得長久固定的安置處,緊急臨時性收容所只提供暫時安置,但不能使沒有地方住的遊民得到更好的服務。
「連續照顧」計劃包括制度和疾病貧窮論述的觀點,一九九四年遊民聯合委員會報告指出,從前十二年的福利削減是嚴重的錯誤,呼籲增加房屋補助和採取特別措施彌補一九八0年代「誤導害人的房屋預算削減」造成的傷害,他們要求民主黨政府發起不僅是脫貧戰爭,更是房屋戰爭。
在新的計劃下,聯邦經費將不再援助市政府和非營利機關的緊急收容所,改而經援具有周詳復健設施的多重服務收容所,麥肯尼法案擴大提供戒毒治療、身心輔導、理財規劃、雙親輔導課程、幼兒教育、房屋補助、房租貼補等措施協助遊民,輔導他們就業和獲得永久固定居所,遊民聯合委員會認為「繼續照顧」的計劃是涵蓋支持遊民三面的整體性安全網。
理論上講,新計劃是遊民避免被驅趕被圍堵達到脫離遊民生涯的最佳途徑,計劃的理念是個人和家庭透過開始的兩階段援助,最後達到永久固定居所。第一階段援助遊民得到住的地方,第二階段則是幫助遊民個人成為等候房屋的候補人,第三階段則是幫助沒有能力購屋的人,獲得房屋補助。
自從一九九四年起,聯邦政府的經費被用來援助「繼續照顧」認可的遊民,俾確保此計畫持續在各鄉鎮和城市內主導遊民政策,但是此項計劃是否如想像中那麼順利嗎?
遊民聯合委員會建議提供適宜的房屋和良好的生活環境給每一個美國人的主張,三年後遭到立法否決,聯邦經費從一九九五年的高峰滑落,遊民獲得房屋補助的經費和協助遊民脫貧的經費都被削減,而這些經費都是負責遊民獲得永久固定居所的主要措施。
只有遊民家庭和精神病患或身障者才有資格申請房屋補助,單身健康男人和女人都被排除於獲得永久固定居所的第三階段。
在第三階段裏,過渡期的房屋補助已沒有什麼意義,到底什麼樣的遊民被視為過渡期而值得幫助?無法用制度解決這些問題的政客,轉而求之疾病貧窮論述,主張這些遊民最需要病理治療,遊民變成今天這種悲慘的命運,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因為沒有國會的支持,制度貧窮論的支持者主張提供房屋給每一個美國人是聯邦政府的責任的論點,逐漸被疾病貧窮論支持者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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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的驅除和圍堵
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的復活,橫掃全美國,甚至於都市自由派的保壘也受到波及轉而支持他們:曼哈頓、舊金山、西雅圖、山塔莫尼卡、柏克萊等城鎮都市都淪陷。舊金山是我的人種研究論文裏最重要的一塊區域,他也從八0年代早期的遊民政治論點轉變。當舊金山歷經上述的三種論述轉變時,在這個堅強的自由派堡壘裏,道德貧窮論述支持者必須面對來自制度貧窮論述支持者和疾病貧窮論述的社福支持者的反對聲音,但是道德貧窮論述的勢力如此強大,以致市府取消了一船的社福補助,擴大侵犯罪範圍和採取許多其它驅除遊民的策略。
舊金山類似其它美國大城市於一九八0年代早期遊民大量增加,這時房租上漲,到處市區重建,新的中產階級興起,當時的市長黛安.費因斯坦最初答應劃撥經費補助平價旅舍的單身租賃房間,她的後繼者亞特.阿格紐斯市長從前是社福工作者,他視遊民問題是缺乏房屋和治療精神病患和吸毒者缺乏經費的產品,一開始,他受困於亥特阿希貝里社區居民及附近鄰居的抱怨,他在向大眾說明遊民不是罪犯和禁止遊民住在汽車和公園命令之間,搖擺不定。
當數百名遊民在市區市民廣場搭帳棚睡覺時,引起大眾注意和忿怨,這給市政府帶來很大的壓力,當忿怨的市區商人和旅館業者抗議時,阿格紐斯會下令驅除,但是搭帳棚抗議的遊民持續到他下台。
阿格紐斯以「收容不能解決問題」的報告答覆來自由民支持者和商人的抗議,他在這份報告裏提議建立兩座多重服務的遊民收容中心,這兩個機構將加強解決遊民問題過程,並設立戒毒和治療精神病患的輔導服務,以此為達到獲得永久房屋和就業訓練的管道,備有多重服務的遊民收容所成立後,阿格紐斯確無法監督他的工作運行,他於一九九一年受到警察局長弗藍克.周丹的挑戰,弗藍克發誓剷平遊民,他拒絕市長的理論(制度和疾病貧窮論述),反而傾向道德貧窮論述的懲罰窮人,此外,周丹建議對乞丐施行新的限制,並對精神病患和酗酒吸毒者採取強硬措施,令人不平的是,他創造在珊布魯諾監獄成立「工作農場」專門收容一般遊民,因為他反對遊民的競選主軸他可能贏得大選-有幾個民意測驗以遊民為競選主題。
自從阿格紐斯主政以來,「遊民問題」一直是舊金山的政治議題中心,他的行政體系是非比尋常的狀況連結,第一最重要的是,舊金山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有意義的街頭生命的城市,這是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元素,他是全美國唯一郊區化下仍能存活的城市,這座城市有一個忙碌的人行道,有遍佈全市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還有充斥餐館、各式商店和街頭小咖啡店的鄰舍商業鬧區,本市的享樂和其都市特點,使他成為金融服務業和企業總部在此紮根的好地點,並且是上千波西米亞人和負責創設本市特點的藝術工作者和目的地,政客、本地商人、居民、觀光客、觀光飯店業承認本市的街市是無價之寶,是必需努力維護的寶貴資產。
第二,本市的遊民數目居全美各大城市之冠,是全美都會區最昂貴的區域,舊金山遊民門檻最低-變成遊民最容易的地方,很多居民沒有作為安全網的本地家庭的支援,事實本市是移民、文化、經濟、政治的偉大目的地,人口總數的一半來自外地,(商人和地區團體敵視遊民,說遊民來自全美各地是因為本市的福利最好,但是我找不到證據,在我的例子裏,遊民根本是本地人,半數遊民是加州原住民,在他們變成遊民之前,他們大部份住在舊金山、奧克蘭、灣區小型城市。)
第三,舊金山關心遊民的大眾對一般的街友遊民,都感到挫折沮喪,街友是一個較大的分類,裏面只有少數和實際的遊民重疊,這些遊民都被安置在收容所或露宿街頭,街友的分類有些同情和關愛,實際上因為他們在街道上從事非正式經濟活動,因而被稱為街友,因為他們住的地方不同,是以被分類為遊民,大部份人沒有住在收容所內,他們偽裝無家可歸,或終身生活都是脫軌,因此不能歸類為街友,換句話說,市區內眾多的乞丐、街頭音樂家、小販等都有自己的公寓,但是他們在街頭長時間活動,使得大眾認為他們就是後來聞名的遊民,在市區和中國城求乞的乞丐給予人的印象是:大部份人都住在廉價旅舍或公寓,但是他們仍聲稱自己是遊民,遊民的敵視人常常把遊民和街友混淆不清他們認為只要驅除遊民,就可以解決遊民問題。
弗藍克.周丹於一九九二年元月就任市長,旋即採取「砸破窗戶」的策略管制遊民,又完成了很多侵犯罪的法律條文,並引進一條反攻擊行乞的新議案,以五十五票多數通過,第二年,在生活品質改進法案裏,加了三種政策,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麥垂克」計劃,此計畫制定了很多心法律,特別針對傳票或逮捕而言,這些都是控管市區遊民在公共場所的行為,遊民如果侵入禁區、在公地搭帳棚、阻礙人行道、公共場所喝酒鬧事、攻擊求乞和在公地小便,這些都犯了侵占罪,都會被警察帶走,一張侵占罪的傳票代表遊民在某家門口露宿,不准搭帳棚的命令,備用來阻止遊民用購物車、油布或毯子搭小屋,罰錢的傳票本來是76元後來增加為180元,大部份遊民付不起這種罰款,我認識的大部份遊民都是安分守己與法律無緣,但是現在都收到很多逮捕狀。
周丹政府團隊聲稱麥垂克計劃不只代表驅除,也代表維護治安和社福工作兩者合一-懲罰社福並行,事實上,懲罰對遊民的生活帶來很大影響,實行此計劃頭兩年,警察隊市區的上千遊民開了二萬二千張傳票,大部份的傳票罰款都未付,最後變成逮捕狀,同時此計劃僱用了七位社工員,他們和遊民有九千次接觸的記錄,他們沒有權力,只能提供已有的社福服務,他們能做的,僅是提供預先安置收容的發票證據,運氣好的少數人可以住在小旅舍住一個禮拜,救世軍為麥垂克計劃保留了四十張床位,其他大型的收容所也提供治療輔導給此計劃送來的遊民。
周丹市長低估了大眾對遊民的同情心和遊民聯盟的權力,聯盟和其支持遊民的團體聯合反抗麥垂克斯的懲罰條款,一九九四年市府董事會通過一條廢止麥垂克斯計劃的決議案,舊金山董事會的立法部內是抗衡市長權力的機構,然而市長在其他方面仍握有大權,周丹市長拒絕廢除麥垂克斯計劃,他反而把此計劃從市區擴充至金門公園。
一九九五年遊民政策成為競選最熱門主題,舊金山新聞報民調顯示,百分之三十的選民認為遊民是本市首要解決的問題,周丹強烈辯護他的遊民政策是賦有同情而又務實,他的對手則攻擊他的麥垂克計劃,是生活品質的罪魁禍首,威利.布朗是前任州議長,他為了贏得競選,選擇麥垂克的弱點攻擊之,他承諾「如果我當選,警察將會妥善處理小販、惡棍、乞丐和其他問題遊民,而不是因為他們窮,就視為是犯罪。」
布朗尼的新執政團隊立刻宣佈廢除麥垂克計劃,他組成一個社福工作人員、學術界、遊民支援者、社區團體和商人組織參加的高峰會議,希望能創造一個周詳的計劃,實際上,這個高峰會議從來沒舉行過,因為聯邦經費不足以支持大型房屋興建計劃,所以舉行這個高峰會議也沒有什麼實質意義,遊民聯盟發起的「遊民預算」提議,於一九九0年代成功促使監督委員會經援數項根本解決遊民問題的方案,但是因為都市更新,許多單身廉價租賃房屋和貧民窟都被拆除,改建為新的中產階級社區,大型房屋興建計劃逐漸式微,舊金山的房屋於一九九0年代末期暴漲,舊金山灣區成為全美最不可能有平價房屋的地區,布朗政府面對無法實現房屋補助遊民的諾言,開始採取麥垂克的手段,藉口改善「生活品質」,對侵犯禁地、搭帳棚、違犯公園宵禁令的遊民開罰單,一九九九年至二000年共開出二萬張罰單,市府律師設立了一個特別單位,專門處理這些罰單。
新的策略增加在生活品質的範圍,聯合國廣場是市區唯一的公用場所,警察驅除遊民日夜不停,經過幾年無止盡的把遊民從24張長板凳趕走的經驗,市府的官員於2001年鋸斷板凳的中間成為兩張左椅,凡是在上面睡覺均視為違法,草地也管制的太過分了,草地上的禁止進入告示牌指示草皮必須維護,不准進入,結果變成廣場什麼地方都不能坐,(非遊民坐在噴泉旁或牆角,沒有人打擾他們,我自己於一九九0年末期坐在牆角寫報告好幾個小時,警察都沒有管我),同時當板凳被搬走了之後,市府官員為拆除廣場中心的噴泉進行辯論,因為噴泉於各個不同角度舖設混泥土石板,遊民於是在此沐浴和便溺,拆除費用達一百萬美元,市長建議用強光通夜照明廣場,遊民無法入睡,就不會來廣場了。
2001年另外一項革新措施是所謂的「地方工作團隊」(經由強制執行、應盡義務和管理各方面協助警方),來自南區的警察局組成了「地方工作團」,目的在蒐集更多資訊幫助違反生活品質的遊民,這是警方美其名管制遊民的委婉說詞,此單位一開始就集中拆除遊民搭的帳棚(在高速公路橋下搭帳棚睡覺的遊民,在巷弄內用油布搭成的帳棚),在頭兩週內,共拆除了三百個帳棚。
在舊金山,社區團體之間,對遊民的定義和管理的爭辯特別強烈,居民的舊觀念仍尊重都市自由主義的價值,極力抵抗新的利害勢力組織,舉例說明,大家爭辯如何維護位于韓特艾希貝里的韓特大街的商業區,從包容轉變為排它的附近社區團體,用不同的社區和遊民的觀念,和各社區團體街列爭辯。
韓特區早就是很多遊民的家,六0年代和七0年代的逃學生,在這裏渡過了他們的成年生涯,其它蹺家的年輕人,受到它是西海岸吸毒文化震央的名聲和多采多姿的歷史,吸引到這裏來,更有很多人是因為此地的眾多社福服務而來,還有能提供保護的遊民也吸引了不少其它的遊民,很多人在附近的金門公園成立家園,在這裏他們可以在隱密處搭帳棚。
韓特艾西貝里社區委員會長期支持遊民,他們鼓吹提更多更好的服務給遊民居民,並支持遊民或街友住在此地,沿著大街坐憩或行乞,一九八0年代晚期和一九九0年代早期,幾個反對組織出現了,可爾谷改良組織、韓特艾希改良組織和特別醒目的「反對吸毒居民」團體均熱烈支持弗藍克.周丹的麥垂克計劃,並對警方施加壓力,強迫警方驅除不是購物的街道遊民,韓特艾希社區委員會要求提供更多的社福給遊民,反對者則說,提供更多社福只會給當地帶來負面效果。
舊金山新聞報導專欄作家肯.加西亞,成為道德貧窮論述的著名代言人,在一九九0年代和二000年代早期,他在幾項微不足道的犯罪案子裏,擔任重要角色,最有名的是
威利.布朗市長幾天後舉行一項記者會,他和公園園長同聲譴責他的報導過分誇張和扭曲事實,但是加西亞和其它同仁激烈反駁,聲稱公園已被這些遊民毀壞,當地的電視台親自實地調查,顯示遊民在公園吸毒,市長用強光驅除,市長對報社道歉,公園園長辭職,警方於晚間驅除藏匿在公園隱密處的遊民,開出罰單、強奪遊民的財產,並把它們都丟在垃圾桶內。
市長的政策在疾病貧窮論述和道德貧窮論述之間,搖擺不定,舊金山對遊民的處理於市府各機構也不同,根本沒有一個中央協調機制,除了花大筆經費建立收容所和復健中心,遊民政策根本是支持麥垂克計劃的社區和商人團體的俘虜,美其名說是他們的「關愛」,接觸遊民的第一線人是警察,奉命驅除商業區和住宅區的乞丐和其它遊民,市區公園園長和大街公路清潔工的首要責任,就是拆除公園、高速公路橋下的遊民帳棚,消防單位的緊急醫護人員負責救護倒在地上或昏倒的遊民。
同時,本市的遊民收容體制仍在艱困的狀況下進行改良,一九八0年代遊民數目暴增後,舊金山收容所的床位於一九九0年代穩定保持為一千四百張,阿格紐斯政府成立的包括二座大型多重服務中心的復健遊民收容所,在人權服務部門監督下集中在一起,只有戒毒中心是公共健康部門監督,包括多重服務中心在內的眾多市府收容所,仍無法收容所有的遊民,遊民聯盟聲稱遊民有五千人(市府最低的估計)或一萬二千人,一九九七年最大的收容所報告,每月有一千二百名遊民被拒絕收容門外。
當舊金山準備採取聯邦政府提倡的繼續照顧模式時,大型收容所逐漸從摺疊式單人床或一般收容所的蓆墊轉變為多重服務收容所的「個案輔導」床,並且給予更周詳的服務,一九九0年代中期,招待之家把大型男性收容所轉變為個案輔導模式收容所,二00一年北區多重服務中心是另外一個大型男性收容所,被轉變成稱為「鄰居」的過渡期房屋輔導計劃,這裏每名遊民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同時在相同的大樓裏提供更多的服務,在上述的兩種情形裏,遊民等候被安置的時間加長,但是一旦獲得收容安置,至少可以住三個月,但是必須參加各種復健治療。
社福專案工作人員極力提倡疾病貧窮論述,他們用多種診斷個案、進步改良和自我檢驗治療說明他們的理念,但是如果據此視新收容所是疾病貧窮論述的支持者,就大錯特錯了,正如圍捕機構代表疾病貧窮論述、驅除機構代表道德貧窮論述,事實上,驅除和圍捕因為互相依賴而緊密相連。最重要的是,收容所和其它復健措施的存在,證明驅除遊民政策的正當性,但是他們沒有說明收容所的床位不夠,自由派的選民非常了解驅除遊民的不正當(例如,布朗政府和遊民聯合委員會,在記者招待會中就床位一事激烈爭辯)。
對付街友除了「雜破窗戶」措施,應給予街友其它的選擇,這顯示出道德貧窮論述在重要公共用地,以達到完全控制,掌管地方政治的民主黨謹慎的美化驅除,一開始驅除遊民是在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合作下完成,他們的說法是,驅除街頭遊民是為他們好,協助他們改變不健康的生活格調,前任市長弗藍克.周丹就是用這種辯論施行麥垂克計劃,不久地方政府官員都遵循他的方法驅除遊民。
例如一九九七年,門羅公園郊區的政府官員決定驅除格里克橋下方的遊民聚集區,被逐出的遊民說,他們不能帶著他們的行李在附近走動,於是他們只好躲起來。
有一個遊民說:「他們的確是全力的驅趕,我們根本沒地方可去,你不能拿著背包和購物車爬上橋墩。」
這些被逐出的遊民,發現這是驅除他們出境,逼迫他們走頭無路,地方警察局局長布魯斯.康寧辯說:「這裏不適於居住,我們這樣做是對他們好,他們必須改變生活型式。」
本地多重社會服務中心都市部門主管達爾.歐登也同樣的說:「這是實地了解他們,我們長時間忽略他們,沒有真正幫助他們達到正常生活,他們現在過得不是正常生活。」
門羅公園警長和收容所所長也發表類似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的觀點,他們共同施行驅除和圍堵的政策,地方政客在沒有收容所和社福措施下,是無法合法化驅除政策,所以他們盡量為難街頭遊民,迫使他們住進多重服務收容所和接受治療,歐登說:「必須強迫遊民,從拒絕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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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除經驗
「砸破窗戶」的當事人是如何經歷驅除和圍堵?把這些遊民的經驗從他們代表的、再造的、扭曲的或拒絕的各種貧窮論述方式分開,是微妙不智的,這些後者的過程是下列三章的主題,現在我關心的是如何說明驅除的圍堵政策,對舊金山遊民每日生活的影響,改變了他們的根本生存權利,促使他們在某方面想到自己生存的意義。
街頭露宿的遊民認為驅除措施,是他們生命裏最強大的壓力,一九九三年麥垂克計劃發起開罰單宣導,在市區無分對立或隱匿期間的遊民皆收到罰單,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八年之間,我的舊金山實地考察範例中的十二位男性遊民,至少共收到八十張罰單,例如,喬丹是一位中年的非裔美人,他白天的時間大部份是在收集瓶瓶罐罐回收,他因為「投宿」、「搭帳棚」和侵犯私人用地而被開了七張罰單(就侵犯私人用地而言,他是在營業後關店的時間,在店門口睡覺,警察說他違反了警察法規第二十五條,於是開罰單,警方早就和商店的老闆商量好,在他們結束營業後,在門口貼上不准侵入私人用地的招牌。)
喬丹為了避免拿到罰單,他睡覺時,把大部份的行頭放在購物車內,只留睡袋和做枕頭的舊毛衣在外面,他把身份證和零錢的在衣袋內,這種方法的缺點是他的財產常常被偷,或是被警察搜走,他和其它的遊民都一致認為阿格紐斯民眾活動廣場,是警察經常光顧並強奪他們財產的地方。
「星期三晚上,我沒有辦法睡覺,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必須活動做些事情,我就出去做回收。星期四早晨太陽出來了,口袋裏裝了些錢,我覺得挺舒服,但是感到有些疲倦,我知道我可以搭公車到貧民區,找個地方睡覺,但是我和社工員
一般說來,麥垂克計劃裏對窮苦病人的同情心,因為警察的騷擾和法律制裁,使得他的意義大打折扣,驅除好像虐待,而不是「現實的同情」,虐待的感覺使真正針對幫助遊民的社福服務變色,特別是,麥垂克計劃裏的擴大幫助措施,警察騷擾和社福之間的緊密連接關係,給予人一種不信任的觀感:「你知道,他們使我覺得我好像不是美國人,那怎麼可能?就是你生氣或是開懷大笑時,妳仍是美國人,當有人試著幫助你脫離國境,實際上他們是把你推向一個更糟的困境,就是麥垂克計劃做的就是這種整人的事,他們說他們願意幫助,實際上,他們把你送入收容所挨打,或送入監獄關起來。」
很多遊民都認為警察單位,就一名警察本分而言,做得太過火了。下面是喬治和雷孟兩個舊金山回收工作遊民的對話,他們把麥垂克政策和真正的犯罪做比較:
喬治:「我給條子整得真是受夠了,我得到了幾張罰單,因為我破壞環境的清靜(我摔瓶子弄出聲音)、因為我不守法、偷東西、拿了別人的購物車等,他們踢翻了我的購物車,不知有多少次,我咬緊牙關不出聲,我真想殺了他們,我說的是真的,有一次他們要逮捕我,我對他們說:「如果你想讓我離開這些垃圾,你自己就該跳下火坑來救我。」我還加了幾句其它的話,我笑著對他們說:「你們的母親要如何想,你們做的這些事簡直不像一個警察。」我告訴他們,過去再七十年代時,一位女士可以坐輪椅來到田德隆區,但是現在,你就是不坐輪椅,也不能來這裏,討厭的條子作弄人,我告訴他們,他們的行為真叫人做噁。」
雷孟:「他們的確讓人瞧不起,他們應該去對付那些大案子,去抓那些真正的犯人,他們專門欺負我們這些老實窮人,我們實在沒地方可去,像那個白肥豬條子,那個迪克森,他不敢抓真的犯人,專門找我們的碴,昨天他搶走丹尼斯的睡袋,而且這是第二次了。」
喬治:「我要幹掉那個王八蛋,有個兄弟在市場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迪克森說他「非法佔用電話亭」,給了他一張罰單,那個王八蛋到底是什麼意思?難道我們不能打電話?」
孟雷:「他的老相好羅密斯說我閒逛,也給了我一張罰單,他搜我的身,好像我身上有把槍,那邊有幾個販毒品的瘪三,他竟看也不看他們一眼。」
對喬治來說,警察、旅舍欺負作弄他,最重要的是法律導致他被孤立,他已不覺得自己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有時,我懷疑我到底是不是美國人,我到底是不是公民,按照字典遊民沒有國家,字典給遊民的定義是沒有國家,你知道,你進入一間酒吧、一間咖啡店,他們不要我的錢,他們寧願我離開他們的店,你去公園,他們趕妳,你想在台階坐下來,他們叫警察來,這些事一直在發生,你不是美國人,你沒有國家。」
喬治是我實地研究裏反對麥垂克計劃最好的例子,他後來成為社區的領袖,他不像其它年長的遊民,他對貧民窟的年輕人很關心-他不喜歡在遊民族群裏劃清界線,當地住在韓特區時,他同時和中年的酗酒者、逃家的青少年做朋友,他熱心幫助他們,做他們的法律顧問,他身上帶了一堆遊民聯合委員會印製的法律小冊子,上面的標題是:「當你是露宿街頭的流浪漢時,你必須熟諗法律,這樣法律救部會欺負你了。」小冊子詳細說明警察在麥垂克罰單上用的法規章程。
有時他會挺身而出為別人排解紛爭,有一次我和他在一起,看到一名年老的遊民,警察踢翻了他的小推車,喬治立刻上前問警察:「你管這叫和平?」他憤怒的重複說了好幾次,直到警察把小推車扶起還給那位老遊民。
另外一位做回收工作的遊民路德,他有他的一套做法,當他的社工員派遣他去公園清理其它遊民的帳棚時,他大為震怒,幾個小時之後,他拒絕做這項工作,他說:「我也許是一個窮人,但是我有我的限度。」他告訴工頭:「這簡直太陰險惡毒了,叫我們自己欺負自己人。」他後來告訴我:「這簡直和奴隸沒兩樣,他們叫塊頭最大的奴隸去打其它小個子奴隸,我們應該丟掉他們的東西,例如他們的毛毯、他們的衣服,當他們回來時,什麼都沒有了,你能想像會發生什麼事?最糟的是,他們又得重新再來過。」路德因為他的抗議差點丟掉他的生活補助費,他因為會討好那些社工員,他的生活補助費沒有被取消,其它的人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有幾個領生活補助費的遊民被迫清理公園的衣物,並且被迫丟在垃圾桶內。
不是只有露宿街頭的遊民是麥垂克對付的目標,居住在住宅區附近的活動車屋也是警察驅趕的對象,在遊民的調查資料裏,活動車屋的居民很少被著墨,但是一項過去遊民的研究指出,這些活動車屋的居民可能佔實質遊民的大多數,舊金山灣區的活動車屋居民,因為經濟環境的逼迫,不得不採取這種生活方式,有些人就在活動車屋進進出出,麥垂克的驅離政策,導致這些人深切體會遊民的滋味,我經由和一名中國裔美人艾墨里長期友誼得知他們的情形,他留有誇張式的鬍鬚和一條長辮子,可說是典型的藝術家樣式。
艾墨里自從一九八四年以來,在一個樂隊裏工作,這個樂隊以每小時租金賃租房間預演,他們的預演都在一間地下室進行,吵鬧的樂音,使得艾墨里渴望安靜,在一九九0年代早期,他和四名年輕的嬉皮合租一層公寓,這是他唯一能維持的生活,但是和他們住在一起,簡直比地下室的樂隊預演更吵,他想到租活動車屋,他在韓特區住了兩年,這裏離開他從前住的公寓不遠,他在這裏的朋友很多,有些人會來到他的車屋小坐,有一位名為海克特的朋友給了他自己的房間鎖匙,他就可以用它的浴室洗澡。
艾墨里不後悔離開從前的租賃公寓,他非常喜歡自己現在的獨居生活,他是一名愛乾淨整齊的人,車屋空間不大,他卻整理的井然有序,但是活動車停在韓特區越來越難,第一因為附近地區都市更新,空地越來越少,他的車屋需要很大的空間,他常常在工作後,開車數小時才找到停車的地方,但是他仍堅持住在附近的地方,如果沒有海克特這位朋友的幫助,他的活動車屋生活會大打折扣,警察開始盯上這些活動車屋,晚上叫醒他趕他走,並給他一張罰單(警察規章第九十七條,住在活動車屋內違法)。
有幾個月艾墨里把活動車屋停在交通繁忙的路邊,但是噪雜的交通,每隔幾秒鐘就把他吵醒,就是在這種地方警察還是找到他,一九九七年布朗競選時,發誓要驅除公園的遊民,這也包括活動車屋的人,艾墨里和他的友人常常因為微不足道的行為得到罰單,例如,在草叢內小便,下午在公園睡覺(警察規章第三條二款,在公園內用睡袋睡覺或拿著衣物當枕頭睡覺就等在公園搭帳棚,是違法的事,必須開罰單)。
有些警察似乎很喜歡給這些「生活敗類」開罰單,我聽到一個警察稱呼遊民為敗類,但是有些警察對驅除「韓特」區的遊民感到很沮喪,因為這種工作不體面,有些警察覺得自己的形象受損,艾墨里介紹一位名為瓦斯克茲的警察,他是一名年長的拉丁裔美人,他告訴我,驅除活動車屋的居民,無聊之極,他說:「人人知道有些遊民滋事擾人,但是活動車屋的人很規矩,他們奉公守法,住在這裏很昂貴,生活程度越來越高,有些人不得不租活動車屋,對有些遊民而言,他們拼命工作,避免變成一無所有,但是生活對他們是難困萬分,能做的工作越來越少,沒有收入,又如何能維生?這種遊民是良民,他們不會惹事生非,我們不能把全部遊民一視同仁,但是上面要我們驅除所有的遊民,我真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問他:「為什麼你認為市政府是在打壓遊民?」他答道:「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主要是居民反對,他們不喜歡看到,人睡在樓梯間、門口,也不敢帶小孩去公園,他們有權這樣做,因為公園是每個人的,不能讓這個社區屬於每一個人的,不能讓幾個吸毒者破壞了,所以增加警力,取締公共場地飲酒作樂,強行求乞等行為也不為過,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驅除奉公守法,不會擾亂別人的好公民?我個人反對這樣做,但是上面交代下來,我也沒辦法。」
瓦斯克茲勸艾墨里休息幾個星期,回家探親或是去別的地方,市政府過了一段時間,就不會管這些事了,另外有一位警察建議,艾墨里可以把活動車屋停在當地陸軍營地的邊緣地區。
瓦斯克茲和其它有同情心的警察,非常受到露宿街頭遊民的歡迎,別的冷酷作弄人的警察,沒有人願意理他們,他們一致贊成維護生活品質的政策,那就是遊民不應該出現在公共用地上,並且克制自己不要侵犯有錢人的生活範圍,像艾墨里這些活動車屋居民,最好大部份時間閉門不出,讓自己消失不見。
艾墨里不願離開住了十四年之久的韓特區,他決定租房間住,他認為他只要找個兼差多賺些外快,他可以租一間每月三百美元的房間,他在當地的咖啡店找到工作,每個星期工作兩三天,他是負擔不起租一層公寓,但是他可以和人合租,他把活動車屋賣了,可以有些錢剩下來,但是他的計劃行不通,因為每月三百元租金的房間根本沒有,而且年輕人和白人都不願和他合租一層公寓。
他說:「起先,我都和他們說我住在活動車屋內,但是這種事最好不要說出來,因為有些人認為我不正常,他們看起來好像不喜歡目前的體制,他們批評政府和商人,但是他們其實根本什麼也不懂,他們看我這個人,沒什麼錢,住在活動車屋,我不是瘋子,就一定是個反社會的不良份子,他們不懂我是他們討厭的體制的犧牲品,當我說我住在海克特區時並不好,就像我從前在馬松尼克公寓合住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看起來很冷靜,大約二十幾歲,有幾個是加大的學生,他們很友善,我們聊了一個小時,但是我知道他們不會選我做室友,他們只歡迎和他們同年紀的人,我不是他們理想人選。」
同時警方加強取締活動車屋,艾墨里發現沒有辦法擺脫警方的找碴,有一個警察說,如果他再看見艾墨里的活動車屋停在潘韓都區附近,他就把他的活動車屋拖走,這種宣導促使這些活動車屋的居民團結在一起,他們互相安慰,並設計躲避警察的方法,當這些新朋友決定放棄對抗警察,遷居至知名為狗窩的老舊工業區時,艾墨里加入他們,就是在這種地方,警察還是開違規停車的罰單給他們,但是至少他們現在晚上可以安心的睡覺了。
市政府的交通管制停車部門和警方合作強力取締活動車屋,離開住宅區很遠的地方,有很多活動車屋停在那裏,但是市政府改變了停車規章,禁止每天清晨二點到四點停車,更嚴格禁止在住宅區附近停車。迪克朗是一名中年的艾爾蘭移民,他靠回收維生,他要在一處曾是工業區,現在是集合式公寓住宅區的地方停車過夜,這裏停車很方便,因為仍有很多建築是輕工業的倉庫,他在當地的小公園的一張野餐桌子吃早餐,在小噴水池刷牙,但是因為有新的居民搬進來,新的停車規矩出現了,到處是晚上十點到清晨六點禁止停車的招牌,他告訴我:「他要停車在這附近,因為這裏有很多停車場,燈光又亮,而且沒有壞人,但是這條新停車規矩,讓他是一個頭兩個大,他只好想辦法,讓人以為這輛車沒有人在內,就好像隱藏你的一生都是一輛小車子內度過,我必須清除車內有人的證據,如果我有一輛活動車屋會比較好,我可以用窗簾遮住,但是我這輛小車,如果在車窗上用布遮住,會引人懷疑,我想我需要彩色車窗,但是可樂拉這種小車從來沒有裝置彩色車窗。」迪克朗決定丟掉他喜歡的景觀植物,他也賣掉他收集的全套布朗神父偵探小說和迪克.法蘭西斯恐怖小說,這樣他的小車就有比較大的空間,但是他的這些讓步沒有用,警察一連三天半夜把他叫醒,逼他離開,他只好像艾墨里一樣,去「狗窩」停車,「狗窩」是這個城市唯一剩下來的比較安全的地方,晚上沒有警察也沒有強盜小偷,「狗窩」變成活動車屋和以車為家的人的天堂,其它不喜歡住在收容所或貧民窟的遊民也來這裏安居。下一章我將探討「狗窩」社區的廣大邊緣化,如何促使新遊民自我肯定和自我訓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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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堵經驗
為什麼露宿街頭的遊民不喜歡收容所?因為床位不夠,他們對長時間排隊等候空床位,感到憤怒異常,而且他們常常擔心進不去收容所,因此他們是大家看見的遊民,他們必須以防萬一,帶著全身裝備;其實進不去收容所還不是最大的問題,進去以後才有更大的問題。
每天晚上遊民排隊等候住進收容所,進去之後,忙著吃飯、洗澡和睡覺。威利在下面描述他晚上睡在收容所的情形:「這裏有很多規矩,簡直像陸軍,你又不是要打仗,你又不是要和收容所的任何人打仗,我們在這裏做的就是排隊,移來移去,然後又是排隊,排隊吃飯,排隊上廁所,排隊領睡毯,每件事都要排隊,真是令人沮喪,煩死了。我們只是一個號碼,我簡直沒辦法忘掉這些。」
米其是一名舊金山白人,他也深惡痛恨收容所的事事排隊:「我簡直無法忍耐這耶收容所,我過去經常住在這裏,玩彩卷,但是有一天我不是排隊等收容所,而是等食物,那天是聖安東尼節日,我覺得我簡直像是個沒人要的玩具,整天排隊等食物,好像我沒什麼事好做,就是排隊,排隊好像變成我的專業,然後你突然發現自己就是這些排隊人裏的一員,你是這種永遠無法超越這種環境的人,所以我決定不常來這種鬼地方,我決定睡在其它地方,自己花錢吃飯,這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這是我保持頭腦清醒的方法。」
希拉里歐是一名來自墨西哥的年輕人,他對自己被羞辱感到非常憤怒:「墨西哥裔美人告訴我,收容所是最好的地方,人都很友善;但是老天,這些規矩真是煩死人了,你以為自己可以作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的好友買了一個烤肉餅給我,我留半個當做晚餐,他們說不行,把那半個燒肉餅丟到垃圾桶,否則叫我滾出去,那我就說,我在外面吃了再進來,他們說不行,把燒肉餅丟到垃圾桶,不然你就該挨打屁股二十大板,簡直把我看成是一個好玩的玩具,直叫人受不了,這個鬼地方,大家都不敢說話,他們真會羞辱人。」
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對收容所善心的職員和志工鼓勵的話,均持以懷疑的態度,詹姆士在收容所住了幾月後,他和一位友善的志工媽媽的談話,令他覺得很好笑,他說:『他們告訴你振作起來,給自己安排一個人生計劃等的一堆廢話,你的東西都不知能放在哪裏,你如何振作?第二天一清早就被趕出去,這真是一個笑話,但是我不好意思在她面前令他難堪,我什麼也沒說。』
收容所低落的士氣,部分是第一線員工的虐待行為造成的,在收容所工作和睡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員工不夠缺乏人手,甚至於在多重服務的收容所內,缺乏合格的求職人,許多個案工作人沒有大學畢業學歷,更不要說社工人員了,在服務台、宿舍或廚房工作的人都不是專業人士,一位在過渡收容所工作的社工告訴我:「在服務台、廣播台、甚至於輪班的個案工作者,沒有人支援他們,或給他們任何輔導,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對遊民發脾氣,實在應該給予他們一些教育和訓練,這樣他們的行為就會好些。」
這些第一線工作者的薪資微薄,他們只比遊民好一點,在很多情形,他們是從遊民召集而來,就如同幾百年以來傳道會和窮人屋做得一樣,歷來已久的做法,是傳道會最低階的工作者,大部分來自傳教士,他們一個星期只拿到幾塊錢和一點優待,例如他們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小房間,或是住在另外一幢宿舍,只有少數人才能獲得升級,薪資可拿到最低工資,大部份人仍是被打入冷宮,只有羨慕又忌妒那些好命的人,雖然他們均出自同一間傳道會。
住過收容所的人,經常拿裏面的監督和第一線工作者的敵意行為做為話題,他們批評收容所的經理老是僱用住在裏面的遊民,威利批評說:「就我看來,收容所的低落士氣,監督應負大部份的責任,這些監督簡直就不是人,他們自認自己是警察,對人瞪白眼,從來不哭,如果你問他問題,他們就把你當成地上的糞土,看不起人,好像你做了錯事,你住在收容所,全是你的錯,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是那樣,但是這種地方有太多這種事,讓人根本不想再回去,他們所以僱用這些遊民是因為他們知道如何跟著制度走,他們比我們好不到那裏去,這真是令人寒心,花了那麼多錢在收容所,但是他們竟僱用這些王八蛋欺負我們,難道他們找不到更好的人?」
迪里克是三十多歲的非裔美人,靠回收維生,他說他不去收容所,是怕他控制不了自己會打這些員工,他說:「你從監督那裏得到的訊息,在服務台工作的臭小子看見我,就會相信我會打他,他們作弄人,好像我是個小孩,把人耍來耍去,一點也不尊重我是個人,簡直不僅不尊重我,更令人氣憤的是好像我什麼也不是,簡直比不尊重更糟,我受不了,我恨他們,有一天我會控制不了自己,說不定會打人。」
迪里克和威利對收容所員工專權的不滿,街友週報刊登了一篇諾各投稿給受訓中監督的一封信,刊登日期為2001年
這個星期我住在收容所內,你是監督。
下個星期我們的角色可能互換。
一位女訪問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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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的訪客
當舊金山的收容所逐漸轉換為「繼續照顧」模式的過渡期收容所時,因為情況改良,吸引了很多男性遊民,在這裏你有一張屬於自己的床、一個衣櫃和保證幾天有溫暖的食物,這些足以令人感到安慰了,但是沒多久,這些小小的奢侈竟然需要用不少的代價才能獲得,在我的研究案例裏,有些遊民都經歷到過渡期收容所的好處和缺點,特別重要的是,在我研究案例38人之外,只有周尼爾一人利用過渡期收容所的體制,轉換至永久固定居所,正式脫離遊民生涯,就周尼爾的案例而言,他是因為能住進多重服務中心收容所,而且白天參加屋爾登之家的復健,這是一家輔導酗酒者的中心,他在此接受復健,同時排隊等候進入永久固定居所,由於他復健良好,符合社區治療模式。(周尼爾曾進進出出戒酒中心好幾次,在過渡期收容所住了三四年)所以他被安排住進永久固定居所,他花了三年時間才從收容所的住戶變成員工,他全心全意要戒除酒癮,成為戒酒成功的最佳範例,他深知酗酒造成他失敗的人生,所以他力圖振作,從困境裏掙扎而出,周尼爾是一個少有的特殊成功案例。
其它住在過渡期收容所的遊民就沒有他這麼好的運氣,一九九七年早期,波多里哥人三十幾餐的卡羅,靠回收維生,在自己做的帳棚內睡覺,他把帳棚搭在一條巷弄內,一天晚上,有兩個強盜搶劫,要他的錢,他想大概是他們知道他白天在一家回收公司工作,他剛領了薪水,其實他身上不只有十四元工資,還有三十五元社會福利金,他奮力抵抗這兩個強盜,這兩個壞蛋打破了他的頭,還在他身上小便,他的頭縫了八針,他不敢回到巷弄內住,社工員介紹他住進過渡收容所,起初他很喜歡這個地方,他可以在這裏休息,慢慢把傷養好,這裏提供很多看起來很好的課程,例如修繕房屋和電腦等,他並且戒掉吸食古柯鹼的壞習慣,收容所提供他食宿和一切所需包括新衣服,它在這裏住了幾星期後,氣歐克蘭拜訪他在每唯一的親戚表姐露茜,露茜嫁給了一位名為羅那度的菲律賓人,他是一家餐館的老闆,他看到卡羅感到很內疚,因卡羅剛到美國時,他沒有幫助他,現在他決定給他介紹一份修繕房屋的工作,但是他的社工員告訴他不能做那份工作,他必須住在收容所內,繼續接受治療。
卡羅認為工作對他是最重要的事,他打一個對方收費的電話給我,他說:「我不知該怎麼做,如果我去工作,他們將排除我在輔導計劃外,這真是一件頭痛的事,我的個案社工員人不算壞,但是他只關心吸毒的問題,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當然知道我曾吸食古柯鹼,而且我很慎重的看待這個問題,你知道我什麼事都告訴你,但是我實在需要一份工作,只有工作才能使我的頭清醒,你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做回收使我保持正常,但是我需要一份真正的工作,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我才開始吸古柯鹼,其實我根本沒什麼錢買古柯鹼,所以我向人解釋為什麼有人吸毒品,有人被迫吸毒品,就像大家在街上看到,有些人行乞、有些人鬼混、說謊騙人和偷竊,但是我從來不在那種地方鬼混,我曾露宿街頭兩年,那真是骯髒痛苦的生活,成天被警察趕來趕去,真不是人過的日子,被人搶、被挨打,真是受夠了,但是我始終謹守本份,還是每天工作,我試著在這種生活裏存活下來,所有發生的這些事,都令我作噁,我試著和我的個案社工員合作,他嘲笑我,說我跟其他的人沒有兩樣,像我的社工員這些人全盤否定我是個力爭上游的人,他說我必須先對付吸毒,然後再談其它的,但是我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我到這個城市來,是找工作,而我現在馬上可以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們卻全盤否定我的能力,如果我每天不去復健,他們就不准我住在收容所,這位社工員說,我看起來好像不想改變自己,他真是胡說八道,工作就是一個大改變,如果我好好工作,這位提供工作給我的人,會對我更好,他才是真正的推手,是真正改變我的命運的人,但是這些社工員就是不准。」
因為社工員答應卡羅,給他找到安身之處,卡羅才勉強離開這個復健計劃,但是社工員的堅持「復原」在先,找工作其次,的確傷了卡羅的自信心,這位社工員深受酗酒匿名協會的影響,認為酒精毒品上癮,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卡羅說他吸食古柯鹼,但是他不是上癮,也不會被古柯鹼控制,但是他的社工員認為他一旦有了工作,他就會用錢去買毒品,就此個案而言,十二個遠離毒品的聰明步驟就行不通了,卡羅離開了那個復健計劃,並且找到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他在單身租賃房間住了六週,他把賺來的第一份薪水,用來買帳棚和睡袋,他的親戚答應未來給他一份工作,但是目前什麼都沒有,他只好又露宿街頭。
下面是卡羅和周丹的對話,他們說出輔導新制度的優點和缺點:
卡羅:這個新的個案輔導計劃,我不知該怎麼說,這些新的收容所當然比以前的
老掉牙的抽籤式的制度好(在本地男性收容所內仍採行),你有一張床,
屬於自己的床,有放衣服的衣櫃,你可以洗一個乾淨的澡,這些都很令人
滿意,但是唯一不好的是,他們好像要控制你,控制你的生命。
周丹:是阿!例如他們老是說,告訴我你的問題是什麼?
卡羅:他們根本不了解你,但是他們認為他們了解你,然後什麼都是你的錯,沒
多久,你開始認為他們說的對,逗是我自己不好,我的品行不好,我又吸
毒,向他們說的,我沮喪憂鬱,這個女人說,我需要抗憂鬱的藥,好像我
一生都需要服更多的藥。
周丹:如果你沒有三兩三根本不能去這些地方,你需要的只是躺下來休息,但是
他們要你一切按照規矩來,你得遵守一切程序,他們雙眼直看著你,心裏
想著這傢伙,這個可憐蟲到底有什麼問題,我最討厭這些了;然後你必須
坐下來,想著「是的女士,我準備改變自己」,我準備好了,為什麼是我?
我到底做錯什麼事了?我需要的只是休息,我沒辦法容忍這種地方,如果
我去的收容所,對我冷冷的,有人拿走了我的床墊,我乾脆坐在椅子上
,不管怎麼樣,不要問我那些無聊愚蠢的問題。(周丹在此指的是舊金山
市的遊民臨時招待所,遊民可以進去坐下來休息,沒有人問任何問題)
舊金山遊民在不同的長期收容所和復健中心的居住經驗,促使這些地方和作業中心的員工改變態度,社會學家和機構的工作人員堅持,比較保守的收容所以「缺點」為主的懲罰措施,和以治療或輔導為主的新式收容所之間,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差異,在某方面而言,徹底區分原始收容所和過度收容所。
當我問他們如何區分不同的收容所時,他們一般都把收容所分為三類:「老式」(又知名為使命型、或基本型)、「復健型」(又稱為十二步驟或AA型),和一九九0年代發展成的過度型。這是一種更周詳、更多服務的過度型,在老式收容所住過的遊民,都經驗過懲罰或強迫禱告,東米說新式(過渡型)收容所比較舒適,但是比較吵,他們之中少數人曾住過加州小城市的新式(過渡)收容所,竟比舊金山老式收容所更會懲罰人,小型教會提供的收容所比較好,但是不管怎麼樣,舊金山的男性遊民認為老式收容所代表道德貧窮論述,新式收容所代表疾病貧窮論述和更好的收容安置。
「復健」中心有自己的世界,這個地方的會議冗長和強烈要求住在裏面的遊民說出所有的話,舊金山的模式比其它地方都好,就此而言,我訪談過的男性遊民都驗證了我的研究,舊金山最有名的復健中心-迪朗思街的渥爾登之家,為窮苦遊民提供了一個長期安身的處所,接受職業訓練和教育,這裏較好的設施,更佳的職業輔導和支援,這是其它簡陋的復健中心不能比的。
但是他們要求住在裏面的遊民,必須心智和身體都要服從該中心,而且贊同疾病貧窮論述,為了參加該中心的醫療復健,遊民必須放棄從前的生活方式,和從前的親戚好友斷絕來往,把自己的生活搞的烏煙瘴氣。
卡羅比較其它復健中心的經驗,還是過渡復健中心比較自由寬鬆,他可以出去、訪問朋友,最後離開這個復健中心時,他也不用擔心;相反的,路德曾吸毒十多年,他就沒有卡羅那麼幸運,當他決定離開復健中心去看朋友時,三名輔導員都要給他長達兩小時的精神訓話,他說:「你知道我在那間復健中心住了七週,成天開會,整天搞這些無聊的事,和一群吸毒的人關在同一間房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仍努力嘗試配合這個新方案,但是他們的輔導方式,好像我們每個人,不是說謊就是傻瓜,我可真受不了,關在那個復健中心,我快要發瘋了,這幢大樓很熱,你幾乎窒息,到處都是吵雜的聲音,當你不必和人接觸時,你可以去露營,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些人會說,『你的問題全因為你太驕傲,你以為你比其它的人行,也許你還沒有受夠罪』,他們說,如果我們想變好,我們必須接受更多的考驗,這樣復健才有效果,這些話簡直快把我逼瘋了,他們不研究我從哪裏來,我到底能接受多少,我根本什麼都沒有,大半的時間我覺得我一文不值,一無是處,當我死了以後,沒有人會為我哭。
如果我還沒有受夠罪,如果我還不覺得累,那我可真不知我自己算老幾了,我想我用不著再受這麼多的折磨了,因為我不想再走這條路了。
從以上這些個案可以看出,長期安置收容所和復健中心的趨勢,是用類似精神病院的侵入和周詳的「全部機制」的控制特質,進行破壞他們表面的培養「自立」的目的,不准卡羅去工作的舊金山收容所和路德參加的復健中心,兩者都是極力支援「繼續照顧」的宣導,只是卡羅的個案輔導員和聖路易市復健中心的保守戒毒輔導員一樣,他們都認為戒毒最重要,工作不重要。
總而言之,有些男性遊民能和收容所的制度配合,有些則痛恨之,有些遊民定期定時住收容所,有些只有在緊急狀況時才住收容所,他們都認為收容所不是提供「幫助」的地方,因為收容所在物質上的幫助只有一點點,他們大部份都是聽命市政府首長的驅除政策。
來自韓特區反麥垂克的活動份子喬治,堅持不接受醫藥或心理治療吸毒或酗酒,他認為社工員的訊問和警察的騷擾沒有什麼不同,他說:「我寧願不要社會福利,我不會要別人的施捨,我也不欠任何人情,所以我不必做什麼解釋,就算我解釋了,他們的問題是胡扯,我有我自己的問題,他們有什麼權利審判我。」
喬治承認他的確有問題,但是就麥垂克而言,他不會放棄爭取自己的隱私權及自己有權決定去收容所或復健中心,有些人像喬治一樣,認為驅除和圍堵沒什麼不同,例如遊民常常表示,收容所警察給他們帶來客戶,這樣收容所才有生意,威利說:「收容所的人說,他們願意幫助我們」,但是我們的感覺是,我們只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個數字而已,如果他們收容的遊民越多,他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經費,要不是警察逼迫我們,我們寧願露宿街頭,如此一來,他們一毛也沒有了,很多人只是因為天氣變壞,才到收容所暫時休息,遊民對收容所提供幫助的美意,因為收容所對待遊民猶如不盡情理的驅除。
不是只有遊民對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感到失望沮喪,在多重服務收容所工作的個案輔導員也和遊民一樣,有類似的感觸,里卡都做了五年的個案輔導員,他認為收容所僵硬的規條,使得他的工作不易進行,她說,一名他認為行為良好的遊民,因為沒有參加匿名戒酒協會會議而被開除,以下是這位個案輔導員的敘述:「收容所和遊民訂的合同太嚴格了,我對收容所的一位經理說,約翰表現得很好,他去上課,甚至去市立大學選修功課,我對他的印象深刻,但是她說,約翰被開除,是因為他不合作,而且不配合他的工作時間表,所以一切由這些經理決定,我們提出我們的看法,結果我們和這些經理之間的關係緊繃,雙方的摩擦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這些經理好像經營一艘船,嚴格控制他們的客戶,這是他們的主要目的,這些經理和監視器沒什麼不同,他們老是認為如果客戶拒絕服從命令,就是他們搗蛋,有時候的確是如此,但是有時候並不是,不管客戶在收容所住了多久,也不管客戶已進行到哪種程度復健,這些經理從來不改他們的冥頑不靈固執看法,他們認為客戶仍是積習難改,我們這些輔導員感到非常痛心,我們一面勸客戶相信復健治療對他們好,一面確另外有一群人視他們為長不大的孩子,甚至於歧視他們。」
令輔導員感到最痛心的是他們沒有能力和時間,協助客戶遷居至正常的居所,另外一間收容所的輔導員-大衛說出下面的難處:「我們都知道要在這個城市裏找到地方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他們證明有困難,我們能夠幫助的也只有一點點,我們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要求他們必須做某些事情,但是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未來仍是不確定,最使我沮喪的是,這些收容所在這些人最需要的時候卻不伸手幫助他們,例如,我不能出去,在復健之後做其他的事,不能去拜訪那些負責分配永久居所的人,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們需要在客戶完成復健療程後,安排他們有一個永久固定居所,但是他們不准我去任何地方,我必須留在收容所,他們認為輔導員應隨傳隨到,我認為所有的復健計劃應有一個最終目標,必須支援這些離開收容所的客戶,但是他們只注重經營一間收容所,沒有其它的計劃。」
大衛憂心不易找到永久固定居所,說明「繼續照顧」缺乏的第三項照顧,破壞了第二項的復健照顧的美意。
和我交談過的這位舊金山的輔導員,他似乎比一般對工作環境不滿的其它輔導員要好些,有一段時間缺乏個案輔導,辭職率很高,在一間多重服務收容所,一群熱心又努力工作的輔導員不到三個月集體辭職,他們抱怨在目前的環境下,根本無法做好輔導工作,一名曾是遊民的輔導員提摩斯說:「我不知該怎麼勸導這位遊民,說服他們相信接受復健治療是好事,但是他們最後還是會回到露宿街頭的命運,其實他們不用再流浪,流浪不會幫助你生存,而且過那種生活,一個人必須很強壯,能打鬥或能飛翔,你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安全住處,我是一名輔導員,我需要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地方給這些人,如果要改變他們的命運,就必須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沒有永久固定居所,過渡的過程不是直線而是巡迴,不是脫離遊民的捷徑,反而是一種「機制式巡迴」,遊民從一個復健方案出來,又進去另外一個復健方案,說服移民一次又一次的接受復健,重複述說他們的生活,這些好像不是重擔的釋放,而是孕育危險性,甚至於是虐待人,提摩斯和大衛擔心他們客戶的未來,這也正好印證了周丹和卡羅對未來的懷疑,周丹說:「他們講的都是我的事,我的毛病是什麼,如何處理我的情緒、如何這樣、如何那樣,但是當你做完復健後,到哪裏去?他們會幫我找地方住嗎?鬼才相信。」
一九八0年代早期,政府每一階層機關都相信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就一般人來說,這兩種論述的辯論,使得大家相信,遊民和貧窮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原因造成。一九九六年提倡照顧的自由派民主黨和主張私有市場的共和黨聯合取消社福的銜頭,他們於九0年代正式化美國的特殊社會和經濟結構,「職業和房屋」形成一種被動、不能妥協的結構,窮人必須適應,再也不是新政後四十年能磋商的平台。
不管美國政府時下的流行風是什麼,「繼續照顧」的第三種,在沒有計劃之前就夭折了,創造是項偉大措施的政府,同時也推翻了二十年代重要的脫貧計劃-有孩子家庭的生活補助津貼被取消,這種政策的聯合,說明疾病貧窮論述比制度貧窮論述佔上風,這個政府特別注重遊民,但是同樣的也是這個政府拒絕廣泛脫貧和房屋補助計劃,而這兩項正是遊民最需要的幫助,而這個政府反而花大筆經費在少數不成比例的窮人的身上,保羅.波登不是唯一反遊民的活動份子,他公開表示自己在這項活動過程裏扮演角色的嚴重缺失。
本章描述近代的遊民收容所是如何代表三種貧窮論述的試驗重心,最初設立收容所是為了反應制度貧窮論述的支持者,結果這種基礎或緊急收容所,逐漸形成一種圍堵機構,這種地方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說明驅除政策是首先要務,這種地方是隱藏大家不想看見的事物,第二階段的過渡收容所代表另外一種轉變,透過各種強制復健計劃,為疾病貧窮論述找到藉口。
遊民支持者、政策籌劃者和制度貧窮論述予疾病貧窮論述主張者沒有預知的是,從「貧窮」變成「遊民」的過程裏,創造出窮人定義自己為遊民的誘因,再一九九0年代,社福大量被削減,遊民成為有資格申請房屋補助的窮人,沒有遊民資格就無法被別列入申請公家房屋等候名單,新的過渡房屋補助方案例如「正式房屋」補助一公佈,引起眾多窮人爭取獲得「政府承認」的遊民身份,大部份身體健康的單身男人被排除在外,很多遊民家庭在社工員的鼓勵下,積極參予申請新麥肯尼法案通過的房屋補助計劃,就「遊民資格」這個名詞而言,欲認證或定義之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也不易計算遊民數目,這實在是一件棘手的事。
在地方政府階層,收容所是配合驅除政策運作,盡量收容安置遊民,市政府則進行現代窮人屋的網狀組織,這種擁擠、墮落的收容所,是缺乏低收入房屋補助的窮人家庭和個人的最後唯一居所,當這些機構提供緊急物資援助時,他們也為當地的驅除政策找到合法藉口,證明此種政策能為遊民提供一個住處,美國成千城市和鄉鎮立法不准遊民出現在公共場地,這顯示出社會大眾對公民觀念的認知,越來越狹義,新政的不分階級種族混合的公民平等觀念,逐漸式微,污名化和驅除這些看得見的窮人,地圖性的驅除政策是否認這些在新經濟秩序下變成窮人的人性尊嚴。
驅除和圍堵並行的策略產生了一個重要問題,這些政策到底如何代表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的匯集?這些主張驅除的組織和政客,就病理學而言,自己本身代表了遊民而不是代表道德貧窮論述,2002年競選舊金山市長的蓋文.紐遜,他的競選宣言是「照顧不用錢」,他誓言削減舊金山市社福六分之一,他要在首任任期內完成此一目標,這種動聽的宣言,不知到底能代表疾病貧窮論述到何種程度?就麥垂克福利方案而言,這種「照顧不用錢」的照顧,對改良遊民環境毫無任何承諾。
從疾病貧窮論述觀點而言,和道德貧窮論述的匯集看來不同,這裏不是研究主張疾病貧窮論述的理由,而是他如何透過治療過程達成目標的能力,都市發展局出版了一份過渡期房屋補助計劃報告指出,專業的社工人員,在遊民領域高階層的失望和挫折,作者明白指出,缺乏固定住處是阻止全國過渡房屋補助計劃的成功,作者進一步堅持道:「擴大房屋供應數量,是都市發展局首要目標,缺乏合適居住的地方,限制了過渡期遊民轉變為固定居所正當公民的努力效果。」就收容所本身、個案輔導員和疾病貧窮論述支持者的主要策略而言,他們都對過渡期收容所能為遊民解決長期住的問題的能力,表示懷疑;無法解決長期問題,說服遊民相信自己個人無能,皆因疾病和精神創傷,這種治療過程似乎大有問題。
遊民也對個案輔導員說出了相同的看法,雖然是用不同的語言,他們懷疑收容所對他們的貧窮和隔離,是否能提供長期解決方案,因為沒有這種協助,他們經歷到冗長的收容安置過程和侵入式侮辱人的各種形式訊問,有些遊民直接宣稱這些社工員和警察沒兩樣,他們的目標一致,喬治說:「驅除我們離開市區街道,把我們關在收容所內。」
有些遊民指出,疾病派支持者和道德派支持者,兩這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那就是遊民個人體質的不同結構:「他們說你必須對自己負責,指導自己的生命等廢話;那麼為什麼他們使你更感到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例如他們說,你需要這個、那個的幫助,好像你無能,如果你想自己作主,照自己的意思做,他們又對你發脾氣。」
接受你自己不能控制的十二個步驟和道德貧窮論述主張的個人責任,兩者之間的矛盾,卡羅就此提出精明的評論,他的評論指出,收容所內的疾病貧窮論述和道德貧窮論述的並行,可能帶來沒有說服人的結果,下一章的敘述,將指出露宿街頭的遊民,視疾病貧窮論述沒什麼用,它的言詞除了侮辱人和愚蠢,根本沒什麼意義。
到目前為止,我的人種研討資料,受限於闡釋舊金山遊民對付驅除和圍堵政策的方法,從本章可以了解,地方性遊民政策,在限制遊民存在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遊民絕不是道德貧窮派和疾病貧窮派被動的接受者,在下一章我們將指出,道德、疾病和制度貧窮論述,遊民均賦予不同解釋,而且不同的遊民描述,在不同空間和次文化內競爭激烈,各個遊民之間亦復如此。
第三章
道德、疾病和制度貧窮論述
我們在前面一章了解到,再度復活的社會問題-遊民,在各種不同解釋之間,形成強烈爭辯的領域,一九八0年代早期,制度貧窮論述支持者,成功吸引了社會大眾對遊民問題的重視,但是緊急收容所的組織,逐漸被找出遊民根本成因的犯罪和疾病貧窮論述所取代,尤其是犯罪導致遊民的看法,橫掃全國,用實際立法的形式和警察行動,執行驅除遊民離開公共用地的政策,並把他們關在營區和倉庫改裝的收容所內,同時,在收容所內,湧入大量的醫療語言和醫療行為,並且社福學術訓練也視遊民為病理學研究的對象。
但是遊民貧窮論述不僅只是決定深度遊民研究的領域,報紙專欄作家、醫藥顧問、政客、學術界和精神病醫師全部竭盡心力解釋遊民,然而都比不上遊民本身的詮釋,是以美國社會裏,給予遊民的各種矛盾解釋,顯示解釋本身的狂熱和痛苦,就遊民個人而言,在輕視的行為裏或拆磨的自我檢視的混亂裏,可以看出各種貧窮論述的影響和質問,就群體而言,對「誰是遊民」的問題,她建議放置在次文化差異和大部分收容所互相懷疑氣氛下。
本章探討舊金山街頭文化各種構造,說明針對遊民的三種貧窮論述是如何運作,遊民又是如何討論它們。道德、疾病和制度貧窮論述,在街頭次級文化構造內孕育而成,每種論述的影響有賴各種情況而不同,從早就存在的習慣,對不同貧窮機構性質的認同及遊民本身從事的各種不同經濟活動,全都能造成各種貧窮論述的影響,這些情況都可以單獨分析,而且它們經常在互補加強的關係裏,相處融洽。
第五章和第六章對聖路易市遊民的研討,說明道德貧窮論述對街頭和收容所的遊民而言,具有絕大影響力,這些人都認為自己做了錯事,是以得到變成遊民的懲罰,但是本論文對舊金山市遊民的研究,顯示出不同的對比,每一種論述透過各種機構和次文化,串聯起自己的強大影響,在一個不同階級和各色人種混合的城市裏,舊金山市的街頭文化藉由不同的照明燈點亮,道德貧窮論述對原始基礎收容所和田德隆區有絕大的影響,偶爾中間也摻雜了疾病和制度貧窮論述,在比較複雜的多重服務收容所內,第一線工作的職員創造的權威機構文化和社工員及心理分析師治療模式之間,存在著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的強烈爭鬥。
城市內的吸毒復健中心深受疾病貧窮論述的影響,而這個城市又是提供十二個「疾病模式」步驟的密集課程,他們徵幕來的遊民,有些人一天24小時都住在復健中心內,有些人則住在收容所,白天參加復健治療,是院外病人,當這些經歷了各種復健治療的遊民又回到街頭時(這是正常的過程,因為政府沒有安排長期固定居所給這些遊民,所以他們完成復健後,又流浪在街頭),他們宣導疾病貧窮論述的觀點,他們的言行對其它貧窮論述產生不利影響。
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主宰各種收容所經營者的頭腦,但是盛行於露宿街頭遊民的制度貧窮論述,罕見的使問題更趨複雜,制度貧窮論述經由大眾文化左翼自由派的培養和街頭極端份子,不屈不撓的遊民聯盟抗議,這種主張推翻了個人不道德行為是造成貧窮的主因,反而是貪污腐敗的政府、自私自利的政客與政府官員、種族歧視的法院和貪腐的企業才是造成人民貧窮的主因。
田德隆區
他們說我會暗中毀謗人
好兄弟,你可以欺負我,但是我永遠不會欺負你
如果你讓我半步,我就會把你撕成兩半
摘自羅姆.湯瑪斯的「中傷人的小人」
許多人暱稱為田德隆的這個地區,仍保有舊式巴巴里舊金山海岸的精神,那就是道德貧窮論述,性和吸毒的混合文化,雖然新社區逐漸從北區到南區,由內而外的擴張,它仍然不忘向城市精華區進行擴張,並且企圖染指旅館飯店和時尚流行百貨行。貧民旅舍、酒店、妓女院、低收入房屋和田德隆區的遊民收容所,佔據了城市十分之一的面積,市場街影響並橫貫城市的重要通路,它控制了第六街的走廊,這是市場區南部最後的兵哨,田德隆區是各色人種階級混合區-是貧窮白人、拉丁裔、非裔美人和東南亞難民的家,但是它的中樞區被非裔美人控制,他們大部分從事販毒和色情行業。
在遊民之間的傳言裏,田德隆與生俱來輕率的近代道德貧窮論述,導致任意妄為路線末端,逐漸呈現遊民生命殘酷的最後一章,在這種生命裏,露宿街頭代表一生遭遇的廣泛誘惑後果,例如兒童時期的玩伴都是好孩子,青少年時期參予幫派組織的放蕩和危險,到最後在金錢誘惑下,鋌而走險犯罪等。
遊民生活象徵「堅固支撐」,當個人與街頭權力戲劇性移轉時,甚至於這種移轉是違反個人意願時,當他正輸去或已輸掉露宿街頭的最後遊戲時,遊民生活就是最後的堅固支撐,凡是一生都是在此種特殊邏輯框格裏度過的人,趨向認為自己變成遊民是天譴,他們自己要負責一切。
沒有章法的道德貧窮論述,是控管田德隆遊民行為的準則,創造出一種反對所有的強烈戰爭意識,有些遊民故意保持大吹大雷漠不關心的態度,但是甚至於就是這些人,他們每句的格言仍是「小心後面的敵人」,並且害怕或是厭惡自己對其它遊民的最初感覺,我在田德隆的遊民朋友,彼此互相警告我,事實上,他們把每一名路過的黑人,都視為是潛在的威脅,大部份的遊民都認為,任何想和他們交談的陌生人,都是掠奪他人的投機者。
眼睛的接觸是關係緊張的地帶,如果一名遊民經常避免和他人的眼睛接觸,他就會被認為是軟弱無能或受到驚嚇,導致他人對他的攻擊,如果他以一種無敵意的態度注視他們的眼睛,他就會被認為是一名傻瓜,遭受凌辱或毆打,但是如果他過渡肯定的注視他們的眼睛,他就會被認為是在挑戰對方。露宿街頭經驗豐富的生還者,發明出一套應付這種奸詐危險生活的妥協戰術,例如,傑姆士.摩斯是名販賣快克的毒販,因為他的殘障,他很容易受到傷害,所以他對其它人的反應很快,當他接近另外一名黑人時,他會用平行而又高傲的眼神注視對方一秒鐘,然後正式和他打招呼:「你好嗎?」同時他快速的轉動眼睛,眼睛下垂,不再注視對方,結束了雙方的互動,然後令我感興趣的是,他會不停的喃喃自語:「快克」。
遊民抵抗流落街頭的恐懼,最大的依靠是他確定自己沒有流落街頭,而且仍低調參予這種「遊戲」,其它的時間,在他和幾名墨西哥人販毒前,他沉溺於相思夢,派普曾偷了一輛克萊斯勒,開車去墨西哥。弗來地在夏威夷的豪華別墅住了兩個月,每萬富豪約翰特別招待他吸古柯鹼。
第一列表:每一種貧窮論述代表的理想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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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貧窮論述 |
道德 |
疾病 |
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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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型遊民 |
特殊的流氓,他做了錯誤的選擇 |
精神病患、吸毒者 |
不公平的社會制度的犧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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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 |
很好 |
不好 |
不好 |
道德、疾病和制度三種貧窮論述,各自創造出典型的遊民,每一種典型的遊民,多多少少有階級、性別和種族的差異。個人
與每一種論述之間,特殊社會空間形成的習性和特殊淪落的故事之間,都緊密相連。就道德貧窮論述而言,論述的概要是圍繞著誤入歧途的流氓、可怕的外人及犯罪侃侃而言,遊民不受到重視,和街道脫軌的地下世界的連接,則受到顯著的重視,在道德貧窮論述裏,遊民的狀況受到世人同情,而不是審判,因為遊民已從自願的脫軌者變成疾病的犧牲品,但是制度貧窮論述就不一樣了,遊民是犧牲品,但是不是出自自己的疾病,而是社會極度的不公平,受到這種論述吸引的人,大部分是知識份子,有些人從前在正式的經濟體制下,有很好的工作。疾病貧窮論述則對婦女、白人、同性戀、特別是吸毒者和中產階級家庭出生的精神病患特別有吸引力。道德貧窮論述則吸引在各種歧途翻滾成長的非裔美人和窮苦的貧農。
的確,很多露宿街頭的人,一生被道德論述訓練成標準的道德論述的代表,從小生活貧困,在街上流浪,這些人歷經青少年的翹學、被排斥、被逮捕,最後進入監獄。就青少年罪犯而言,心理學對其評鑑,在美國刑事法系統,組成的道德論述內沒有任何地位,對權威的尊敬和悔改是獲得復健資格的唯一準繩,對街上大部份的流浪青少年而言,關在監獄的時間,道德論述的力量加強十倍,世界縮小為兩個敵對的陣營,警察和強盜、開放和保守、黑人和白人遊民。
美國文化強調分裂,街頭流浪和直接抗爭分裂的正與邪,會被蒸餾成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象徵分裂,罪犯的暗號就是非裔美人,關入監獄是「特定族群」的專利,非裔美人不但比其它種族容易進監獄,而且他們常常代表自己是野蠻人,是潛在的威脅。
一種對主流道德的深刻矛盾,深深進入美國文化內,但是這種矛盾影響最大的是非裔美人勞工階級。
道德論述是由兩種明確的成分組成-興奮對責任;海灘對長老;街道對家庭;亂搞對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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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表 道德論述的兩種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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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販毒、酒館、脫衣舞俱樂部。 流氓或海灘 享樂,尋求極端的享樂 偷搶騙得到的錢 禁食或只活在目前 剝削或控制婦女 |
空間:戶內、家屋、合法工作場所、烤 肉、購物中心。 家長 享樂在責任之後 誠實工作賺到的錢 安分守己的活,為將來著想 供養家庭 |
簡言之,牧師和流氓都可用相同的邏輯模式解釋,這兩種人緊密連接不可分,事實上,第五章對聖路易市街頭次文化的探討,說明道德貧窮論述,對遊民輕視的批評,直接加強對基督教基本教義派和福言派的反應。
道德論述誇張的正與邪之分界線,在田德隆區的流氓、黑人、白人和吉普賽人之中非常強烈,對非裔美人而言特別顯著。很多黑人從小面對自己高度戲劇化的自我,許多露宿街頭的黑人,在和史塔或約翰、亨利等典型人物進行會話時,已成長為自我蒙蔽的心態,早在遊民生涯加強街頭和其它人之間分界線的深度時,就已發生這種現象,舊金山的非裔美人的少數遊民,為了避免田德隆街的現象,拒絕參加他們自己族群的認同,而做回收工作或在黑市市場工作,大部份的黑人都輕描淡寫貧窮論述,並且宣稱街道是他們的。
在我認識戴爾之前,他已販賣古柯鹼八九年之久,他仍在田德隆區販賣快克,但是大家不准他有自己的床睡,他只好在收容所過渡,或在約翰街的巷弄裏過夜。戴爾也做回收工作,他認為回收工作實在是大材小用,事實上,他所謂的回收就是丟石頭,實在是大誇張了。景氣不好,這時很多正規買者都不信任他的產品,他看起來寒酸潦倒,引不起客戶的信任,最重要的是,他得罪了一名能言善道的拉丁裔販毒皇后法布里絲,我從他的外甥處得知,法布里絲在一處速簡餐聽吃飯時,抓到戴爾翻她的手袋,從此以後,她在田德隆區的商業區和藥房區,散佈他賣的貨是本市最差勁的,在她最喜歡的酒吧兩個街口之處,是她的廉價旅舍,她在居住的地方走來走去,抓住每個謾罵侮辱他的機會,她在聖安東尼的飯廳,大叫:「看那個縮頭縮腦的烏龜,小心他會偷東西。」戴爾氣得喃喃自語:「我一定會好好收拾那個母狗。」但是他什麼也沒做,只是聳聳肩好像沒什麼事發生。
經由戴爾的和氣供應商和他的十六歲人高馬大的外甥斯威茲的照顧,戴爾仍然是一名快克販賣者,斯威茲常常因為接濟快克給戴爾而受到金錢損失,因為戴爾很少按規矩繳納雙方同意的款項,他有時至少吸食斯威茲十份快克的三份,他的外甥不吸食快克,而且盡力勸他的叔父接受治療。
斯威茲是一名寡言安分的人,他告訴我,他把販賣快克的錢都交給他母親,他說的話有證據可以循,我有兩次看到他的母親和他的弟弟妹妹開著破爛的龐帝亞克,伸出手向他要錢,當他們說話時,他把錢放在他妹妹手裏,他的確也照顧戴爾,有一次他告訴我,他為了在監獄服刑的父親-戴爾的哥哥,他願意照顧戴爾。
戴爾說:「我老爸告訴我,看好戴爾叔叔,所以我讓他吸食快克,如果我不看好他,他會殺死自己,他的毒癮實在太深了。」
戴爾確不如此認為,他認為他不需社福救濟,也不是毒品的犧牲品,他堅持他仍在街頭的遊戲哩,而不是流浪街頭的遊民,對其它的無賴漢而言,田德隆是一塊大磁石,而不是遺失靈魂的拯救地,這是本市的心臟地帶,是行動中心、是戲劇、是生命、是競技場、無論就物質、文化和經濟各方面而言,戴爾都根深蒂固屬於這個地方,狂亂的街頭生活深深吸引他,因為外甥斯威茲和其它街頭生活的強健身手的保護,戴爾很安全的享受他的生活,他堅持,田德隆使他免於警察的騷擾,「條子不在乎你是否在這裏,只要你尊重他們。」戴爾敘述他如何逃脫麻煩,他會整天斜依著艾迪街,注視來往經過的車輛,他現在依賴來住車子的客戶買他的貨,有好幾天的下午,我坐在星巴克,望著窗外的他,似乎白人對他的貨比較有興趣,他以調情的微笑和眨眼,掩藏他的飢餓,他笑著說:「他們只要注視我幾秒鐘,我就做了一筆交易,我做生意很輕鬆,真的很輕鬆。」
非裔美人和「競技」之間悠久和緊密的連接,不是好事,遊民之間的一般談話是不可否認的,美國大部分的歷史認為,邪惡深植於非裔美人鄰里,黑人的工作都是勞力階級,是以世代的有抱負的年輕人,前仆後繼的都下海從事非法經濟活動,就語言來說,在美國英文裏的大部份反文化名詞,都源自非裔美人的談話,就「壞」這個字而言,有關它的含蓄和矛盾的歷史,就可以寫一本書,黑人反轉白人的「壞」的用法,可以追溯幾百年以前,有些學者專家甚至於提出內華達山區的語言,也有相反的反轉。
田德隆區很多的非裔美人無賴惡棍,聲稱自己是「街頭」的必需品,並且他們比其它種族,更適合做露宿街頭的遊民,山米驕傲的說:「我們是月光族」,他是扒手和小偷,他說:「到了午夜,雷和其它白人吸毒者都待在營區裏,黑人白天晚上都在街頭,黑人在晚上比較鎮靜。」山米對失蹤的任何人都有他的獨特見解,但是最勇敢的人(吸毒),是來自田德隆街頭的非裔美人,但是他也暗示說,月光族終究對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感到欣慰。
和山米的談話,開始了多年有關遊民不同方法犯罪的質問,我發現我面對一個長久的迷惑,類似山米或戴爾,他們認為自己是街頭最具代表性的遊民,也是很多被控犯下令人髮指罪行男人的代表,雖然他們視自己與其它人的關係,是無政府主義、基本懷疑哲學,他們仍盡量友善、逗趣,尤其特別「無辜」。
我疑惑的答案是難題,但是相片裏有一點,要特別提出來討論,沒有幾個人嚴厲看待月光族,他們主張的道德貧窮論述,趨向與伸張民權的制度貧窮論述連結在一起。制度論源起於露宿街頭的遊民,雖然窮但是他們仍然是「好人」的主張,在道德論和制度論的連結下,遊民視自己是制度延伸下的犧牲品,他們處於一種別無選擇只能露宿街頭的道德標準。另外一名遊民林肯是這種論述下的代表,林肯有時販毒有時做回收工作,他贊同戴爾的說法,回收是一種比非法賺錢更低級更不需要什麼技巧的工作,他說:「我猜,你會說我是一名酒鬼而不是專業回收工作者,當我不想做回收時,我去行乞,我曾賣過街友報和我在街上或洗衣機找到的沒人要的衣服,有一段時間我這樣生活,這是一種不好過的生活,如果你認為工作定使遊民從別人身上收錢是合法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實在應該去演戲,做一名演員,我猜你會說,當你厭倦賺非法錢的時候,回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賺非法錢是我與生俱來的本能,雖然有時我感到厭倦。」
對林肯而言,做廣告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不免有些傷感,他認為自己能說會到,天生的騙子,他對自己的人際溝通技巧,感到非常驕傲,他不像戴爾,從事販毒這種非法生意,並沒有使他的形象受損,他沒有完全拒絕道德論述,選擇制度論而放棄不道德行為致貧的說法,他沒有否認不道德行為會致貧,但是他認為這些人的主張是奢侈品,他是一名制度論設下圈套上當的窮黑人,例如,他承認他的「慈善廢話」,是詐欺的一種,他說,制度使他別無選擇,「你必需做你應該做的事。」在他看來,「街頭道得準則」,是一種特殊環境裏控管行為的準則,但是並不適合他,他的迷人風韻、幽默、慷慨、人際良好的關係,這很難令人相信,它會耍詐耍狼的另外一面。
林肯認為他喜歡酒更甚於制度論,而且認為他的貧窮不是吸毒所致,他嚴厲批判十二個自立步驟,他自認自己是一名不受拘束、喜歡過自己的生活的那種嬉皮。
他說:「你知道,我參加復健中心的娛樂計劃,有很多次,第二次時,我寧願去監獄,但是因為有個地方住,可以住久一點,所以我又去復健,這次他們讓我住了六十天。」
我問他:「復健中心使你感到溫暖,並且你可以洗澡,保持全身乾爽舒服,不是嗎?」
他答道:「他們都這樣說,我討厭這些廢話,我實在無法忍受所有在那裏的人都玩這種遊戲,好像黑人又重新製造問題等,我可不這麼想,如果我們能遠離這種制度,我們就不會有這麼多問題,像是吸毒、家庭問題、酗酒等,我知道自己的問題,我不在乎被人牽著鼻子走,但是我可不是傻瓜。」
林肯對於復健中心疾病模式感到不安定是可以理解的,第五章將描述十二個自立步驟的重心,目的在利用復健遊民本身的故事,吸引和練習制度貧窮論述的基本要點,林肯不想錯失他對制度論的祈願,他看出非裔美人了解世界變化的限度,而且因為他有一個快樂的童年,使得他有一顆博愛仁慈的心,當他罵雷時,他說:「我不能容忍亂來,但是我不是一個卑鄙的人。」雷是一名白人吸毒者,他和酗酒染上愛滋的都明尼哥吵架,遭到林肯的責備。
有趣的是,林肯甜蜜的個性和和善於交朋友(社福的專用語-他合群的能力),減輕他做為遊民在物質上缺乏的痛苦,不像其它舊金山收容所的遊民,林肯如果無法住進收容所,他總有地方可以去,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因為大部分的單身租賃房間都不收客戶過夜,有的還要求預先訂房間,以前他用社福津貼和友人分租房間,我認識他時,他已不這樣做了,他說:「我厭倦每次打包,這個城市居住不易,這些打包實在沒什麼用。」
因為非裔美人的道德論述和源起人權予黑人運動的制度貧窮論述的混合,我懷疑我是否能在非裔美人沒有嚴格操弄的街頭次文化中,找到更純粹的道德貧窮論述。在拉丁裔新移民裏,找不到犯罪的人,他們大部份是因為酒醉被抓,而不是犯罪。田德隆邊緣區的白人吸毒者,犯罪比較顯著,非裔美人非法營業者集中住在田德隆區中部,白人遊民則住在「大田德隆」區的邊緣,這是警察允許他們住的地方,他們遠離托克、艾迪、伊里斯街的毒品區,住在安全的郊區,他們靠行乞維持生活,就田德隆的標準言,這不是一個好的選擇,白人遊民似乎都靠行乞賺錢,非裔美人認為他們行乞,喪失自尊和無能從事非法營生,但是白人遊民則辯說,他們黑人在吃醋,因為白人行乞都能成功,是由於他們看起來較友善,令施捨的人不怕他們。
遊民中謠傳,在大田德隆區行乞的白人,大部份是吸毒者,特別喜歡吸食海洛英,曼尼、皮魯和派普說,田德隆的小偷、露宿街頭的地圖專家和吸毒者是一個小團體,他們的生命是販賣毒品、玩捉迷藏逃避警察、打瞌睡、染上肝炎和愛滋病等的週而復始的循環。這些傳聞很多,直到我實地從事探討遊民的研究,我才發現傳聞是真的,的確友行乞的遊民是上述描述的主角,我交談的遊民,大部份住在收容所或廉價旅舍,他們決不是吸毒者,而且和露宿街頭的遊民沒有來往。
很多人警告我:「你要和這些人談話,最好在公開場合,這些人是吸毒者,而且難搞,我認為你最好別訪問他們,因為他們都在說謊,他們穿皮靴和厚衣服,也不坐下來,他們全身都是針孔,小心,好好保管自己的信用卡。」最後一句忠告來自派普,他自己偷腳踏車,他反而認為這些行乞比他更危險,幾個月後,我告訴他,我想訪問這些行乞吸毒的人,派普告訴我,他認識一位住在凡那斯的行乞吸毒者名為弗雷迪,他是他高中的同學(他們都是舊金山當地人),派普幫助我認識很多遊民,在他的安排下,有一天我和弗雷迪在簡易餐廳見面,他願意接受我的採訪,但是他要錢,我答應了他的條件,並約好在田德隆的星巴克見面。
像許多其它的遊民初次訪談,我和他這次的見面沒有得到什麼資訊,弗雷迪精神渙散、坐立不安,他清楚的告訴我,他知道我想問他什麼,例如他的錢和生活;但他講一些捏造的故事,我立刻轉換話題,假裝沒聽到他說什麼,再探討人種時,人種學家碰到的新的訪談對象,如果他提出太多話題,這位人種學家會無法掌握訪談,因此我學到保持一開始實際、目前現在的會話,最後我問他,我可不可以觀察他的工作,出乎我意料,他竟答應了。
弗雷迪很瘦,他的左臂因為有一個膿瘡,所以他全身發出惡臭,當時他站在舊金山最繁忙的街道之一-凡那斯多風的安全島中間,揮舞一個招牌,這個招牌上面用紅筆寫著「無家可歸,飢餓,請幫助我,上帝祝福你」,他的雜亂長髮在風中飛舞,他會走過安全島的中間線,來到車輛停車的地方,他藍色的雙眼像是一位先知迫切的注視著車內的駕駛者,他得到的捐款不多,但是給他的都是壹元而不是零錢,大部份他每天一小時可以得到四元的捐款,如果交通繁忙,他得到的捐款更多。
有好幾個多風冗長的下午,我站在弗雷迪行乞的地點對面的人行通道,我帶了咖啡和甜甜圈給他,他對自己的「行乞臉」開玩笑,他說:「你必須裝得一本正經很嚴肅的樣子,不然沒人會給你錢。」第二天他介紹我認識他的同類人-妮其和吉姆二名白人行乞者,他們都是海洛英吸食者,吉姆因為感染上細菌,兩條腿被鋸斷,他坐在輪椅裏行乞,他看起來好像是個戴著頭罩的神祕像是鬼的人,他的女友妮其在附近的紅綠燈十字路口,手裏拿著一個紙杯行乞,她看起來憔悴、不愛講話,梳了一個辮子,身上穿了一件骯髒的褐色皮夾克,好像她從來沒脫下它。
妮其賺得錢比弗雷迪多,我同意他的看法,他說因為她是女人,所以人們比較同情她,她根本不注意她的施捨者,在她早熟風霜的臉上,露出不豫之色,她的口頭語是:「操他媽我要錢、操他媽這頭豬or操他媽我要一跟煙。」
在我認識他們的八個月裏,弗雷迪這些人在三十或四十個不同的營地過夜,因為警察或是市府清潔工在幾天之內會拆毀他們的帳棚,他們兩三個人之中,有兩個購物車,防水油布和幾個睡袋毛毯,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守著帳棚,以防警察或市府垃圾車會找麻煩,弗雷迪用睡袋睡在帳棚外,只有下雨天,他才會進帳棚,打攪吉姆和妮其。
當警察來時,他們假裝收帳棚,避免警察開罰單,雖然他們吹牛反政府反威權,其實他們對警察很客氣,有時甚至於低聲下氣,這樣他們的罰單就比較少,但是他們仍然忙著搬家,他們輪流在四五個地區住,每一個地方住幾天或幾個星期。
因為他們的東西不多,除了睡袋、帳棚和防水油布外,他們隨身只有一點衣物,所以搬家很容易,有一次弗雷迪給我看他的行李,他把它們攤在人行過道上,他的東西只占一點空間:
‧ 一個背包,拉鍊壞了
‧ 一個收音機,沒有電池
‧ 一條牛仔褲和內褲
‧ 一件毛衣,是不協調的聖誕節設計
‧ 一張拍立得相機拍的照片,裏面是一位中年的男士和一名睡眼惺忪大約十幾歲漂亮的男孩(是弗雷迪自己)
‧ 一些數學習題影印,是從網頁下載而來
‧ 一張幾年前加州少年感化院頒發的身份證
‧ 三個壓扁的鋁箔罐頭
‧ 二個空的注射器和一些針頭
‧ 一些蠟燭(為了點燃海洛英)
‧ 半包巧克力餅乾
弗雷迪聳聳肩膀說:「這就是我全部的家當,我們不可能在街上待太久,人們會趕我們走。」我問他:「你缺乏什麼?」他答道:「一台電視,大部份的時間,我都不想要別的,我現在已經很習慣沒有電視的日子。」
弗雷迪唯一不缺的是朋友,他和他的死黨朋友已生活了兩年,他們是他最親密的街友,他們看得見的時間裏都在一起,他們一起分享所有的一點點財產,吉姆領有殘障津貼,每個月他會拿自己的錢為三人買藥,弗雷迪為吉姆跑腿,每天送吉姆去簡易餐廳,因為他是吉姆的助手,他不用排隊就可以用餐,妮奇根本不去簡易餐廳,她寧願吃當地咖啡屋老闆送給她的過時甜甜圈。(這是舊金山盛行的一種互助行為,老闆麥里克用甜甜圈恩賜妮奇和她的朋友,這樣他們就不會在咖啡屋的裏面和外面行乞了。)
在遊民的貧窮論述裏,「狗屎」有很多種不同的意義,一種指復健機構
是狗屎,就是說權威大的警察、員工、戒毒輔導員、守衛、任何不擇手段想控制他們生命的社工員和其它人;一種是很多遊民認為的流浪街頭、說謊話和城市裏地域性的「低級生活」圈是「狗屎」。
這兩種「狗屎」混合構成的即時力量,孕育出弗雷迪和其它吸毒遊民的生活,他們在兩個岩石海岸間掌舵,受到兩面夾擊,一面是警察和制度,一面是在田德隆附近區域被騙、被打、被搶。
他們如何面對認定自己的貧窮論述,有賴那一種「狗屎」最突出-這是他們敵對主義最重要的焦點,就弗雷迪三人而言,另外一個「狗屎」就是復健機構。
例如,我第五次的探討,附近紮營地陰沉、緩慢的氣氛沒有了。我發現他們三人激動的談話和用手勢比來比去,妮奇非常興奮,幾乎是神采飛揚的敘述她在市立看守所過夜的細節,因為她和一名女警起了爭執,而被關進看守所,她很得意,她把一個怒罵她是「妓女」的女人撂倒,吉姆和弗雷迪對她的故事欣慰的微笑,當她以惡言回罵她的對手時,吉姆給以鼓掌恭賀,他們開始互相交換監獄裏的故事,說監獄裏是如何奸詐、威脅恐嚇和醜陋猙獰,還有那些吸毒者如何在監獄裏得到毒品等,他們喜歡說,「我反對威權」,當弗雷迪三人挑戰刑事犯罪法時,這就意味他們觸及制度貧窮論述,但是他們不會因此憤怒,他們除了談警察、強盜、流浪無賴外,他們對制度導致貧窮或遊民不表示任何意見,或是分析所謂的「制度」的形成。「制度」是一種邏輯,他們只對如何擺脫它的綑綁最有興趣。
在弗雷迪三人之間,有兩種重要連接,第一他們視彼此是百分之百可靠的摯友,第二是吉姆和弗雷迪所謂的「追求死亡」的吸食海洛英,除此之外,他們沒有一點共同點,弗雷迪的母親是舊金山的「花童」,她根本不管弗雷迪,放縱他自由發展,妮奇曾讀天主教學校,但是因為她吸食海洛英上癮,以致成為妓女,結果被她義大利裔的父親趕出家門。
吉姆比較大,而且比其它二人受的教育高,他曾去舊金山州立大學選課,而且不像其它人,他在放棄一切專門吸食海洛英之前,三十歲的他曾短暫是個快樂人,在我認識他的時間裏,他除了偶爾讀科幻小說和偵探小說之外,他對外面的世界沒有一點興趣。
在吸食海洛英的準備工作裏,三人的緊密關係可以看出來,三個人合力做準備工作,他們在一個扁平的鋁箔罐頭煮海洛英塊,然後吉姆把海洛英液分成三份放在每個人的注射器內,弗雷迪和妮奇都信任吉姆不會騙他們,他們三人都聲稱互信是很重要的事,他們說:「所以我們的團體,只限三人,不歡迎外來人。」弗雷迪說,只要看這些海洛英,他就很高興了,吸了以後,就飛上天了,在這種歡樂氣氛下,他們互相開玩笑,也偶爾彼此撫摸示愛。
吉姆領到殘障津貼幾天後,他們三人停止行乞,一天之內購買七八個袋子,然後把塊狀海洛英溶解後,放在袋子裏混合,平常沉默寡言的妮奇會喝下一罐啤酒後,說出她從前傷風化的生活,她在北方海灘做脫衣舞孃和做妓女的日子。
他們在維持穩定的定時吸毒、興之所致就吸毒、只吸毒這一次,下次決定不吸了等等意念之間搖擺不定。當吉姆煮海洛英時,妮奇在旁邊就哇哇叫,如果他們定時定量吸食海洛英,就可以避免不定時不定量不規則吸毒的後遺症-痙孿和乾嘔,但是「追求死亡」的快感,需要獻身酒神原則,就是為了高度的興奮,放棄世俗一切的禁忌。
吉姆最相信酒神原則,他有收入,可以不做遊民,住進屋子裏。許多遊民夢像得到社會補助津貼,這好像中了樂透彩,是不做遊民的通行證,一個月可以領七百美元,租一間單身房間是夠了,而且有社會生活補助津貼的人,可以得到聯邦都市發展部門的第八款房屋補助,但是吉姆說,有沒有生活補助,沒什麼不同,他對住在外面很習慣了,他不願用自己的社會生活補助租房子,在另外兩人面前,和他談這件事,實在需要技巧,不要讓其它二人以為我在勸他放棄這些朋友,搬進屋裏。我懷疑他不一定需要妮奇,但是弗雷迪是他決定做遊民的主要原因,我找到機會和他單獨交談,他對住進旅舍單身房間,不感絲毫興趣,我告訴他搬去住的好處,但是他聳聳肩說:「也許我不在乎,反正我的生命是狗屎,我已習慣了,骯髒衣服,又感到冷,不管在哪裡,我都是悲慘不幸,我很快樂或是倒楣透了,這就是我的生命,管他是不是遊民,我根本不管其它的事,除了吸食海洛英,這就是實際的我。」
我問他:「有沒有想到治療?你是否該再試一次?」吉姆聳聳肩又說:「除非他們強迫我,我無法容忍那些假宗教狗屎和那些自憐自愛的無聊話,已經太遲了,這是我的宿命,除了吸毒,我對任何事都不感到興趣,吸毒並不是好事,它使我做噁,但是這是我的宿命,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吉姆的罪行他都承認了,他沒有說謊,誠實坦白的說出一切,吸毒造成的無助和無奈對他特別有吸引力。
「追求死亡」以一種完全不關心身體健康的形式出現,弗雷迪三人根本不注意衛生手冊的安全注射指導,當吉姆使用注射器度量準確使用量時,海洛英液體很容易受到感染,而且同一支注射器會重覆使用很多次,他們重覆使用一塊棉花,浸濕海洛英液,然後放在注射器裏,再說海洛英本身,雖然黑焦油的海洛英含量很高,但是這種褐色塊狀,都是用骯髒的器物切成,這些吸毒者感染破傷風或臘腸病菌是很普通的事,因為他們的血管被海洛英破壞,皮膚潰爛,以致吉姆因感染破傷風而失去小腿,弗雷迪也面臨失去左臂。
當他們不吸毒時,他們是一群陰沈沮喪的人,我必須強迫自己和他們在一起,他們吸完海洛英後就沈默下來,其餘的時間,吉姆和妮奇惡言相向發脾氣,有時也會對我發脾氣,他們會對任何碰到的人潑水,吉姆很會罵人,他常常嘲笑弗雷迪,當他把話題轉向更有哲學的方向時,他嘲笑弗雷迪是「太空頭」,他更喜歡刺穿妮奇的自負,因為妮奇認為自己比他們這兩位遊民更高尚。
或者是為了我好,她會說:「至少我不會為了五分錢,而出賣我的工作。」吉姆喃喃自語:「好像妳剛剛退休。」「幹你娘!」『如果你運氣好。』(吉姆是無能舉起,大部份長期吸食海洛英的人都是無能。)
吸毒鬼的身份是他們熱衷保護的,這是他們物質和象徵性存在的主要原因,生活就是找海洛英,吸食它,然後談論它。雖然妮奇也酗酒,吉姆和弗雷迪常常在海洛英裏加古柯鹼,他們視自己是海洛英的奴隸,並為此感到驕傲,他們瞧不起沒頭腦的人、酒鬼和瘋子,他們也藐視海洛英吸食少的人和正式工作吸食海洛英的人,但妮奇為他們買海洛英,然後他們會給她酬勞。
弗雷迪三人根本不注重保護自己,他們無止盡的吸毒和滿足,每天每年購買海洛英,這是他們的例行公事,全世界有四千億毒品市場,他們是數百萬消費者之一。
一九八0年代和一九九0年代末期,海洛英在世界市場復活,世界各地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五年之間海洛英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八十五,美國的海洛英市場每年增加一百億,海洛英的復活,代表供需市場的變化,粉狀古柯鹼於一九八0年代在都市上班族裏,很快失去需求,毒品販賣商指出,快克也失去客戶,毒品吸食者似乎在幾年之間消失殆盡,但是海洛英吸食者不同,他們吸食海洛英是一輩子的事,這是一種持續的習慣。
供應商也傾向大量供應海洛英,國際毒品走私者在反毒作戰和歐洲販毒者競爭的壓力下,轉而走私海洛英,因為海洛英可以用小包裝運送,而且每公斤單價利潤很高,特別在美國市場,哥倫比亞的古柯鹼販賣兵特爾,從中亞地區進口工具設備、種子和技師,多樣化海洛英市場,價格大降,消費大增,加洲海洛英的生意興旺,哥倫比亞白海洛英是中上階級的愛好者,墨西哥黑焦油的價格則於西海岸大降,這種黑海洛英只適於注射,西海岸中心是黑海洛英的市場,舊金山治療海洛英上癮的醫院收容人數,於一九九六年十萬名居民裏就有三百十三名海洛英吸食者求醫治,這比州的平均數高出二分之一。
或者因為他們認為目前的海洛英比以前便宜很多,弗雷迪三人不敵視毒品製造業,他們對某些販毒者不滿,但是他們根本不了解大盤商或是小販賣商在剝削他們,他們說,如果他們有錢,他們自己也去賣毒品。
為了肯定自我、為了成為重要大人物,制度貧窮論和疾病貧窮論無法和犯罪貧窮論競爭,標準道德家眼中的失敗,可以轉變為一種選擇,他們直接看透一個人的厭惡眼光,可能變成他的能力分裂、他的力量和危險的證據。
犯罪貧窮論述的二元論很有能力,但是他們也可能不穩定,很少人能夠有意志力或眼光在各方面追求界外,標準道德的反轉在中心留下奇怪的空缺,虛無主義是如此的深入,絕不可能支持下去,另外一種選擇是如此靠近它的模式,以致一個人因突然的反轉很容易受到傷害,沒有其它人的適時支援,免受懲罰很快變成羞恥,一種強悍成為羞辱,我在田德隆聽到的各種貧窮論述,或者是標準道德論(某種家庭價值),或者是來自次文化的標準制度。
舊金山市特別充滿修正式的犯罪貧窮論述,如同林肯和其它人在犯罪貧窮論述裏,混合黑人民族主義的制度貧窮論述,大田德隆區的吸毒者和韓特及米西的吸毒者,在制度貧窮論裏加入越戰的迷思。
制度貧窮論到底是什麼?制度貧窮論述的結構和其它二種貧窮論述的結構完全不同。
第三列表:遊民和貧窮的三種論述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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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
疾病 |
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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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的結構 |
中上階級和遊民之間的二元論。 |
大群遊民醫藥治療,向下看的一種醫療檢驗。 |
取代人成為向上看的結構,沒有特別指定人的階層。 |
道德和疾病貧窮論述重心在行為脫軌或病態的人,視遊民是行為不當所致或是個案歷史,但是制度貧窮論述扭轉了這個向下看的趨勢,它反而向上看,認為廣大的社會力量是造成許多人的貧窮,就制度論而言,個人不顯明,關於他或她,「制度」毀壞了他們的生活,各種形式的制度論,指出遊民受到傷害而且被忽略,例如,警察驅除遊民,被很多人視為是一種市府警方敵視遊民的行為,這又和工商業退化及社區開發連在一起同受到批評,制度論裏最常提到的話題,是很多非裔美人和越戰中年退伍軍人遊民(包括各色人種),特別是白人說的種族大屠殺。
我們已看出林肯是如何把種族大屠殺和犯罪論連在一起,這是培養遊民肯定自己的一種方法,但是他的主張沒有山米黑暗的一面,種族大屠殺的論述,在遊民當中以這種方法流行,非裔美人認為自己的犯罪行為是社會制度造成,他們聲稱自己是無辜的。
越南狂熱份子可說是相同有力犧牲品的象徵(男性),以階級為準的制度貧窮論述的弱點,導致流浪街頭的非裔美人沒有自己的語言,用集合名詞描述他們的經驗,對越南的不滿,似乎是發洩不滿的管道,有很多人說自己是越戰退伍軍人,(以年齡而言)其實都不是,有些人看起來好像是從來沒有在軍中服役的越戰退役軍人,其實「越戰退役軍人」的標籤只是行乞的一種藉口,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簡單,不像大部份行乞的人,越戰退役軍人主題的重要性,不亞於遊民和得到收容安置的關係,所有的人都非常尊重合法的退役軍人。
我很驚奇,有些和嬉皮反社會文化相似的遊民,竟也熱衷越戰,威克特是一名第二代的拉丁裔移民,他對法律和秩序沒有興趣,但是卻迷上越戰,好幾個晚上他和幾名白人越戰退役軍人晤談,認為政府不守信用沒有好好照顧他們,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希望他曾打過越戰,當我問他,他是不是反共的人,他只笑笑,認為這個問題和他的談論毫無關聯,他只熱衷批評政府是如何虐待這些越戰退役軍人。
遊民和越南之間的關連,不是當地的產物,而是一九八0年代遊民代表的主題,這些都出於媒體的安排,典型的越戰退役軍人,是一九八二年描述沒有名字的西方人的首都藍波影集的「第一滴血」,可做為代表,導演是泰德・可齊夫,主角是沙威斯・史特龍,當他在戲裏和條子發生衝突被逮捕時,很多遊民看到這一幕都發出巨大回響,感到政府刺了他們一刀,對越戰的相思,是他們發出勞工階級不滿的最清晰言論。
反而種族大屠殺論述和越戰之間的關連,是一種膚淺的制度貧窮論,它不能帶來挑戰,也不能促成人們進一層的自我認知,是以被視之為一種廣告宣導,是遊民之間的閒談狗屎,遊民群體在酗酒之後,或清醒時,這是他們的談話主題。
道德貧窮論述是理所當然的暗流,它可以在任何時間栽培和潛能的影響思想的交替方法,在這些議論之後,遊民一個接一個的接近我,告訴我他們對剛才的研討感到懷疑,例如,威利,當我們一起工作時,他提起下面的事後討論。
他問道:「布萊恩街的群眾,妳的看法如何?」
我答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說:「上週,當我們走過那裏時,他們正說些什麼?」
我說:「不是說越戰退役軍人這件事嗎?」
他說:「是阿!都是這些政府欺負他們之類的無聊話。」
這是威利第一次談到政治,我急著想知道他的看法,我反問他:「我也搞不懂,你呢?」威利沒有聽懂,我再說:「你怎麼想,你是大學生阿!」他答道:「我不了解越戰這檔子事,那裏好像也沒有那麼多真的越戰退役軍人,但是當隆尼談到房子,談到政府應提供真正住的地方而不是收容所時………」威利這時停下來,轉變話題決定談論無聊的事,他說:「是阿!這些有關越南的話題,人們常常試著談它,好像你有一群人和一些酒,突然所有的事都是其它人的錯。」
當我看到他們熱心討論這些膚淺的制度論時,我的同工感到非常不舒服,因為他們認為我是一名研究員,我一定從道德論的觀點研究他們的問題,雖然他們對我反應出更多個人對遊民的看法,但是他們對制度論保持一定距離,這顯示他們的頭腦裏一定有強烈的懷疑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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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雨裏的安全島
「我們提供的是暴風雨裏的安全島,人們到這裏來,會得到友善的招待,他們感到很安全,談他們的問題,但是我們無法改變外面的大環境,他們自己必須對付販毒者和其它的危險,因為那是現實。」
田德隆區志工安撰
一九九0年代時,城市的驅除策略,把遊民侷限在道德貧窮論控制的區域,特別是田德隆區,在這裏提供多種服務給遊民,然而在服務機構裏,社工和輔導員亟欲用疾病貧窮論述代替道德貧窮論述,告訴這些復健的遊民,因為他們的疾病造成他們的貧窮,是以田德隆變成戰場,這兩種貧窮主張交戰,在機構和街道、裏面和外面劃清界線。就貧窮機構內部而言,街道被指為外面,這裏是汙穢混亂的地帶,人們受制於吸毒酗酒,他們生活在否認自己有病的變局裏,個案輔導員提供的是徹底除去犯罪為貧窮根源的模式,用犯罪的經歷換取個案歷史,他們對這些遊民說:「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是你的錯。」
這種從犯罪貧窮論轉變為疾病貧窮論,使很多因犯罪和自責的男女遊民得到釋放,換句話說,這些病人客戶必須放棄露宿街頭的生活,反而承認自己的痛苦和無助,疾病貧窮論是一種女性和中產階級的文化形式,這是在公共地區調查「骯髒洗衣」必要條件,透過自我啟示展現誠實,被疾病貧窮論述吸引的大部份是婦女、沒有犯罪紀錄的白人和同性戀,這種轉變對男性毒販和出監獄的人,沒有吸引力。出監獄的人花費很多時間,在拒絕承認自己的痛苦或軟弱下,磨練出一種赤裸裸的男性生存法則,甚至於一生都是貧窮歡迎改變的遊民,常被冒失的疾病論厭惡,特別是非裔美人,強烈忠心自己的家族來源,極端反對他們的問題是出於疏忽或成長期受到虐待所致。
就很多方面而言,較新的過渡收容所主張的疾病貧窮論,和遊民病人受到的治療沒有什麼不同,當然以紀律的制度觀察之,他們有很多共同點。當疾病論和道德論,就個人倒致貧窮變成遊民一事上,共同分享贊成的觀點,來自疾病論述觀點的紀律制度,和大城市基礎收容所的權威道德論述模式相同。一開始的對談,是根據遊民病人的主題或在收容所工作的表現而受到評估,越來越多的支持道德貧窮論述的收容所,譴責遊民自己的不當行為造成自己的貧窮,但是支持疾病貧窮論述的醫療收容所,認為是遊民的疾病和不會適應環境導致貧窮。每一種說法,都使遊民問題的根源,隱藏在自己個人內的謊言內,收容所顯示的各種特殊範例、遊民病人和收容所職員之間的爭執,都被視為是個人問題或行為偏差,必須改變這些行為偏差才能使這些遊民病人合格申請永久居所。在勞動市場失業或失去房屋都被視為是個人缺失,在心理輔導的過程裏,輔導員常常要求病人在道德或心理歷史的事上用「我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問自己,檢討自己。醫療收容所用紀律訓練的方法,強迫病人接受自己是精神病而且需要服藥,道德導向的收容所也用相同的方法強迫人們對自己行為不當認錯,或是強迫他們參加十二個成長步驟的訓練課程。
在自由風氣的舊金山市裏,制度貧窮論相當影響了疾病導向的貧窮論述的收容所和復健中心,遊民聯盟活耀份子和社工嘗試區分中央控管的經費不足的收容所和當地的貧窮機構,我訪談的個案輔導員,經常公開批評這些經費缺乏的收容所範例。我訪談的個人個案,傑森是多重服務收容所的輔導員之一,他說:「我們嘗試用技能來檢視人們的問題,假如他們要回歸社會主流,他們需要什麼技能?這種問法比較不肯定,所以我們很少說他們有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反而我們對他們有一些技能,就表示鼓勵,我們會對他說,你需要好好修飾自己,你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忿怒、你必須學習個人呈現、你必須對付憤怒、安排自己的時間、你需要學理財控制預算。對很多其它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成名,打擊吸毒,當然這裏有很多人,最重要的是被接受和處理毒品問題,但是我們常常提醒他們實際的問題是什麼,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裏,你需要哪種技能。」
教育的或以人為中心的模式的觀念內容,和缺乏的模式沒有什麼不同,但是這種機構嘗試改變病態語言,並重建遊民是互動的積極個體,遊民病人雖然缺乏正常,但是必須培養精巧技能,俾能打入社會主流,例如,舊金山多重服務中心改變其重建計劃為六個月短期集中訓練課程,它不稱呼遊民為客戶,改稱為計劃參與者,個案輔導員也改稱為計劃協調者,每個計劃參與者的進步被寫在自我指導目標計劃手冊上,每位想留在收容所的遊民必須在上面簽到。
「自我指導目標計劃」的確協助某些遊民重建自我,並且積極返回社會,但是成功的案例不多,很多遊民已很習慣露宿街頭縮小空間的生活,對於另外一種逃避露宿街頭的生活,感到恐懼懷疑,少數人相信收容所能提供的就是他們所需要的,住過多種收容所的高手路德認為,收容所的輔導根本是開玩笑,他說:「在街上流浪過一陣子的人,比他們知道的更多,他們都說相同的鬼話,相同的復健計劃說了不知多少次,他們還要你感謝他們,天知道,他們給了我們什麼。」
舊金山收容所的住戶是最謹慎和最憤世嫉俗的,警察重複的騷擾和驅除,影響收容所是救人的形象,大家一致認為「市政府希望我們消失不見,收容所希望市政府付錢給他們,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天氣不冷時,許多收容所遊民被趕至外面,大多數人認為收容所至少提供了最低的舒適,抵消了等候被收容安置的驚恐不安,每天靜靜等候輪到自己住進收容所,每天什麼也不做,就是等候。
有一個晚上,派普和他的朋友坐在米遜岩石岸邊,吸食大麻,他說:「如果市政府的官員真的願意幫助我們,為什麼不給我們房屋?或者給我們一個地方,我們可以搭營地帳棚睡覺,這樣條子就不必騷擾我們了;我告訴你們為什麼,因為經營收容所的人是他們的朋友,如果沒有收容所,他們就失業了。」大家聽了都心有戚戚焉。
派普最要好的朋友愛尼更深入剖析,他指出疾病貧窮論的模式,是一種社會控制方式-阻止集體行動。他說:「不只是錢的問題,這些收容所會讓你神經崩潰,他們要我們都住進收容所,好像我們都是精神萎糜、成天哽咽、彼此偷竊的流浪漢,他們不准我們在市民中心搭帳棚,他們認為這些新式收容所對我們最好,他們甚至於不需要條子對付我們。」
就廣泛驅除和包圍的意義而言,過渡期收容所不注重住戶的積極角色,這猶如小說不真實,是一種透明的紀律評估,如上述討論的提示,「自我領導」的遊民和收容所之間共同的觀念,在極端不平等和壓制下,變得難以令人信服,除非這些遊民病人真的願意做復健,否則一般人簽名同意只是為了能得到一張床睡覺和溫暖的食物吃。
雖然過渡收容所的疾病貧窮論,在某些條件下幫助了某些遊民,但是三種論述的爭執難斷高下,在某些情況下,在收容所這種有限的空間內,快樂消沈和絕望的集中,加強了衝突和恐懼,在這裏沒有暴力的危險,但是有的遊民會對其它遊民大喊大叫或搶他的錢,舊金山遊民聯盟會會長保羅.波登描述舊式貧民招待所的遊民,他說:「我在這裏工作了七年,我的辦公室正對著遊民入口廣場,而且還有一扇窗對著入口處,這些遊民一個接一個的進來,嘴裡說著,我不是他們那種混蛋,這些混蛋都是瘋子、強盜、騙子的混蛋。」
在收容所第一線工作的很多職員,不像波登是制度論的支持者,他們只會強調遊民的情緒,很多收容所的監管和職員都以輕視和侮辱的態度對待這些遊民,他們慢條斯理的檢查這些遊民,用抬高的眉毛和懷疑的眼光回答問題或請求,他們樂衷控制人性或甚至於常識,他們這種處是對待遊民的態度令人不得不相信他們是相當高傲自負的人。我自己本身在收容所內待了短暫的時間,我發現有些事真是令人震驚,有一次我去訪問一名得了肺炎的遊民路德,他告訴我,有一個叫做托倫斯的遊民偷了他30元,他因為有病在身無力反擊,我就去找了一位監管,告訴他這件事,路得說:「我有30元」,他聳聳肩回答:「噢~是嗎?」路德又說,他有證人可以證明這件事,這名監管說:「唔,又有什麼了不起」,他說完就走開了,他認為路德有妄想症,他的胡言亂語還有人相信。
收容所工作人員的冷漠無情可以從他們的管理模式看出端倪,他們是以道德貧窮論述看待這些遊民,有時個案輔導員是站在遊民這一邊,在前一章裏,我提到里卡都這位個案輔導員,他描述個案輔導員的疾病論述和工作人員的犯罪論述之間,有一條區分線,我支持他的界線劃分,其它三個收容所的輔導員也附和贊成這種區分,在某些情形下,這些職員同仁之間的相互不了解,因為不同種族、階級、文化的差異而加深,大部份的個案輔導員和資深社工員是大學教育程度的自由派,至於收容所的權威管理階層則是市政府官僚體系或其它政府機構出身,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低階級職員、監管和服務台員工都以道德貧窮論對待遊民,認為遊民是因為自己的行為不當而造成自己的貧窮。
ㄧ個過渡收容所的一名非裔美人監管從他的觀點解釋他對兩者的看法,他說:「我們常常碰到輔導員和其它同仁之間的衝突問題,不是所有的輔導員都不對,但是他們是心軟的人,你可以說他們很天真,我尊敬他們,他們全心全力想把工作做好,如果你和這些遊民病人相處很長一段時間,你知道,他們不需要別人給他們什麼機會,不需對他們太仁慈寬厚,他們需要強有力的手管教他們,我認為至少三分之一的遊民需要管教,這些輔導員說要給他們愛和關懷,但是在這種情形下,需要有效力的愛與關懷,如果他們犯規,就必須離開這裏,這就是我們的管理方式,我不能讓這些大學畢業的新鮮人告訴我們,這位遊民需要特別照顧,那位需要特別關懷,他們犯錯是因為他們精神不穩定等等,這裏的遊民都是精神不穩定,都是不知如何照顧自己,這都是因為他們做了錯誤的選擇造成今天的命運,我們的職責就是教導他們遵守規矩,其它的人都守規矩,他們也應該守規矩,如果他們想回到社會過正常的生活,他們必須學會守規矩。」
這位支持道德貧窮論的非裔美人監管,很多遊民病人都很喜歡他,他生氣快,氣消也快,很多從監獄出來的遊民犯人,都習慣被他當成頑童看,對他的唬人虛張聲勢、對人不買帳的態度都樂於接受,對於中產階級的個案輔導員主張的疾病貧窮論反而不接受。
由此觀之,道德貧窮論述的二元論性質,顯示出它的權力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遊民階層不能單獨生活,他需要外來的協助,這樣世界才有意義,露宿街頭的遊民,他的流氓本質,早就生存於他的體內,在經歷威權人物非裔美人監管的拒絕後,得到自己身份的認定,我驚奇的發現非裔美人監管和收容所的遊民病人之間的互動,反映出我和田德隆的遊民流氓之間的關係,我被拒絕多次和被視為傻瓜後,我學會用相同的「是啊!不錯。」的冷漠態度回答問題,我花時間和某位遊民晤談,結果對他們的問題沒有反應,我對自己的態度感到震驚,我們這種是質問者又感到內疚的表現,不是幽默而是開玩笑,我們根本變得麻木不仁。
支持疾病貧窮論述的人,有一段很困難的路要走,在過渡期的企劃裏,他們ㄧ週和病人只能晤談一個小時,這位輔導員在其它的時間,雖然能接觸其它的病人,但是仍然受制於道德貧窮論的壓迫,雖有在戒毒復健中心,他們才能使病人浸淫在「疾病模式」的十二步復健步驟。
美國的戒毒復健中心系統,包括在十二個復健步驟內的相互依賴關係,特別是匿名戒酒會和匿名毒品會就是最好的例子。匿名戒酒會知名的「夥伴好兄弟」,是疾病貧窮論的支持者,有一部份遊民和從前是遊民的人都是疾病貧窮論述的產品,但是在每年參予復健的多數窮人裏,他們的數目很少,我將在第五章詳述匿名戒酒會的「疾病模式」,這是不同於大學訓練出來的社工員的模式,疾病模式和基督教近似,但是更強調個人責任,它代表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的綜合,這種模式在質問時,同時施以懲罰,是以較適合道德貧窮論述的男性遊民。
一但病人離開復健安全島,匿名戒酒會冒出來的語言,常以戲弄或侮辱的形式出現,田德隆區街道,是道德貧窮論的延伸,每一名貧窮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貼上酒鬼的標籤,因此他們行為失當,是罪人。
田德隆區的遊民戴爾和山米,把每一個在他們面前經過的不正常遊民分類為酒鬼或毒鬼,這些人他們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當一名看起來是吸毒婦女經過戴爾面前時,他戲弄的唱到:「快克~快克~酒~海洛因~全能的神。」
被道德論扭曲的疾病論的弱點,因為和行乞的關係密切顯得更複雜,很多行乞者,特別是白人,他們呈現在眾人面前無助可憐的狀況,告訴大家他們是貧窮的犧牲品,他們努力嘗試振作,但阻礙他們過正常生活的一大原因,就是憂鬱、愛滋病和其它身體傷害,弗雷迪在他的看板上加上感染愛滋病,他的標語則是:「愛滋病+貧窮遊民和飢餓,請給予任何幫助,上帝祝福你。」
弗雷迪的標語強調遊民是犧牲品,但是他很清楚,這是另外一種勒索,他根本不知他的愛滋病狀況,他也知道他不缺乏食物,因為市中心有很多遊民免費餐廳,他和吉姆不缺食物,他們要的是錢,用錢去買毒品,他的死亡宣言,中間代表遊民的H字母,看起來好像是行為失當而不是一種不幸,別的人也許看了他的標語受到感動,但是他自己從來沒有認真的看待它。
華希是吸毒者和高明的扒手,他的道德論和疾病論的綜合論,類似林肯的道德論和制度論的綜合論,雖然華希五十多歲,他看起來不像他的年紀,他是方臉、稜角分明、鼻子小、下巴尖,有時他看起來英俊瀟灑,其它的時間看起來無神古怪,他有著長期吸食海洛英人的吸血鬼的臉色,他的黑呢帽和髮辮,使他看起來比其它的遊民出色,他和林肯、戴爾都是短期回收工作者,他很少賺到五元,我想不通,他為什麼做回收,因為他擅於偷竊。當我認識他深ㄧ點時,他常用各式各樣的餅乾、甜點招待我,例如蛋糕、啤酒、糖果、牛肉乾等。
當我和華希講話時,他的回答常是文不對題,後來我用激進法逼他注意我的問題,說服他告訴我為什麼做回收,那時我們在舊金山工業區東南方的一個木場,我們斜倚著一個鐵皮籬笆牆坐在路邊,我問他:「為什麼做回收?你喜歡嗎?我真搞不懂。」華希笑道:「我當然不喜歡做,只是為了一點零用錢炫耀依下,當我去商店買東西時,我拿著鈔票,那些店員就不會注意我了。」
我問:「你不用錢買東西?」
他答道:「不在商店裏,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說:「準備吸毒?」
他答道:「嗯,買大麻煙。」
我說:「你不希海洛英了?」
他答道:「暫時不吸,我要做一個好孩子,我不想染上愛滋病。」
我說:「現在你吸的是快克?」
他答:「是的,這是一種神奇的毒品,幾年前,我發現它,但是我不太喜歡快克,我只是喜歡它能為我賺到鈔票,我想現在我要好好休息,什麼也不做。」
他說到這裏,把手臂伸向天空,好像揮走那些做夢的日子。華希拿出兩罐啤酒、兩包餅乾,他說:「我省下這兩包垃圾餅乾請你吃。」他喜歡請我吃東西,開食物的玩笑,我們一起慢慢啜飲啤酒。
華希常常從他外套夾克的衣袖裏,拿出吃的東西,我問他:「那隻衣袖恐怕是藏偷竊來的東西吧?」
他露齒大笑:「小乖,這是藏偷竊物的寶貝衣袖,你喜歡我給你的黑啤酒嗎?」華希給了我一個不會喜歡的眼色。
他說:「我一生都喝酒,我是長期的酒鬼,我的意思是說,我是慢性病酗酒。」他的聲音很高昂,好像一名學者在說話:「我是一名長期酗酒鬼,肝硬化和一連串的意識喪失歷史,我怕我是無藥可救了。如果我們能早點救他,也許還有希望,這真令人傷心。(現在他回復自己的聲音)是啊!小乖,我已爬完十二階梯-十二個忘記一切的步驟,從啤酒、烈酒、大麻煙、迷藥、快克、海尼西啤酒到斯皮德波薄荷酒,這是我的十二步驟。」
我問他:「你有沒有想過戒掉這一切?」
他說:「要改變我?太遲了,你出生之前,我就已是一個酒鬼了。」
華希喝啤酒喝到一半,他用一種不喜歡喝的樣子,把啤酒罐放在路邊:「我根本不需要這玩意兒,我應該留下這半罐,現在這個下午我又要出去了。」
華希的玩世不恭,他的確認為自己變成一無所有的遊民,是因為自己喝酒吸毒所致,自從他第一次開始染上酒癮和吸食大麻煙,他就成了一名無藥可救的「可憐蟲」,他還有一個了不起的扒手本事,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無能,是因為自己的吸毒和酗酒,是以他對疾病貧窮論和道德貧窮論沒什麼爭辯,他在監獄的時間,從來沒有超過一個月,也沒有像弗雷迪他們有嚴重缺乏毒品的情形,他認為沒有時間和遊樂的地方時,吸食毒品是最好的享受,他認為有時行為不當也沒啥了不起,他絕不認為自己是流浪街頭的無賴,看到別人偷竊扒東西,他認為很好玩。
華希對制度貧窮論沒什麼興趣,有一次他聽到一群黑人討論種族和吸毒,他用支持疾病貧窮論述的懷疑眼光,看待制度貧窮論的革新主張。
一名壯碩黑人說:「我們的弟兄夥伴都被趕至街頭流浪,他們叫我們吸毒、酗酒,希望我們自相殘殺,我們必須脫離這些混蛋的壓榨。」
華希嗤之以鼻,他說:「也許我們太喜歡這些壓榨,你從白人那裏買毒品嗎?你瘋了嗎?」他們都大笑,華希強力搖他手中的啤酒罐說:「弟兄們,只有它才是真實的,這是我和弟兄之間最好的朋友。」
一般來說,當這些人單獨和我在一起時,疾病貧窮論述只有一點份量,我不認為我是疾病貧窮論述的代表,但是我發現很多遊民因為我的教育、性別和階級,視我為疾病貧窮論述的代表。(我認為我自己是制度貧窮論述的支持者),例如,渥爾特在他
類似渥爾特深受疾病貧窮論述某些特點吸引的這些遊民,實際希望脫離遊民生涯,但是握爾特是一名自動自發和成熟的人,恐怕做不到。只有提供中期住宿和食物的戒毒復健中心是唯一脫離遊民生涯的途徑,但是渥爾特認為自己的年齡和獨立個性,恐怕不易實現。
他說:「我可能會沮喪、生氣,但是我不想和一堆沒腦筋的蠢物坐在一起,讓他們把我當幼稚的小孩,他們的方法對我沒用,我可以參加他們的會談,如果必要,我每一天都去,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我恐怕受不了,我需要有自己的隱私。」渥爾特用力搥我的餐桌,他知道除此之外,他實在沒有其它的幫助。
上一章我曾詳述聯邦政府的繼續照顧計劃,在提供固定居所和工作給遊民事項上,沒有成功。疾病貧窮論述的支持者,不管是治療吸毒或是精神病,都無法保護他們不再返回原來的生活型態,這項計劃只對肢體殘障者有幫助。
在我的研究裏,有兩位肢體嚴重殘障者獲得社會生活補助津貼,山姆被一輛去回收工廠的卡車撞到,他的雙腿嚴重受傷,因此永遠殘障;簡姆士•摩斯中風兩次,造成他跛腳、右手臂癱瘓、口齒不清,他們兩人獲得社會福利津貼,其它的遊民又羨慕又忌妒。事實上,簡姆士•摩斯走路就痛,我記得幾年前和威克特談天,我說到摩斯去回收工廠必須經過一條沒有人行道的斜坡,車子往來很快,是很危險的事,威克特聳聳肩,古怪的看我,沒有說話,以前在我們談論他的吸食海洛英之前,他就會這樣古怪的看著我,那時我認為他是一種絕望的表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或死,他對山姆受傷的反應,我猜測他的意思是說,被汽車壓死是唯一脫離遊民流浪的方法。
山姆和摩斯在獲得社會福利補助後,他們比較傾向疾病貧窮論述,山姆不再吸毒,成為匿名戒酒中心的熱心志工,現在嚴厲批評他曾是回收遊民,他說:「回收使我不能脫離是一名遊民、使我更想吸毒。」摩斯對輔導他生命歷史的十二個重建步驟,沒有任何興趣,但是他對於自己的「疾病角色」換來新而非田德隆區的身份證,感到非常欣慰,他參加了很多殘障復健團體、反吸煙組織及中風腦傷害防治協會。
在這些新環境裏,他不再是無賴、毒品販賣者,反而發展出一個新的人格,他有一群新朋友,大都是中產階級的婦女,這是他從前沒有的,他不再想念流浪街頭的遊民生涯,他在談到田德隆時,他會忍不住的說:「感謝神,我總算擺脫這些了。」
儘管這兩人的殘障,我開始了解其它遊民為什麼羨慕他們二人,說他們是幸運兒,因為他們找到脫離遊民生涯的方法,其它的人都達不到他們的穩定收入和住所,在九0年代,非殘障窮人能獲得社會補助的機會,越來越少,其它額外的事故不可能再得到社會福利津貼,一般醫院只提供愛滋病陽性反應者和嚴重吸毒者免費鎮痛劑治療,醫院釋出的病患,只有精神病人才能獲得旅舍住宿六天免費優待卷。
‧
狗窩
在遊民世界裏,疾病貧窮論述,除了使人不安的幽默和侮辱外,沒有什麼影響,如同我們讀了上述的研討,田德隆區遊民對制度貧窮論述的認識膚淺,不能說服人,在田德隆區以外的地方,制度貧窮論述有很大的影響,它不再是膚淺的論調,反而對遊民生命有更深入的剖析。無庸置疑,這種街頭替換的次級文化,以自由和極端大眾文化的形式出現在舊金山市,或者最重要的是,遊民聯盟和其它社會運動組織,發動強力抗爭,使大眾認識遊民的產生,是社會制度出了問題,他們的主張既無章法也是實際,自從一九七0年代起,他們針對市政府和地方媒體的抗爭,使得制度貧窮論述在社會大眾裏,引起廣大的迴響,並使房租受到控制,在公園有搭帳棚的權利及單身平價旅舍能安置遊民,同時,這些組織為遊民提供有意義的工作,例如販賣報紙和其它辦公室工作,這些平凡職業包括瓶罐的回收工作,我將在下一章詳細討論。雖然他們是遊民,但是工作使他們恢復信心和自尊,減輕因為損失帶來的極深痛苦。
雖然遊民聯盟的工作很有價值,但是我訪問過的遊民,一致認為抵抗田德隆區最好的方法,就是離開它。他們很多人下定決心和警方抗爭,不准警方把大田德隆區、貧民窟或犯罪論及賣淫影響深的陋巷的窮人,貼上標籤,他們有些人在偏僻處的公園搭帳棚,享受綠色田園和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有些人種植大麻,運氣好的話,在警方沒有查道之前,可以有大筆的收穫。)其它的人則集中在市區靠近海邊的東區工業帶的空曠地方,希望警方不要打擾他們,他們也不用躲藏。
在市區東部最知名的地方,就是狗窩,數百名遊民把他們的貨車停在這裏,並搭帳棚居住,雖然有很多小偷住在這裏,此地的倫理道德和田德隆區大不相同,此地不准傷害弱勢族群-你的鄰居,在這裏盛行謹慎的禮貌往來;這和田德隆區的正面衝突及打架不同。陌生人受到禮遇、互相交換名片和小型接待,狗窩的遊民(不同於貨車和以車為家的遊民)視他們的地區是取代田德隆區的一項選擇。狗窩吸引了不少的專業回收工作者,因為回收場就在附近,他們在此地的出現帶來很大的影響,不管有工作或是沒工作的朋友之間,他們的話題經常圍繞著回收,回收工作世界創造出不同的談話媒體,在這個話題裏,不談流行遊民之間的三種貧窮論述、可能的搶劫、個人偷竊及無用的憤怒。
狗窩的自我肯定和田德隆區的生活世界完全不同,大家都同意「遠離田德隆區」,但是無法完全做到,因為大家多多少少總會去田德隆區辦事,狗窩的人討厭這個地區,把此區命名為「無止盡的羞辱地」「警方總是找碴」「走在愛迪街,小心有人會跟蹤」。
一名中年白人遊民傑,伸手指著他的鄰居和寬闊的海邊說:「這裏和田德隆區不同,你可以隨便放東西,到處逛,輕輕鬆鬆的看這些船,你不用日夜擔心有人會偷東西,我對田德隆厭倦透了。」大部份美裔黑人住在田德隆區,這裏則是白人和拉丁裔佔大多數,居民之間沒有種族仇恨,住在這裏的黑人也是為了遠離田德隆,遷居至此,湯姆是一名沉默寡言的黑人,他每天去田德隆拿食物,狗窩代表某種程度的和平、男性遊民之間的爭吵停火。
湯姆疲倦的笑說:「在這裏,就像在田德隆,我可以適應。我曾露宿街頭,到底有多久,我也記不清,既然是一名遊民,就無法和這些無聊的事分開,無法鎮定的應付每件事,我曾欺騙人,彼此打架,所以我來此地居住,不是因為這裏有天使,而是此地的人都很理性冷靜,他們不會找麻煩,這是最重要的地方,值得我每天為它活下去。」
狗窩和其它遊民區的差異,開創了一個同時發生的各種貧窮論述討論的空間,人們不再面對面衝突,轉向新的行為和思考方向。
在很多情形下,個人寬廣和職業化的自我選擇,都是遵循預知的途徑,渥爾泰及安東的藍領勞工階級,和根深蒂固的華希、戴爾和山姆之類的遊民,他們的文化和自己的生活經驗的彼此互補,過度利用每個人的經驗和了解自己生命的方法。生命經驗、文化背景和每個人自己的希望與習慣,增強社會開放。渥爾特保持友善的「好人」禮貌,並且視其從前遊民的生活,是一名加州小鎮市民在各種行業裏鬼混的白人,至於他的吸食海洛英的習慣,代表日益減弱的「野性」之強烈需求,他可以很輕易自然的贏得鄰居的友誼,這是因為他有一個「誠實工作者」的形象。一直窮、被人遺忘和忿忿不平,皮膚黑和削瘦的山姆,自從六歲起,就被人認為是「麻煩製造者」,小學畢業後,就因為和人打架鬧事出了人命,而被關在青少年監獄,他長大的西部附加計劃、露宿街頭和制度貧窮論,是他唯一了解的事情,靠著這些,他給自己找到了一片天,他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對象,更不用說在就業這方面,也是毫無所得,他老是在尋找其它的犯人,他就能告訴他們山布惡諾縣立監獄、加州男性犯人監獄、可可倫監獄、皮里肯或山昆登等監獄的最新訊息,山姆從來沒去過皮里肯灣或山昆登監獄,這些是高度戒備森嚴的監獄,但是一聽到來自這些監獄的消息,他就非常興奮,也許他希望能進這些監獄,就代表他的監獄生涯更上一層樓,反正「制度」是他的世界,他對明年在監獄裏或監獄外,一點也不關心,反正偷竊是這麼容易,他不用找理由或假裝他不喜歡偷竊。
和山姆截然不同的渥爾特,他對不會偷竊感到很自傲,他說:「我不偷竊,三年前因為偷了一塊蛋糕、一盒鱈魚被抓。」抓到我的人說:「我ㄧ生沒看過這麼笨的賊。」我問他:「你怎麼做,把偷來的東西放在夾克內?」他答道:「我什麼也沒做,我往前走,我聽到後面的腳步聲,有人跟蹤我,我應該跑,但是我轉過頭,這個人想用手銬銬住我,三個人合力制服我,用手銬銬我,他們試著按住我的手臂,把我的手臂按在背後,結果肩膀痛得我無法反抗,從此我的肩膀一直痛,造成神經毀損,我對他們說:「讓我伸出手臂,你們就銬住我」這時很多圍觀的人,叫他們照我的話做,結果他們銬住我,我說:「我的肩膀不好,你們更造成我肩膀受傷」,他們很同情我,但是仍然叫警察來,他們請我吃晚餐,我好餓,看著他們的烤肉、野餐,我要了一塊牛排。」
渥爾特正如他自己所說,他不擅長偷竊,偷竊不是他的專長,他命中注定做回收工作,正如同山姆,他是命中注定做小偷。
在大部份的案例下,情況比較複雜,很多做回收工作的專業遊民,都具有某種藍領階級的經驗,但是他們也曾在監獄呆過很長的時間,而且很多是重度吸毒者,在遊民群裏,他們各有不同的專業領域,有些人甚至是終生的囚犯,就曼尼•皮魯和普派兩人而言,他們逐漸從偷竊轉為回收工作,在勞動生產中,找到驚奇的樂趣,但以社會貧窮文學的詞彙說,曼尼和普派都不喜歡勞動。曼尼是一位中年秘魯人,走遍美洲,比普派有更多的工作經驗,在來美國之前,他在首都利馬的一個建築公司做工人,並在波里維亞的海洛英工廠做了七年。普派是各種扶養家庭虐待的產物申稱,最後他進入聲明狼藉的加州青少年監獄,他現在已三十多歲,他的二十七歲前半生,都在青少年看守所、監獄或觀護院渡過,特別因為他吸毒,所以經常被關在監獄裏,他的臉上和脖子的刺青,都不是專業,但這說明他是囚犯,他對勞工的了解,僅限於監獄裏的勞動和他曾參加過的職能訓練課程。
在舊金山市,為了逃避通緝,比較不重視工作倫理,他們在經濟犯罪學裏衰老,他們厭倦監獄和貧民窟的沮喪,他們正尋找新了出路,他們從普派監獄好友那裏,分租一間雅房,當普派被趕走時,他們想偷自行車得來的幾百元,買禮物送他,他們沒有更好的方法,居住在收容所,他們在市區尋覓,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偷到一輛幾百元的自行車,他們無緣進入收容所,只好在都市偏僻區搭帳棚,他們說這不是第一次「露宿街頭」,但是是第一次在舊金山市搭帳棚,他們首次帳棚搭在皮里亞地歐的樹林哩,這裏曾是陸軍的營區,他們在韓特買了一些大麻樹苗,試著種大麻,在他們能從種大麻有收穫時,他們的大麻樹苗已被市府公園部門的工人破壞,他們的營地也被破壞五次之後,他們放棄在此地住,有人介紹他們去狗窩住。
曼尼和普派在海邊一塊荒廢的土地搭帳棚,這裏靠近湯姆的帳棚,他們另外一位鄰居是克拉倫斯,他是一位中年專業回收工作黑人,有一天他們看見克拉倫斯拖了一堆回收標籤,克拉倫斯進入他們的帳棚吃了一些餅乾,曼尼看見他的工作,好奇得問他,能不能帶他去回收工作地觀察,克拉倫斯起初懷疑曼尼想騙他的錢,結果決定假裝友善答應他的要求,結果曼尼回來之後也要做這種他稱之為「潛垃圾」的工作。
結果曼尼和普派很快都加入回收工作,整天在大街小巷忙著蒐集瓶罐,晚上他們坐著烤火,不停的拿「誠實的工人」或「行為改善的人」開玩笑,他們對其它的回收工作遊民很好奇,編織不少垃圾故事,克拉倫斯也決定搬到他們附近住,他們可以合作,互相看管照顧彼此。
現在普派和曼尼不再靠偷竊維生,他們對犯罪和刑罰的事,不再有興趣,住在灣區他們談的事都是有關自然和冒險,曼尼關心的是安地斯山和他在波里維亞的生活,普派聽得津津有味,好像經歷奇觀得節目,他非常不喜歡城市,盡可能的遠離那種地方,有一天我們三人爬上舊金山最高的雙胞胎山峰,山頂強風吹來,站在山頂上可以俯瞰三個縣遼闊的景致和蔚藍的太平洋。
普派說:「我真高興脫離了那個討厭的城市,和這些回收工作的弟兄在一起,真是爽!我現在逐漸了解目前的社會制度,這個制度不准我們信任彼此、尊重彼此,在監獄裏、在青少年看守所裏,這個制度使我們彼此殘殺,在犯人是有之間,鼓勵暴力和無聊的打鬥,你根本不會想到對任何人忍讓,你根本想不到,也不會想到,這個制度關了二百萬人在監獄裏,你想不到這一切都是因為這個制度,至於我,為了這個制度,被關在監獄裏很長的時間,導致我忘記人生還有其它的路可以走。」
狗窩的特殊環境,促使普派脫離犯罪貧窮論述的桎梏,轉入深一層制度論的理念,一個不同的地理環境,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他喜歡犯小罪的習慣,似乎並沒有因此完全根絕。
‧ 爭端地區的協商
本章探討不同貧窮論述和特殊性質、不同活動與地理位置相關的方法。關於戴爾,我們可以從這三種關係,看出他為什麼對傑姆發火,傑姆是回收工作專業人之一,他常待在狗窩。
在這些時間,當戴爾的姪子斯威茲對他發脾氣時,他的發火來得快去得也快,戴爾就去做回收工作,他在公共垃圾筒裏找鋁箔罐、或在貧民窟的平價旅舍垃圾堆裏找回收物,他都停留在田德隆區的邊緣,只去最近的超市販賣空罐。
他可以加快自己的工作速度,他已忘記從前不喜歡碰垃圾,但是他對垃圾筒內找到的東西不感到意外,而且他不認為自己是做這種工作的料。
當他蒐集瓶罐時,戴爾會用口哨和揮手和其它的回收工打招呼,但是在田德隆區認真工作的回收遊民,都和他保持距離,不理會他那種流氓腔的魅力。
傑姆看見我和他一起去超市時,他警告我說:「我勸妳最好不要和他在一起。」我問他:「你認識戴爾?」他說:「不熟,但是我知道他,街頭露宿一段時間後,我差不多全部認識,田德隆區不是個大地方。」我問他:「為什麼你不喜歡他,難道是因為他的朋友?」他說:「我不認識他的朋友,但是我不喜歡他那種吊兒啷噹的流裏流氣的笑容,好像別人都是傻瓜,他是典型的街頭遊民。」
戴爾無法和其它的回收工相處,因為他們不接受他而感到傷心,他說他們都是惡魔,只挑傑姆和喬丹是好人,他說:「他們二人好像比其它的人好,看起來一直在忙,他們二人去聖安東尼免費餐廳吃飯,也是不理其它人,默默坐在那裏用餐,好像他們情願報紙也不願看你;喬丹住在收容所時,老是去醫務室休息(醫務室只收病人,而且有特殊權利),甚至於在街頭,他也不和我們在一起,他看起來好像是個享受特權的白人黑鬼。」
我問他:「你說白人黑鬼是什麼意思?你和雷沒有任何問題?」(雷是一名白人吸
毒者,是戴爾的好友。)
他答道:「(步耐煩的)雷是好人,我和白人沒有任何問題,除非他們找我麻煩,
但是如果一個黑人弟兄有白人那種優越感,我可受不了。」
我說:「難道沒有其它不同的黑人?」
他說:「當然有,但是他們都是愛管閒事的黑鬼,警察根本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我問:「當你說,假裝很忙碌,你的意思是說,忙著做回收?」
他答:「是啊!就像其它忙著回收的人一樣,那些黃種老人,不也是忙著做回收,
我們只賺幾個便士,但是他們兩人吹牛,那回收工作賺大錢,他們以為自
己是什麼人,根本是混蛋、吸毒鬼。」
我說:「你怎麼之道?」
他說:「簡單的很,他們是遊民。」他傲慢的笑起來。我對回收工遊民的同情,
常常不自覺的顯示出來。
我說:「你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惡鬼,如果你待在田德隆,你也不見得認識所有的
人,你知道田德隆區附近,有上百人辛苦的工作,他們的確賺到不少錢,
他們不去超市而去貝灣的回收公司換錢,在這裏你根本看不到他們。」
戴爾聽了急著問:「他們到底換了多少錢?」
我說:「這要看市場價格,有時是兩倍,但是不常有,一大袋的回收,可能換來
十五元或二十元」
他說:「好買賣,一元可以撈到這麼錢,真是爽,我可以在兩分鐘內海撈十五元。」
我說:「但是你一天到晚不做事,到底在等什麼?」
他說:「道理是,如果你想賣,你得必須二十四小時守在那裏。」
我說:「所以你必需和他們一樣,工作一樣的時間。」
他說:「我才不呢!我又不是一個大呆人,我到處逛,看看發生了什麼新鮮事,看看我到底想做什麼。」(戴爾對我做鬼臉,好像我是貧民窟的販毒鬼)
他說:「我已做了太多的回收,沒力氣偷都西了,偷竊太花力氣,太多爭吵。」
他說:「我只是講話,大部份的時間都是講話。」
他說:「我不喜歡打架。」
我說:「那麼,換個環境。」
他說:「對!」
戴爾的看法,他認為專業回收工作者是勞碌命,他們工作過度,更糟的是,他們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假裝自己是城市的勞動者,其實他們是「吸毒鬼和無賴」,當他看到傑姆和喬丹自我迷戀的模樣時,感到很好笑。戴爾相信遊民之發生,皆因行為不當所致,他認為自己比傑姆誠實,因為他承認自己是不折不扣的「遊民」,不像他們兩人假裝自己是城市裏的工作者,是有正當職業的人。
戴爾對田德隆的依戀,複製了麥垂克計劃和警方驅除創造的柵欄,他住在貧民區裏,沒有任何心思離開田德隆區,他的舊金山市比傑姆和其它的回收工作者小,他很少遠離波的克公園四五條街,至於傑姆每天不只經過田德隆區,更去太平洋高地的華廈,所馬區的商店和接近米遜彎的輕工業區。
‧
結論
本張簡略探討舊金山市流行的罪惡、疾病和制度貧窮論述,及這三種論述對當地遊民的影響,我討論的範圍,從弗雷迪等人的死亡探索到狗窩營地居住者的團結,從田德隆區根深蒂固居住的無賴到躲避他們的回收工作者。
遊民之間流行的談論的對抗和競爭,控制了貧民窟和陋巷,但是他也侵入社福機構,削弱和腐化專業社工員為疾病貧窮論述創造新制式文化的努力,遊民之間的關係除了是對抗外,不易找到地理空間,罪惡貧窮論述即不合作,也不是破壞其它論述,在期間不易找到散漫的結構。
無論如何,他們是重要的方法,因為罪惡貧窮論述受到制度和疾病貧窮論述很大的影響,吸毒者的疾病貧窮論和制度論的武斷權力,兩者的祈求神助,使他們遠離罪惡論的戲劇化版本,導致人們活的像個無賴,正如山姆所言,他們不知自己是活在「黑暗」裏。
在本章裏出現了多種廣大的理論觀點,簡言之,這些遊民以最適合自己特性的空間和象徵地點來分類自己,展現遊民流行的論述和已存在的習慣之間的緊密關係,這種自我分類受到流浪街頭生涯的嚴厲限制,這比種族、人種和從前的生活歷史的限制,有過之而不及,很多人在成為遊民的時候或在成為遊民之後,轉變他們對貧窮論的說法,類似弗雷迪等人越來越迷上罪惡貧窮論,曼尼和普派受到狗窩露營人的影響,走上另外一條路,山姆和傑姆都以大男人自居,結果受到疾病論的影響而改變了自己。
就山姆和傑姆的情形而言,不同貧窮論述的影響有賴他們對物質需要的程度決定之,包括行乞、偷竊、強盜在內的生活方式,是每天賺錢的方式之一,這是遊民流浪在街頭的一種獲取微薄糊口的方法,疾病貧窮論述無法改變他們,除非他們身體受到嚴重傷害,或自願去戒毒復健中心接受密集、全備和自我改良的治療。制度貧窮論對遊民的影響不大,而且和每天的不正常謀生互相抵觸,較大社會力量的犧牲品的天真無邪或正常無法承擔每天「說謊」或「偷竊」的生活,現在我們要探討回收工作遊民的不規則區域,下一章,我將深入研究回收工作如何使遊民能進一步認同制度論,在這種理論下,每天的生活並沒有剝奪或否定個人的「正常」或「天真無邪」。
第四章 新的遊民
在前述一章裏,我敘述道德貧窮論述的罪惡論滲透遊民的生活圈內,這些窮苦可憐人之間的相互侵犯和懷疑,反映出刑事犯罪制度和社福濟貧機構懲罰和污名化的作風,然而遊民並不會因為對遊民全力宣戰而減少,三種不同的貧窮論述分別在不同的地方敘述之,本書在兩個不同的城市曾做了對比,在本章裏,我在舊金山市遊民領域內,介紹一種反常的社會空間,就是專業回收工作遊民。他們排斥田德隆的混沌,拒絕整天遊手好閒,積極投入勞動市場努力工作,他們從對敵轉變為友情,他們在回收工業提供的新經濟圈內工作,並且獲得當地居民遊民支援者的支持,這些回收工作者創造了一種替換的遊民次級文化。
不像行乞的遊民、收容所不規定居住的遊民、田德隆區的不正常討生活的遊民、收容所收容的無自主能力的遊民,這些回收工作者以工作為他們的生活重心,他們到處搜尋瓶罐、紙板等回收物,並用這些成為他們生活中的節奏和例行公事,這種工作的實用成為他們之間和供應者的會話內容,他們有些人坦直承認,他們生命中的生活重心,促使他們類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流動勞工,而不像舊金山市流浪街頭的遊民,他們稱呼這些遊民「懶鬼」「低級動物」和「無賴」。
本章的第二部分我用洛伊克、華克昆特流利的宣言對抗社會學的「新浪漫主義」,探討這種相當驚奇的遊民次級文化的社會學內涵,我雖然贊同華克昆特大部份的分析,但是我認為他過度強調近代都市民族誌學者的道德主義,反而使他忽視了窮人本身的道德和論理,我相信不是絕望的存活策略的正當化,而是堅定熱忱的團體努力,才能創造出對遊民本身真正不同的經驗和了解。
我在一個清晨去訪問布揚特、沙爾費吉,這是一名越南人經營的回收公司,舊金山很多的撿垃圾的人,集中到這裏賣自己的回收物,貨車一輛一輛的進入後院,在地磅稱過後,就把車上的貨卸下放在院子裏,各式各樣的載貨車一輛接著一輛的進來,有古老的手推貨車、裝滿了雜貨的洗滌車、生鏽的卡迪拉克裝滿了電腦廢紙、遊民的購物車、一輛一九五0年代裝滿報紙的救護車、偶然也看得見發亮的新貨車。遊民卸下他們大量的瓶罐和紙板,年輕的拉丁裔回收工作人員看見他們就逗他們,穿著牛仔褲棉布夾克中年的越南婦女拿著叉子穿進穿出,或是推著裝滿瓶罐的木桶,或是幫忙推洗滌車的老人,坐在廂型車內的回收工作人員,對遊民按喇叭,提醒他們讓路,但是這些遊民工作人默默專注於工作,根本不理會他們的喇叭。
在雅加達、珊薩爾瓦都或加爾各答也可以找到相同的景象,蒐集其它人的垃圾和賣舊貨廢紙,是世界各地窮人維持生活的方法,在南半球,很多人蒐集垃圾、分類垃圾、清掃地毯、蒐集廢紙、紙板、玻璃金屬等,他們根本睡在他們工作的地方,他們把這些東西買給回收公司,或是自己把這些回收物改造成新的產品,美國和西歐有垃圾工作者配額,碼頭鼠輩和工人、乞丐窮人、清道夫和撿破爛的人都靠垃圾工業維生,這種情況持續到二十世紀初期,然而在這些國家裏,社福資本主義最後轉變的大部份窮人為薪資勞工階級,卻被都市薪資垃圾工取代,古怪的垃圾廢物喜好者,小學生和偶然的紙板或瓶罐兼職回收工作者等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經濟力量,取代了昔日的勞工階級。
全美國撿垃圾的人都回來了,因為過去二十年州立法徵飲料稅,是以回收變成窮人重要收入來源,美國回收工業以雙層堆積制度形式出現,如同雨後春筍冒出,有的是合法經營,有的是黑市交易,剛開始時,遊居民和撿垃圾的人,在正式經濟制度之外,分類和蒐集回收物,然後由較大的資本企業再加上些回收物,各種垃圾蒐集人佈滿很多居民鄰里,特別在大城市不排斥遊民的街巷和勞工階級的郊區充滿了撿垃圾的人。
在加州蒐集垃圾特別興旺,一九八七年通過「比爾瓶罐法」,這條法律制定折舊法,因此非正式經濟的回收快速發展,一群貧窮的窮人心甘情願的投入回收工作,再加上加州的天氣宜人,一年到頭在戶外工作都不累,一九九0年代中期,有二千個回收中心,每週從行人和汽車駕駛員購買十到二十五噸回收物。
回收的興旺和遊民大量增加同時發生,從事回收工作的遊民,帶著裝滿瓶罐的購物車,形成很多大城市的特殊景象,遊民和回收如此緊密連接,以致於在某些非營利組織內,自己成立回收中心,目的在為窮人和遊民提供一個便利的工作地點,在加州,成千上萬的遊民從事回收工作,他們大部份在舊金山、洛杉磯、聖地牙哥、奧克蘭和這些城市的勞工衛星地區的回收中心工作。
在舊金山,由移民回收工作者帶來最大量的回收物,他們被競爭者的官方回收單位嘲笑為「蚊子腳」,許多拉丁裔和亞洲裔的第一代移民和非法移民,用小貨車和大貨車蒐集硬紙板和瓶罐,這些小貨車的回收工作者,在清晨和深夜工作,撿拾酒吧和餐館丟掉的瓶罐和紙板;另外一個是非裔美人和白人組成的團隊,他們專門蒐集電腦紙和報紙,還有一個團體是老人,他們大部份是中國人或東南亞人,他們用搜索工具從公共垃圾筒內拉出回收物,他們不用購物車,反而用洗衣房的小型洗滌車。
因為舊金山的密度,遊民回收工作者的活動,均一目了然,在城市的中心和東邊,從清晨到下午每隔五分鐘都可聽到玻璃瓶罐的嘎嘎聲,甚至於晚上深夜有時也可以聽到玻璃瓶罐的聲音。
從本章,我們可以看出,回收工作者成為舊金山成千上萬單身男性遊民的特殊次級文化。
他們認真而勤奮的工作,蒐集玻璃瓶、塑膠物、硬紙板和鋁箔罐,他們一次回收可賺五到二十元,他們很多人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可以做到一百到
典型的遊民回收工作者,年齡在三十五歲到五十歲之間,大部份是非裔美人或白人和少數拉丁裔美人,回收工作人的種族分類和遊民人口的種族分類沒什麼不同,只是白人和拉丁裔人的比較多,至於性別的分類不成比例,就我在舊金山接觸的幾百名回收工作人,只有四名婦女是回收工作者。
回收業內缺乏婦女,並不令人驚奇,因為大部份的遊民為男性,再加上這種工作骯髒、笨重,讓人自然而然認為這是「男人的工作」,當他們從事回收工作時,許多遊民婦女陪伴她們的丈夫或男友,她們根本不注意回收工作細節,也不碰垃圾貨車,更別提她們會跳入垃圾堆裏搜索回收物。回收工作雖然是男性專屬,但是為了維持女性儀容和淑女形象,婦女大部份不會做回收工作,珍妮絲是一名白人婦女,她在接上賣衣服,或做妓女維生,她形容回收是「骯髒」的職業,她認為女人不應該做這種工作,她說:「我情願在街上站一天。」
喜歡做回收工作的女人,被視為男性化的女人,凱蒂是一位高挑怒氣沖沖的白種女人,她經常帶著一把獵刀並詛咒街上的遊民,她後來因為過度吸食海洛英,死在監獄裏。JT是我在奧克蘭認識的一位黑人女性同性戀,她喜歡玩車,居住在她照顧完備的一輛比優克轎車內,她有一段時間做警衛,沒錢時,就去做回收,我曾聽說過兩名非裔婦女(現在已不在人世),她們是力大身體強壯的同性戀,其中一位曾是交通警察,另外一位運送冰箱,做回收工作的婦女裏有一位名為蒂妮斯的女人,她身材瘦長,和男友琼尼一起做回收,但是他們的工作較輕鬆,而且生活比其它的遊民回收工作者舒適,他們有一輛小貨車和晚間可以睡覺的廂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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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塑造藍領階級的自尊
「我在努力工作中,好像遺失了自己,我忘記所有的事,當你努力工作時,你知道對健康有利,因為這是你的身體,不管怎麼樣,你知道你自己強壯,可能這就是我想要的,一切都可能變好。」(譯自西班牙文)
希拉里歐是一名二十三歲的墨西哥移民,他坐在附近公園的草地上,解釋他從回收工作得到的感想和在工作裏獲得的喜悅,他身上仍是髒亂和滿臉汗水,這是他清晨做回收工作時留下的,他暫時似乎很輕鬆平靜,當他樂觀的面對未來時,同時用手指圍繞在他四周的城市,他的年長朋友安東尼在他爬山時,開他玩笑、逗弄他,他稱呼希拉里歐是「小馬」,安東尼在爬山時,也是喘氣和滿嘴髒話,在那天清晨,他也是以快樂的心情開始一天的生活,在一座公寓大廈外,他已蒐集到五十個啤酒罐,他說:「現在我們要工作了,小心,我今天準有大收穫。」他用力把購物車推向街頭,快樂的吹起口哨。
比起許多描述社福如何幫助遊民的文章,關於遊民如何謀生的文章就很少了,除了本章稍後探討東尼爾的「人行道」一書外,其它的知名研究此問題的專家,有大衛、史諾、雷翁、安德森,及他們的合夥同伴。史諾和安德森描述遊民為「十項全能」,他們是足智多謀應付各種環境的專家,他們應用各種技巧賺錢維生,例如行乞、申請社會生活補助、臨時工、從事地下非法經濟活動、或是「不起眼」的回收工作。
「這些遊民販賣或交換他們的所有物、賣毒品、賣血、賣淫、跟路人要錢、在垃圾筒內找回收物、偶爾也偷竊。沒有任何一味遊民經常做上述所有的事情,但是在環境的逼迫下,他或她會從事上述的行為,稱之為「丟臉」的工作。」
對於舊金山某些人而言,史諾和安德森描述遊民為「十項全能」,的確有其意義,但是如果說他們是回收工作的「生態環境保護者」,又不太合適,許多舊金山的回收工作遊民認為自己是回收工作專家,而不是史諾和安德森所謂的「十項全能、百藝全通的人」,回收工作是他們「生活重心」,他們以喜悅的心甚至於是「愛」投入工作,例如希拉里歐,以身體健壯自傲,在上山和在人行道上,快速行走,只有在收集瓶罐時,才停下幾秒,一路走來,他可以收集到重達
這種骯髒、地位低、無利可圖的工作,只有受到貶抑、降級和自我喪失的心靈,才能體會。迪雷克描述說:「在你喜歡做這種骯髒回收工作之前,你好像必須心靈下沉,沮喪好長一段時間。」迪雷克是一名三十多歲的非裔美人,他說:『有時我在這裏碰到從前在街上的流浪遊民,我對自己說:「那真是不容易,我如果不在這裏工作,我真是沒大腦,回收其實不錯,我的雙手弄髒了,但是我不必再和那些販毒者打交道,受他們的勒索;我自己賺錢養自己,沒有警察找麻煩、沒有人問問題、沒有老闆、沒有那些社工的囉哩囉嗦。」他堅定拒絕申請社會生活補助,他認為這是羞辱人的官僚搞怪,他也堅持再不和販毒打交道,他說:「監獄不是我的選擇。」』
迪雷克在州的夾層限制裏,從回收工作中經歷自由的空間,他在這狹窄的空間自由自在來往,不必和社工打交道,也不必去收容所,這些也不會增加他入監的風險,他的同伴回收工作者,不必受警察和社工兩面夾擊,同時也不必再受第三層的夾擊,那就是行乞的羞辱,年輕英俊的迪雷克從來沒想過行乞,他認為這是生活裏最後的一步,但是很多其它遊民認為這是生活裏的第一步,尤其在生活裏遭遇打擊時,行乞是生活裏的另外一種選擇,是回收工作的另外一種工作,雖然有些專業回收工作遊民,認為自已優於那些「無賴」,但是行乞或求乞的生活陰影經常纏繞著他們,這好像是永遠揮不去的惡夢回憶。
迪雷克認為,大部份人在消沈沮喪一段時間後,就會投入回收工作,垃圾的臭味和回收工作的繁重搬運是不可避免的現實,這些只有經過煉獄奸詐形式的考驗後,才能適應,我認識的一名遊民威利,就是從行乞的羞辱生活轉變為勞力的流汗回收工作者。
威利是一名瘦長、聲音低沈的白人,有一個弓背,他出生於一個艱苦、酗酒的鄉土家庭,他的家在斯脫克坦鎮的中央山谷區,他七歲時,母親離家出走,他是由喜歡爭吵打架的哥哥們養大,他們常常打他,教他逃學做壞事,一九七三年新年夜,十五歲的威利親眼目睹他哥哥於酒醉時殺人,用一條中鐵鍊打破死者的頭,在極度恐慌和厭惡下,他離開了那個家,坐上公車去鄰近的小鎮弗雷諾,他在這裏露宿街頭,同時找工作,他對人謊報年紀,在一家橡膠輪胎廠找到一份工作,以後的十幾年他在一家輕工業廠工作,他和另外一名年輕人合租公寓,再也沒有回家。
威利可以搬去別的地方,但是加州的風土人情使他無法離開,他的幼年生活使他對酗酒和吸毒深以為戒,但是他的恐懼經常和慾望及好奇混在一起,結果他在順境時或逆境時都吸毒,在弗雷諾,他的朋友和工作同仁都經常飲酒和吸毒。一九七0年代,是美國毒品氾濫最厲害的時候,威利認識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吸毒,他試了各式各樣的毒品,他想他只是試驗,不會有問題,但是海洛英使他陷入痛苦悲慘的情況,慢慢地他失業、他偷竊,最後進了監獄,他從監獄裏出來時,因為室友結婚了,他只好搬家,來到舊金山,他想大都市會提供很多機會給他,他在建築工地做臨時工,這樣過了好幾年,他再也沒進監獄,但是他對自己的克制不夠堅強,再加上始終找不到固定工作,一九八八年他又開始吸食海洛英,他的臨時兼職工賺得錢,根本不夠他吸毒,結果他又去偷竊,專門偷電動腳踏車,他可以賣到五十到二百元,當這位收贓者被捕後,威利和其它的偷車賊都被捕,威利的說法:「事情的結局總是一成不變。」這位收贓者雖然失去生意,但是他有錢,請得起律師為他脫罪。
有一天下大雨,威利和我無法去回收工地,他告訴了我上述的故事,因為無法賺錢,我們去廉價電影院看無聊的老片,結果因為電影院裏溫暖又舒適,再加上可以吸菸,我們就在電影院裏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仍記得威利的低沈嗓音和黑暗裏香煙的火光,同時電影裏炮聲隆隆。
一年以後我又碰到威利,幾個月後,他在一間小飯店找到洗碗的工作,他的長鬍鬚不見,只留了八字鬍和短腮鬚,他的衣服比較整潔,但是他仍戴著藍色的棒球帽,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碰到他時,他就戴著這頂帽子;是我的幻想,或是他遺失了他的弓背?當我們坐在市場街的一個酒吧時,我記得威利下面的談話,他說個人和政府機構問題的複雜,促使許多窮人走上街頭,他之所以做回收工作,是因為行乞帶來的心理挫折。
我問他:「第一,告訴我,什麼原因使你變成了遊民?」
他說:「我從監獄出來之後(因為一九九一年偷了一輛電動腳踏車),我就洗手歸
正,我做洗碗工和廚師,一共這樣過了七年。」
我說:「你怎麼住?」
他答道:「我在戴爾塔旅舍租了一間套房。」
他說:「回想從前真是一團糟,我在五樓有一間相當不錯的套房,有一扇窗,可
以俯視第六街和米遜街,我有一個黑人女友,她是一位好女孩,我認識她
時,她只有二十三歲,她很喜歡我,她在好萊塢撞球場做女侍,我們計劃
存一筆錢去旅遊,我們要去大西部、山脈和拉斯維加斯賭城,我們計劃買
一部廂型車,我們一共存了六百元,但是這一切都毀於一九九七年的火
災,我們的六百元全沒有了。你記得這場大火災嗎?」
我說:「當然記得,災害損失嚴重,現在那個地方仍然荒蕪無人住。」
他說:「我住的樓層燒得最厲害,我的財產全燒掉了,我只好搬到米遜街得另外
一家叫做「星光旅舍」的地方,這裏的房間沒有窗戶,很多吸毒的人,成
天轟趴,吵死人,幾個禮拜後,我的女友離我而去,你認為這是不是和火
災有關?我認為是的,沒有人喜歡失敗者,她說我應該把錢存在銀行,好
像我有很多錢,我該有一個銀行帳戶。」
我說:「因此你把一切不快加在女友身上?」
他說:「我想是的,我從來不是一個好伴侶,我的心情不好,她因為我把錢弄丟
了而對我發火,又在我的衣袋裏找到毒品,我知道我們一切都完了,她的
雙親就是吸毒鬼,因此她絕不會對此善罷甘休。」
我說:「你吸毒很厲害嗎?」
他說:「不多,只有一點點,一個星期吸食兩三次,我試著不吸毒,但是我一想
到她和其它的男人在一起,工作時又穿的那麼性感,我對她說,我們離開
這裏,去別的地方,她一點也不感興趣,當我和她說話時,她只看電視根
本不理我,讓我覺得一點自尊也沒有,我知道我們一切完了,這是我生命
裏最好的一段回憶。我還擔心我的工作,有一個房地產商說服我的老闆,
拆毀舊屋重新改建,這位老闆對我們不錯,我們都知道他會接受房地產商
的賄賂,改建舊屋,因此我失業了。我想我需要對未來抱持信心,但我常
常發脾氣,恐怕會傷害人,我並不想吸食海洛英,我想吸食古柯鹼對我比
較好,不會上癮,我可以隨時戒掉它,我在工作時認識的一名工人,我們
會在下班後,爬上屋頂吸食毒品,我知道這是一件愚蠢的事,但是我無法
抵抗,這真是糟糕透了,日子並不好過,我工作的酒吧關掉後,我去申請
社會生活津貼,但是金額太少,根本不夠用,我只好在市場街行乞,我不
知道該做什麼,我計劃早上行乞,下午去找工作,我不是找非法工作,我
年紀太大不適合,我認為行乞是最誠實的方法,我需要錢,我和路人要錢。」
我說:「你以前做個乞丐嗎?」
他說:「沒有,行乞並不容易,我開始恨那些經過我面前不給我錢的人,我真希
望我是隱形人,沒有人看見我,我做了一個夢,在夢裏我站在樓梯間,所
有我認識的人經過我,沒有一個人理我,好像他們根本沒看見我,然後我
必須起來去找工作,我必須回旅舍換衣服去找工作,這些都花費時間,人
到了某種年紀又去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這個城市,變得我不認
識它了,好像我年紀太大,沒有好的教育,根本找不到工作,一個潔身自
愛力求上進的人,現在好像什麼都不是了,我最後放棄找工作,乾脆去行
乞。」
我說:「你真的向路人要錢?或是只是搖自己的招牌?」
他說:「剛開始時,我手裏拿著招牌和一本書,我假裝讀書,但是只看書,不向
路人要錢,根本沒人理我,後來我決定以一副嚴肅的臉色對路人說:「對
不起,請施捨一點。」我想他們會接受我這種行乞方法,我是在告訴他們
我真的需要錢,但是事實是,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恨這些人,我想他們
也一定知道。」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做回收工作?」
他說:「我每天注意喬丹拿著一大袋東西經過我,我們會彼此「嘿」一聲打招呼,
他曾住在第六街(就是戴爾旅舍的所在地),我知道他過得比我好,他好
像挺不錯,不像我這麼沮喪,我花了一段時間,才能習慣推著購物車,好
像對世人說:「看看我這個窮苦的遊民。」其實我還不算遊民,因為我還
有地方住,還有什麼比坐在市場街行乞更糟的事?所以我要求他帶我去看
看他做什麼,我想我可能也做得下來。」
我說:「你喜歡嗎?」
他說:「還可以,但是薪水少得可憐,還不如行乞,工作一整天,這是辛苦的勞
力工作,我應該一小時得到十二元到十五元的薪水,但是實際我一小時只
得到一元或二元,直到我沒地方住後,實在沒地方可去,我想工作一整天
也可以了。」
我說:「工作越長越好?」
他說:「是阿!我花了一段時間才了解,「我不會辛苦工作而得不到什麼。」做回
收不是為別人做,是為自己做,沒有老闆剝削我,我是自己的老闆,雖錢
不多,但是這是工作,我不用成天坐著無所事事,我有事情做,我比十年
前的我更強壯,推著購物車,拎著裝滿瓶罐的袋子,有時肩膀會痠疼,除
此之外,我的身體很健康,我開始減少吸菸,因為我需要有健康的肺才能
工作。」
我說:「你做到了嗎?」
他說:「馬馬虎虎」,但是做回收不用露宿街頭,後來碰到我在弗雷斯認識的老友
和他的女友,我們合租公寓,每天我做回收工作,給他們十元,我的頭腦
越來越清醒,我會早上去找正式工作,下午去做回收,至少現在我過的還
可以,我和他們兩個韋恩和希莉搬去東歐克藍,我有了自己的方向,我希
望未來會越來越好。
我說:「如果你沒有做回收,你就不能和他們住在一起了,對不對?」
他說:「我不知道,我想不會吧!他們可以看出我是在為我自己做事,我不再扳
著一個苦瓜臉,浪費時間,我為自己安排時間表,每天固定工作多少時間,
休息多少時間。」
我說:「但是你賺不到什麼錢。」
他說:「是阿!但是錢不是一切。」
現在的威利因為每天的勞力工作,身心健壯,他發現行乞雖然不用勞力,但是這種工作令他精神耗竭,心靈受傷。他有地方住,做回收好像沒有什麼意義,但是這是一個求生的方法,萬一他沒有地方住時,回收可以維持生活,他有選擇工作和安排工作的權利,他為自己的獨立自由感到非常欣慰,他是自己的主人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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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過程
大部份的回收工作遊民,一邊推著購物車,一邊在垃圾桶內找瓶罐、找回收物,在熱鬧地區的偏僻角落,有很多瓶罐回收物,這是他們經常去的地方,但是專業回收工作遊民,不以此滿足,他們的足跡遍佈舊金山市每個地方,甚至於去城市外圍鄰近舊金山灣區,那些只在舊金山市回收工作的人,這些在住宅區附近尋找回收物的遊民,在公寓大樓後面的垃圾車內找回收物,或在街上的垃圾桶內找回收物。很多遊民記下不同街的回收日期及次數,清晨在垃圾車來之前,他們已在居民放置在外的藍色儲物箱內找回收物,喬丹有一本記事本,他寫下舊金山市整個東半部垃圾車來的時刻表。
專業回收遊民把撿到的回收物分類,例如塑膠類、罐頭、不同顏色的玻璃等,然後把分類的回收物放在不同的塑膠袋(其它雜物放在購物車內,然後裝雜物的
塑膠袋綁在購物車的手把上,到了回收公司再分類)
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有地方可以儲存他們的東西,大部份人用購物車裝載回收物和其它的雜物,例如購物袋、夾克、睡袋、紙盒、書籍和雜誌,約翰、卡洛斯也拿了一大袋他找到的舊衣服,他要把這些衣服寄去宏都拉斯給他的妹妹。
在做回收的路上,裝滿回收物的購物車,因為重量導致車身不穩,這時需要和車身重量一樣的力氣才能穩住車身,有兩輛購物車的人,用盡吃奶的力氣拉住車子往前行;沒有這些煩惱的人,輕鬆的把購物車推向街頭,在空曠街面移動購物車。由此看來,回收工作者,必須預先安排購物車行走的路線,避免碰到人行道上的邊石、不平的路面、山路和很多彎曲的街道。
都市裏有很多地方收買回收物,眾多超市有小型回收中心,附近的居民都到此賣鋁箔罐,偶爾昨回收工作的遊民也到超市賣自己收集到的回收物,因為他們回收的數量不大,所以他們不想長途跋涉去回收公司賣自己收集到的回收物,是以回收公司只對專業回收工作者有吸引力。
在回收公司的空地上,專業回收工作者把自己的回收物分類放置在雜物桶內,在分類回收物時,是大家彼此問候和聊天的時間,但是大部份的人都是匆匆問候一聲就各走各的,他們急忙做完工,等著領薪水,回收物分類完了之後,他們可以輕鬆排隊,等候回收物過重,然後拿錢。
大部份的專業回收工作者,變成習慣性的垃圾收尋者,要使他們不注意路過的垃圾桶、雜物車,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在垃圾桶裏,找到的東西都賣不掉,但是他們仍不願放棄,他們視我為友,因此常送我禮物,例如:沒有把手的攪拌機、燒的只剩半截的蠟燭、沒有接收器的電話、掉了輪子的辦公椅、花俏的舊毛衣、麥克風、神祕電腦零件和過期的電腦手冊,我想把它們放在垃圾桶裏,但是我心不安,我怕送我東西的遊民朋友,會在垃圾堆裏發現他們送我的東西,除此之外我對自己喜歡名牌、新的東西,感到羞愧,我沒想到他們是窮人,能送我東西已是難能可貴了。
在可以賣得雜物裏,有些事特殊物品-鏡子、音響、古董、加工食品、唱片、維多利亞式室內裝飾等,有時他們在垃圾車內找到這些東西,但是大部份是附近居民給他們的,他們把這些東西賣給路邊攤販,而不自己賣。
在某些情況下,攤販和回收工作者,兩者之間維持很好的關係,沙莉是一名攤販,在韓特街和米遜街的爵士樂街之間,販賣專業回收遊民的雜物和衣服,我在一九九0年早期就認識她,她起初經由口頭和回收遊民保持聯絡,後來她得到一個手機,因此生意越來越好,還買了一輛廂型車,她送出數百張印有(沙莉小舖)的名片給回收遊民。沙莉是四十多歲的非裔黑人婦女,她說他絕對不和小偷來往,但是她的東西裏,有些是全新的,令人不得不懷疑它們的來路。
回收工作遊民對她的濃妝豔抹,似乎習以為常,會搞電器的路德,花了一整天修理一個音響,然後以貳元賣給沙莉,我問他,沙莉的價錢對他公平嗎?他回答說:「賣這些二手貨,我不得不工作,我情願這樣做,就算拿不到一分錢,我也不在乎,我才不要再像從前那樣行乞、販毒,我喜歡修理東西,況且沙莉也需要生活。」
路德認為在垃圾堆裏收尋回收物和修理東西,是他的選擇,因為他有這種技能並且是他的興趣,他不像其它的回收遊民批評別的人行乞、偷竊,賣雜物的沙莉就時常被人評頭論足。
這些專業回收工作者,對欲售出的寶物,都保持高度警覺,對市場的價格波動都反應快速,當他們賣紙板盒子獲得大利潤時,他們就去商店和其它地方,尋找更多的紙盒和紙板管。
他們都特別喜歡尋找紙盒的安靜,不像玻璃器皿弄出很多聲音。威克特是一名內向害羞的人,他不喜歡討論自己的工作,他特別熱衷收集紙盒,先找紙盒,然後才去找玻璃器皿。
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拿了一大堆的紙盒,我問他:「你只喜歡撿紙盒嗎?」他答道:「是的!」我說:「紙盒可以換不少錢吧?」他說:「不一定,只比玻璃多一分錢而已,玻璃五分
請注意,威克特還不能算是遊民,因為他露宿街頭的時間還不算長,但是他卻看出在垃圾桶內找回收物的不舒服,在街頭背著一大袋的玻璃瓶罐,發出吵人的聲音的確難堪,這兩項其實是專業回收工作遊民最喜歡做的事,如果他一直做回收,也許他會改變自己的態度。
做回收工作的主要原因是鋁箔罐可以賣好價錢,但是回收遊民工作者有其它的競爭者,例如亞裔的年長者和附近的居民賣自己的瓶罐,還有其它臨時回收工作者也在垃圾裏尋找獵物,所以除了收集紙盒,瓶罐也是遊民回收工作者的獵物。
當回收工作遊民拿到錢後,他們就散開,急著抽菸、吸毒或喝啤酒;那些把大部份家當留在營地的回收工作遊民,把購物車擱在現場,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隨時可以找到另外一台,一但他們拿到錢,他們不會坐下來抽菸、大庭廣眾下喝飲料,他們會急著去找其它的地方休息-高速公路橋下、街道巷弄或他們自己的營地。
這種閃躲,其實是一種實用主義,大庭廣眾下喝飲料不是禮貌行為,如果一個小心謹慎的人,他是不會這樣做的,最重要的事,他們不願附近居民視他們為懶鬼,雖然他們工作了一整天,但是因為是遊民和一般大眾認為他們是不做事的人,無可避免的,他們自然被視為是無所事事的「懶鬼」。
有一次,一名麵包店的師父走過喬丹和我的面前,他對我們說:「你們整天在這裏閒蕩。」喬丹立刻大聲答道:「我不是閒逛,我只是在休息。」過了一下,他建議我們去別的地方休息。
像其它的人,喬丹在做完回收工作後,仍得不到安寧,他認為遊民是必須經常工作,他在不睡覺的時候,一直在工作,一天去一次漢堡王,避免在遊民簡易餐廳浪費時間,他的同工山姆和羅伯也是經常工作,不讓消沉沮喪影響自己,喬丹不工作的時間,就沉思默想自己的情況,他一工作,就投入忙碌快速的節奏,我發現和他一起工作很累人,他用藏在購物車的一瓶啤酒支持自己的體力,但是他從不坐下喝,也不在工作時大口喝。
對其它大部份回收工作遊民而言,不工作的時間是樂趣,有時是狂歡的時間;做回收工作最大的功效,是在工作和休閒之間,劃清界線。在工作幾個小時之後,休息是真正的「停工」時間,這和「閒逛」無節制的無法無天行為完全不同,也就是和遊民的特色完全不同。
他們除了睡覺、嬉鬧或是在簡易餐廳吃飯外,主要的活動就是讀書,讀書不用花錢,因為回收物裏有很多書籍雜誌和報紙,他們說,做遊民時讀的書只是一生中讀書最多的時間,威克特對美國內戰很有興趣,是因為他撿到一堆美國歷史的雜誌,他在書店的廢棄書堆裏找到一些科學小說,他也迷上科學小說,當廢紙回收價下跌時,他就不回收它們,反而去找心的小說。
很多人不工作時,吸食快克、海洛英,有時甚至於昏迷,這種休息特性因為每個人吸食毒品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拉丁裔的加威耶和安東尼的唱歌聚會,渥爾特和山姆的無止盡的投籃動作,雖然吸食海洛英或快克的人,表示戒毒的決心,他們對工作的這種慶祝儀式,降低了毒品的核心價值和組織原則,他們認為工作後的休閒輕鬆是正常的現象,他們的吸毒不是戴爾和弗雷迪的出類拔萃和無法控制的「尋求」真理。
回收工作遊民的語言,從他們的動作可以反映出來,在我認識非回收工作遊民的吸毒者後,我開始了解他們的語言差異,例如吸毒者弗雷迪之類的遊民,吉姆和尼齊,他們在兩天之內,狂歡做樂希光所有的毒品,其它的時間,行乞維生,一旦行乞的錢足夠吸毒,他們就不行乞,偶爾做回收工作的戴爾和渥希,一旦錢夠了,就去買毒品。事實上,這證明他們浪費很多時間在回收工作的策略,並沒有幫助他們戒毒,在專業回收工作遊民裏的吸毒者,有長時間的吸毒週期,他工作到有一大袋的回收物才停止,或甚至於在吸毒之前,做兩次輪班的回收,海洛英吸食者如渥爾特,一個月的吸食量和弗雷迪等人一樣多,他們因為工作錢比較多,但是他們的吸食狀況也比較穩定,很少狂歡縱吸,甚至於像重度吸毒者的克華倫斯和迪斯孟,一天只吸食快克一次,因為工作培養成自制的能力。
他們很多人說,因為回收工作,促使他們減少吸毒,我從加比耶的悲慘情況,可以看出這項事實的證據,加比耶工作數年回收後,在一大型垃圾箱內,摔傷了膝蓋,他在露宿街頭時,就開始吸快克,當他不能做回收工作時,他又吸快克了;除此之外,他吸毒是因為必須要忍住附近行乞的羞辱(因為他是非法移民,他不敢去拉丁裔區,怕移民局的官員會抓他),和他一起做回收工作的老友,聽到他又墮落成「懶鬼」,大為震驚。我問安東尼,發生在加比耶身上的事,如果發生在他身上,他會怎麼樣?他答道:「我不知道,這種事會發生在很多人身上,但是我認為我比較堅強,我認為行乞太丟人了,我不會做那種事。」
安東尼最後說出加比耶的轉變,是因為不知如何應付環境,他說:「如果你沒有工作,你灰心沮喪,你不知如何打發時間,這是最糟的事,你必須設法過日子,然後你真的受不了,因為你無法打發慢慢長日,你又怎麼能夠脫離遊民的生涯?這樣你就變成「懶鬼」了,我並不想說的這麼殘忍,變成遊民和變成「懶鬼」的差異,就在於放棄奮鬥;對我這些回收工作者而言,是不同的,我們至少有工作,我可以自立,我過的還可以,也許這樣說,有些人會認為我也是「懶鬼」,但是你再仔細的觀察我,你可以看出,我是在工作,我不工作時,我在休息,我不會煩人,如果我出了問題,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懶鬼」。」
當安東尼描述他的工作倫理時,他其實是在保護自己不被「懶鬼」污名化,他的聲明比較含蓄,他不是只要求自己是一名值得幫助的窮人,他說,沒有足夠的行動和毅力,你會喪失先機,而且無法看出遊民的陷阱有多深,在這種情況下,各式各樣的人都會變成「懶鬼」,但是回收工作不一樣,它把一天分為工作和休閒,「工作」顯示出能力和自足,遊盪不是「懶鬼」的特色,它可以算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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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和公眾角色
專業回收工作遊民肯定自己,也尊重彼此,有時會為瑣碎小事起爭執,但
沒有公開大聲的爭吵,同時他們喜歡彼此分享軼聞奇事和找到的寶物。
有一天我在回收廠聽到山姆告訴另外一個人,他如何找到大批瓶罐並且在十五分鐘內把它們裝滿購物車。
我後來問他:「為什麼你告訴狄尼斯那座聯邦快遞大樓?萬一他明天比你早到那
裏,你怎麼辦?」
他說:「狄尼斯不會聽我說了,自己先去把所有的瓶罐都拿走,他不會做這種丟
人的事。」
我問他:「你怎麼知道是什麼樣的人?你和他很熟嗎?」
他說:「我不知道,有時我們閒聊,他人不錯,他曾在修車廠做焊工。」
我說:「你不會告訴其它的人,聯邦快遞大樓有很多回收瓶罐?」
他說:「不會,我不是對他們有特別的靈感,所以不願告訴他們,其實到處都有回收瓶罐。」
山姆並不需要信任其它的回收遊民工作者,但是他仍對認真回收工作的遊民,致以真誠的敬意,沒有做回收工作的遊民-「懶鬼」,則不在他的尊重名單內。
對這些專業回收工作者,回收工作既是收入來源,也是集中組織的原則,因為在這種行業待了一段時間,他們認為自己是在「工作」,不是「閒盪」,他們是賺錢的人,不是求人幫助的人,是以他們以專業化的名詞稱呼自己,例如專業、回收工、垃圾處理工或瓶罐收集工,他們視遊民為理所當然,就露宿街頭的生活範圍而言,他們仍把自己的生活焊工作連接在一起。
很多回收工作遊民,為他們的遊民存在,尋求更廣大的社會共鳴,如果我強迫他們解釋,為什麼他們視自己為不同的遊民時,他們起先會把自己和街頭無賴、社會依賴者、行乞者和精神病患分開,但是他們大部份對街上行人的指點,仍感到不安,例如安東尼,當他描述加威耶的情況時,他們會以同情或至少容忍的心態看待加威耶的情況。大衛是一名典型的同情者,他說:「人們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變成遊民,我們都知道遊民有各種不同的生存方法,我不願做任何批評,只有當我受到無理的攻擊和侮辱時,我才給予還擊。」
當他們用更多肯定名詞,解釋自己和其它遊民不同時,他們有些人說,覺得自己像是「流浪工人」,做得不過是飄忽不定的零工,過了三年,流浪工人又被提起,住在舊金山至少五個不同市區的遊民,認為自己是街頭次級文化-流浪人夢想的真正繼承者。
傑姆士最熱衷討論「新流浪人」,他用很多代表流浪意義的字彙描述自己的生活,他形容自己的帳篷為「叢林」,安置遊民的收容所為「忠貞的使命」,回收工作遊民為「構成流浪人的基本要素」。
他說:「我們聽到很多人談論流浪人,一般人認為流浪人是白吃白喝的、搭免費火車旅行全國、露宿街頭、生活潦倒,這都是迪士尼影片拍的題材,那是好時光,我不是說以後再沒有好時光,我們不能忘記,自由還有另外的意思,那時的人像我們一樣辛苦的工作,如果他不工作,人們稱他為「無賴」、鱉三,但是他不是流浪漢,流浪漢是努力工作的人,但是一般人老是忘記這點,他們不是「無賴」「鱉三」,事實上,他們做得工作,是最繁重最髒的,而且大部份人都是黑人;木材工砍乏木材,是很危險的,或是礦工或是工地的工人,做得都是辛苦的出賣勞力工,現在墨西哥人做得就是這些苦力工,他們是流浪漢,他們辛苦工作才有收穫。」
現在有些無賴搭免費火車,他們以為自己是流浪漢,其實他們是不工作的人,是流氓鱉三;我們這些做回收工作的人,我們才有流浪的本質,我們做這些骯髒繁重工作,我們什麼都沒有,但是好處是:我們自由自在(傑姆士的語氣有點遲疑),我們不必看別人的臉色。
傑姆士和其它的「新流浪漢」不一樣,事實上,他很了解加州的老流浪漢,他們的種族分類、他們的活動路線、職業、他們的把戲和他們的流浪叢林規則。很多以流浪漢為題材的文章作者,以為西海岸流浪漢在戰後消失不見,只有少數在西北水果園工作的流浪漢,才是倖存者;我好奇傑姆士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我追問傑姆士,好像一名偵探在辦案,苦苦質訊傑姆士,我決心發掘本地流浪漢的傳統,重複審問這位可憐人。
當我發現傑姆士的資訊,根本和我一樣時,我禁不住笑起來,他也和我一樣讀過迪恩・史蒂夫撰寫的「牛奶和蜂蜜之旅」和尼爾森・阿爾格倫的小說-「西部之旅」,傑姆士是眾多遊民裏的異數,他是讀書人、有智慧的知識份子,他決心建立起回收工作事業的自尊和次級文化,他在變成遊民後,才真正對流浪漢有興趣,他去圖書館查閱流浪漢的一切秘密,他拷貝了很多影印本,藏在他的營地,晚上他用火炬光讀它們,有一次看見一張遊民聚會的海報,他是一名很內向害羞的人,但是為了述說流浪漢的傳聞軼事,他仍決心在大庭廣眾下,向眾人禪釋遊民和流浪漢之間的淵源。
其它新的「流浪漢」既沒有他的知識,也沒有他的流浪漢生活羅曼蒂克的幻想懷疑,其它的人對流浪漢傳聞,充滿了綺夢幻想,希望對他們艱困的生活添加一份安慰,露宿街頭是力量和適應環境的考驗,是更接近大自然,他們和社會主流脫軌,是他們偶像的開路先鋒精神,回收工作是應付環境的獨立和足智多謀的證明,弗雷迪等人不看別人臉色過生活的申言,說明了「新流浪族」視流浪生活的危險和困苦,視骯髒收容所的另外一個選擇,都比說:「在收容所裏,四周圍都是流氓無賴,一個人如果失去自尊,他就是一個無賴,出去做回收工作,做真正獨立的流浪漢,賺錢養自己,而且可以使自己更強壯。」他是一名熱忱的新流浪族。
除了流浪族的傳聞描述,回收工作遊民用的形容自己工作的詞彙,也有差異,三種不同的詞彙是:回收就是代表工作(最重要的結構)「企業家」或「 」。
使我注意到這些不同,是因為「企業家」是更具競爭力的代表名詞,或比「勞工」這個名詞更新奇,但是我找不到證據支持這個觀念,視自己為「勞工」的這些人,認為自己是自我創造的「創業家」,如同自視是勞工,反之亦然,這種想法,既不是一種分離的次文化,也不是對回收工作的不同認知、名詞的不同,只是說出許多窮苦非裔美人對勞動市場的深切不滿,唯有非裔美人認為自己是「企業家」,「勞工」指的是白人、拉丁裔美人和部份非裔美人。
大部份的「勞工」被視為藍領階級,做的是普通技能的工作,例如貨車駕駛員、機械工、伐木工、廚師、木工、焊工、捕犬技工等,從這些遊民的身上可看出這些行業的特色,來自拉丁美洲的新移民,特別強調「勞工」語言,因為他們總是窮人,對於自己是遊民或是美國的垃圾的污名,一點都不在意(例如加威耶出身墨西哥市垃圾掩埋場,他的左鄰右舍都到此地挖寶),他理所當然的被視為是「勞工」的一環,犯罪貧窮論和疾病貧窮論無法污染他們,反而他們加強了同工對權力的要求。
有一天我聽到加威耶對山姆說:「我必須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需要一份好工作」,他似乎不重視「脫離流浪生活」或「振作起來」這些重量級意義深刻的名言,遊民對他而言,只是收入太少造成的,而且他講話的當時,他也認為別人和他想的也一樣。
認為自己是「創業家」的非裔美人,實際上指的是窮苦的男性非裔美人,他們社會地位低、薪水微薄、常受到侮辱和工作時易受到傷害,例如狄里克在一間事務機器公司的儲藏庫工作,他和同工一小時賺七美元,做的是繁重的體力工作,但是老闆仍然不滿,時常苛責他們,監視他們的是白人或亞裔老闆,他們只要犯一點小錯、或休息
狄里克和其它「創業者」組成的回收工作團隊,事實和「勞工」群體沒有什麼差異,他們辛苦工作、提供大量回收物和其它回收工保持良好的關係。
有時回收工作本身,會改變一個人對工作的態度,斯派克是名小偷,他的成人歲月浪費在竊盜汽車和賣毒品,有一天他對我發表的回收工作心得,讓我大吃一驚,我不得不想起聖經詩歌篇的一句話:「滿心的喜悅和永久的福樂」。
他說:「我知道我要說的話,這是去年沒有的經驗,我從裏面得到很大的收獲,一早起來兩手空空,然後手裏拿了一大袋回收物,人們對此非常感謝我,我好興奮,這種興奮不像吸毒一下子就沒有了,它使我一天都快樂,特別當天天氣好時,我更快樂,我現在才知道我生命裏缺乏的是什麼,我一直認為自己厭惡工作,其實我恨那些老闆,現在我知道我不是恨工作,我自己認為我是一位好工人。」
「勞工」和「創業家」沒什麼不同,少部份人既不用勞工的語言,也不用商業用語(舊金山二十六名回收工作者裏,有四名就會用商業用語),他們形成了一種不同的次文化,我稱他們為「挖寶者」。他們稱自己的工作為「垃圾潛水夫」,他們是指一生都是從事此種工作的人,這些人可說是各種型式的嬉皮,他們瞧不起社會有錢消費者的浪費,他們因為自己不同流合污而感到自傲,他們從回收工作裏,得到很大的滿足,尤其找到可以用的廢物時,喜悅的心情無以形容,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勞工,也不是創業家。
大部份的挖寶者遠離犯罪,只有兩人例外,雷孟德和傑是海洛英毒蟲,他們在商店或公共機構裏偷東西,除此之外,其它的人沒有偷竊的惡習,他們有一種孩童純真和不受拘束的樣式,例如,就是偷竊時,他們仍然視挖寶是第一優先,有一個晚上,雷孟德和傑闖入一間醫院的倉庫,尋找鋁製物賣錢,他們回家時帶了一堆金屬鍋和盤子,但是他們最大的收獲,卻是一具塑膠製骷髏骨,他們把它掛在自己的帳棚外,還給它取了個名字為「媽媽」。
「昆丁」出身諾布山大廈,是舊式舊金山專制式家庭的長子,它認為自己一生都是挖寶者,他很英俊,有一雙黑色大眼,舞姿優美,脖子上戴了一串牙齒、銅幣和洋娃娃的一雙腿組成的項鍊。
他說:「我從來不認為我是在工作,我從來就是一名「挖寶者」,當我仍有地方住時,我時常去考古挖寶,我在緬甸待了兩年、在祕魯待了一年、在法國待了六個月,為的是找尋洞穴牆畫;在緬甸我有六個月沒有洗澡,只好在河裏洗澡,我不願受每天例行公事的任何拘束,我把我的老爸搞得快發瘋了;垃圾潛水夫其實就是考古,你找到的寶貝,是其它人看不懂的,他們寧願去大賣場買些廢物,如果他們能從其中找到樂趣,他們必須張大眼睛和用他們的大腦,但是他們一天到晚買越來越多的廢物,搞得整個地球都被他們的廢物嗆死。」
昆丁因為他的上流家庭背景而特殊,他和其它外籍人士認為潛水夫遊民是上游人,他們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和支援,而且仍能生存的很好,他們是我認識的唯一自己「故意把自己變成遊民」的人,有一次雷孟德對我說:「我不認為我自己是遊民,但是官方是這麼認為,我不是養不起我自己,說我是遊民不正確,我在搭帳棚,好像是個遊民,好像是有人把我趕到此地,你們在收容所找不到我們,我和比利要去內華達山爬山。」
我懷疑的問他:「你們沒有錢,怎麼去?你需要錢買毒品,你不在城市裏,你怎麼過?」
雷孟德聳聳肩說:「我不知道!或者在復健中心做清潔工,做一段時間大概就有
錢了吧!」
我說:「如果做清潔工有些錢,你會離開城市嗎?」
他說:「當然,也許去墨西哥市。」
在我的研究裏,挖寶者市所有遊民裏,最平和與最合作的人,他們兩人同住、或是群居,喜歡在帳棚外掛滿奇怪的裝飾品,亞裔美人的艾墨里,以自己的廂型車為家,每天早晨提供一加崙的水給他的搭帳棚的鄰居,然後他的鄰居免費給他早餐,他們比其它的回收工作遊民,更融洽的相處,彼此不分種族、階級、性別。出身墨西哥的凡藍狄諾和白人的史派克是好朋友。非裔美人雷孟德和他的密友比利及傑分享帳棚、食物和金錢。昆丁是同性戀和愛滋病帶原者,他很喜歡比利,但是比利沒什麼反應,這些人對昆丁很友善,我私自底下稱他們為「加州之子」。
就文化層面而言,這些挖寶者接近嬉皮小偷,而不像威利和尊貴的卡拉倫斯的誇張吹牛,但是他們和威利、卡拉倫斯及其它回收工作遊民,分享創造和維護遊民社會空間計劃,這是和田德隆的收容所與附近商家行乞大相徑庭,換言之,他們可以在新的居住地不受警察管轄,也沒有流氓鱉三打擾他們,在這裏,他們的行動和彼此的關係,遠離犯罪貧窮論和疾病貧窮論,他們的生活重心就是回收工作,從事這行,可以使他們的經濟改善,加強他們和廣大社會的關係。
由於遊民從事回收工作,逐漸發展成一種犯罪、非求人幫助的公眾角色,他們不用再隱藏自己遊民身份,有些回收工作遊民對居民的敵意和排斥,已培養了很好的耐心,沿途蒐集回收物時,謹慎的和居民維持良好關係。
最擅長交友的人是渥爾特,他長相英俊,四十多歲的白人和黑人混血,他的出身比其它的遊民富裕,他的父親曾是北加州木材鎮的生意人,他的哥哥是外科醫師,渥爾特本身是航空電子機械維修工程師,他做到三十幾歲,因為吸食海洛英而自悔前程,渥爾特在街上行乞時,也獲得二十四商業街攤商人的愛護。
渥爾特形容他如何贏得教會的信任,他說:「一開始,好像我的外表並不怎麼樣,我來到這附近的住宅區,他們可能會認為(我就是那個砸壞他們車子的流氓),他們看到地上的碎玻璃,我正推著手推車走向他們,我可以看出他們在想什麼,一位女士向我走來,他雙眼注視著我的手推車,我問他:「夫人,有什麼問題嗎?」他答道:「我的車子被人撞了,我正試著找我的化妝箱。」我說:「你認為我和這些事有關嗎?」他聽了有點不好意思,但是她仍問我:「你看見什麼了嗎?」我說:「夫人,我剛剛來到這裏,這件事什麼時候發生的?」她答道:「四小時之前。」我說:「歡迎你搜查我的收推車,請檢查這個袋子。」她聽了馬上過來查看這個袋子,我知道這是他們接受我的方法,所以我不做任何反對。」
可以看出渥爾特對這位女士很可氣,而且是過分的謙虛,但是渥爾特不這麼認為,他了解她為什麼懷疑他,但是他本身不在乎她的輕視,仍保持謙虛有禮,維持自己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回收遊民的身份」。
專業回收工作遊民和附近鄰居關係的維持,藉著訴求商家和居民給他們空瓶罐,他們顯示出感激,因此回得到很好的回報,他們稱這是交換或是服務,但這絕不是行乞,當這些居民和他們交換,他們沒有什麼可以給這些居民時,他們就免費為這些居民做些雜事,社區附近的鄰居遍佈回收工作的遊民,他們不用等每週來一次的市府回收清潔隊,放在公寓門口的空瓶罐,不等一分鐘就沒有了。
所有的專業回收工作遊民,都異常重視和這些居民保持有好關係,他們說:「做這一行就該這樣做,找到客戶,就該設法擁有他們。」有些人甚至去訪問酒吧和餐館,並視這種訪問為一種義務,說這是生活裏的「節目」或是他們必須做的「巡視」,如果這儘是一種訪談,我看不出有什麼差異,但是在我和這些回收遊民相處一段時間後,我發現他們和這些回收物供應者的關係,對他們的經濟沒有任何幫助。
事實上,酒吧和餐館的工作者,都願意把回收物給第一個來要的人,我們去拜訪的商家,幾乎沒有人給回收遊民任何回收物,我們的訪視都沒有任何效果,我們在大型醫院商店反而得到很多回收物,我們根本不用接觸任何工作者,就可以找到很多回收物。
住宅區的居民更熱心收集回收物,大部份回收遊民接觸的是工人階級和移民,新移民喜歡自己收集回收物,送去附近的超市換錢,很多拉丁裔每人和亞裔美人,在自己住的公寓大樓收集回收物,並且告訴鄰居和親朋好友,不要把回收物給遊民。
遊此推測,大部份的回收物供應者是白人或是非裔美人,就是拉丁裔的回收工作也是如此(拉丁裔的商家傾向把回收物送給拉丁裔的回收遊民。)
真正忠心提供回收物給遊民的是公寓住戶的白人或非裔美人,但是他們提供的空瓶罐不多,而且他們大部份時間都不在家,如果他們在家,我們會閒聊一陣子,談天氣、地方政治和運動,他們會給我們八個啤酒罐和價值不到一元的塑膠瓶。
雖然回收工作遊民訪視回收物供應者,沒有得到什麼實質幫助,但是他們彼此之間發展出一種互相尊重和友好的關係,這是遊民生活裏找不到的,這種社交的互動,比物質的獲得或任何便利更重要。
聰明、坦率的渥爾特,曾是中產階級,他可以侃侃而談,不需任何藉口,他不相信拜訪,他認為只要動作快,就可以找到很多回收物,他形容有一個晚上,他在米遜的二十四街,來回好幾趟,找到不少回收瓶罐。
他說:「在下午五點結束營業之前,我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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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的動作的確很快。」
他說:「這就是做回收工作會發生的事,在這條街上,人們一聽到我來了,他們
會說,等一等,我有空瓶罐要給你。」
我說:「難道他們認識你?」
他說:「不錯,至少他們知道我是搞回收的,他會記得我曾和他交談,我不喜歡
按他們的門鈴,他們想的是丟掉這些空瓶罐,他們看見我,而且認識我,
就放心把這些東西交給我,這附近的人都很尊重我。」
渥爾特不喜歡按門鈴,但是看到人們給他的空瓶罐,心裏還是很感激,他認為這是雙方彼此互動良好的結果。
雖然渥爾特沒有訪問過這些住戶,但是仍為自己是社區受歡迎的人,感到很欣慰,他認為其它回收工作遊民的訪視,這種遊民和住戶之間的關係時常是笨拙而萎縮,雙方都受罪,其實他們可以享有一種友善而平等的聚會。
這些回收遊民從居民那裏得到的友誼,使他們覺得自己是好公民或是公僕,再不會受到歧視和侮辱,因為這些居民尊重他們的工作,他們不好意思再惡意對抗那些抱怨他們弄出很多噪音的人,例如山姆一直固定在一條街收集回收物,並且和那些提供回收物的人保持良好關係,他們認為他是一位認真工作的勞工,有一個晚上,一名男士從窗戶外向他大喊:「聲音太吵了,我必須睡覺,明天我還要上班呢!」山姆答道:「我在工作,不是製造噪音。」山姆希望他了解他的工作本質就是會發出聲音。
回收工作的合法性,給警方帶來很大的考驗,當喬丹和布朗的政府團隊決議驅除遊民離開公共場地時,這些回收工作遊民,因為有正當工作,警方不敢驅除他們。
當他們工作時,沒有任何人打擾他們,這和晚上他們睡覺時,警察常來驅趕他們不一樣,甚至於在睡覺時,他們說,如果有一台裝滿回收物的手推車經過,警察就不敢打擾他們,大衛說:「他們一看見那台車,就放過我,不煩我了。」
他說:「這是我的護身符、我的保鏢,好像我剛做完回收,他們不屑理睬我,這就是為什麼我睡在裝滿空瓶罐的袋子上,因為有些呆子會偷空瓶罐,其實根本沒人打擾我。」
我問渥爾特,他和警方之間的關係,我說:「我曾被警察盤問過好幾次,警察找過你沒有?」他描述和本地警察打交道的經過:
他說:「有好幾次,又一個老鳥帶著一個菜鳥來拷問我,我正好站在一個垃圾桶旁邊,在垃圾桶旁邊正好有一個睡袋,我正伸手在垃圾桶內找一個空瓶,那位老鳥對我說:「拿了睡袋,趕快滾開」,我說:「長官,那個睡袋不是我的,我的東西都在我身上」,他說:「趕快滾開」,我答道:「是~馬上滾開」,我伸手又拿了一個空瓶,他看了說:「趕快滾,不然我要開罰單」,我說:「好阿!開罰單」,他說:「拿了那個睡袋,趕快滾」,我說:「那個睡袋不是我的」,他不悅的大聲說:「趕快滾」,你看,他們根本是欺負人,把我耍著玩,其它的警察都差不多,誰知道他們會出什麼鬼主意作弄人,;卡寧罕警官不太一樣,他是白人,大塊頭,他準備給我一張罰單,但是她只是虛張聲勢,因為他知道三更半夜我在垃圾桶內找東西,是為了多賺幾文錢,不是偷東西,我不知道他是否尊敬我,但是我們相處得不錯。」
渥爾特不願隨便論斷警察,就像警察也不願隨便處置他們一樣,但是渥爾特因為自己的工作,受到別人的尊重,內心感到十分的欣慰,別人都認為「他是一種不同的遊民。」
從他的事件可以看出,從事專業回收工作的遊民,在警察的眼裏仍是受尊重的遊民,而不是無賴漢,大部份投資做守法的遊民的人,當警察在他們工作時和他們閒聊幾句時,他們倍感溫馨喜悅。當一名拉丁裔警察稱讚山姆的回收物多得需要一輛貨車時,山姆不好意思的臉紅了,內心的喜悅不言而喻,他以後幾乎每天都重複這件事,克來倫斯常和幾位非裔美人警察打招呼,這位警察有時根本沒看見,一但這些警察發現了,也對他打招呼時,克來倫斯高興的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事實上,這些警察經常移動,不是固定在一個地點巡邏,如此這些回收工作遊民不會經常被警察騷擾,例如喬治是一名中年白人,留著短髮,因為不做回收工作,警察就會找上他,他說:「真是煩人,給我開罰單還作弄我,不做回收,就得不到安寧,簡直要把人逼瘋了,我只想領到社會福利金老死算了,我能做什麼呢?如果一但變成遊民,在這個城市裏,什麼地方都不能待,每一個人都看著你,想把你趕走,我快要發瘋了!」
‧
舊金山市文化風貌
回收工作遊民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次級文化,但是如果不是舊金山市的特
殊風貌,恐怕他們也做不到,喬治的事件,說出因為警察的干涉,造成這些回收工作遊民延長工作時間,大部份的遊民都不做回收工作,這些願意做回收工作的遊民,實際也是為了逃避警察的騷擾,不得不做回收,但是舊金山市的文化風貌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大眾普遍都同情他們,一九九0年代,所有舊金山人似乎都相信一種理論-居民是供應者,提供空瓶罐,其它的人包括警察在內,都以收集回收瓶罐維生,特別是這些供應者,每天提供回收物,無形中是給予這些回收工作遊民一種自我肯定的重要依據(下一章將詳述之,缺乏這種支援,會創造出一種不同的回收工作景象。)
遊民做回收工作,其它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例如有好幾次我和這些遊民一起做回收工作,坐在廂型車裏的拉丁裔回收工作者,向我們揮手打招呼,他們不認識我們,但是他們的打招呼是對我們的認同和鼓勵。
渥爾特描述,年長的移民也收集空瓶罐,他們看到他,都會對他說明為什麼也做回收。這些老奶奶老爺爺拿著叉子和袋子,他們對自己這樣做,等於是搶別人的生意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們會說:「我這樣做,是為了給我的孫女買制服。」在這種情形下,這些回收工作遊民得到接觸舊金山市的移民的機會,這些來自窮國的人民視他們為平等的同事,而沒有認為他們是精神病患。
一九九0年代考驗市政府對回收工作遊民的容忍度,當回收工業改變了結構時,很多市政府都反對非正式的回收經營模式,在一九八0年代時,一種大型式的勞動力出現,回收公司可以獲得非正式從事回收工作勞工,一九九0年代,各市政府在環保人士的壓力下,不得不提供周詳完備的特殊回收專案,不象其它的環保策略,特殊回收專案的回收物買賣價低廉,市政府可以不照計劃,直接把回收物以市價賣出,一九九五年,總共有七千個視政府採用特殊回收專案,大部份是和私人回收公司簽約。
新的回收專案很快面對非正式回收物收集者的挑戰,因此回收公司或市政單位提供垃圾處理服務,在各地設置垃圾箱或安排定期收集垃圾,但是這些非正式垃圾收集者,更賣命的在垃圾堆裏找回收物,新的回收制度加快他們收集回收物的速度,這些私人回收公司在嫉妒的心理下,收買地方媒體,把這些垃圾收尋者說成是「侵略者」和「小偷」,並向市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通過反垃圾收尋法及加強施行此法;在某些陰險的計劃裏,他們用有名無實的工資僱用本來就做回收工作的遊民做他們公司的回收,然後以回收得來的剩餘收入支援地方的收容所。紐約市約僱佣二百位警察專門抓垃圾收集者,小型城市則採用特約警力,並改變垃圾清理時間,從清晨到中午,俾防止垃圾收集者的侵入。
通常反垃圾收尋法僅針對垃圾收尋車輛,至於拿著購物車收集回收物的遊民,則不在此限。很多市政府嘗試逮捕偷購物車的人,但是他們想立法或在法院申訴,結果都失敗;二00二年麥可•布隆貝格市長的提案對回收工作遊民帶來很大的威脅,他提議把紐約市所有的飲料空罐回收,一個空罐五分錢,全部算做市府稅收,然後用來支付回收專案的擴充,他的提議遭受到很多阻礙,但是萬一如果通過,全國其它的城市都會起而效尤,回收公司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合法,非正式回收工作遊民將會失去維生的最後一條路。
一九九0年代早期,引進特殊回收專案後,市政府發現從事回收工作的遊民和駕車垃圾收尋者,不減反增,於是於一九九五年立法處罰「回收賊」,最低罰金為七十六美元,結果接連著以後的五年,開出去的罰單共計一千張,實際都是開給駕車收尋垃圾的人,警察稱呼他們為「蚊子腳」。州政府撥給市政府十萬美元,用以支持反垃圾收尋法的施行,他們甚至於要立法懲罰這些垃圾收集者,回收物的數量驚人,一九九0年晚期,市政府從回收物的獲利,每年足以支付一百萬美元給垃圾客戶。
市政府簽約的私人回收公司,無法抵制或消滅從事回收工作的遊民,市府回收工作協調專員大衛•艾斯曼默認他們的失敗,他告訴記者,回收工作遊民的回收物,其實比駕車收集回收物的數量少,而且因為他們在街道和公園收尋回收物,使得公園和公共場所更乾淨。
調查「回收賊」的警察也鄭重聲明,他們不是抓遊民。保持高度警覺的舊金山市遊民聯盟,成功喚醒市府左派和自由派的支持,廢除反遊民法,不定罰偷購物車的遊民或不減少社會福利金的補助,當大衛•艾斯曼聲稱遊民的回收工作,不是特殊回收專案的威脅時,他其實也受到來自其它市府官員和議員的壓力:他們說,攻擊這些辛苦工作的遊民,是一項政治冒險,沒有任何政客或市府官員願意做這種事,私底下,有些官員更進一步要求給予回收工作遊民福利,以作為安撫。一九九九年某位匿名市府官員告訴我:「這些回收工作遊民是包括在特殊回收專案預算內,這些人比大部份的遊民規矩聽話,我們不想把市區的遊民問題變糟,我想市府大部份的官員都認為行乞的問題最重要,我們恐怕會加強驅離遊民,和在市區佈置更多警力。」
‧
新流浪族或是新羅曼蒂克社會學?
專業回收工作遊民對自己工作的大量投資,和史諾等學者認定的流浪遊民工
作者,形成強烈對比,認為勤奮回收工作是求生存的最後一條路,實在是誤會他們,擅長行乞討生活的人,根本沒有出任何勞力,他們維生的方法輕鬆,但是比起回收工作的遊民,他們的生命實在沒什麼意義,因為人性的自尊不受尊重,一個人辛勤的工作,他花在工作的時間和努力和自尊獨立成正比,而且工作的動機不純然為金錢。
此外,就我的觀察,他們在垃圾堆裏收集空瓶罐,也是創造藍領階級世界的一種方法,第一,他們以努力和技能熟練勞工的注意力投入工作;第二,他們用這種方法建立自己的獨立生活,俾創造多種元次的生活,特別是能創造出工作和休閒之間的區分,消沈徬徨無聊的漫漫長日被轉變縮短成自我滿足成長的「休息」或「宴會」的時間;第三,工作變成一種次文化中心,這和街頭的生活重心完全不同,圍繞工作的會話和行動,在團體內創造和展示出某種程度的信任和連接;最後,他們因為有正常的工作,能以相互的尊重和包容與非遊民的大眾建立起友誼,雖然他們都支持市政府的計劃,尤其回收物的提供者都肯定他們的工作表現,是以市政府的官員改變對他們的看法。
洛伊克‧瓦肯特認為對工作日益增加的興趣與美國都會的種族論,代表一種新的羅曼蒂克社會學,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種族論欣賞脫軌,他說,今天對窮人各方面的吹捧和羅曼蒂克化,顯示出他們和其它的美國人,在主流抱負和傳統道德觀上都是一樣的,根據瓦肯特新浪漫社會學是新權力促銷的貧窮道德學說的一種屈服。簡姆士‧威爾森和勞倫斯‧米德等人認為窮人沒有紀律、文化低落、行為粗魯、不知如何照顧子女,瓦肯特說,新浪漫主義學者都贊成應加強窮人的道德規範,但是相反的,他們也肯定少部份窮人是努力工作和行為端正的人,他們和其它中產階級的美國人沒有什麼不同。
瓦肯特根據以下三人的著作,分析新浪漫社會學:米希爾‧東尼爾的「人行道」;凱薩琳‧紐曼的「我的人生光明正大」和伊利亞‧安德生的「人行道的規章」。我將探討他對「人行道」一書的批評,因為東尼爾撰寫這本書的背景和舊金山市的回收工作背景相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瓦肯特批評,東尼爾的書描述紐約市的小販,浮光掠影的說明,沒有深度,他沒有詳細著墨遊民黑市經濟或他們生活的特殊一面,東尼爾不談遊民的非法謀生,反而認可他們是追尋「有價值的人行道投資」,東尼爾也不探討或描述他們的非法、離經叛道或粗魯行為。
瓦肯特認為「人行道」一書強調主流道德觀,是東尼爾自己的新浪漫主義的人工製品,他在書內一味追求「端莊」價值的證據時,他陷入「動機詞彙」的迷思中,就是書內的小販在和掌控他們生命的社會機制打交道時,使用的言語和詞彙,東尼爾公開鼓勵小販探討自己生意的道德面,然後完全接受他們聲稱自己是遊民內的道德領袖的主張
瓦肯特對東尼爾的批評,有些是過分嚴厲,但絕對是不得不如此做,東尼爾對「人行道」小販道德合法性的態度,拐彎抹角含糊不清,他不研究自己描寫的人物的非法或反社會面,反而聲稱有些遊民至少是行為端正,他們提昇了誠實價值、努力工作和自立自強。
但是我認為瓦肯特對東尼爾的批評裏,有些地方值得商斟,同樣的,他對安德生和紐曼的著作的批評,有些地方也需要研討。他對於浪漫派學者的自負道德主義,如此專注,以致於他過度誇張他們組成學派的能力,新派權力的犯罪貧窮論的復活,並沒有引起知識份子的回響,反而在街頭、教會和窮苦美國人的家裏狒狒揚揚,我和舊金山市、聖路易市的回收工作遊民親身接觸多年後,我有絕對的信心說,格林威治村的書販和東尼爾一樣,都關心道德問題。
瓦肯特對行動和「人行道」書中的小販的語言合法性之區分,說出糊口填飽肚子能支配全部生命,是一名卸去武裝靠手腕生存的演員,他的本能對生存法則的反應,猶如史諾和安德生描述的「藍領階級」;舊金山市的回收工作遊民是美國能找得到的窮人,我認為他們是走投無路才投入這行,我以為他們會反對收尋垃圾,並且認為骯髒的外表、嘎嘎吵雜、惡臭購物車會羞辱他們,就好像一個鮮紅的H字母刻在他們胸前,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非常了解,但是他們這些專業回收工作遊民把工作投入生命,建立起自立自尊、職業技能、工作力量和休戚相關的團結一致。
我對回收工作實際和經濟底線的研討,經常因回收工作遊民本身的不實際和非手段的關心,受到干擾,如同大部份人認為,回收工作遊民的底線,是為了賺錢,但是威利說,錢是重要,但是錢不代表一切,甚至於窮人都如此認為。
如同我在本章裏敘述的,回收工作者世界的非手段面,所謂的「供應者」之廣泛培養可代表之,他們提供的回收物,只代表了全部回收物的一部份,我起初懷疑這裏面有行乞的行為,他們會向供應者求乞嗎?甚至於當空瓶罐不夠時?回答是:「不!」沒有人提起錢的問題,大部份的專業回收工作遊民拒絕接受金錢,他們甚至於拒絕接受食物的贈送。
回收工作遊民逼迫自己和供應者保持交往,因為他們需要這種社交連接,這種簡短的交往,是他們唯一和街頭與貧窮機構以外的社交,在這種短暫的交往裏,他們可以談球賽、市政或車子維修等,像正常人一樣再度進入公共領域,他們可以給,同時也可以得到少量感謝,克來倫斯在一場派對後幫助一群學生收拾空瓶罐,簡姆士為一名愛滋病患者清理垃圾,山姆和渥爾特協助某些供應者修車。
他們和供應者的對話,時常涉及公共倫理,特別是公共範圍的政治,就某種程度而言,回收工作者裏談照顧鄰舍,是反應供應者喜歡聽的話,但是後來我確信,這不是一種表面的社交語言,而是一種真誠希望獲得對方接受的語言,他們是強烈拒絕在貧窮機構內從事社交談話的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他們就必須過特殊的遊民生活。
瓦肯特懷疑紐約市街上小販行為的正當性和道德光采,但是舊金山市回收工作者的語言動機,不只是代表一種語言詞彙,它是一種和他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論述。
在前面三章討論的論述概要內,到底回收工作遊民屬於哪一種論述?如果東尼爾的「人行道」一書內,談及的書籍雜誌的遊民小販,很多回收遊民工作者也認為他們的工作是一種道德事業和經濟手段,他們認為自己的清理鄰舍的空瓶罐,使得社區安全和整潔,他們彼此對說、和鄰舍居民說和對我說,他們寧願誠實工作,也不願做非法營生。
在這些談論裏,可以看出遊民之間,再度論及道德貧窮論,從街頭轉變為誠實、從罪惡的下等階級變為端正上等社會,甚至於在街頭上,他們也爭辯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行為不端;努力工作、生活還可以的人,是值得幫助的窮人裏,最高級的人;是舊金山市無賴、販毒和行乞者裏的少數「優良」份子。
專業遊民回收工作者擁護的端莊道德論,不僅反應新自由派論述,而且也反應「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這些努力工作的勞工是比較保守的人,他們的辛苦工作表現,絕不是和犯罪貧窮論有直接的關連,狄雷克對他的獻身回收工作和厭惡政治制度,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衝突,他的勤奮工作,似乎在發洩他對地方政權的不滿,他常喜歡說:「他們認為我們對社會具威脅性,幹這些政客的媽,操他媽的,這些王八蛋,他們才是社會真正問題!」同樣的,史派克漢瓦藍蒂諾曾是大麻煙吸毒者,也因為曾被政客控告染指維多利亞名古董而覺得好笑。
專業回收工作遊民的購物車的複雜內容,可以看出文化價值的多樣化,甚至於當他們高聲頌讚「真正的喜悅和永遠的福樂」聖經詩句時,史派克和瓦藍提諾的購物車公開放了色情雜誌,卡羅斯在工作當中,仍不忘讀聖經,狄雷克推著購物車在人行道走時,嘴裏哼著隨身聽放出來的音樂。
美國文化內含有的出賣勞力文化的發揚,遠超過維多利亞精英和他們同時代子孫對窮懶人的懲罰,這種文化深耕於馬克斯文化傳統和勞工運動,流浪族聯盟的極端無政府主義者,讚揚男性勞工的強壯肌肉,因為他們對美國經濟的貢獻,而將他們歸之為全球受歡迎的族群。
回收工作遊民應用這些傳統給自己定位,因而就遊民本身之定義,產生了道德和制度貧窮論述的混合體,很多把自已和無賴遊民區分的專業回收工作遊民,喜歡談犯罪貧窮論和其相關的策略,比較有文化素養的簡姆士和喬丹,山姆和卡拉倫斯常常說:「至少我不偷東西」「我不販毒」「我不行乞」。
是不是將自己視為倫理人,就可以暗示道德貧窮論述具有戲劇化的二元論?制度貧窮論述包含自己本身的道德記述,它敘述勞動市場出賣了「正常美國人」,並把他們驅趕至街頭流浪,為了證明此敘述的正確,遊民必須證明他們是真正的正常,具有基本的誠實標準、替別人著想、關心別人、願意給願意幫助的人。回收工作遊民的特點是:他們會懷疑別的遊民(在遊民族群裏是普遍的現象),但是他們用信任、同伴休戚與共和互相尊重,減輕彼此的懷疑。
如同舊金山遊民聯盟街有報所述,他們常常批評遊民產生的主因,是政府沒有為他們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弗雷迪等人和田德隆區的販毒者(兩者之間的比較),他們只說吸毒是遊民產生的主因】,大部份的遊民對警察的驅除,異常憤怒,但是回收工作遊民則抱持不同態度,他們能預先獲知市政府遊民政策改變的資訊(他們的回收物供應者和丟棄的地方報紙可提供這些資訊),因此他們從收集來的資訊,知悉驅除遊民是建立新社區和市政府貪污的產品。
遊民討論的制度貧窮論比較膚淺,無法改變犯罪文化的主軸,回收工作遊民主張的制度貧窮論,可以從他們努力工作的持續性顯示出來,他們的工作顯示出才能和努力,他們呈現出反對疾病貧窮論和犯罪貧窮論的人類證據,他們用自己的身體說:「看哪~我不是問題製造者!」回收工作遊民的行為,為遊民爭取到合法的活動空間,他們不躲在巷弄和空地,他們聲稱人行道甚至於馬路都是他們的領域。
這些回收工作遊民對公共場地的集體肯定,不僅微妙地改變了人行道的使用秩序,而且也改變了舊金山市遊民的版面,不然這些遊民將被迫集中在少數的附近鄰里活動,一九九0年代,他們很多人在工作路線上,進入富有社區,在我的研討範例裏,都比是最早進入有錢社區清理垃圾的人,都比一手一投足都充滿魅力、態度高雅、說話溫文有禮,他很快就征服了里齊孟德整個一條街。
我的敘述從舊金山市轉為聖路易市,新流浪族的都比看來是個異數,下一章我將詳細說明,我想在聖路易市的回收工作遊民尋找和舊金山市一樣的次文化,結果我失望了,我根本找不到,聖路易市遭遇相同的經濟打擊,但是喜歡做回收工作的遊民不多,就是願意做回收工作的遊民,他們也絕不提制度貧窮論,相反的,他們仍陷入道德貧窮論的網羅裏而不能自拔,他們做的事,是另外一樁非法勾當,是另外一種羞愧的來源。
第五章 遊民生活剖析
我和非裔美人查理坐在市區的牆角下,開始我們下面的對話,查理是人行道上的小販,已做了四年的遊民,眼看著舊金山市直往前行,他看遍人行道上的行人、小學生、病態人、皮條客和律師、西裝和手機、摩托車和購物車、喊叫聲、開玩笑和車禍,查理已看透人生百態,下面是他的自言自語自白:
「舊金山市對遊民幫助很大,我們的數目龐大,別人不能因為我們窮,把我們趕走,有些小城市,一發現我們,就趕快打電話叫警察,然後警察就押走我們,我們只是像別人一樣有權走在街上,身上沒有任何東西,但是他們就是要趕走我們;但是在這裏就不同了,我們一大群的遊民都在一起,不是沒有警察不找我們麻煩,但是有這麼多的同伴,我的心裏覺得很舒服,總而言之,我們的問題和種族無關。
在這裏,我可以在街頭賣東西、賣報紙,賺點零用錢,只要我不惹警察,警察不會找我麻煩,這裏還有同情我們的人,例如遊民聯盟,還有人提供免費食物,我不會覺得孤單,我不用藏起來;變成遊民,實在是一件很糟的事,我不用像野獸一樣,把我自己藏起來。」
幾個月之後,一個黃昏,夕陽的金色陽光照在聖路易市西北角一個廢棄工廠的紅色磚牆上,我和四十多左右的的黑人萊瑞坐在這裏交談,他專門收尋金屬塊和空瓶罐,這裏是他的家,除非是好奇的眼睛,否則沒有人看出這裏意有人住。
這裏附近沒有人,我們可以海闊天空輕鬆的聊,我們談離婚,這是我們稍早目睹的一件意外,當時我們經過一間小木屋,看見一個男人用榔頭敲屋子的大門,同時大聲喊道:「他媽的,我有權看我的孩子!」屋內的女人用髒話罵他,一個小女孩出現在窗口,大聲哭得注視那個男人,這幅景象嚇到萊瑞,小女孩的臉一直在他腦海裏,久久不消失。
當我們坐在工廠的門口時,我改變話題,我問萊瑞他知不知道遊民產生的原因,但是萊瑞仍堅持談那個小女孩。
萊瑞說:「你看,那種行為,我真是受不了,人們都忘記該如何和小孩相處,這
個小鎮真是令人做噁。」
我說:「你不認為你自己已經不在乎這些了?」
他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這個小鎮裏,找不到一個快樂的夫妻,做老爸
的只知道欺負小孩。」
我說:「這和遊民有什麼關連?」
他說:「你就只會問遊民,這一切都有關連,一切都從家庭開始,像我,我做遊
民五個月了,在我是遊民之前,我都是住在貧民窟,你也可以稱遊民是路
的盡頭,但是通往遊民之路,是一條很長的路。」
我說:「道路的開始是什麼呢?」
他說:「生活,貧民窟的生活。」
我說:「是一種遊戲。」
他說:「不錯,是一種遊戲。」(他笑了)
我說:「你有選擇的權利嗎?」
他說:「當然有,你不必選擇玩什麼樣的遊戲,但是年輕男人都是傻瓜,如果一
個男人能振作起來,遠離誘惑,他就能離開這個城市,我的哥哥和姐姐能
證明這件事,我們是被人遺忘的一群,我們曾有過好的時光,但是我們為
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當我們談話時,一名背著登山包,滿臉鬍鬚的人向我們這邊走來,萊瑞堅持我們趕快離開,他怕那人是名搶匪。】
我說:「我覺得你對其它的遊民,都視之為強盜小偷。」
他說:「信任他們?我一定是個大傻瓜,大部份的人吸毒,要不然就是精神病。」
我說:「那些運氣比較好的人,又如何?」
他笑說:「運氣好、判斷力差,染上吸毒,你吸毒是因為運氣不好、或是判斷力
差?最後運氣沒有了,判斷力也沒有了,你就下沉,永復不劫。」
當我們走向河邊時,萊瑞繼續發表他對美裔黑人的看法,他說今日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是世人遺忘的部落,這個部落的族人又遺失了維生的船。
我說:「你認為今日的青少年,他們的選擇和你一樣嗎?」
他說:「他們今日的選擇,其實比我少,原因是從明會思想的人,已離開這裏,
這些青少年就沒辦法變聰明了,我要做的是,就是我們全體遷居至其它地
方,我不是聖路易市的問題人物,但是我是太頑固了,我簡直無法再忍受
下去了!」
萊瑞和查理、麥克都是四十多歲的非裔美人,他們均出自勞工家庭,他們不喜歡收容所,辛苦工作賺錢,不搶劫,他們都吸食海洛英,但是他們兩人均出自不同街頭流浪文化,他們二人代表不同經驗之遊民和詮釋,查理有很多朋友,對其它遊民也很友善,他認為自己是一名誠實、聰明的人,但是運氣不好,又在生活上做了錯誤的選擇,他的一生充滿了交際應酬、手腕和多采多姿;他從垃圾潛水夫買衣服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然後在舊金山市街道上,轉手賣掉。他和各式各樣的人交流,對於自己活潑招蜂引蝶的能力,感到非常驕傲;萊瑞則內向、悲觀、孤獨和膽小,他給人的印象是,瞧不起自己和聖路易市的遊民,他認為自己辛苦收集空瓶罐和金屬塊,這種勞力工作只是一種非法賺錢,而不是正當職業,他對於我視之為正式職業,感到十分不解。
全體整合對照孤立、自尊對照士氣,代表萊瑞和查理兩人之間的差異,許多我接觸過的遊民,他們對環境的反應和萊瑞、查理不同,舊金山和聖路易的遊民,在遊民物質和精神面的反應,呈現很大的不同。
‧
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遊民的差異
美國都市的外貌、感情和經驗,顯示出一致性的消沈和令人驚奇的對比,我選擇比較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它們在經濟上,前者開明興旺後者保守經濟蕭條,是人口減少很多的城市,這個地方的遊民,因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就社會經濟結構而言,這兩個地方從凱因斯時代就區分為不同的都市,舊金山市以它的都會魅力和能力,吸引了無數精密科技人才,如此使得大都會的資本和資訊的流動暢通無阻,不受拘束的資本主義因而得以維繫,但是以製造業為基礎的聖路易市,則衰落到無人問津。
美國西部最繁榮、最美麗的都市舊金山市,在雷根執政的時代,是高科技人口和商業重鎮,直到最近,這個都市因為是資訊革命的發展中心,已成為美國文化最活耀的都市之一,同時這個都市的人口過度擁擠而且生活物價昂貴,最近成為全國遊民集中區、最糟的地方之一,乞丐忙於在每條十字路口行乞,住宅區和商業區的街道,定時被遊民的購物車駛過和做為搭帳棚的營地。
位於密西西比州和密蘇里州交界的聖路易市,呈現出不同的美國都市風貌,昔日它是美國汽車公司、史卡林鋼鐵公司、全國鋼鐵公司、卡特馬達公司、奇異公司和其它釀酒公司的所在地,如今全部消失殆盡,指剩下最窮的人,在這塊衰敗頹廢的土地上,逐漸凋零。
最近幾年,比較富裕的鄰居和親友拋棄了最窮的公民,很多空屋人口不足,有人住的房屋分散在都會四周和數千幢寄宿大樓,大部份的正派經營商店已遠離市區,只有大小型教會還留在市區,這時販賣毒品和吸毒成為都市的主要營業,此地販賣毒品不像舊金山市,集中在一定地點,而是分散在市區各地,沒有留下明顯的販毒記號,只能看見年輕男人在人行道、馬路口和停車場內的車子裏賣毒品。
在一九八0年代和九0年代,沒有房屋家庭的舊金山人,因為房租昂貴,無法留在市區,大部份的勞工階級、窮苦居民,特別是非裔美人和拉丁裔美人,離開舊金山市去其它房價便宜的地區,聖路易市市地方窮人集中地區,非裔美人佔了大部份,很多聖路易市居民不想留在市區,但是窮的沒有地方可去,舊金山市的非裔美人於一九九0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這是因為房屋價高漲,九0年代房屋第八款不提供平價房屋及聯邦政府的都市更新政策摧毀大部份房屋補助計劃。
舊金山市的市民包含不同種族和收入,但是比美國其它大都市富裕和教育水準高,聖路易市的市民大部份是勞工階級和窮人,非裔美人佔全部人口的一半,剩下的人則為白人,亞裔和拉丁裔每人只佔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在白人黑人對立的緊張情勢下,勉強掙扎生存。
城市的市中心仍是就業中心,比其它美國城市則是冷清多了,白天人們通勤來到市區公司上班,市區仍有克萊斯勒、普里那、恩諾及茲和最有名的布其等公司的工廠,晚上,郊區的居民開車去精品商店和連鎖經營餐館吃大餐,他們在高速公路上經過城市的貧民區,快速駛過市區的荒涼街道,然後抵達曾經是美麗的聯合火車站,現在已是福特連鎖餐館、希爾義大利餐館和蘇格拉底酒館的所在地,非裔美人樂隊在此演奏,聽眾大部份是白人年輕人,總而言之,整個商業區是一片荒涼,空曠的街道接連不斷,偶然點綴的有速食店、汽車加油站、美容院或雜貨店,雜貨店的貨架上空蕩蕩,每有任何貨品,在角落裏有一堆過時的罐頭食品或飲料,一名經常旅行的聖路易人說:「這些速食是聖路易市最糟的食品,在明尼亞波里斯市你可以買到買當勞或波皮等不同的素食,或是中國、義大利的食品,但是我們有什麼呢?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能買到白古堡或教堂的雞排,這些小方塊漢堡,至少要吃十個才飽,真是悲哀!」
聖路易市的房價比舊金山市低很多,同等級的公寓,聖路易市的價錢只有舊金山市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但是根本問題是,缺乏窮人需要的平價住宅,這也是全美國的問題,聯邦政府不但不增加平價房屋供應量,反而日益減少它在房屋政策上扮演的角色,自從一九八0年代起,聯邦政府就逐漸削減全國平價房屋的數量和經費。
許多研究政府房屋政策的學者,發現供應窮苦單身成年人的房屋大量減少,感到萬分震驚,自從一九七0年代起,供應窮苦單身成年人的房屋逐漸凋零,美國大部份城市的平價單身租賃房間消失的無影無蹤,聖路易市就是最好的例子,人們因為廉價房屋沒有了,沒有錢付房租的人越來越多,只好去收容所或是流浪街頭;舊金山市則不一樣,因為平價房屋政策支持者和他們的政治聯盟共同奮鬥三十多年所致,但是仍有很多房屋毀於火災和改建為觀光景點,市政府則撥經費買下這些平價旅舍,並與私人經營的廉價旅舍合作,靠社會救濟金過活的許多男人和婦女都以這些廉價旅舍為家,一生都住在這裏,但是有些領社會生活補助金的人就無法維生,因為領的錢不夠付房租,有些人則合住在一個房間,如此就可以減少開支,這也是唯一最好的方法,雖然房租昂貴、品質低落,但是舊金山市的平價單身租賃房屋仍是解決住的問題最好的方法之一。
聖路易市和舊金山市都有很多遊民,前者約有八千人,後者約有一萬二千人,兩個城市的算法不太一樣,有人說舊金山市審核遊民的標準比較寬鬆,換句話說,有就業、健康、家庭問題的男人或女人,在舊金山市很容易得到遊民身分,但是在聖路易市,比較容易得到住的地方,那就是說,遊民身分的認證比較嚴,聖路易市認為長期精神病患、吸毒者和罪犯才是遊民,而且此地的人比舊金山人更窮,三分之一的人靠社會福利金維生,產生的遊民數目也是三分之一。
沒有很多學者研究舊金山是和聖路易市遊民的來源,但是服務遊民的社工員估計,很多遊民來自北加州各城市,也有部分是本來就住在舊金山市的成年人;聖路易市則相反,大部份的遊民出生於此地,生長於此地,或是渡河經過東路易來到此地,我碰到的唯一白人,來自米蘇里州鄉下,他在服刑期滿後,假釋來到此地,我將在第六章詳述,來自聖路易市親友家庭的高度支援,在遊民和監禁犯人身上,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聖路易市的遊民不像舊金山市的遊民集中於一區,而是分佈於市區各地,舊金山市常見的遊民景象:帳棚營地、行乞、推著裝滿東西的手推車,但是在聖路易市就看不到這些,在收容所的人也不多,這裏的收容所只提供一些社會福利幫助;在聖路易市市區的救世軍總部提供一間收容所,但是限制只准住三個月;在舊金山市,收容所的床位永遠不夠,在舊金山市欲獲得一個床位,如緣木求魚困難萬分,但是在聖路易市情形要好多了,甚至於有工作的人,都可以進收容所休息一下,有的人和家人親友相處發生磨擦,都可以暫時住在收容所。
在舊金山市,床位不夠,下午的排隊等空床位,也只能住一夜;聖路易市的救世軍獨立作業,不受任何人管轄,由權力最大的人監督。
狄隆住過聖路易市收容所,他告訴我住在這裏遭受的羞辱和冷漠無情:「這間收容所簡直就是一間監獄,更糟的是骯髒,你也許得不到床位,他們對待我們,好像我們的窮困都是我們自找的。」
里齊是一名白人,他曾住過這間收容所,他和管理人員相安無事,但是他描述這間收容所,猶如托爾斯泰的死亡之家形容的監獄。
他說:「住在這裏,好像是活死人,我可以行動走路,但是身內的某部份已經死
了,這大部份是因為是遊民的關係,但是收容所也有責任,這些人都和我
們保持距離,不和我們交談,除非他們想打架,否則根本沒人理我們,好
像我們都是幽靈鬼魂,不是人。」
我說:「好像你以前的生活,多采多姿,現在這種安靜,你反而不習慣了!」
他說:「不錯,我在他們是小孩子時,就認識他們了,他們都曾有媽媽疼愛,可
以吃到冰淇淋等,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起先,我不懂為什麼人們願意住在收容所,而不願意住市區內背棄的建築物,這裏可以獲得更大的隱私,後來才曉得,在舊金山市,少數變成空屋的建築物,很快被人佔住,但是在警察趕走之前時,他們也只能住個幾天。
在聖路易市有七千幢空屋,強占空屋會有被控私闖民宅的風險,附近的居民如果發現有人進入空屋,會即刻報警,警察會逮捕這些人,並以私闖民宅的罪入獄;但是矛盾的是,聖路易市雖然因犯罪率高而惡名昭彰、窮人特別多、街頭荒涼,但是它仍是社交生活重心,同一種族的人幾乎都熟悉,是以左右鄰里都認識附近的遊民,只要遊民不騷擾這些鄰居,鄰居也不會為難他們,事實上,許多窮苦的聖路易人,住在親友廢棄的空屋內,這使得他們看起來有合法的地位,如果有鄰居找他們麻煩,他們會叫警察。
住在舊金山不為人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是富人或窮人,這是一座新移民的城市,只有少數的移民仍和家人保持聯絡,舊金山土地的昂貴價值是沒有人能強占廢棄的的建築物,舊金山的收容所缺乏足夠的床位,最大的收容所仍須抽籤才能得到床位。
比較幸運的少數遊民住在轎車或廂型車內,在城市邊緣的稀有工業區,停滿了他們的舊拖車和公車,許多舊金山的遊民一年到頭住在戶外,但是在聖路易市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裏的天氣比較冷,其它的遊民集中在公園和人行道,他們用購物車和油布做成帳棚,俾防備強盜小偷或警察的干涉,警方和商人共同合作,把遊民從一個社區趕到另外一個社區,但是他們仍再度回來。
舊金山的遊民經常抱怨警方虐待他們,但是他們仍待在市區裏,因為市區提供很多救濟福利措施,多采多姿的街頭生活,很適合行乞,大部份的遊民靠此維生,舊金山比美國其它城市都安全,露宿街頭的遊民也很安全,但是聖路易市則相反,住在這裏的遊民盡量避開危險的街道,沒有人敢露宿街頭,聖路易市是一個可怕而且道德水準低落的地方,在市區內部處可見荷槍搶劫的強盜,大部份居民包括遊民在內,都生活在驚恐之中。
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這十年之間,聖路易市是全美國自殺率最高的城市,高於紐約市、邁阿密市和亞特蘭大等城市,在最近這些年,因為人們迷上吸食古柯鹼,自殺率下降,但是暴力犯罪比舊金山高,舊金山的人口是它的兩倍;許多遊民說,他們生活裏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市區外找到可以安身的收容所,市區內到處都是毒販和暴力搶劫,但是因為愛滋病防治和郊區地方政府嚴格控管外來人口,收容所沒有幾個,他們的希望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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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市的回收工作遊民
聖路易市的回收工作遊民比舊金山市少,我在幾個假設後,決定和萊瑞合作,因為和萊瑞的合作關係良好順利,有五名遊民加入,願意參與我的研究計畫,他們是:查理、狄隆、毛里絲、路克和韓姆,他們的年齡從三十二歲到六十七歲,除了路克以外,其它的人都是非裔美人,只有路克和韓姆吸食海洛英。路克是一名有精神病的白人,他有妄想精神分裂症,我在戒毒中心的研究工作,認識了三名在遊民時期做回收工作的人,他們是洛比特、狄朋和凌茲,他們帶我去他們曾經工作的回收場地,這個地方很小,我在那裏又認識了另外三名現場做回收工作的遊民,他們是傑克、歐茲、里洛。傑克和歐茲都是精神病患,里洛比較特殊,他自己有一輛小貨車,他很友善,在我請他吃中式午餐後,他很熱心的和我討論遊民的問題,但是他不願和我合作,我注意他卸下大量的金屬鋁片和銅管,我懷疑他是從舊大樓內偷來的。
聖路易市的回收工作情況和舊金山市完全不同,我第一個接觸的回收工作遊民市萊瑞,他是一名高大的黑人,在火紅的雙眼下,有很深的黑眼圈,他工作迅速,能一手推購物車,一手拿著香煙抽,我為了和他交談,就送他香煙,香煙對他是非常昂貴的事,他有吸食尼古丁的習慣,如果他一小時不吸尼古丁,就混身不舒服,沒有辦法工作,這時他就叫我照顧他的手推車,他去附近的店買香煙,他常說:「因為我想買包煙抽,這樣的想法,就阻止我去吸食海洛英。」萊瑞有很多次把回收賺到的錢,交給我保管,還錢的時候,就送他香煙或糖果。
他對食物不感興趣,這兩個城市大部份的遊民都不喜歡吃太多的食物,也不喜歡得到太多的食物,他去免費餐供應站,只要少量食物,一天二十四小時就吃這麼少,好像也不會餓。
然而他很喜歡我吃得黑巧克力,我們計畫有一天去拜訪一家巧克力專賣店,但是他總是因為吸毒,而沒有辦法去那家糖果店,他吸毒時,拒絕我和他在一起,他一做完回收工作,拿了錢就跑,簡短和我打聲招呼,人就不見了,他把收推車和車裏的東西都放在會計室門外,人不回頭的就走了。
一個星期之後,我看到他,我提醒他的手推車仍在辦公室門外,我問他那天發生什麼事了,他一向很謹慎照顧自己的東西,但是那天為什麼不管一切,人就走了?
他說:「因為你吸食快克,你無法了解,這種毒品的力量真是可怕,它一來了,
我根本無法做任何事,就好像嬰兒離不開母親,我就非得去吸一口。」
我說:「但是你正工作一整天,你可以忍耐,你說,這東西對失眠最管用。」
他說:「你看到我,想不到其它的事,只想到趕快去買快克,讓我痛快的吸上一
口。」
他笑著聳聳肩,表明這是他的解釋,但是事情真是那麼簡單嗎?在舊金山,回收工作遊民大部份吸食海洛英,而不吸食快克,但是吸食快克的其它遊民,都不同意萊瑞的說法,他們不認為快克能控制人那麼厲害。
在舊金山我認識的克來倫斯和狄斯孟,他們兩個人每天吸食快克,但是他們都恨自己無法戒毒,他們不認為快克能控制他們,他們仍能每天正常工作,最後他們讓我參予他們的吸毒作業,他們的吸毒情況,簡短、緊張,沒什麼特別。但是我在聖路易市看到的吸毒的遊民,他們一臉痛苦而又狂歡的樣子,令人印象深刻,在吸食後如果覺得悲傷或沮喪,克來倫斯會坐在蘇發巷弄內的石階上,他說這是他的家,然後望著遠方二十分鐘,等到快克的效用消失。
至於狄斯孟,他會有時候暈倒在人行道上,但是他絕不會忘記自己的睡袋和其它東西,他和克來倫斯都認為自己和其它的吸毒人不同,他們兩人生活保持正常,不會因為吸毒而影響自己的每天正當活動。
在聖路易市,除了韓姆以外,沒有人認為自己和其它吸毒者有何不同(他們只認為自己不是精神病患),他們說,你一但變成遊民,就無可避免的要吸毒,你軟弱的無法拒絕它,是這「女孩」(他們稱呼快克的別名)的奴隸。
萊瑞的日常工作是巡視市區的工業區,然後去格藍大道西邊的公寓大樓,它的目標在尋找空的瓶罐和金屬鋁條,在我們二人第三次會晤時,他問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私闖民宅,他知道有一幢現在是租賃老舊寄宿房屋,那裏有些好價錢的金屬塊廢棄物,我問他是否從那幢房屋偷了不少值錢的東西。
他說:「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如果運氣好的話,我一天賺的錢,比我一個星期賺的錢還多,銅片最值錢,金屬片也可以,但是這些都不多。」
萊瑞不願進監獄,所以他盡量避免做犯罪的事,他不相信,因為回收工作,他就變成另外一種不同的遊民,我告訴他,我正研究回收做為正式職業的可行性,他聽了大笑,他的表情似乎在說:「你是從哪個星球來的外星人?」
路易斯人很辛苦的工作,並且是自己行業的專業,但是他們並不自傲,他們只淡淡的回應「這是為了生活」,萊瑞、毛里斯、查理和狄隆常常說,他們做回收,只是為了不必進監獄,他們都不認為做回收工作能提升士氣,反而他們因為在垃圾堆裏工作,感到丟人。
萊瑞認為回收工作使她精神分裂,就像路克和傑克一樣,他說:「如果我擅於販毒,你根本找不到我,這種工作見不得人,如果大家都販毒,一定是大家的頭腦有問題,他們和我們不一樣,他們不在乎自己的健康,我不想看見我認識的人在垃圾裏找回收,這真是丟人,這次我在西區的公寓大樓背後的垃圾堆裏找回收物,這邊的人很友善,會給我很多空瓶罐,我在這裏得到羊毛衣、舊衣服,我的手推車堆滿了回收物;但是不知道我表兄的女兒雪莉住在這裏,她看見我,那張大嘴巴到處嚷嚷,說她的叔叔在做回收,是個可憐人,我看見她,我的臉不知往哪裡擺,我全身發抖,我羞愧的再也不去那裏收垃圾了,我只好在北區和格藍大道收集垃圾,雖然我得花更多的時間工作。」
毛里斯的身體語言可以證明他對回收工作的羞愧和恐懼,不管天冷和天熱,他都戴著一頂遮面帽子,而且背對著街道收集垃圾,就怕被人認出來,當都比在路中間和毛里斯打招呼時,毛里斯嚇的趕快鑽進巷弄不敢出來。
除了傑克,還有韓姆是真正喜歡做回收工作的人,他在廢棄的後院收集垃圾,然後把找到的回收物帶回家,他住在橋下的空地,在那裏他搭了一個帳棚,自己做了一個簡易炊具,他有一個收音機和幾個罐頭食品,每年他只待在聖路易市幾個月,然後去南加州沙漠地帶,在一個墨裔美人居住的小鎮度冬,晚上享受熱騰騰的碗豆火腿肉湯,韓姆熱心做回收工作,他的熱心不下舊金山市那些做回收工作的遊民,但是他最喜歡收集金屬塊,他說聖路易市是廢棄金屬金礦。
他說:「我熟諗美國各處的社區鄰里,聖路易市是其中之ㄧ,這是一個老舊的歷
史古城,城裏有很多玩意,有些地區是法國人建的,目前大部份是空屋,
一九七0年代,我待在這裏,因為這些空屋裏有很多廢棄寶藏,但是現在
什麼都沒有了。仍有些工廠、醫院留下來,尤其是醫院,他們竟讓它們倒
下來,在這些倒下來的醫院哩,我們找到多值錢的廢棄物。」
我問他:「你和其它的人一起做這些事嗎?」
他說:「有些時候是的,八年前我有一個好兄弟,我們一起在監獄裏時,去醫院
清理垃圾,因為是服刑,所以拿不到什麼錢。」
除了韓姆,聖路易市的男性遊民非常符合大衛、史諾和他的同事形容的流浪勞工階級,洛比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是一名仁慈、風趣的五十多歲的男人,他經常從車子裏偷東西、行乞和收集空的瓶罐,證明他非常落魄,他說明,這不僅是一名遊民頹廢生活的產品,而且是他ㄧ生的寫照,我問他,把回收工作當做是維生的方法,他的看法如何?
他說:「如果你露宿街頭,除了販毒、偷竊、行乞,實在沒有其它的選擇,慢慢的,我們學會不要把這些事情看得那麼認真,因為每件事都會改變,收集空瓶罐還可以,因為這不會傷害人,但是你無法有一個整齊清潔的外表,你也不能大方地去店裏買東西。」
當洛比特服監時,被分發到史崔特維復健中心治療三十天,他很瘦,愛滋病呈陽性反應,他的肝硬化,他的家人早就拋棄他,他的雙親是虔誠的基督徒,不准在屋子裏玩音樂和遊戲,他在小時候,他的父親就看見他體內的魔鬼,他七歲時,在人行道上玩彈珠,這證明他喜歡玩樂和邪惡的嬉戲,當他爬在地板上,撿拾父親從褲袋裏掉出來的錢幣時,他的父親就看出他將來準是名小偷。
洛比特成人後,始終沒有發展出從事合法工作的意念,甚至於當他在工地做建築工時,也沒有想到工作合法性的重要,他始終弄不懂什麼是合法的工作,什麼是非法工作。
他說:「我去木匠學校學工藝,課程共有七百五十個小時,結果我找到ㄧ份蓋屋頂、粉刷牆壁、房屋修繕的工作,我決定自己創業,買了ㄧ輛小貨車、梯子、工具等,我開始為附近的鄰居修理房屋,後來財稅局寄了ㄧ份信給我母親,他們要我為賺到的錢繳稅,因為我沒有申請營業登記證,我嚇壞了,我不知如何申請營業執照,我變成私底下為鄰居修理房屋,就是非法營業,後來遭到取締,我變成失業,就開始吸毒,生活搞得ㄧ團糟。」
我注意到洛比特把自己的修房屋小生意,稱之為「走私」,就好像是非法釀酒,他根本沒有什麼資本,也不知如何爭取,才能夠避免繳稅,舊金山市的回收工作遊民,對於自己的工作所得,是否要繳稅,挺身爭取合法性,並肯定自己對社會的貢獻,但是洛比特早在不是遊民之前,一看到政府寄來的繳稅通知,嚇得放棄自己的小生意,是以他認為回收工作是非法行為,他視他自己是一名流浪的勞工,他做的任何事都是流動性、漂泊不定,收入微薄又不固定。
我前一章提到舊金山的回收工作遊民,他們努力爭取市區非遊民居民的認同,藉由和居民的互動,得到自尊和正常社交活動,但是聖路易市的遊民則沒有這種認知,唯一的例外是,當他們被允許近教會聚會時,他們這時充滿了感激之情,此時的教會在不平等的社會裏,是正義公平的象徵,一般說來,大家認為遊民的產生,都是因為這個城市的衰落所致,大部份聖路易市的遊民都認為促成城市衰落的主因,是「毒品」,毒品控制了鄰里社區和他們每一個人,導致彼此的關係緊張,擁有的房屋失去價值,毒品使每一個人成為邪惡的魔鬼。
在某些情形下,房屋和毒品兩者之間,吸毒者為了戒毒,寧願住進遊民收容所而不願回到自己的家,當我聽到一文不名的傑洛米,離開復健中心急著找地方住時,我發現他在市區有一幢房屋而感到驚奇不已。
我問他:「你是不是有房子?」
他說:「不錯,我是有一幢房屋,但是我不會回去,我的親戚有兩幢房屋,其中
之一是扁於我的。」
我說:「是你自己的嗎?」
他說:「是的!」
我說:「你不願賣掉它嗎?」
他說:「那個地區不好賣。」
我說:「那房子恐怕會損壞。」
他說:「不會,我的妹妹不願回來住,她已遷居到郊區,我把她撫養長大,她翅
膀硬了就飛走了,真是個混蛋,她再也不願回到我們生長的地方。」
傑洛米對自己的兒童流浪生涯和雙親房屋的相思病,因為認為自己無法維持生活而中斷,他的家人在房屋上的投資,都變成廢紙,就是去拜訪那幢房屋也是危險的事,他的家庭的擴充,同樣地也代表一種危險,而非一種資產,這些家人不但不提供支援,反而帶來風險和試探,那就是他可能又去街頭流浪了,但是傑洛米如同其它的遊民,他無法選邊靠,儘管他生活困難,他仍對聖路易市依戀不捨,他特別恨那個遠離而去的妹妹。
總而言之,聖路易市的遊民對自己的工作,擴大的社區和彼此之間,有不同的看法,「工作」什麼都不是,只是販毒、吸毒,城市是一個失敗的原因,他們這些遊民用自己破碎的生命反映這座城市的衰敗。
兩個城市遊民讀物的不同,可反映出聖路易市的地方混雜大眾文化,舊金山市的階梯式競爭文化,街友報是舊金山遊民聯盟出版的刊物,由舊金山市遊民販賣,本市具有政治和藝術特質的男女遊民喜歡閱讀,同時他們自己也投稿。
舊金山市街友報的產生,在聖路易市不可能的事,本市唯一有人讀的刊物是強調打擊犯罪的旋風小報,這是在聖路易市發現的遊民唯一讀物,狄隆和萊瑞每天都讀它,這是他們獲得城市資訊唯一的來源。
大部份聖路易市的遊民,都認為變成遊民,是神的懲罰,他們都有很深的宗教意識,聖路易市的社福機構更加強了此神意念,而且這些社福機構大部份被基督教會控制,很多免費三餐供應站和傳教士再三的宣傳遊民是一種「罪」,遊民必須轉向神,重回教會才有希望,賦有同情心的教會歡迎男女遊民參加他們的聚會,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需要遊民本身願意再三的認罪悔改。
我在第三章已簡釋道德貧窮論述是三種貧窮論述裏,二元論的代表,在聖路易市可以看出二元論的發揮,非法販毒黑市經濟和正式經濟的對比、酒館和教會的對比、露宿街頭的男性遊民和持家職業場所的婦女對比。
每一種階級的社交生活,似乎都在強調罪和恐懼,這就好像浸淫在紅色照明燈的舞台,被道德貧窮論的二元論控制的聖路易市遊民,無法改變自己的身分命運,唯一的例外,就是收容精神病的機構,然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道德貧窮論述的全方位包圍,構成了尋求幫助就是被支配或是社會制度就是如此運作。
遊民行為不端的違法理念,違反了保守基督教的教條,這些教條深根於一般的家庭內,這些教條教導他們要仰賴基督,但是年輕的吸毒遊民則說:「仰賴遊戲規則」。
這種遊戲是男人的遊戲,有些常時期販毒的聖路易市婦女,在她們的家裏販毒或是在鄰居的倉庫裏販毒,街頭不是她們的選擇;販毒原本就是一種必要的經濟活動,和遊戲的神祕性無關,聖路易市販毒者的親友過得是一種守規矩的正常生活,每日按時工作,對於她們男性親友的非法行為和吸毒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充聞不聞。
不務正業遊民的「格言」仰賴遊戲規則,就是遵守街頭的規則,你仰賴遊戲規則,遊戲規則仰賴你,年輕的遊民會同聲附和,年長的遊民則懷疑仰賴遊戲規則,到底有什麼好處。狄里是一名扒手和海洛英吸食者,他的反應是:「仰賴遊戲規則,遊戲規則就會整死你」,但是狄里仍被這套把戲綑綁而無法自拔,仰賴遊戲這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或是循規蹈矩過一種使一個黑人成功的生活,狄里說:「太遲了,已無法改變自己了,我也許可以正常一段時間,我曾試過好多次,但是這裏的人都認識我,他們都知道我是吸毒者,這是要命的一點,我走在街上,們看見我就叫孩子進屋,然後關上門。」
壞的雙重意義,顯示出道德的矛盾衝突和對兩種互相敵對的道德規範的承認,例如凱克是聖路易市不務正業遊民之一,他警告我不要接近狄隆B。
他說:「千萬別碰狄隆B,他是百分之一百的壞蛋。」
我說:「他是好裏面的壞?還是壞裏面的壞?」
他說:「我不敢肯定(他大笑,抓抓頭髮),他是真的壞蛋,百分之一百的壞蛋,
他被關在狗屋(關緊閉)裏太久了,我不會讓他接近我的家人。」
我說:「難道他沒有一點好處?」
他說:「也許,那就是他完全遵守遊戲規則。」
舊金山市的遊民,不分種族,都分享以平等階級為基礎的制度貧窮論述,但是聖路易市的非裔美人遊民的制度貧窮論述,則以種族為基礎,強調人權和黑人種族論,聖路易市的非裔美人,認為自己受到富有白人的剝削,和住在咫尺的吸毒者無關,他們認為BMW和加格華名車是上流人所有,如果他們是白人,他們也要這些名車,窮苦白人和窮苦非裔美人之間的社會隔離,阻止他們發展出任何種的種族融合的平等階級意識,他們都認為對方是病態人,其實他們在很多事上都同病相憐。
以種族為基礎的論述,使個人能抵抗道德貧窮論述帶來的羞恥和絕望,就個人而言,來自輕鬆、立場超然和幽默感顯露出的貧窮道德論的解放,露宿街頭的遊民是不易獲得的,就群體而言,強調政府種族歧視,創造出同情和相同命運的人大團結,是以奠定遊民社會運動的心理基礎。
自我最大的失敗,就是種族為基礎的貧窮論述在犯罪行為裏顯示出來,結果對自己本身持槍搶劫或其它危險犯罪的控訴感到異常憤怒;我和一些持槍搶劫的交談,結果發現他們對種族歧視的憤怒,產生出對某些運氣好的人的不滿情緒,這種憤怒時常集中對付其它的非裔美人,因為選他們為攻擊目標,比較安全和對自己有利。
‧
過去的陰影
「我沒有建設這個世界,但是我可以毀滅這個世界。」
喜悅的喬在「藍領木匠」一書裏的提示
不管聖路易人到那裏去,隔離和白人暴力的陰影,永遠揮之不去;詳讀本文對排斥黑人和隔離的探討後,就了解排斥和隔離對黑人的意義了,我放談過年齡超過四十歲的黑人,幾乎都有這種經驗,例如:「不要去白人區,你會挨打」、「你不能在白人區吃冰淇淋」、「黑人小孩不准來這裏」、「黑人不准進電影院,這是白人的電影院」等等,他們從小孩子時就遭遇這種侮辱,第一次碰到的這種拒絕的痛苦,不管他們去那裡,都永遠揮之不去。
傑羅米說:「我知道教育的重要,使你富有教育不是給我們黑人的,我們只會一樣事,就是運動,這是我一生受的教育裏唯一能得到的。」
親友的故事更加強了個人的經驗,他和狄朋推車經過南市區時,他指著一幢華麗木製大廈說:「我叔叔曾在這裏工作過,他為白人工作了六個星期,,他們在修補這幢大廈,大部份的維修工作是我叔叔做的,他是一名工藝精湛的木匠,另外一名白人木匠,他一星期只來兩次,但是他拿了大部份的工錢,而且他們還不准他在廟房吃午餐。」
城市裏的種族分裂,導致他們對好與壞的矛盾觀念。
我們沿著曾是華麗公寓區的街道行走,這兩位來自史崔特威復健中心的遊民,談到從前認識的一名友善的鄰居。
喬說:「這裏曾是本市最好的社區,花園都很美麗。」
狄朋說:「不錯,是真正的上流社區,當我小的時候,我曾在那邊角落的花園洋
房的院子裏做工,當我冷的時候,他們給我咖啡喝。」
喬說:「現在這裏的白人不多了。」
他們兩人互相看著,然後大笑。
狄朋說:「我們曾在這裏無法無天,沒人管得了。」
喬說:「簡直是造反,這個城市應該是黑暗之都。」
我說:「你們不覺得悲哀嗎?聖路易市現在幾乎是一座空城,所有美麗的花園洋
房都毀壞了。」
喬說:「是啊!但是你知道,他們不是我們的鄰居。」
我說:「你是只,他們不是友善的鄰居?」
喬說:「是的!大部份的地區,我們都不能去,不然他們會抓我們。」
喬和狄朋認為他們在白人不敢住在白人上流區裏,有一點貢獻,他們用犯罪行為,作為一種對抗白人的武器,但是他們一定也看出,他們的勝利同時也伴隨著失敗,大部份有錢的白人都搬到更安全的地方住,現在黑人可以到處走動,他們的自由,只換來更多的公共場所被強大利益拋棄不管。
‧
城市是一個關野獸的柵欄
一般而言,政客對出現在公共場所的遊民的關心,反映出市民寶貝自己市區的公共場所,最強烈的清除運動,開始於觀光景點、郊區、市區各重要地點,例如商業中心和富人住宅區,但是在貧窮的城市裏,幫派火拼、極度貧困和人口大量外移的情形下,沒有人認為遊民防礙了市容的美麗,聖路易市也不例外,人口大量減少、犯罪猖獗、貧窮潦倒,清除遊民的政客和市民,根本沒有。
一九九九年六月的一天,我坐在聖路易市北大道寄宿大樓的階梯上抽菸,毛里斯和我在一起,他是一名非裔美人,患有黃疸病、邊幅不修、衣衫不整,因為最近流鼻血,鞋子和褲子都沾滿了血跡,這時有一輛警車向我們駛來,毛里斯趕緊拉著我躲進一個巷弄內。
我問他:「怎麼了?你是通緝犯?」
他說:「不是,我現在很正點。」
我說:「那是怎麼了?難道警察要管你做回收工作?」
他說:「不是啦,但是他們恐怕會檢查我,他們可能會想我正拉妳的皮條。」
我想笑出來。
我說:「你
他說:「我希望。」
我說:「你認為他們會整遊民嗎?」
他說:「我不認為,但是街上任何活動,他們都會起疑,他們認為一般正常人不
會在街上閒逛,等公車可以,但是你坐在這裏抽菸、無所事事,他們就會
起疑,你是不是在販毒或想偷東西,他們就會上來盤查,把你放在電腦哩,
登錄有案。」
毛里斯認為警察不會麻煩遊民,但是一名黑人行人,他們就要特別盤查。
自從我到聖路易市以來,包括我在內,所有市區的行人都在附近居民監視之內,當我步行兩三個街口去等公車時,附近居民在自己的房屋外,互相走動報告,把小孩叫進屋,並且快速的上下瀏覽我,當我和衣衫不整的非裔美人遊民收集空瓶罐時,他們更嚴密的監視我們,眼神一直望著我們走出街口。
我也注意市區的另外一邊,當我剛來這裏時,我和兩名年輕的白人婦女住在一起,她們從不步行去市區,她們住的是白人富裕區,房屋是一幅十九世紀末的華麗大廈,她們從不在住宅區附近步行,入夜之後再也不出去,甚至於在白天,她們寧可開車五六條街之外,去她們喜歡的酒吧,騎腳踏車也是危險的事。
她們的親友鄰居被持槍強盜至少搶劫
在史崔特威復健中心不遠,有一個美麗的酒吧,好幾次想邀請裏面的同事,下班後,走路去酒吧,我從來沒成功,有一次我邀請卡莉,她答應和我一起去,但是她堅持不走路。
她說:「我們開車去,回家時,我可以送妳去公車站。」
我說:「我需要呼吸新鮮空氣,這裏太熱了,讓我們走去。」
卡莉面有難色,她說:「我不喜歡在這附近走路。」
我說:「那妳喜歡到哪裏走路?這個城市裏好像都沒有人走路。」
她說:「妳在聖路易市不能走路,這是很危險的事,如果妳要走路,必須用跑的,
妳應該去森林公園、塔城林園散步,那裏是比較安全的地方。」
卡莉白天不敢在聖路易市走路,我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勇敢的小女人,她曾是東聖路易市酒吧的埃及肚皮舞孃很多年,現在她仍在下班後,去那裏兼差賺取一些小費,彌補她在復健中心的微薄薪水。
我說:「真的,你絕不走路去其它的地方?」
她說:「當然有些地方可以走路,例如中央西區火車站、沙那德街、其洛基街,
妳可以在白天走走,但是其它的地方,千萬別去,那些地方什麼都沒有。」
但是有些窮人則無法和犯罪區隔緣,城市的北區和南區是犯罪中心,住在這裏的窮人無處可去,我訪談過的窮人,幾乎無人倖免槍傷,每個人身上都有子彈孔,我第一次知道聖路易市暴力犯罪的事,是我剛抵達此地只有兩三週,有一次我在等公車時,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我和一名非裔美人護士助理吉妮娃談天,她準備搭公車去醫院探視她的叔叔,她很怕走路穿過市區分界線。
我懷疑的問她:「真的這麼糟嗎?」
吉妮娃敲醒我沈睡的頭腦說:「不錯,真的很可怕。」她點頭默認。
我說:「妳一定有過很可的經驗?」
她說:「三個小流氓開槍打我,我幾乎死掉。」
吉妮娃有一天在聖路易市區工作,深夜她正走路去她停車的地方。
她說:「我正要走向我的車子時,三個足可以做我的孩子的小流氓,開槍重擊我
的頭,他們強迫我坐上車,然後把我載到河邊,向我開了三次槍,打得我
半死,他們確定我死了之後才離開,他們是只有十六七歲的青少年,他們
本來想把我丟到密西西比河。」
吉妮娃讓我看她背後得槍傷,向我證明她的故事是真的,現在她把每月1200元的薪水,用800元租賃一間西區高級公寓,她每天在公車上的時間要花3小時,但是她說:「這一切都值得。」
她傷心得說:「我對聖路易市完全絕望了,這裏曾是我生長的地方,它曾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我再也無法住在這裏,這個城市已死了。」
聖路易市和其它很多美國城市棄置的公共場所,是一種複雜的過程,依賴車子成為另外一種型式的發展,我不了解,首先棄置的是公共場所,還是持槍搶劫的青少年的霸佔公共場所?不管是什麼過程,有一個很清楚的結果,那就是在聖路易市,公共場所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在這裏警察和販毒者競相控制這個區域,我問認識的聖路易市遊民,請他們在地圖上,指出他們熟悉的街道和社區鄰居,年輕人不知鄰居的名字,只記得街名和房屋計劃,年齡超過五十歲的人,則記得鄰居的名字,談起他們生長的地方,但是不願說出他們住的地方的名字,僅輕描淡寫的說:「好像名字是...」
城市的街道大部份荒廢,一個週末的下午,我決定從西區走去市中心,我穿過東區到西區的心臟地帶戴爾瑪,我經過毀壞的華夏、半空的公寓大樓、醫院、寄宿公寓和半燒毀的房屋,我花了兩個半小時抵達市中心,我只見到幾名行人和兩三名坐在石階的人。
從這個景象可以看出,聖路易市的遊民根本和舊金山市的遊民完全不同,聖路易市的人視城市本身是一個陷阱,而非街道而已,這裏的人很少談到房屋的需要;舊金山市的遊民則熱衷談論房屋的需要。聖路易市的人不談公寓、衣櫥、洗澡間、電視,他們只夢想能離開這個城市。
就本文觀之,本市的收容所不是城市設立的柵欄,反而更像是一個曖昧而又陰險公司的集中營,和舊金山的遊民比起來,聖路易市遊民不喜歡進收容所,他們對收容所的制度感到恐懼和懷疑,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柵欄,而不是收容所,他們大部份的人,因為街道販毒猖獗和犯罪橫行,不敢住在市區的收容所,他們寧可住在市區郊外的收容所,但是顯而易見,史崔特威復健中心和市區收容所對他們的需要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使他們備感失望。
他們之中有些人一生處心積慮想離開聖路易市,在他們的心中,這座城市的公共空間和社區是他們問題的來源,解決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離開這座城市,有些人從軍,投入軍旅,吉拉德形容這種逃避方式:
他說:「我進入軍中三年,離開之後,又回去三年,一共六年在軍中,第二次我想離開聖路易市,是因為我認為我回來最多三個月之內,我就會吸食古柯鹼,變成吸毒鬼,所以我決定還是回軍中。」
‧
犯罪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的衝突
本文第二章描述犯罪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衝突的範例,這是設計舊金山麥垂克計劃裏提到的事項,大部份的預算花在警力驅除遊民及開罰單給遊民,但是這個計劃也包括社會福利補助金,開罰單給遊民的警察也有權分發床位優待卷給遊民,握有床位優待卷的遊民,不用排隊就可以有床位,但是那些排隊等候分發床位的人,就會感到不公平,那些不願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就更得不到床位了,如此一來,型式制度就這樣侵入收容所的福利措施,對目前的秩序設下優先權的惡例,同樣,當警方看到一名遊民行為粗暴或古怪,他們有權裁定此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如果他們認為此人是精神病患,他們就把他們送進醫院,結果警察成為犯罪和疾病兩種論述分界線的仲裁者,醫院由於缺乏更準確的院外裁判方法,只好接受警察的仲裁角色。
在聖路易市的史崔特威復健中心,產生了另外一種犯罪和疾病論述的衝突,史崔特威復健中心位於辦公大樓區內唯一的住家建築,但是它的整齊劃一建構形式和灰色牆壁,令人想起市府黯色辦公大樓和森嚴肅穆的看守所,它位於二樓的候診大廳,因為大柱子豎立在中間,擋住了視線,病人坐的舊長椅,雖然舒適,
但是無法減少大廳裏的空洞,冰冷感覺。
病人每天坐在這些白色塑膠長椅等候數小時,他們很多人是參加十二步驟心理復健,此復健中心的監督為了配合戒毒輔導訓練,他的目的是使戒毒病人儘快離開復健中心,他對復健中心的戒毒及戒酒的病人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面對自己吸毒酗酒的嚴重程度,是以不再吸毒酗酒。
事實上,這種治療從來沒有實現,因為復健中心缺少人手,在服伺窮人時,此復健中心永遠有人手不夠的問題,大部份復健中心的戒酒戒毒輔導員,都是教育良好的專業人員,但是此復健中心的輔導員是成功戒毒解酒後的遊民,他們根本沒有良好專業教育,麥克唐那德監督時常為了缺乏專業人手而頭痛不已。
奈特參加治療小組和其它輔導課程,例如戶外演講、戒酒戒毒教育錄影帶和觀賞好萊塢電影,但是仍有很長的無聊時間,他們躺在床上吸菸或做雜工,用膳時間是減輕無聊感的時候,到附近雜貨店買香煙或零食,也能稍微減輕無聊單調的情緒。
大部份的遊民住在骯髒廢棄的大樓、吃免費無味三明治、睡在舊衣或硬紙板堆起的衣堆紙板墊上,冷天時寒氣逼人,熱天時酷熱難耐,史崔特威的床位、舊地毯和學校提供的熱食,的確受遊民熱烈歡迎。
在這個機構裏沒有叛逆的事,大部份的病人皆知在史崔特威的時間,促使他們脫離看守所或監獄,在大部份情形下,很多人在「假設犯罪」下,違反了保釋法條例,仍可以獲得更生,這些人必須用電話定時和自己的警方輔導員聯絡,向他們保證自己復原情況良好,其它受到新冒犯行為控告的人,因為市政府戒毒法院裁判他們去復健中心,而不必去監獄,受到特殊禮遇。
有些少數案例,精神病患可以待在復健中心至少三個月,而不是短暫的三十天,有很多病人聲稱自己是志願進來的,其實沒有獲得法院的許可,根本進不來。
如同其它經費不足和各方面批評的戒毒復健中心,史崔特威已開始和經費充足並擴張的監獄系統連結在一起,雖然他們日益依賴法院提供經費和病患,他們仍極力在刑事法之內,利用本身的地位提昇疾病貧窮論的影響力,用疾病診斷和治療代替裁判和懲罰,把監獄裏的窮苦吸毒者轉進戒毒復健中心。
復健中心的社工員認為他們用一種更人道的方法代替監獄監禁,是治療吸毒者更好的一種方法。
如同密蘇里州其它的戒毒復健中心,本復健中心必須遵照州政府的規定,一切醫療復健計劃應根據匿名戒毒戒酒協會的原則規定,匿名戒毒戒酒協會提倡疾病貧窮論述的治療模式,但是聖路易市對這些戒毒戒酒的窮苦遊民,則加強道德勸說和認罪悔改。一位離職的戒毒輔導員艾迪常常說:「魔鬼上你的身了。」開始吸毒就是接受試探,就艾迪的看法,魔鬼和吸毒的病菌都是隱密看不見的,它來去自如,沒有猶疑,把病菌從這個人傳染給另外一個人。
艾迪對艾斯貝格說:「艾斯貝格,魔鬼從各方面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病菌以各種方法攻擊你,他等你一早醒來,就引誘你吸毒,直到你疲憊不堪,(艾迪模仿魔鬼)對艾斯貝格打招呼『你今天早上感覺如何?』『我是吉米雷的化身,我真的關心你。』艾迪用女性化的聲調對艾斯貝格說話。」
很多團體治療都是加強犯罪和認罪悔改,例如在某次團體治療裏、例如在一個團體治療裏,輔導員在房間的中央放一張椅子,坐在椅子上的人,是大家欺負的對象,他站起來,在屋內走動,每一個欺負他的人,都必須對他道歉,在聚會結束後,每一個人都哭了。
這種治療最成功的地方是,史崔特威復健中心的疾病貧窮論和道德貧窮論的交集,促使患者對生命的絕望,恢復自信,露宿街頭的遊民,不會因為行為失檢(包括犯罪在內)而受到歧視,同時也獲得原諒,是以貧民窟長大的非裔美人,如果信仰宗教又流浪街頭,他們更能接受十二步驟的復健治療。
當犯罪貧窮論充滿在正式團體治療和平常會話裏的病患時,制度貧窮論是被禁止談論的。輔導員用的「疾病治療模式」的多種版本,明顯的排除個人困難的說明,就戒毒復健中心的標準作業,病患被迫重複的將自己的問題和吸毒連在一起,輔導員對制度貧窮論,顯示出強烈敵意,對持這論調的病患,再三的訓示他「面對現實」「長大」或「不准侮辱我們的政府」,儘管他們鼓勵「坦白和誠實」,但是談到種族歧視,就會受到嘲笑或更壞的待遇,談到貧窮和缺乏機會的病患,則被視為幼稚的兒童,因為這種幼稚才使得病患走上吸毒的路,輔導員說,這些病患最需要的是離開復健中心,去找工作。
他們說:「這個世界不欠你任何東西,你的遭遇是一個情況,不要把小事化大,不要告訴我,薪水不到一小時五元七角五分,我就不要做,要知道,如果你肯做,有一天你會做到工頭,薪水一小時十元。」
同樣地,在城市最窮的區域,戒毒需要個人的意志力而不是因為花大錢吸毒,才能阻止窮人不吸毒,團體治療時的參加人,時常討論十二步驟的「臉改變,地方改變和事情改變」的訓示。
弗洛格對里吉斯說:「不要回去,我知道那個地方。」
里吉斯搖頭說:「我必須回去,因為我沒有錢搬家。」
出乎我意料之外,艾迪同意里吉斯的說法,他說:「改變臉、地方和事情,是你本身改變,你必須面對現實,以生活的條件面對生活,如果你沒有錢搬家,你就待在原來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人出污泥而不染,這就是以生活的條件面對生活,你看不出他們訴苦,因為那是他們的問題,如果你的弟弟酗酒,那是他的問題,你不能說,我身邊的人都必須是正常人,你吸毒是你的事,但是你無權批評他人,也許你的弟弟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酗酒。」
在聖路易市制度和疾病貧窮論,兩者都沒什麼影響,在戒毒復健中心,疾病貧窮論述事實上,是和犯罪貧窮論述混為一談,特別是宗教更加強調犯罪,和要求「個人負起責任」。
因為戒毒復健中心必須仰賴監獄制度提供經費和病患,是以各機構的權力和經濟資源能反應出認同的論述,是地方監獄附屬機構的史崔特威復健中心,最後不得不對醫藥治療妥協,在罪與罰的醫藥治療模式,監督與監禁的經費上,都受到影響。
以種族為基礎的制度貧窮論,可以培養遊民有一個寬大為懷的心胸,但是就個人自我了解的道德論述,則無法提供更好的說明,以種族為基礎的制度分析論,對聖路易市非裔美人社區的普遍貧窮,做了最佳詮釋,但是由於犯罪和故意不負責的說法,影響了他對個人下沉動力的闡釋,事實上,非裔美人對遊民的反應,受到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主導,這些教派特別強調個人責任,在遊民圈裏和市府官僚裏,道德論述是衡量個人行為的最高準則。
道德貧窮論述同樣地,也主導人的經濟生活,就聖路易市人而言,遊民的形成是和犯罪有關,如果沒有本文的深度剖析,要了解聖路易市遊民的產生是不可能的,聖路易市的遊民都認為自己應受到懲罰,變成遊民是理所當然,下一章將詳細研討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兩地監禁和遊民之間的關係,深入調查懲罰和放棄如何在遊民身上彼此互補加強。
第六章 排斥和懲罰的迷思
男性犯罪慣犯和遊民的媒體代表是不同的,除非遊民也犯罪才一視同仁。在我第一年的實地研究裏,我發現「遊民」和「犯罪者」之間的不同,實際兩者之間有相同的重疊,例如三十九名舊金山人裏只有四名進過監獄,有這四名包括傑威爾和狄克藍在內,都是最不可能進監獄的人,最後也屬於監禁的分類。
這兩者的不同也出現在學術作品裏,雖然有很多學術研究,認為監禁增加變成遊民的風險,但是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很少有人詳細著墨,他們僅注重犯罪學就犯罪比率和累犯之間的影響做研究,這些監獄釋放的犯人,最後住進收容所的人,數量不多,而且是絕對少數人,例如紐約市在一九九五年到九八年釋放的犯人,一個月之後只有十分之一進入收容所,過了兩年,十分之五進入收容所,但是從露宿街頭的景象觀之,監獄和遊民之間的關聯是十分密切的,數項收容所使用者和流浪街頭遊民的調查顯示,百分之四十到八十的男性遊民都進過看守所和監獄,有些累犯不願對此調查做回應,不然數字應更高些;我自己研究遊民範例的歷史,可以說明數字會更高,我的研究特別強調那些守法的舊金山市遊民,對這些人來說,監禁的時間越長,越增加他們變成遊民的可能,因為長時間的監禁,使得他們和外界斷絕一切關係,出了監獄不知何去何從。
反過來說,一名遊民進了監獄,較易被人了解,因為美國監獄超過一世紀之久,都在當事人的請求下招待很多流浪人和窮人。
以前進入監獄的遊民,稱在監獄的時間,是「能吃到三餐熱飯和有一張舒服的床」,這是歡樂的時光,這種情形已持續了六十年,市府機構長期對付這些無秩序和名聲壞的遊民,把在公共場所做家裏的私事(睡覺、酗酒、小便)的遊民,一律以刑事法制裁。現在的遊民潮也不例外,一九九0年中期,百分之七十的美國城市立法禁止遊民在公共場所睡覺或閒逛,增加遊民被監禁的可能性。
本章研討監禁如何導致或加強遊民的形成,在舊金山市,大部份的人來自外地,從監禁變成遊民的途徑是直接而迅速,有幾名監獄出來的犯人,第一次直接就變成遊民;在聖路易市變成遊民的過程比較慢,監禁的重複魔咒,使得人在世界上越來越孤獨,緩慢進入「遊民的圈子」,在這兩個城市裏,有監禁經驗的人,情願選擇做遊民,也不願生活在無法容忍和過度擁擠的情況下。
現在我要反過來探討,絕望的犯罪、下層社會的經營管理與損友,如何造成眾多遊民進入美國監獄和看守所,這種過程在兩個城市也是大相逕庭,舊金山市有些遊民根本沒有或是僅有少數幾次進入監獄的經驗,他們露宿街頭的生活,導致他們首次中了監禁的魔咒;在犯罪猖獗的聖路易市,早在他們變成遊民之前,大部份都有入獄的經驗,聖路易市的遊民,皆有剛出獄再度入獄的經驗,而且都不是第一次犯罪,最後,我要擴充我的研究到社會的深層,並且我認為遊民→監禁的來回循環,理論上應被視為排斥→懲罰的來回循環,如此會產生孤立和永久的男性遊民邊緣化的種族地帶。
‧ 監禁如何導致遊民的產生
有兩百萬的美國人隨時被監禁,被監禁的地方沒有任何家的成份(隱私權、自由進出及安全),但是官方的遊民統計資料沒有他們,他們一但離開看守所、監獄或是中途之家,就變成遊民,無處可去,這些人常常在半夜被釋放,身上只有衣服,在聖路易市的犯人,常常有家人或朋友來探視,但是在舊金山市,充滿了移民,許多遊民就是因此而形成。
周丹是一名非裔美人,他從事空瓶罐回收工作,他解釋一九九0年早期,在他們半夜開始關閉臨時平價旅舍之前,半夜把我們趕出監獄,他說:「很多人都和我一樣,不管你從哪種監獄出來,你無處可去,你已失去從前的住處,你也不知朋友在哪裏,然後你想起來,去臨時平價旅舍,人們常說,可以在那裏過夜,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去了那裏可能要待上很長的一段時間。」
周丹說,很多人在這種情形下,迅速恢復正常,但是有些人要奮鬥很久,才找到一處安身所。
對這些離開監獄的人而言,變成遊民並不意外,但是監禁的後續影響很強,有些舊金山市的人,因為身上有毒品,在三十或四十歲時首次入獄,他們的情況在全國很普遍,自從一九八0年以來,美國監獄人口增加了三倍,就是因為取締毒品犯罪而來,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一年,非裔美人販毒被捕人口增加百分之465.5,大部份都是第一次犯罪,一九九0年早期,百分之四十的美國人入獄,而且是第一次入獄。
就舊金山市的男性遊民而言,監禁的魔咒,代表生命裏不同時期的強烈轉變,從低薪工作變成失業、從租賃房屋到平價旅舍或露宿街頭、從結婚變成孤獨或和另外一半不穩定的同居關係,他們一生沒有富裕過,監禁促使他們墮入下層社會,失去一切,狄斯孟的家庭生活,因為身上有古柯鹼被判刑入監服刑,全部毀於一旦,他是來自紐渥克的吉他手。
我認識他時,他是一名高瘦的黑人,年齡五十出頭,他和其它的出監獄的遊民不同,他有優雅的談吐、充滿了自信,但是他的手推車和他脫落的門牙,顯示他生命裏的失落和挫折,他來自紐澤西州的紐渥克市,他的童年在長姐和祖父母的保護下,快樂的度過,他十四歲時,偷偷把去世母親的皮大衣賣了,買了第一把電吉他和擴音器,他的祖母很不高興,但是因為他仍去學校就讀,祖母也沒有責備他。
過了十五年後,狄斯孟加入了一個巡迴演奏樂隊,擔任首席吉他手,在去華盛頓首都演奏時,他愛上了一名來自千里達的歌手,他們很快結婚組織了一個家庭,經濟開始發生問題,他們認為帶著一名嬰兒到處演奏不可行,因此狄斯孟試著在當地的樂隊演奏,但是薪水不敷支出,一九八三年,他們的第二個小孩出世,狄斯孟決定放棄演奏,開始尋找普遍工作,因為紐渥克市經濟不景氣,他們遷居至洛杉磯市,狄斯孟的姊姊定居在這裏,他找到一份建築工地的工作,但是工作了數個月之後,情況並不見得很好,他說:「我從來不知道生活是這麼難,我當初以為放棄樂隊,找一份正當工作就可以養家了(他說到這裏微笑),我想我因為不看報,什麼資訊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能在那裏獲得特權,我就可以對自己更負責,但是我要追尋夢想,我要說得是我們現實裏的夢。」
狄斯孟認為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為了養家,他被迫從事販毒。他說:「我什麼工作也找不到,只有年輕人才找得到工作,為了養家和兩個小孩的生活費,我開始販賣大麻煙,我在一個速食餐廳賣半天,在餐廳的後門買賣。」
一九八0年代,大麻煙的價格飆漲,這是因為嚴格取締生產大麻煙的北部各州。古柯鹼和快克反而越來越便宜而且容易就拿到,狄斯孟像其它的人,轉而從事販賣快克古柯鹼,他也不知這種毒品有什麼不同。他說:「大概是一九八七年,我仍是沒有生意,但是快克是最容易換錢的毒品,也最受歡迎,一九七0年代時,我們都很規矩,但是現在一個四口之家等著我去養,我實在沒有什麼選擇。」
一九八九年狄斯孟被警察抓到坐在車子裏的他,身上有
進了監獄,他和其它首次入獄的人一樣,被羞辱被欺負被玩弄,他不知如何抵抗。他說:「我是在女人堆裏長大,又是音樂的環境,我是一個軟弱沒有脾氣的人,在監獄裏真是不好過,我掉了門牙還不是最糟的事,我每天讀書、看電視,盡量不要和那些流氓來往,也不管任何人的閒事,我每天就是這樣過的。」
狄斯夢被判刑之後,他的老婆雪莉帶著兩個女兒回千里達親家,她答應只要他出獄,她就會回來,狄斯孟說:她老婆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聽說他販毒,就逼迫雪莉和他離婚,那時他已服刑四年,從此他再也沒有雪莉任何消息。
狄斯孟出獄後,他來到舊金山市,他希望在一處沒有人知道他曾販毒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他沒有和洛杉磯的姊姊唐娜聯絡,他想有好消息時再和她見面,但是唐娜從來沒有得到好消息,狄斯孟離開監獄後,找不到工作,他在舊金山也沒有人脈,他和監獄認識的一名獄友合租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一次吸食快克,他說:「我知道吸毒的後果,事情不可能比現在更糟,最好在我死之前,先吸口快克,痛快一番。」因為他沒有任何依靠的人,吸食快克耗盡了他的微薄收入,他也沒有錢付房租,只好流浪街頭。
狄斯孟告訴我,做回收是舊金山市給遊民最好的回報,他說:「錢不多,但是能得到一點尊重。」他去觀光區北海灘撿拾遊客拋棄的空瓶罐,每隔十五分鐘,他清理裝滿瓶罐的塑膠桶,把它們分類放在不同的袋子裏,然後放在他的手推車內,其餘的時間,他坐在臺階,讀報紙或聊天。
他的朋友周里歐,來自薩爾瓦多,在一家餐廳做清潔工,偶爾隔幾天來找他,帶來很多空瓶罐給他,還會帶一些大麻煙,兩人一起吸食,周里歐自信能幫他在餐館找到一飯洗碗工的工作,他常對狄斯孟說:「振作起來,我知道你會找到工作。」狄斯孟好意的也跟著點頭,但是他偷偷地對我說,周里歐是一個大好人,只是他不了解美國生活方式。
在這段會話之後幾個月,周里歐安排狄斯孟去見他的經理面試,狄斯孟很矛盾不知去不去,他最後來找我,說他不願傷害周里歐的好心,他還是去見他的經理,狄斯孟還開玩笑的對我說,如果他升官做了侍者,他會請我吃三餐。
周里歐和狄斯孟兩人顯然看法不同,周里歐認為狄斯孟不夠熱心,他對狄斯孟說:「你應該表現的很想要那份工作才行。」
狄斯孟溫柔的反唇相擊:「嘿老友,我看出他對我沒有一點興趣,他只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是遊民,我懷疑他們會在這種高級餐廳用黑人,就算我不是流浪漢不是壞人,我講話根本不會幫助我,如果我真的想找到工作,我先得必須有健保卡,看牙醫等,但是我的販毒記錄,會毀了一切。」
狄斯孟認為自己的犯罪記錄,阻礙他得到任何工作,做遊民是他的監獄服刑的延期。
另外一名也是因販毒入獄的遊民約瑟夫,他也心有戚戚焉的說:「他們乾脆給我終生監禁,我的一生都毀了,在監獄服刑或在外做遊民,對我說,沒有什麼不同。」
舊金山市:做遊民是一種「復原」
如果說遊民是監獄服刑的延期,部分是因為他們的貧窮令他們想起在監獄裏不愉快的日子,傑姆士在監獄裏待了很多年,他也說監獄和收容所沒什麼不同。
他說:「我不知道這些收容所的管理者搞什麼,他們把我們放在一起,要期望我們會尊重彼此,和諧相處,簡直是痴人做夢,少數幾個王八蛋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寧,晚上根本不能睡覺,我就是戴了耳塞,仍然不管用,還是會被吵醒,有人,有人東西丟了,有人發狂,吵雜打架聲不絕於耳,這些人真令人作噁,我一閉上眼,我好像又在監獄,甚至於比監獄還糟,如果把他們鎖在籠子裏,我還可以忍受,就像以前的舊式上鎖旅舍,在孔塔克斯塔縣立監獄裏,他們給每間獄房上鎖,這是比較安全的,我們就不會打架,也不用隨身帶著自己的衣物,到處跑。」
單身租賃房間可以提供較佳隱私權和安全,但是同樣地有些人仍是抱怨連連。
本文第二章描述的反麥垂克法案的社運份子喬治,他在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為一家家俱公司擔任送貨員的工作,他是一名中年的舊金山市白人,他說他一直有酗酒的問題,但是他工作時,絕不喝酒,三十六歲時他酒醉打架,失手打死了對方,因為他曾受過拳擊訓練,是以在打架事上,比較佔便宜。在監獄服刑八年,他出來之後,他覺得自己「又老又無能」,他失去和家人、朋友的聯絡,他在田德隆區平價旅舍租了一間租金高昂的小房間,這間旅舍位於舊金山市最窮的貧民窟旁邊,他在這裏住了幾個星期,因為這裏的規矩特別多,櫃檯職員態度倨傲,他無法接受,只好流浪街頭做遊民。
幾年之後,有一天他帶我去探視他的獄中友人毛里斯,他住在艾迪街一家臭氣薰天的低級廉價旅舍,旅舍櫃檯職員的粗魯態度,激怒了喬治。
他怒氣沖天的說:「他媽的,看看這個傢伙,虧他還是受過高等教育,我在監獄蹲了八年,一出來就碰到這樣的討厭鬼,我是來申請社會福利金,這些老闆竟給我一張臭臉,我真無法忍受,我已為自己的過失做了八年監獄,應該得到較好的待遇,這些人的態度真令人失望。」
毛斯里點頭同意說:「監獄的日子真不好過。」
喬治說:「我只好躲到自己的房間,他們對你盡說些廢話,我的哥哥從家鄉來看我,他們的態度仍不改變,為了得到社會福利金,我只好認氣吞聲。」
毛里斯看著地板聳聳肩,拿出煙筒吸食大麻煙,當我們觀看老舊的電視機時,毛里斯建議喬治和他合住,這樣他們每月可節省150元房租,但是喬治婉拒,他寧願露宿街頭自由自在,也不願住在這種比監獄還糟的旅舍,他說:「謝啦!好兄弟,這裏是吸血鬼,你付的房租,比一般人付的房租更貴。」
當我和喬治兩人獨處時,我們談到露宿街頭的黑市買賣交易,喬治說:「做遊民的煩惱是,你無法好好睡覺,除非你有毅力對付任何困難,一點輕微雜音就會吵醒你,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睡在堅硬的地面,四周圍都是幽靈鬼魂跟著你,但是你必須打敗這些魔鬼,你才能相安無事。」
喬治的遊民生涯促成他喝大量的啤酒,他對循規蹈矩的生活越來越遠,他在韓特街交往的幾個遊民朋友,更加強了他遠離守法的生活,他們聚在一起飲酒、嘲笑那些官僚、社工員等。我們發現,和這些遊民交往,不得不飲酒。
喬治不像我,他沒有選擇的權利,如果他要擁有社交生活,他必須飲酒,過了幾年後,他以前精明、犀利的言語,轉變為遲鈍重複的喃喃自語,在一天當中,偶爾會有清醒的笑聲,監獄生活的限制、威權統治的模式,使喬治和其它出獄人,為了獲得生存新策略必須放棄外在的價值和外在的行為,為了反應監獄內的生活,長期服刑的犯人,用「極端法制化組織」產生的生存被動性,和他們的憤怒連結在一起,對流浪街頭的出獄犯人,這些強烈感覺和習慣,直接影響他們選擇露宿街頭,他們在監獄的經驗,使得他們無法容忍紀律和權威,他們寧願選擇露宿街頭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要收容所或低級平價旅舍的沒有地位和侮辱。
田德隆的流浪人,大部份是監獄早期的假釋犯,做回收工作比收容所的嚴謹規範更令他們灰心,他們批評「貧民皮條客」時,是相當的藐視,他們對道德貧窮論述的看法,使得他們對權威的態度,是高傲自命不凡,他們的「騙子」透視是他們說服自己,要拿出時間研究制度,而不是制度研究他們。
反之,回收工作遊民,對收容所的監獄文化,都抱持謹慎容忍的態度,當遊民說他們寧願露宿街頭,不願住收容所,是出於他們的選擇,伴隨選擇來的是「復原」,我和其它遊民做社交活動時,遊民的新定義,是一種必須有的復原過程,這樣一來,在這個過程裏,遊民可以脫離監獄的不快,為自己前途做最佳籌劃,「復原」來自普遍存在於窮困機構的十二步驟復健裏,但是回收工作遊民用制度貧窮論改變了它的原意,他們不承認遊民是一種疾病,也不放棄用自己的意志力克服身體的疾病,他們視自己從制度的傷害裏再度展翅上騰,再度復原,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過程,樂觀奮鬥上進事遊民的新定義、新氣象,這使得回收遊民在一個污染的環境裏受到高度的尊重。
「復原」肯定友誼,和道德貧窮論述的互不信任,完全相反,很多專業回收工作遊民,用這種觀念不僅詮釋自己的狀況,也詮釋朋友之間的關係,有一次我對周丹說,我希望傑姆士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唸了兩年大學),周丹搖搖頭不同意我的說法,他說:「傑姆士還沒有準備好,他必須先恢復自己的健康,他需要時間復原,政府的政策制度把他搞昏了,他需要把頭腦找回來,先讓他好好休息一陣子再說。」
周丹說這些話,可能是為自己,也是為朋友,他談論遊民的問題,輕鬆的認為只要頭腦保持清醒就可以解決問題,而不認為道德貧窮論述的自我放棄是造成遊民的主因,我們一談到制度貧窮論時,「復原」的觀念是專業回收工作遊民次文化和行乞遊民、不務正業遊民、小偷等人之間,最大的不同,我們在第四章已知道,回收工作的運作,開創了一個積極的、半合法職業,使得喬治、周丹和其它的人,都能脫離下層社會的綑綁,唯有脫離道德貧窮論述對遊民的控制,才能使「復原」的觀念吸引它的跟隨者。
因為把女友的情人打傷成殘廢人,在監獄服刑六年的都比,有一天他和我、麥都克斯及另外一名非裔美人一起聊天,它對此問題有特殊的感觸,他說:「監獄是個狗屁地方,他們講復健更生,要不是監獄裏這麼冷,他們談復健,根本是天大的笑話,根本不是復健,根本是懲罰,就如同是聖經的報復,他們談復健,是因為他們要裝成自己是專業人士,不讓別人知道他們在搞鬼。」
麥都克斯補充說:「他們根本在搞奴隸集中營。」
都比說:「他們的確是搞集中營,人們來到這裏時,一切正常,但是離開時,沒
有一個人的頭腦是清醒的,還有一件可怕的事,就是關禁閉,在那裏
他們都可以把你關禁閉,這可以毀了你,令你精神崩潰、失去信心、
失去朋友、失去健康,你全身神經緊繃,你必須強顏歡笑,假裝沒事。」
麥都克斯同意說:「他們瘋狂的正面攻擊你,你可以得精神病。」
都比從垃圾桶裏搜撿空瓶罐,然後把它們放在他手推車裏的袋子裏,他雖然離開監獄,他仍然想起從前的事,他說:「到現在,我仍然恨帝妮絲,已經過了六年了,我仍然要報仇,我做夢也要殺死她,我知道我必須冷靜,如今是遊民,這到給我很多時間去想這件事,我不住收容所,我睡在公園,做回收工作。」
都比因為槍殺女友的情人曾入獄六年,有一天他和我、麥答克斯及另外一位非裔美人回收工作遊民聊天,他就此主題發表肯定的看法。
他說:「監獄根本就是混蛋,他們說進監獄就是進行復健,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要不是因為外面太冷,我才不去監獄,監獄根本就是懲罰人的地方,就好
像聖經,整本都是談罪與罰,他們之所以說復健,是因為這樣說,他們就
看起來是專業人才而不是病態狂。」
麥答克斯說:「他們根本經營的是奴隸營。」
都比說:「不錯,他們是在搞奴隸營,人們進來時正常,離開時腦筋都有問題,
關進監獄,你會精神崩潰、失去自信、意志力、社交活動、健康和所有
一切,壓力是如此的大,你必須保持高度警覺,假裝不在乎一切。」
麥答克斯同意說:「那種瘋狂攻擊,使你精神崩潰。」
都比一邊在垃圾桶內收搜尋空瓶罐,一邊在回想離開監獄後的生活。
他說:「對我而言,雖然離開監獄,我仍陷在時間漩渦裏,我的意思是說,我仍
恨蒂妮絲,過了六年,我仍要報復,我做夢也要殺她,我知道我必須保
持冷靜,至於遊民這件事,這是我自己本身能掌控的事,我可以不住在
收容所,我可以睡在公園,做回收工作,振作起來,過正常的生活。」
我說:「都比你認為露宿街頭能幫助你嗎?你一直在感冒,流浪生活不是事業階
梯。」
都比和麥答克斯聽了我的話後,生氣的對我吼道:「事業階梯,什麼了不起的工作要我?我才不要什麼事業耶!只要一件暴力犯罪,我就滿足了。」
在監獄和看守所受到的傷害,到了露宿街頭心理就可能恢復正常,都比似乎從報復幻想裏獲得自由,把怒氣發洩在回收工作,這是他喜歡做的事,但是痛苦的形式變成另外一種面貌,他的遊民生活充滿了吸毒、不健康和不可預測,在這種情形下,不但經濟無法獲得改善,而且也無法恢復心理健康,遊民生活只是加深了適應正常生活的困難。
恢復的另外一種概念,清楚的顯示出本文的主張,那就是讓這些遊民保持一些自主能力,都比、喬治和周丹都認同制度貧窮論的遊民詮釋,他們對自己本身的力量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感到灰心絕望,他們在沒有任何團體幫助下,制度貧窮論輕易導致他們絕望,那些反對道德貧窮論的遊民仍強調他們自主的能力、過去的錯誤和未來的勝利,雖然他們強力批評經濟政策、刑事法和遊民救助措施,他們最後仍必須面對自己才是自己命運的主宰,如果他們因自己的行為犯罪,他們仍有振作的機會,用自己的意志力克服困難,遊民本身作為一種選擇是和自己決定的擴大主張不謀而合。
聖路易市-遊民的續篇
離開監獄的聖路易市人則完全不同,除非他們進出監獄很多次,否則他們不會變成遊民,大部份離開監獄和中途之家的人,都是本地人,他們暫時都有家庭和友人的支援,因為很多聖路易市人的公寓和房子比較大,他們對運氣差、受暴兒童、姪子、外甥或孫兒,都願伸手援助很多年。
聖路易市的非裔美人常用表情暗示他們了解遊民是一種持續發生的現象,但是舊金山市的大部份遊民,則經歷到尖銳的憤怒不平,他們常說:「我會越來越窮。」或者說:「我開始認清我是遊民。」根據他們的說法,遊民的形成,是因為他們在監獄、看守所、雙親的、女友的、朋友的、祖父母的、祖叔叔的和兄弟姊妹的房子裏進進出出所致。
聖路易市大部份的遊民,來自窮苦鄰里的非裔美人青年,他們從十一歲至十二歲的年紀就因竊盜和行為不端入獄,街頭販毒的高額利潤,吸引很多遊民加入,低薪、地位低的勞力工作,則避之惟恐不及。
聖路易市非裔美人早期成年的生活,類似舊金山市的黑人,唯一不同的是舊金山人大部份來自其它城市,他們二十歲出頭時,生活型式開始不同,有多項犯罪記錄的舊金山遊民在二十歲或三十歲出頭時,就犯罪累累,三十多歲或四十歲出頭就變成遊民,聖路易市形成遊民的過程就比較慢,因為他們受到家庭的保護和有便宜的房子住,他日益增加的犯罪記錄和臨時工作,確保一個固定的地址,但是還不能顯示他是一名長時期的遊民。
在聖路易市,監禁是促成遊民產生的重要原因,這和舊金山市相同,只是在聖路易市不是直接形成的,他們在二十或三十多歲時,很多人從事非法營生,造成他們不易進入正式工作,如果他們從事販毒等非法生意無法獲利,在四十或五十多歲時就變成遊民,他們一旦步入遊民的行列,加上逐漸喪失其它支援,就真的變成一貧如洗,他們的喪失,例如親戚過世,就是十二個復健步驟捉到的「連絡橋」燒斷了,家人和朋友漸漸疏離,也不承認和他的關係,長時期服刑特別容易和家人斷絕來往,只有獄中其它的犯人是交往對象。
威爾森是一名體格健壯和聰明的快克吸食者,他的事業包括多年的會計和數次銀行搶劫,當他在史崔特威復健中心時,他告訴我,因為隱瞞持槍搶劫,他對女友說了一個天大的謊,他說:「卡米拉來看我,那時我在市府看守所,她來看我時,我就覺得她有些異樣,我們談天時,突然她哭了起來,我是一頭霧水,我在看守所只有一個月就要去監獄,後來她告訴我,這是她最後一次來看我,她只有二十歲,但是她已有三個小孩,她需要有人幫助她撫養孩子,在我去了監獄後,她寫了一封信給我,告訴我她已結婚,她同時祝福我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他離開中途之家後,在聖路易市街頭流浪,身上只有一個舊背山包、一個玩具手槍和一封信,聲明他在這個世界是孤獨的一個人,他說,他在哥哥拒絕借錢給他後,他的自尊使他無法回家求援。
他在信封上寫道:「如果我死了,請把這封信給我的家人。」他的信的內容是這樣寫的:「如果警察通知你們,我死了,你們就對警察說,我不是你們的兄弟家人,我和你們毫無關係,這樣你們就一毛錢都不用花,來辦我的喪事了,我是退役軍人,政府會照顧我的後事。」他把這封信帶在身邊,以備發生任何事,他的家人會知道他在那裏。
大部份離開監獄的聖路易市遊民都是吸毒者,通常提供住處給這些吸毒者的家人或朋友,最後也惹禍上身。里吉是一名四十八歲的小偷,又酗酒,看起來七十歲,他曾和吸食快克的妹妹南茜住在一起,里吉做了一段時間的拉皮條生意後,就和家人沒有來往,他繼續酗酒和偷竊,他的哥哥在街上看到他,也不和他打招呼,只有南茜願意理他。
但是他和南茜也無法和平相處,有一次南茜找不到一筆錢,懷疑是他偷了,里吉說:「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她的錢在那裏,她成天吸古柯鹼、快克,滿腦子幻覺,懷疑別人偷東西,其實是她把錢放在那裏,她自己根本忘了,後來又找到了,但是我受不了她的指控冤枉我,所以我對她說:「好妹妹,現在是我該搬家的時候了,我可以露宿街頭,以前我也是這樣過的,我以後也可以過。」她說:「隨便你,你知道,你可以隨時回來。」我這樣離開她家。」
里吉最後搬去基督教的救世軍的收容所住,他和舊金山的喬治一樣,他們二人都是經歷一段不愉快的合住後,決定自己獨立生存,里吉不像喬治,他可以容忍監獄式的文化和生活上的攻擊與侮辱,所以他願意住在救世軍的收容所,別的人都不喜歡住在那裏,但是里吉是在兩者裏,選擇一項比較能接受的,他就坦然住下來,他採取的最後一步,不是戲劇化的墮落,而是他唯一的選擇。
‧
遊民如何導致監禁入獄
在舊金山和聖路易兩個城市裏,監禁的魔咒幾乎促成和我研究的合作者變成
遊民,從遊民進入監獄的過程同樣的令人驚奇不已,在我的研究裏,時常遭監禁的人,可分為三類,就是「絕望的犯罪」、「下等階級的管理」,城市下等階級地方性的產品-損友。
第一類的人-絕望的犯罪-他在極端貧窮和精神壓榨下(這是遊民普遍有的現象),被迫做出犯法的事,他們犯的罪,小至偷牙刷、牙膏,大至持槍搶劫殺人,狄克藍是一名中年愛爾蘭裔美人,他犯了一項絕望的罪。
我開始做回收工作時,就認識了狄克藍,有一天我在中國城,坐在一個石階上寫筆記,地上放了幾個空瓶罐,這時他推著裝滿回收物的空瓶罐手推車走向我,他身軀瘦長、有點駝背、抬頭纹深刻、態度良好。
他對我說:「我剛收集到一堆瓶罐,我可以拿妳的空瓶罐嗎?」他邊說邊推著車快步往我這邊走來。
我說:「沒關係,你要就全部都拿去,我只是在休息。」
他說:「不錯,這些工作會把妳搞瘋的。」
我說:「你願意坐下來和我聊聊嗎?我可以給你一罐汽水。」
他說:「汽水,那正是我想要的牌子。」他遲疑的回答,遠離我三四呎遠坐下來,幾分鐘過後,他問我在寫什麼?
我說:「我正在做回收的研究。」
他說:「妳做研究是好玩的嗎?」他的口氣不友善也不含敵意。
我注意到他愛爾蘭裔的口音,我告訴他,我曾在英國玩過愛爾蘭音樂,狄克藍給了我一些啤酒,我們約好幾天後一起去做回收。
出乎我意料之外,狄克藍真的準時出現在我們約定的地點,我們工作了幾個小時後,狄克藍告訴我,他在變成遊民之前,他曾住在中國城的單身租賃旅舍,他在那裏做清潔工,換取租金,一九九四年旅舍老闆決定他應該有些錢付房租,現在的做清潔工抵押房租不很好。
他說:「我聽了,真快氣瘋了,他叫我一週工作三十個小時抵房租,現在我又得
做門房拿錢付房租,他們把我的房租漲到五百元一個月,而且找能付得
房租的人取代我。」
我說:「妳一個月賺多少錢?」
他說:「除了沒有薪水的清潔工之外,我一個小時的薪水是八元二十五角,但是
我的工作小時不是每天固定,所以我賺不到足夠的錢付房租,他們把我趕
出來,我只好流浪街頭,我真想揍那個老闆。」
我說:「你打他了嗎?」
他說:「我不是暴力型的人,我沒有打他。」
狄克藍說,自從他青少年後,他就沒打過人,他從小就常挨打,常遭受恐嚇欺負,生活窮困,這種環境出生長大的人,是不會輕易打人的。他離開旅舍之後,買了一輛二手可樂拉轎車,有人建議他去做回收,因為做門房的工作,對他這種以車為家的人不合適,他睡在車子裏,在車子裏看報紙,他也不在乎推著手推車去撿回收物,有很多遊民認為者是很丟人現眼的工作。
他說:「我並不是真正的遊民,我和他們不一樣,我的手推車只有空瓶罐,沒有
衣物,沒有亂七八糟的東西,我保持自己清潔整齊,沒有人應該視我是遊
民。」
有一天早晨,狄克藍跑來找我。
他說:「真抱歉,我需要你的幫助,我的車子發生問題了。」
我說:「發生什麼事了?」
他說:「那些混蛋拖吊公司把我的車拖走了,我的錶停了,我不知道幾點鐘了。」
我說:「那時你去做回收了?」
他說:「我沒有去,我去咖啡店喝咖啡,把車子停在外面,我的錶是七點,實際
是八點一刻,我不知過去停車的時間。」
狄克藍問我,能不能和他一起去拖吊公司查問,我沒有辦法借他一百三十元,好幫他把車子要回來,是以他要求我和他一起去拖吊公司,他以為我裝扮得體就能幫助他,其實他不知,就是我打扮得美若天仙,也不見得使我加分多少。
我們到了拖吊公司時,櫃檯的辦事員公式化的拒絕我們的請求,但是當他發現狄克藍以車為家時,不但不理會狄克藍要求見經理,反而開始侮辱他。
他說:「如果你連一部車子都照顧部好,最好不要車子。」
這句不負責任的辱罵刺傷了狄克藍,他一怒衝出辦公室,腳上穿著新鞋的我,琅琅滄滄的跟著出來,外面車子一輛輛的呼嘯而過,我們被迫大聲喊叫。
我可以看出狄克藍已對我不抱任何希望。
他重複的說:「沒關係,我會想辦法,妳也沒那麼多時間幫我。」
我其實沒那麼忙,但是我像他一樣感到很難為情,我很想幫他,但是我實在無能為力,狄克藍不願顯示他內心的真正恐懼,因此我也不知如何安他,我答應他晚上可以在我的沙發上過夜。
但是那天晚上他沒有來,一個星期過去之後,我也沒有他任何消息,我開始擔心,我打電話去監獄、醫院和殯儀館查問,我最怕他自殺,推開這些悲觀思想,我打電話去監獄,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確在監獄,我不知他犯了什麼罪,但是我確定一定是小偷,因為他從來不觸法。
到了星期日,我去看他,在監獄的燈光下,他看起來委靡不振。
我問他:「你犯了什麼罪?」
他說:「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在拖吊場附近徘徊了數小時,我一直在看我的
車子在什麼地方,清晨三點時,我跳過拖吊場的圍籬,找到我的車子,
從車內拿走報紙,那時我注意到附近沒有半個人影。」
我說:「結果被抓到了!」
他說:「是阿!」他看著桌面,我們坐著沈默不語。
我最後說:「現在你還好嗎?」
他說:「我根本沒法放鬆心情,每天面對的都是恐嚇和侮辱。」
我給了一些錢,狄克藍可以買香煙和打電話,後來我到外地好幾個星期,我確信他很快就會出獄,我認為他只是想把車子拿回來,這樣的小冒犯,應該不會到判刑,大部份的回收工作遊民經常進出監獄,但是很少超過幾個星期。
狄克藍沒有告訴我,那天他和一名警衛打架,結果他被控偷竊和人身攻擊,當他被判刑時,我在外地,我可以想像事情的經過,他是自貶又憤怒,但是不會為自己應值得更好的待遇而發火,他的無不良記錄的清白也許能幫助他,但是他缺乏合法的住處,可能對他不利,這是下層社會的會員,監獄的常客,沒有什麼值得推薦,也沒有什麼損失。
‧
下層社會的經營管理
第二種倒致入獄監禁的原因,是約翰、爾文所謂的「下層社會的經營管理」,聲名狼藉和不守法的人,因為小型冒犯而違反了公共秩序,但是他是否入獄,就要看輸入人的能力了!就遊民而言,各式各樣的法律和汗牛充棟的警方宣導都以遊民為目標,因為他們的出現,冒犯的警方。行乞、在公園地搭帳棚、在公園睡覺飲水或小便、販賣衣物沒有許可證,這些都是違法的行為,個人冒犯警方更甚於真正的犯罪,非窮人的相同行為則待遇不同,例如:里吉因為被控公開酗酒,進出監獄多次,他住在收容所,但是他在酒吧是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以他無法找到合法飲酒的地方,由於他是遊民的身份,所以他飲酒成為非法。
警方禁止露宿街頭飲酒,而且遊民是警方驅趕的目的,特別在城市觀光景點,遊民更是不受歡迎,地方政府通過新法禁止行乞,並且恢復許多大肅條,甚至於一八七0年代和八0年代遊民潮時期的禁忌。
在我的研究裏,這兩個城市以舊金山市呈現出典型的下層社會的經營模式,第一,舊金山市是一個觀光城市、觀光飯店、商人都希望維持城市的容貌,他們驅離遊民的策略,有以取消社會生活補助作為威脅,有的自己組織警察驅趕小隊,專門驅趕遊民,自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採用麥垂克計劃,警方已開出數千張罰單,針對那些破壞生活品質的遊民大開殺戒,例如:遊民在公園睡覺、在公共場所搭帳棚、製造噪音、在公共場所小便、私自擁有空瓶罐等,都是警方修理的對象。
警方這種驅離的方法,使遊民經常進出收容所和監獄,結果造成遊民不易找到工作和不易參加職業訓練課程,最重要的是他們覺得自己不受尊重,被社會主流排斥,貧窮白人遊民的道德品格的墮落特別凸出,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例如:來自舊金山市的前任貨車司機-喬治,因為他的潛入垃圾堆收尋回收物的動作,得罪警方,他和警方的衝突不斷,他說:「他們取消了我的生活補助費之後,條子就經常干涉我在垃圾裏找回收物。」
我說:「在什麼地方?」
喬治說:「三年前在海斯社區附近,在金門和葛街有些高級公寓,有兩座大樓,
真不敢相信他們的垃圾桶,他們有些人竟丟了珠寶不要,他們搬走時,
什麼東西都丟掉不要,房東根本不管。」
我說:「所以警察阻止你在那裏附近的垃圾桶內找東西?」
他說:「是阿!我和他們打起來,三年以前,他們把我送進監獄。」
我說:「為什麼?」
他笑著說:「擾亂治安,擁有垃圾桶的太太到了法院說,我可以拿垃圾桶內的任
何東西。」
我說:「她出庭為你作證?」
他說:「是的,她真好。」
我說:「你怎麼做到的?」
他說:「當他們抓我時,她正好在場,我和那個條子處得不好,我不喜歡那個傢
伙,如果有人成天作弄你,我會替你說話,如果有人擺地攤,警察開罰
單,叫他們滾開,我看到了會發狂,我對這些事真是憤怒,他們這樣搞,
叫我們如何賺錢,他們這些條子沒有更好的事做嗎?」
我對於這名有錢婦人肯出庭為他作證,感到不可思議。有一天我和喬治一起做回收,我們碰到她出來購物,喬治和她聊到那天出庭的事,喬治手中拿著一張化妝台,她出40元買那張化妝台,她又問他那些警察是否又找他麻煩,他說:「他們開了一張罰單給他,因為他隨地小便。」
置之不理的罰單最後變成逮捕狀,這種折磨人精神的事,經常發生在遊民身上,通常有逮捕狀的遊民,特別謹慎的和社工員或社福機構的人打交道,怕這些人會查他們的證件,就我在這兩個城市做的研究顯示,沒有社工員或社福機構查問他們和警察的關係,在這些機構的專業人士,都反對以道德貧窮論述加之於遊民,尤其以強調「生活品質」為由的驅趕遊民,更是大加撻伐,甚至於他們沒有實際反對,但是他們並不熱心配合警方,當警方為了嚴重犯罪行為,意欲逮捕嫌犯時,他們的態度和警方的懲罰之間的差異,特別明顯,例如:在史崔特威復健中心,那特、麥克唐那德主任,他的同仁、護士、櫃檯小姐以及最嚴厲的輔導員,都不准警方在復健中心逮捕任何病患,事實上,他們特意把病患留在復健中心,以防他們一走出去,就會被警方逮捕,要求治療,結果變成長期住在復健中心心懷恐懼的遊民,和這件觀點毫無關連。
‧
入獄人犯的地理分析
第三種促使遊民被監禁的原因,就地理環境分析之,這些遊民大部份居住在
犯罪率高的「貧民區」,這些地方是低級廉價旅舍、平價單身租賃房間和社福、假釋、緩刑、健康、收容所等機構的所在地,這是一種矛盾現象,有很多遊民被富人社區警察驅趕,被迫來到這些貧民區,在這些地方,是不談生活品質的,只要這個窮人不想進監獄,他最好住在窮人區,但是就另外一面來說,「貧民窟」的經驗,有促使他入獄的可能性大增,在這些窮人區的廉價餐廳和收容所內,行為不端小偷和沒有犯罪記錄的遊民,因為同儕和窮人機構工作人員的態度,均可使他陷入監獄文化的網羅內,有些人成了犧牲品,直到他們學習用裝瘋的方式,逃避入獄的命運,就算一個人沒有特別成為犧牲品,但是他的同伴的壓力,也會引誘他犯罪。
在聖路易市,因為道德貧窮論述充斥在遊民文化內,是以凡是和遊民交往的人,都被視之為「雙重麻煩」、「犯罪夥伴」或是誇張的說成「狼群」,結果這些遊民走在街上,都刻意和其它人保持距離,不只是自誇自己是不務正業的遊民,就是潔身自好竭力遠離貧民區下流社會的遊民,都有犯罪的可能。
舊金山市的威克特,是依名拉丁裔的回收工作遊民,他住在高速公路的高架橋下,吸食海洛英,又讀歷史雜誌,他特別瘦又虛弱,他為了吸食海洛英,花盡所有薪水,沒有錢買食物,甚至於他餓得不得了,他也不喜歡去免費三餐供應站或收容所要飯吃,除非他餓得無法工作,他才去那些地方。
我對他說:「你在浪費自己的健康,你每天只要去免費三餐供應站一次就夠了,
你不用去收容所。」
他說:「我知道~但是我不喜歡這些地方,這種地方令人沮喪,還有些找麻煩的
討厭鬼。」
我說:「那些討厭鬼?」
他說:「這些討厭鬼讓你盡做些會犯罪的事,例如:『我們來收拾那個傢伙』或是
『我要介紹你認識一位大哥』,威克特邊多邊模仿那位露出大暴牙的遊民流
氓。」
我說:「你從那裏認識這些人的?好像你在這裏沒有什麼朋友?你還沒去過監獄
吧?」
他說:「幾個月前我因偷東西,被關進監獄三十天,另外一位拉丁裔都瓦特把我
弄出來,我真是感激他,必須做些事回報他。」
我說:「你在監獄裏時,他為你弄到海洛英?」
他說:「沒錯!」
我說:「現在他要你加入犯罪集團?」
他說:「是阿!也許別人會加入,我不喜歡犯罪,這就是我為什麼離開新墨西哥
州,我的哥哥把我帶入錯誤的朋友圈,我真是討厭死了,這就是我為什
麼堅持做回收。」
我和他交談數星期後失去聯絡,再也沒看過他,他的好友里克都也不知他在那裏,我希望他回新墨西哥州去,但是我怕都瓦特把他帶入黑幫組織。
‧ 連鎖關係如何加重邊緣化
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兩個城市的比較,顯示出排斥和懲罰連鎖關係運作的差異,在聖路易市,遊民和出獄人分類的緊密重疊,他們更像同一種族群的兩種觀點,而不是族群或情況的特殊團體,邁向遊民之路,好像永遠必須經由入獄或監禁而來,聖路易市男人裏,只有一位因為是遊民,才去做回收工作;舊金山市情況大不相同,而且變化多端,很多人因為是遊民就去做回收工作。當下曾社會的管理運作更緊湊、犯罪層次更低,結果服刑更短、指控更輕,但是就這兩種情況而言,一旦開始做回收,遊民就傾全力投入,不管他們是如何進入這種連鎖關係,他們持續從監禁進入遊民、從遊民進入監禁。
不管哪一個城市,凡是變成遊民的人,都具有某些共同點,二十五名遊民(包括舊金山市和聖路易市)裏,就有十七名離開監獄變成遊民的人,是非裔美人,反映出黑人占犯罪人口的大部份,任何失去家庭、家人死亡或家人在遠方的種族,是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因為沒有人幫助他們,矛盾的是,階級來源似乎對變成遊民的出獄人,沒有任何益處,例如:地方人士喬治(舊金山市的送貨員)或威爾森(聖路易市的簿記員),均來自中下階級或受人尊重的勞工階級,他們變成遊民的過程比來自貧民窟的人更快,他們均來自以入獄為其恥大辱的社區,所以他們出獄後,都不敢和家人朋友聯絡。
就另外一方面而言,做遊民就首次入獄的人,數目不多,影響也不大,他們實際是患有精神病的移民和退役軍人,這些退役軍人,均來自全國各地,大部份在退役之前,就和家人失去聯絡。
本文研究發現,遊民和入獄的關係,關鍵點在入獄是第一步,首次進入這個循環的人,都是從入獄然後變成遊民,而非遊民進入監獄,但是萬一他們陷入循環的網羅裏,兩邊的力量都一樣,他們在入獄和遊民之間進進出出,在廣大社會的懲罰和丟棄之間徘徊。
暴力犯罪停滯和減少,但是逮捕的增加和更嚴厲的懲罰,創造了一個超大的監獄系統,這個系統釋放出比大蕭條時代更多的受傷害和永久失業的男女,這種遊民就是罪犯的大眾,絕大多數是非裔美人,他們是現實也是大眾討論下的產物,這種種族歧視,在眾多美國人的眼中,合法化他們的被排斥,長達四世紀,黑皮膚和暴力、愚蠢、缺乏教養、系繫相關、緊密連接。
象徵性和制式種族歧視,不僅影響被歧視的族群本身(失業或都市犯罪人或非裔美人貧民法),事實上,也影響到黑人和白人的技能和半技能的勞工階級,他們永遠被社會排斥在外,以致於窮苦黑人和罪犯畫上等號,監禁入獄被加強,創造出黑人就是問題人物的主題,在本文的研究裏,入獄人的種族歧視,對來自鄉間白人而言,更是明顯,聖路易市白人裏,有四名就是來自中小型鄉鎮的酗酒者,經由重複的公眾場合酗酒而被逮捕入獄,他們在黑人監獄裏服刑,然後假釋至聖路易市。蓋銳是來自北密蘇里州的水電工,他描述,地方警長幸災樂禍的告訴他,他不能假釋回家,這位警長暗示,他的行為得到的懲罰,在聖路易市假釋後,才能真正的體會到,這名警長倒是很得意的看待他。
他說:「你想大幹一票?那就去非洲叢林,這才是你想去的地方,你在本地什麼也別想做,尤其是你這種年紀,你有機會可以做正常人,但是你給砸了!」
這名警長公然的把蓋瑞從白人文明社會,驅趕至聖路易市的黑人叢林,他喪失一切白人應有的權利,在監獄和中途之家,蓋瑞學會如何與黑人相處,他學會適應聖路易市窮人機構的非裔美人文化,他和一名來自肯色斯州的非裔美人伊利亞成為好朋友,他們兩人去市區西部輕工業帶的一間小型工廠做工,工資非常微薄。
他們兩人述說,這間工廠專門雇用中途之家的人,蓋瑞看到工廠的景象,嚇呆了。
他說:「我們做的是溶媒工作,到處是警告標語,這裏沒有空調、沒有工作面具,只有沒有用的白手套,做完一天工後,全身嘔心,根本不想吃東西,這簡直是奴隸工,而且這是危險的工作,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這些做工的人什麼都不懂,沒有人好好的對待他們,我從來沒想到會有這種事,那些種族平等的口號,看到這些黑人,我全明白了!」
另外兩明白人假釋犯,抱怨被聖路易市警長歧視,喪失了白人應有的自由全利,他們指出,他們的工作能力被剝奪,他們能做的工作不能做,他們會的技能被忽視,他們被迫去做些低級勞力工作。狄姆是一名在密蘇里和密西西比州做過多年的工程師,他說:「他們對待你,好像你從來不會做事,你好像一輩子都是沒用的人,我並不是在說別人的壞話,但是用我這種年紀和技能去做些低級勞力工,真是太過分了,我知道我的老闆,也許他因為我酗酒,而瞧不起我,但是我的假釋官根本不給機會,我覺得她好像在嘲弄我,『他以為他是什麼人?』她不准我在市區以外的地方工作,她甚至於不給我好的推薦,我真不了解她,現在我已離開監獄五個月了,她只准我做些低級零工。」
如同這些人的抱怨,聖路易市的假釋運作內容,是根據來自貧民窟非裔美人的理想形式構成,他們沒有工作記錄,不管是中產階級黑人或是白人,他們出獄的命運全一樣,他們在勞工剝削、整人復健中心之間進進出出,最後步入遊民之途。
弗考特在紀律和懲罰一書裏,描述社會控制的大轉變,早期的依賴懲罰轉為紀律、判決轉為治療、地害轉為個人監禁、不能容忍的痛苦轉為緩刑、處決轉為復健,弗考特描述的紀律,在中產階級機構、醫院和復健中心普遍執行,但是他認為早該消失的殘暴、原始社會控制形式,竟在美國復活。
報復、不容忍和犧牲品戰勝六0年代和七0年代的復健倫理,以致因非暴力販毒入獄人數大增為千萬人,在穩定處決展示後,媒體的傳播,更將其神化之。
在美國,最強勢的貧窮論,是道德敗壞和懲罰,這比復健和紀律更重要,道德貧窮論和懲罰合作,排斥生存在貧窮線下和邊緣的眾多窮人,他們不只無家可歸流浪街頭,而且沒有健保、醫療補助、無錢購買日用品、也沒有安全舒適的住所,很多人靠慈善機構維生,大部分的州政府辯稱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提供健保或經費支援遊民,而且萬一聯邦政府的政策緊縮開支,就是維持勞動市場在一個不穩定低薪的水準時,他們不得不預先做好準備的工作,美國政府比其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更注重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問題則嗤之以鼻,尤其對剝削勞工的資方,根本不聞不問,工作場所的安全法規和工資的水準,更是輕罰。
美國不像大部份西歐國家致力於成為福利國,相反地採取經濟放任政策,尤其現在享受的經濟自由,是胡佛政府以來最大的,新美國自由經濟政策,擴展至合法與黑市兩面,黑市經濟包括黑市成衣廠、雇用非法移民工人的農場、主宰建築業住宅市場的非法承包工,結果造成大量工人沒有健保和薪資保障,進入二十一世紀時,四分之一的美國工人一小時工資低於八元。一九七0年代包括工資、醫療保險、技能訓練、安全、升遷及勞動過程控制等項目的指標顯示,非監督階級的工人工作平等全已大幅下降,在這種環境裏無法生存的,也沒有安全網保護他們,工資更微薄更短期的工作維持一個人不致於失業,但是勞工的福利保險更少,而且更不易獲得,如此一來,健保、財富分配比其它先進工業國家更不平均。
當窮人在合法經濟內得不到平等待遇,被迫移向非法經濟活動的窮人日益增加,非技術性工人的失業,促使年輕人鋌而走險,從事犯罪活動,特別當非法營業能經鬆的賺取暴力時,吸引更多犯罪的年輕人,聖路易市的販毒猖獗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有另外的選擇,阻止犯罪的主流活動無法維持很久,被排除在公平工資、健保、受教權和其它生活保障在外的窮人,他們喪失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他們更多的人投入非法經濟活動,最後他們無可避免的進入監獄,接受法律制裁。
道德貧窮論述的復活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是美國最窮的人被排斥,他們僅依賴不穩定的低工資、低級工作維繫和社會及經濟面的一點接觸,另外一層的意義是,被迫從事犯罪活動的男人或女人,則被視為罪犯,在遊民和入獄兩者之間循環的人,經歷了道德貧窮論述的兩層意義。
入獄和遊民的循環力量,比它們兩者的總和還大,對離開監獄或看守所的人而言,它們為了適應遊民的生活,結果遊民增加社會邊緣化、失業、孤立和犯罪率等,當舊金山遊民決定流浪街頭,並以此種生活方式脫離非法權威的控制時,他們反而離主流社會機制更遠,陷入自由的網絡,一但露宿街頭成為遊民、絕望的犯罪、下層社會的生活模式、其它近出遊民和入獄循環的人,在在說明,一但變成遊民之後,在遊民和入獄兩者之間徘徊的機率,比不是遊民的人高出好幾倍。
遊民代表的意義是,社會和經濟徹底的排除他們的存在,入獄則是社會對他們的懲罰,在兩道旋轉門之間進出的遊民,陷入強烈的自我互補關係,他們入獄失去自由,反映出他們在外面無能力執行己身的自由。
‧
犯罪貧窮論的勝利?
新的流浪人和社會批評者傑姆士,是我訪談中唯一對我研究遊民有興趣的人,犯罪、疾病和制度貧窮論述的標題,深獲他的歡心,但是我分析舊金山市是一個遊民管理仍是困難除重的地方時,他抱持不同的態度。
他說:「現在我要對妳說,我看出妳想在遊民這個題目上大作文章,但是妳解妳的意思,但是我要告訴妳,有些政客,例如布朗市長,他說,他要阻止警察虐待遊民,但是現在沒有人發表類似的言論,現在所有的政客都說一樣的事,他們說:『把遊民趕出本市、趕出鄰舍、不要給他們錢、他們都是廢物、他們會求你施捨、把他們關起來。』至今為止,我看不出,至少新聞報紙,有誰反對他們,政客都不反對他們,我知道妳喜歡遊民聯盟,也許妳有朋友在裏面,妳對他們印象很好,但是事實上,沒有人聽他的的話,至少我看出來,我看年代報,我知道妳不喜歡報紙,但是我看的年代報比妳多,我常常去圖書館。」
安德魯、佩頓、湯瑪斯是亞裏桑那州的議員政客和繼承基金會的董事,他於一九九六年寫了一篇名為「遊民興衰史」的文章,這是一篇相同申言的文章(來自不同的觀點),雖然他認為舊金山市(仍然混沌不清),但是他堅持這個國家其它的地方,已認清不應該憐憫這些遊民,應該對遊民反社會的態度,給予適度的教育和懲罰。
他說:「事業重心是評鑑群眾資格的政治活動份子,電視和新聞記者最近已轉移興趣,現在遊民數目日益增加,力量也日益壯大,如同十年前開始的遊民權利運動,那樣熱烈。在八0年代如果沒有大眾的關心和同情,毎種活動都有結束進入尾聲的原因,如果舊金山市仍對於脫離遊民正統派學說猶豫不決,這個國家其它的地方,在日益強大的大眾反對下,遊民權利運動正面臨崩潰。」
傑姆士和佩頓、湯瑪斯認為一九九0年代,是犯罪貧窮論述盛行的時候,難道他們的看法是真的嗎?我持相反的看法,慈善團體一開始就迅速展開援助遊民的活動,根本沒有理會犯罪貧窮論述,也不去研究遊民是否行為不當或犯罪,他們的主要任務在幫助他們。美國每一個鄉鎮,成群的中產階級志工,投入提供食物和其它救濟活動,這是同情總動員,而非懲罰犯罪的人,至少有些遊民變成新的值得幫助的窮人,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維多利亞互助關係再度恢復,這是減少階級衝突的重要方法。
更重要的是,疾病貧窮論述在半福利國的美國內,影響日益強大,事實上,疾病貧窮論述視遊民為殘障人的觀點,使得遊民逃過福利改革的經濟削減,社工員得以為他們申請道州政府補助,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解決部分因為社會安全網破壞造成的問題。
同時,視遊民為殘障的看法,快速轉變凱因斯權利與自主的制度貧窮論述為疾病導致貧窮論述應擴大醫療範圍,在這種論述下,安置男女遊民在收容所,不是因為他們貧窮,而是因為他們功能失常,給他們一個地方住,而不是提供一個永久適宜住所,當公家平價房屋逐漸消失時,本來是臨時安置的收容所,變成長期住所,人更多,更嚴密監督而且更孤立和道德日益敗壞。
根據安東尼歐、格拉姆斯齊的霸權論,現代的民主國家是藉由力量和同意的結合,才能運作;當文明社會的機制產生霸權或是包括同意強迫手段在內的主動同意時,不得已才採用強迫的手段。
格拉姆斯齊的社會控制理論的霸權觀念,和弗考特的「紀律」理念相似,他們兩人都認為,先進工業國家已放棄原始強迫手段,改採溫和的策略,使人民自己管制自己。
我認為,格拉姆斯齊視力量本身為原始和非散漫無理性,我同意弗考特的說法,他視力量是一種權威道德論述的原始策略,但是我不同意弗考特,我不認為紀律能取代懲罰、疾病貧窮論述能取代道德貧窮論述,至少在美國的理念裏,道德貧窮論述在代表和身分的領域內,有很大的影響力,並且是社會控制的第一步策略。
然而弗考特認為明確和戲劇化的力量,是社會控制的一種風險大又不穩定的形式,道德貧窮論述的二元論,經常有逆轉的風險,的確是,美國認同的懲罰監禁和脫軌犯罪的慶祝文化,兩者之間緊密連接。
格拉姆斯齊認為力量和同意的策略連結,意味道德貧窮論述和疾病貧窮論述之間的現代關係的分析,它們二者之間的關係,造成強大結盟,疾病貧窮論述軟化了政府的強硬態度,貧窮遊民因而獲得支援,政府並保證遊民能自我獨立和獲得醫療保險。
以美國的方式來講,疾病貧窮論述只有在犯罪貧窮論述和制度貧窮論述兩者沒有影響力下,才能發揮它幫助窮人和治療疾病的功能。
大躍進和新政時期,濟貧政策均混合制度貧窮論,但是一般說來,道德貧窮論與疾病貧窮論關係較密切。
十九世紀時的窮人救濟院的濟貧政策,以道德貧窮論和疾病貧窮論為主,救濟院既是監獄和醫院,也是懲罰和治療的地方,疾病貧窮論逐漸佔上風,造成救濟院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家醫院、收容所和孤兒院,這些機構仍保有救濟院懲罰的特性,強調的病理學仍保有道德判斷要素,今天我們在法院和其它法院管制的復健中心所內的強制個案管理、精神病院及監獄內的戒毒治療,仍可以見到道德論和疾病論的懲罰和治療的類似連結,遊民收容疾病貧窮論盛行於多重服務收容所內,就如同道德論和疾病論盛行於十九世紀中葉的救濟院。
格拉姆斯齊主張的強制和同意,有助說明本章開始敘述的大矛盾,就是「單一男性遊民」和「罪犯」之間的區分,根本前者是後者的次分類,這種分類維持強制和同意,懲罰和治療的不同策略,監獄和遊民收容所均聲稱對入獄的犯人和收容所安置的遊民,擁有管制的權利,但是他們卻對其它濟貧政策也聲稱對相同的入獄犯人和收容所遊民有管制的權利,則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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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尼爾斯、安德森於一九二三年撰寫的「流浪人」,是早期研究遊民領域裏最有名的著作,他在這本書裏,探討芝加哥流浪人的種種,他從種族、經濟和上百流浪人的交談,深度剖析這些流浪人。來自移民勞工家庭的安德森,強烈批判近代的疾病貧窮論,當時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社工員均熱衷指責流浪人的個性缺點,例如自我中心、情緒不穩定是他成為流浪癖的重要原因,安德森則嗤之以鼻,他說:「如果我們用流浪癖解釋流浪人的好動,就不能不用相同的方法解釋其它種類的好動,美國人的好動性是必然的現象,不然我們的邊界區仍是荒野一遍。」他認為流浪人應被視為是拓荒者的後代,流浪人出現的時期太晚了,以致錯過十九世紀中葉和末期的土地擴張,他們在餵養美國權威主義剝削勞工的工業裏,扮演重要中間人的角色,但是第二次的工業拓荒者不再吸引流浪人,機械化、合併化和日益增加的殖民,降低了移民勞工的需求,建築鐵路工、臨時開礦工、菓園採菓工等不再需要大量勞工,一九二0年代後期,先進的工業化令失業的流浪人成為城市的負擔,越來越多的不穩定工作變成僅能糊口,微薄工資、行乞和街上賣藝。
安德森不是一名直言的政治經濟家,他的遊民論述包含建設性、病理學和道德透視等多方面的理念,他以熱忱的態度和對流浪人發聲權的敏感,描述流浪人不同的種族,但是在他書裏的最後幾章,他偶爾會轉變原來的語氣為心理病理學的語言,而且建議社工員介入專案污名化的管理流浪人,這在他的書中曾顯示流浪人排斥這種管理,我想這種矛盾現象和他等款設立芝加哥社會委員會有關,但是他的確認為疾病貧窮論述有助解釋窮人變窮的部份原因,而且這種論述也能說服某些人,他探討貧窮勞工的「自我中心」,並摒棄極端份子的要求,例如:他研究下列窮人勞工的「不穩定情緒和自我中心」。
他說:「彼得有很多好工作,但是好像總有什麼事和他作對,廠房裏到處是灰塵,但是老闆命他在這種環境裏工作,另外一位老闆總是欺負他,不給他好臉色,「自立」、「公意」、「美國式平等」,這些空調的口號,讓他無法容忍這些老闆,但是這些抵抗又能有多長呢?」
安德森本身也曾是一名辛苦工作的流浪人,他似乎瞧不起彼德常常換工作的好動性,當他在書裏說明當時流行的「工業狀況」需要大量臨時工人時,他認為勞工本身有問題或是心理不穩定,因為這些勞工太在意臨時工的工作環境及薪資等問題。
一九二三年就已經出現貧窮本身再製造貧窮社會的爭論,當徘徊在社會貧窮邊緣的窮人發展出強調邊緣化的文化時,社會學又如何解釋貧窮的原因?是社會制度造成的?疾病造成的?或是功能失常?
幾年以後,在大蕭條的大量移民和遊民之中,疾病貧窮論述和制度貧窮論述、文化和結構之間的衝突,主宰大眾對此問題的研討,深受藝文作品影響的辯論,報紙專欄或政客言論,不可避免的會提到憤怒葡萄園的馴服農夫,或是尼爾肯、卡德威爾的煙草路裏的絕望貧窮,史提茵貝克描述喬德一家人的同情筆觸,最具有說服力,以後的五十年,將近百萬的學童讀過這本書。
憤怒葡萄園的暢銷,有一個奇怪的影響力,那就是一般美國人的觀念,都認為一九三0年代那時的窮人比現在的窮人行為舉止較規矩,舊金山市一名個案輔導員則持相反看法。
他說:「大蕭條時的遊民,是另外一件迴然不同的事,現在的遊民聯盟,他們讓我們相信現在的遊民就是大蕭條時期的遊民復活,我反對這種認知,我們都知道這些遊民事很窮的人,他們失業了,而且他們不僅是失業,他們還有很多嚴重問題,我們現在不是談憤怒葡萄園,在這裏工作了一個星期的人,都不相信那本書。」
事實上,三0年代的學者專家用心理病理學研究遊民,那時在加州,一般人都敵視「過客」,特別是一個人,當他想過州邊界時,經常挨揍,一家人的過客穿越州界,也不受歡迎,他們被視為是病蟲、亂倫、無知和近親交配等,在加州沒有人給予他們任何幫助,直到聯邦政府成立臨時帳棚,才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大部份成為加州政治版圖的局外人,最後,制度貧窮論在大蕭條「過客」時期,贏得大多數人的贊同,但是就貧窮的領域而言,制度貧窮論和疾病貧窮論之間的衝突,在社會學和廣泛大眾言論裏,延續至今。
在這種競爭激烈的領域裏,採用狹隘的經驗方法,測試不同遊民理論的相對價值,是沒有意義的事,「打破玻璃」的說法、心理說法和甚至於社會學家喜好的結構分析等,都深入權力強大的機構內,每一種理論都有自己本身的現實面,的確,在貧窮社會學內,以文化為結構的二元論,僅是社會學家在「制度」和「疾病」貧窮論之間的世紀衝突裏,個人的看法。(我們對疾病貧窮論的看法,比大部份專業社工員和醫護人員,更開明寬大)
本文採用的論述分析,有些部分避免老套的分析方法,主要的分析臨界點不在文化和結構之間,而在三種貧窮論述本身,在其它幾章描述的「罪」「疾病」和「制度」,每一個都有能力串連結構和實習、語言和自我認同。
第二章的「驅除和監禁」描述政府政策內之強勢道德貧窮論述,因為政府從凱因斯時代的半福利國轉變為強調懲罰和放棄市場紀律的十九世紀的濟貧策,這種轉變的表徵的遊民,變成社會政策的主要對付對象,但是社會福利政策為了自己的貧窮主張,致力控制新的對象,以驅除和監禁為名的懲罰,無可避免的和它發生衝突。在「疾病、罪和制度」及「新流浪人」這一章裏,探討舊金山市流浪街頭的遊民,觀察遊民本身如何活化、傳述和質問貧窮論述。在「不務正業」這一章裏,探討聖路易市的遊民,採用回收周圍的不同次文化,俾調查這個城市裏遊民不同的性格,道德貧窮論述強烈控制了聖路易市,街上流浪的遊民和他們的監獄夥伴及戒毒輔導員,共同追隨罪的音調及懲罰,在這種環境裏,我毫無選擇,只有在象徵和物質兩種階層的遊民結構裏,承認監禁的主要角色。最後一章是描述「排斥/懲罰的連結」,這一章詮釋我如何致力了解流浪街頭窮人的生命,為什麼遊民和監禁在他們生命中是無法避免的事。
遊民和監禁之間連結的重要性,是了解遊民如何應付本身情況的主要原因,我頭幾年的研究工作裏,我對某些反政府的遊民非常起反感,他們對反政府言論不正確又不真實,他們對政府背叛越戰退役軍人,感到非常失望,而且他們睡在巷弄和高架橋下時,警察經常驅趕他們,令他們甚為厭惡,尤其他們覺得警察時時處處監視他們,使他們心理甚為恐懼,我對他們這些反應,感到憤怒異常,以歐洲式社會民主觀點而言,他們對政府改善他們生活的努力,一點也不感激,令我十分不解,這是意識型態勝過好心,我多年研究工作的筆記本,記滿了我對這些人的評論。
「他們因為沒有任何人派關係,灰心絕望到認為自己受到懲罰,而不是被人拋棄,事實上,根本沒人關心他們,這是就他們變成遊民而言,資金和政府都拒絕他們,他們不是被剝削,也不是受到懲罰,只是落在卡斯特的「地方的空間」的外面,他們被排除在資金、知識、權力的外面。」
這些話語可能有些道理,被拋棄的人對廣大社會的拒絕,也用相同的方法拒絕廣大的社會,一但這些遊民變成和監獄密不可分時,我才認清,被拋棄和懲罰是不可分開的,事實上,道德貧窮論述一直用社會控制的策略控制遊民。
奈爾森、安德森認為,用「勞力臨時工」是解決貧窮流浪人最好的方法,設計一套周詳的全國就業系統,政府合法就業中心提供就業機會,經濟不景氣時,政府擴大公共投資,位勞工設置失業保險,尤其是勞力密集的夕陽工業,更要加強勞工保護機制。
這就是後來「新政」時期採取的策略,第一:大蕭條造成很多人一貧如洗,在這種窮困的狀況下,很多人流浪街頭,羅斯福政府設立了失業救濟金和技能輔導訓練中心,新的社會保險制度,極救無數老人免於貧窮,在戰時和戰後,美國窮人大量減少,流浪人消失匿跡,眾多白人藍領階級在新政時期享受婚姻和穩定的家庭生活。
現在的社會再度進入轉變期,過去二十年和一九二0年代相去無幾,那是嗑藥和虛榮奢華的時代,有很多暴發戶,但是也有很多工人失業,他們流浪到全國各地找工作,有的人吸毒酗酒排解悲傷,這次的失業不是結束第二次的墾屯或是農業機械化,而是全球化造成重工業和勞動市場的崩潰,然後自由市場政治經濟上升,入獄人數大增,成千上百的窮苦男人和婦女湧入都市的貧民窟,他們或行乞、或販賣報紙或賣淫或販毒維生,這次的貧民比較年經,他們大部份是黑人或是棕色皮膚的西裔美人,他們最窮的人是遊民。
如同安德森描述的遊浪人,今日的男性遊民是嚴重的酗酒者和嚴重的吸毒者,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是思想家、犯人、孤兒和流氓瘪三。如果他們有錢,他們就可以租賃單身房間,他們前輩住的廉價小旅舍和臨時招待所,收費低廉,但是現在全不見了,現在他們可以住收容所,不願意就去外面流浪,或住在巷弄、或住在橋墩下、或搭帳棚等,如同二0年代的流浪人,有很多遊民是病患或是殘障人,百分之三十的人是精神病鬼,現在的新發展是,疾病比昔日更有利可圖,如今,一名車禍傷殘者,或是診斷患有重大疾病者,皆可獲得殘障津貼,都可以有自己的固定住處,殘障成為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造成遊民的原因之一。
今日,遊民是國際性問題,世界工業先進國家都有遊民,這在從前是沒有的事,世界富裕的國家裏,不乏失業人露宿街頭,例如:日本於一九九0年代的經濟不景氣,遊民成為社會問題,在都市的地下道,到了晚上成群的遊民席地而睡。法國、蘇俄、英國、義大利等工業先進國,都有遊民的問題。
如同二0年代的心理病理學家,現在研究貧窮遊民的專家學者,都一致認為八0年代和九0年代產生的遊民,和勞動市場或缺乏平價房屋毫無關連,遊民產生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的頭腦有問題、家庭破碎和吸毒,如同過去的改革措施,有些人支持擴大援助和醫療,有些人則贊同驅除和監禁。
擁護遊民的極端份子,認為遊民是礦區裏的金絲雀,他們是少數弱者或是運氣不好的人,屈服於圍繞在我們四周的危險瓦斯裏,有很多窮人和勞工階級都認為自己只差一點就是遊民了。利里昂、魯賓說:「自從我上次研究勞工家庭到現在,這二十年以來的變化,今人最怕的就是變成一無所有的遊民,同時策略專家、政客和其它學說領袖,繼續以醫療治療遊民,告訴我們,這些金絲雀患有不同的個別特殊疾病,我們能做的,就是幫助他們返回社會,在工作下,他們就會復原,他們這些偉大救世的語言,我們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社會將有大變動,藍領勞工階級生活水準大福下降,眾多黑人被送入監獄和大批發式的拋棄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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